作者：邵燕祥 日期：2014-08-19 12:09:32
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
作者简介：
邵燕祥
诗人。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
主要著作有：
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其中《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被选入预备年级23课）
《迟开的花》《歌唱北京城》《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散文集：《教科书外看历史》《大题小做集》
《热话冷说集》《邵燕祥文抄》
纪实文学：《沉船》《人生败笔》
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第二章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两条车道沟里的鲋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序言
自序
第一章一九六○年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老艺人信任的朋友，宣传机器上的“螺丝钉”
老相声“四大本”，构成了“大搞封资修”的罪状
主食、副食都不够吃了，小官僚们却在一旁大吃大喝
那么多人，主要是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第二章一九六一年
我们将成为爸爸妈妈，我母亲将要当奶奶了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
戴着枷锁跳舞，职务写作也劳而无功
两条车道沟里的鲋鱼：我和吴小如恢复联系
他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章，塞了别人的牙缝
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从“你算老几”到“脱帽加冕”
妹妹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父亲就退休了
跟图尔逊合作译写《十二木卡姆》唱词
插叙两位没没无闻的人，那时代也还有纯属个人的不幸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以为和卡斯特罗的心相通
中苏交恶，邻居沙安之处境变得尴尬
居民小组长：息事宁人，还是无事生非第三章一九六二年
早春似有解冻的消息，但麻木的我已不动心
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
从古装的唱词到洋装的话剧
内蒙古和江南之行：历史与现实疑真疑幻
开排，停排，复排：《叶尔绍夫兄弟》一波三折
刚过了大饥荒，又“整社”不准“开小片荒”了第四章一九六三年
被批“烦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
预防政变，丁莱夫将军奉命进驻广播局
《叶尔绍夫兄弟》“内部演出”，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改编“阶级斗争”剧本，远不如亲身挨斗感受深刻
难得一上五台山，跟年轻气象员聚会高山站
对反修波及国内毫无精神准备，还在吟咏“怒书原不作哀音”
半个世纪后暮年回首，检点自己过去的足迹
初到重庆：山水市井间徘徊，川剧里沉湎，历史中遐思第五章一九六四年
告别山城下三峡，武汉是旧游之地
李燕、纪维时等的离京，背后有一个“大举措”
南下温暖的广州，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急电
写“反右派”剧本。“小整风”挨整。又获“优秀剧目”奖状……
剧团巡演的总结，变成了涉及男女关系的批判会
回忆去沈阳看话剧汇演，却像重读了多卷人生的大书
中国爆炸原子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下乡“四清”第六章一九六五年
苦难的中原大地：西宋庄比土改前的甘肃农村还穷
一穷二白的小村庄，到哪儿找“走资派”的“资本主义道路”？
谢天谢地，这个村庄搞了半年“四清”，没死一个人
摘掉郑某的地主帽子，三户错划富农改定为富裕中农
多年后泛滥的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几十年前只是规模较小
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再思考，但没读懂德热拉斯《新阶级》
一九六五年初冬的晋西南之行，给我的“前文革时代”画了句号不算尾声的尾声前几年邵先生一部作品的引言，题为“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倒可以移来说明此书的叙事特点，即取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力图写出以往的生活真实、社会真实、心理真实和精神真实，完整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二、自然，个人记忆具有个人性主观性，是有情感有倾向性的记忆，系如今的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种记忆和书写之目的，是为了记住历史、反思历史、审视历史，也是为了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和解剖自我。不如此便会缺失反思精神和历史深度，造成对于事实和历史的回避与掩盖。这种具有个人化的情感意旨和精神指向的历史书写，用邵先生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说叫“寻找灵魂”，找回“迷失的灵魂”。
——王培元
在特赦战犯时被摘掉“右派帽子”，我得以侥幸回城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渤海边的黄骅中捷友谊农场，雷雨交加，土墙草顶的平房，倚坐大通铺上，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一首诗：
真的，这不算异想天开，
海上生出了一片云彩。
把千言万语交付它，
借一阵风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不要说人家都在我不在；你没有白白地眺望海角，我给你寄来一片云—一个大海。
它挟着白热的闪电，迅猛的风雷，激荡着所有善感的胸怀。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让你想象着海涛澎湃。
让你想象着海边的潮水，
每逢初一、十五准要涨一回。
而我将做一个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归来。
最后的两句，文秀一看就会懂。我们都读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一起看过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画。在列宾一幅画里，一个应是这家主人的男子闯进家门，尴尬地成为陌生的来客，在桌前做功课的两兄妹疑虑地望着他，而他的妻子好像也深感意外，因全家都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为什么没有事先捎信来？是突然遇赦，还是邮路不通，抑或他想给亲人带来个意外的惊喜？……这幅画的题目，有的译为“不速之客”，也有的译为“意外归来”。从哪里归来？监狱，还是流放地？
我在十月的秋风里，从黄骅转沧县，在姚官屯小站站口候车的时候，并不预期回到北京会有“却看妻子愁何在”的欢快，但还是兴奋得跟一同获释的伙伴海阔天空地说这说那，好像哑叭学会了说话一样，就在我们高谈阔论间，听到一声汽笛，这一班车已经开动北上了。
既误车，误了车也高兴，索性不着急，重新上车，到天津中转，在这个不曾来过的北方大城市，买了一铁盒精装的糖果，就算带给亲人的小小礼物吧。
从车到北京起，这个全国的心脏，就以出奇的安静、平静甚至宁静接纳了我。不但新落成的北京站，出站后拐进的小胡同一片寂静，就是大街上也不见喧哗，人行道上，公交车上，人们好像相约“肃静”，屏口无声。这完全不是我在海边期望的回来后的景象。“十年大庆”刚过去不久，想象该还在天安门广场保留着节日景观的同时，人们谈笑间依然一片节日气氛才是。然而不但不见节日盛装的仕女，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共和国建立十周年这件大事，家家门前挂的五星红旗也早就卷起收藏了。
两年前打成右派挨批挨斗时，我也没这样失望过。我在陷入“非常”的境地时，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人们享有私人的欢乐，也享有群体共有的欢乐，那欢乐于我已经陌生了，比如说，就像报纸上反映的那样吧。那“人民内部”的生活，即使不是轰轰烈烈，也应该是生气勃勃的。但是，这里没有母亲在我刚下乡时就写信告诉我的，敲锣打鼓敲脸盆打麻雀的热闹，没有大炼钢铁时条条胡同连老大妈也动员出来砸石块的火炽，也没有文秀写信告诉我的，参加“十大建筑”施工时，人们在脚手架上登梯爬高，你追我赶……过去了，全过去了。
在中国，户口是最重要的。打成右派以后，所谓下放，叫劳动锻炼也罢，叫劳动改造也罢，首先把你的户口迁出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许多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再也无缘成为北京市几百万、上千万直到两千万市民之一了。我郑重地把黄骅县转回北京的介绍信交到派出所警察的手上，他顺手就给落下集体户口，并注明“想当然”的“自黄骅电台迁来”，是因为我现在归属辖区大户的广播局了，如其不然，说来自什么农场再写上“摘帽右派”身份，办事怕就没这般爽利了。
回到老三○二宿舍院，离去三年，“城郭依旧”，因是上班时间，空空落落的。没有遇见熟人，却正好遇见半生不熟的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她正是这两年跟文秀同住一处集体宿舍的室友，你说巧不巧。大概她也感到意外，苍白的脸上表情漠然，她可能正因病休息，我只好烦她带个口信，给班上的文秀，说我已找过房管科，给分配了九单元三楼三号的一间宿舍，让文秀中午来一趟。随后我跟着总务科的一位老人儿，一起上仓库，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
那首诗中的“西北有高楼，楼上有人在等待”，从似乎缥缈空灵的云里雾里，还原到现实生活中那间北向小屋中的日常生活。
人的“日常生活”，住在什么样的房屋里，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跟谁住在一起。
公共生活也一样，不看你在简陋的还是堂皇的办公室，端看你的办公室里有什么样的同事。
家里一起过日子的人，是自己找的。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听天由命了。
我在一九五九年重新进入办公室。整整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办公室，曾经带着多么好奇而又自豪的感情！那一年，柳荫到河北正定天主堂里的华北大学，找我们面谈，等于面试，决定调我来北京的广播电台。于是我进入中央台左荧为科长的资料编辑科。今天，柳荫又和蔼地对我说，咱们这回一块工作了，你先到文艺部的资料室吧。他现在主管中央台的文艺广播，表演团体和唱片社。后来我多次想，柳荫心里不知怎么想的：十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成长为二十六岁的“摘帽右派”了？
我也如约找了平生第一个上级左荧，他现在是新建的北京广播学院院长，他说广院人手极缺，我回来正好，不过因为柳荫坚持要我上文艺部，他跟柳荫商量，文艺部资料室是个闲职，学院倒是来了就排进功课表，我半天在台里，半天到北京广播学院的汉语教研组上班。学院草创，暂时就在离电台不远的一座灰楼，原是电台宿舍，我住过的—幸耶不幸？几年后“文革”开始，我又被关到这里，灰楼成了所谓“牛棚”。那是后话。
我跟另外四位新来的中文系毕业生一起，给大一同学任汉语辅导教师。同学们每周听北大林焘教授的课，回来由我们判作业，讲评。我没参加听课，半年多的时间，只在什么场合，远远看过林焘一眼。后来我从吴小如处知道，林焘是北平沦陷后间关数千里去大后方，上了西南联大的。
我没读过文字、训诂之学，也没学过现代的语法。我一向认为对范文多读多背，多加揣摩，文法、语法自在其中。所读不多，却学语法，越学越累也越糊涂。我上小学时看兄姊的高三国文，最后附录了简明的文法常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如主语、宾语的句子结构，好像一看就懂了。学英文时，有Digram，对句子进行图解。五十年代初，《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针对当时报纸上的病句，较系统地讲了有关常识……这一些，就是我当辅导教师的“学养”根柢了。
这时印尼排华，有大批侨生回国，广播学院专开了一个侨生班，我兼给这个班的学生辅导，主要是改作文。这倒是我的轻车熟路，同学们似乎也还满意。即使有不满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到“文革”，学生绝少给教员提意见的。
广播学院新校舍落成，要搬到东郊定福庄去，像我这样的“半日制”工作肯定不行了。于是我选择全天回文艺部，不再兼做辅导教师。左荧也表示理解，我告别了以邹晓青为首的这个教研组。邹晓青是“进城”老干部，五十年代初大区撤销后，从《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调到广播事业局对外部任职，一九五八年被打成“温邹张反党小集团”一员。主管对外部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划为右派，他也受了处分。我离开这个教研组不久，温济泽调进来，又跟邹晓青共事了。这是多少有些尴尬的局面，不过我相信他们能够明智地相处。
那时，到处可以遇见“犯错误”的人。文艺部资料室，陈道宗已先我而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戴右派帽子，但受了降级降薪的处分，大概是所谓“中右”吧。我一九四九年来电台时，他也是先已到来，原为北大学生，现在跟随杨兆麟跑时政，笔头快，也有活动能力，适于做外勤，但他一直未入党，最后只好离开时（事）政（治）这一摊，去了文艺部。—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山东的书香门第，他的兄长早已参加中共，后来一直做对外使节；大概因他的父亲与何思源交谊颇深，他被中共地下党物色来做何的统战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气在老一辈旧派人物看来顺眼，到革命队伍便显得鹤立鸡群，落落寡合，我就听过文艺部党支部的人说他“清高”，当然是要从贬义理解的。人们说他很难共事，但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们一起帮助柳荫写总结音乐广播（后来又扩展到整个文艺广播）的材料，合作得十分默契。这是知识分子的臭味相投？落难文人的相濡以沫？还是“摘帽右派”和“中右分子”（没有公开戴帽，也就永无摘帽之说）的暗中勾结？
好在这时人们被更多的热点所吸引或纠缠，不暇多顾我们这样的“死老虎”（后来叫“落水狗”），网开一面，负面的舆论压力暂时没有笼罩到我头上，也从道宗头上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