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棣 日期：2014-08-19 12:24:45
在明朝的历代帝中，亡国之君崇祯朱由检的个人素质并不算太差，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已，也非常能干。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的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颖又刻毒残酷，性格的这些缺陷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无限放大，反过来又导致大明王朝更迅速地走向灭亡。最终，回天乏术的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煤山，延续二百多年的明皇朝也就此灭亡。
作者简介：
苗棣，1951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致力于明清史研究，著有《魏忠贤专权研究》《崇祯帝》等专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从事电视、电影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目录：
前言
卷一：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深宫少年
二、信王殿下
三、初登大位
四、拨乱反正
卷二：守业艰难百事多
一、会推风波
二、己巳之警
三、西北烽烟
四、朝中朋党
卷三：励精图治总无期
一、刚明求治
二、下诏罪己
三、君臣之间前言
卷一：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深宫少年
二、信王殿下
三、初登大位
四、拨乱反正
卷二：守业艰难百事多
一、会推风波
二、己巳之警
三、西北烽烟
四、朝中朋党
卷三：励精图治总无期
一、刚明求治
二、下诏罪己
三、君臣之间
四、战和两难
卷四：烽火惊传事日非
一、三十而立
二、枢辅督师
三、江南复社
四、松山败绩
卷五：生于末世运偏消
一、绝处图强
二、土崩瓦解
三、煤山惨雾
四、遗胤余波
特别说明：
苗棣老师的《崇祯帝》，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6年1月首次出版，此后连续被多家出版社再版，一直畅销不衰，获得了读者的青睐。他的这部作品，读起来很有品味，还朗朗上口。
卷一、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深宫少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刚在严寒中祭过能够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蒸点心办年货，裁绸缎制新衣，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组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13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11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枝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有余，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有着天壤之别。远枝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的资产，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万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但这位当今皇帝的法定继承人此时的心情却并不很愉快。因为尽管在生活上有洞房清冷、锦衣玉食，身边又是妻妾成群、仆婢盈堂，但他总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当。他的父亲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显地不喜欢这位长子，而且宫中朝中乃至京城的市井之间，近年来一直都在流传着一些听起来不象是全无根据的流言，大体上都是说皇帝和他宠爱的郑贵妃想要找机会废掉现任太子，改立郑贵妃亲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有些流言甚至有鼻子有眼地勾络出郑贵妃一党阴谋活动的各个环节，让太子宫中的上下人等听了难免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
虽说是处在有点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但年还得过，而且得到一个儿子毕竟还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太子这年已经29岁，（按本书中所提到的年龄，除特别指出者外，均系当时习惯使用的虚岁。）正妻太子妃郭氏没有生育过子女，另外几个侍妾却为他生了不少儿女。这最近一个出生的儿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宫中地位相当低微的一个小妾刘氏。生母地位的微贱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势似乎决定了这位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远大前程。根据明代的宗室封爵成例，如果朱常洛最后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全体儿子除了由最年长的继承帝位之外，都要封为亲王，但也仅止是亲王而已，照例要远徙他乡，严禁干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庆宫里趁着过年的机会，为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但比起当年朱长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时张灯结彩的一番热闹相差得很远，紫禁城中其他宫廷院落里忙碌着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间，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春生”之类的乳名。但皇家体制森严，没有民间那些世俗的习气，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作朱由检。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冷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身，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也算是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反而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虚岁5岁（实际只有3周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当时只有23岁。
小王子自有乳母喂养着，而且太子还指定了一位宠妾李选侍（康妃）作为这第五个儿子的直接监护人。但缺乏生母之爱还是给这小王子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几岁上，他受封为信王，曾经留意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听说生母刘老娘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坟附近，你知道吗？”老太监说知道，他就拿出银两，秘密派人前去祭奠。后来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此后，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画出生母的遗容——因为无论他对于亲生母亲怎样思恋怀念，却没有办法靠着幼时的记忆为自己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仍然是由几位老太监在宫中选择了一个相貌较为相似的宫女作模特，再凭着回忆指点，总算绘出了一幅刘太后的遗像。他的外祖母刘老夫人那时候还健在，见到画像认为也还说得过去。崇祯帝对着遗像大哭了一场，才算了结了自幼留下的遗憾。
太子朱常洛总共有过7个儿子和10个女儿，分别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这十几个儿女中的大多数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宫中虽然奢华富有，医疗卫生条件却并不比民间好多少，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哪一位龙子龙孙或是金枝玉叶能够坚持到长大成人，全凭运气。在朱由检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伙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后来封为乐安公主的小妹妹。但几个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养母把持着，作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政治资本，每个人身边又都簇拥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相互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机会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样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没有童年的伙伴，本来就十分寂寞难耐的深宫生活更显得沉闷无聊。
在生母刘氏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打破了深宫的沉寂。
那年五月初，宫里正在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慈庆宫的门前。此时太子正好没有住在宫里，因而宫门的防卫不严，在慈庆宫守门的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那汉子不顾门卫的阻拦，用木棍打伤了值班的两个老太监，径直闯进宫里，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拥而上的太监们制服。闯宫的汉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进行审问，得知，此人名叫张差，35岁，是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平日靠砍柴卖草为生，至于这次闯宫的目的和背景，他交待得语无伦次，前后龃龉。在历史上，各朝各代这类莫名其妙的擅闯宫禁事件层出不穷，大体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疯傻人员居多。初审的刑部司官们也就依照疯子闯宫的路子，在所录供词中强调主犯的“按其迹，若涉疯魔”，希望就此了结此案。但这一次的事件（后来被称作“梃击案”）因为涉及到了太子地位不稳这个极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终于纠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朱由检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郑贵妃，两个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即夭折）。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原则，在朝臣看来，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申张天理，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自大约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了30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太高，但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同他的好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就在无锡宋代的东林书院旧址聚众讲学，一时名声大噪。许多在野的士绅闻风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东林书院名义上是探讨经义，讲求学问，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在书院的盈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在学术上高谈性理，以维护和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己任，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明代自中叶阳明学兴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衰微，于是人心世道都变得越来越坏，因而需要在士大夫中大力倡导光复理学，恪守儒家正统道德，用天理来纠正人心的偏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对于自张居正以来出现的内阁集权的倾向非常不满，以为内阁的“擅权”造成小人争权竞进，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也给国家和天子的权益带来损失。有一次顾宪成去拜访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近来朝中有一件怪事，“内阁以为对的，外论必以为非；内阁以为不对的，外论必以为是。”顾宪成却回答说：“外间也有一件怪事，外论以为对的，内阁必以为非；外论以为不对的，内阁必以为是。”两个人相对一笑而罢，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对立却表露无疑。
东林书院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在全国各地同他们志趣相投，声气相通的人，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大体而言，这个宗派中人多是些注重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在政治生涯中一般却并不太得志。既然有了宗派，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就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宗派争取利益，特别是政治权力，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那些对东林宗派很不以为然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名目，叫作“东林党”。
“党”这个字在古代是有明显贬意的，是指朋党之党，结党营私之党。东林党人自己只称东林，从来不说自己是党。这个东林党也不同于现代政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成员也没有严格界限。只要是观念上同东林一致，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东林一边，或是同东林人士有些门生故旧、亲朋好友一类密切关系，都可能会被划入东林一党，许多人也就因此以东林党人自居。但东林党人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号称文明繁华之区的江南一带的士绅，特别是苏州、淞江（大体相当于今上海市的范围）、常州三府的士绅，因此东林党人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常常体现着江南士大夫的实际利益。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团中包含了不少社会名流，也有些是达官贵人，社会影响和政治实力都在日益增强。
那些在观念上与利益上同东林党相冲突的人，反过来也被东林人士看成“奸佞”，叫作“邪党”，在不同的时期又有“齐党”、“楚党”、“浙党”等不同名目。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东林党人与“邪党”之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朝中的官僚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赌气相争，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到万历后期，朝中党争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务活动破坏性极大的问题。
在“国本”之争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正统宗法原则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坚定不移的拥护太子派，并且同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而那些所谓“邪党”中的一部分人，却或是希望讨好皇帝捞取政治资本，或是愿意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求得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往往采取抹稀泥的调和姿态。于是有关“国本”的各种问题都成了万历年间党争的重要话题，东林党的态度执着而偏激，常常还会神经过敏，弄得万历帝本人也十分难堪。
万历帝的个性原本是很软弱的，在朝臣的激烈抗争下，他虽然一再拖延、搪塞，还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个决定毕竟是在朝臣的逼迫下做出的，所以他始终心怀忿忿，意气难平。为此，他在自己统治的后20年里对朝臣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基本上不理朝政，既不上朝接见大臣，也不批阅事关政务的各种本章。由于皇帝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皇帝的怠工自然会给朝臣们的日常政务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朝臣为此屡次抗议，皇帝却依然我行我素，君臣之间的对立由此也就愈演愈烈。
万历帝的反常举动还使得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猜疑。既然皇帝对于立太子的事情如此耿耿于怀，他就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改变原来的决定，重新确立太子。由于有这样的猜疑，朝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们对于各种风吹草动就表现出了近于病态的敏感。他们曾经为了太子的读书问题、福王朱常洵的之国问题、京城出现的秘密传单（所谓“妖书”）问题等等，掀起过巨大的政治波澜。这一次，竟然有人提着枣木棍子直接去威胁太子的安全了，当然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和忧虑。
大多数东林党人根本就不相信“梃击”事件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无聊之举。根据他们的逻辑，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以及党羽时刻都在觊觎着太子的位子，每天都在阴谋策划着危及太子的声誉和生命，而皇帝也在暗中默许甚至支持着这些阴谋。既然如此，那个张差能够大摇大摆地手持凶器混进宫中，而且不闯别处，偏偏要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显然是有人指使有人接应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东林中的骨干分子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是专门负责管理刑部监狱事务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刑部对张差进行初审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狱中再度进行私审。这次审讯的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张差招供说：他是由同乡的马三舅和李外父介绍给一个不知名老公（宦官），由那个老公带到北京，住在一个不知名街道的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公让他“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并给他一根枣木棍子，领他由后宰门（地安门）进入皇城，混到宫里，后来打人被捉云云。这一次的供词里说的仍然带着几分疯傻气，但不论如何，他的闯宫却是有人阴谋主使的！东林党人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王之寀立即把审得的情况向皇帝作了书面汇报，同时请求万历帝亲自出面再审凶犯，或者至少是由全体大臣共同参加会审。其他人敦促皇帝立即降旨深究的奏章也随后接连不断地飞进宫里，有些东林党人已经在奏疏中使用“奸畹”（指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这样的词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郑贵妃。不论这件事同郑贵妃有关还是无关，反正火是烧到她身上了。万历帝也明白，其实连他自己也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牵连。朝臣们为了他自己的儿子的利益同他斗争了几十年，现在出了如此重大的针对太子的阴谋，群臣和百姓要对他产生怀疑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为了应付这场危机，万历帝一开始使用了惯常的手法，对议论“梃击”事件的奏章一律留中不发，想用沉默来淡化此事。但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岂能轻易被淡化？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万历帝最后只得同意由刑部再对张差复审。
复审是在十天以后进行的，参加的人员大大多于第一次。这一次张差招供得极其痛快，原来的马三舅、李外父都有了实指，还招出那两个不知名的老公是庞保和刘成。这庞保和刘成据说正是郑贵妃宫中的执事太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梃击”事件可以断定是一起郑贵妃阴谋杀害太子的未遂事件。但事情却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最大的疑点就是这样的阴谋太不合逻辑，太不合情理。暗害元嗣这样的重大阴谋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历史上有的是先例，但由一个半疯不傻又不会半点武功的人，单枪匹马地用一根棍子冲破重重警戒去打死太子（就算闯进慈庆宫，他肯定也分不清哪一个是太子），实在是想象力所难及的最愚蠢的办法。反过来看，如果张差的闯宫确有人指使，那指使者显然并不希望达到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打死太子的目的，而只想获得某种轰动性效应。郑贵妃恰恰是最希望置太子于死地（按照东林党人的说法）和最不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指使者并非郑贵妃。何况，张差的供词本身也还是很可疑。有人说张差在复审招供完时曾经大呼道：“昨日教我的话，今都说了。”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鉴于有这样的疑点，万历帝如果振作起来深入调查，其结果不见得会不利于郑贵妃和他自己。但生性软弱无能的万历帝宁可把事情敷衍过去。到了月末，他带着太子和几个皇孙一起，先在慈宁宫向着不久前故去的母亲李太后的亡灵进行了一番祝告，然后又在那里接见了内阁大学士以下的文武诸臣，演出了一场父慈子孝的闹剧。小王子朱由检也头一次亲眼见到了天子召见朝臣的政务活动。
当时才只有4岁半的朱由检还没有宝座前的御案高，对所见所闻的一切也还无法完全理解，但召见时那种森严冷峻的气氛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召见的朝臣们绝大多数根本就从来没见过皇帝的面，这时被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强大威严所慑服，个个目光呆滞，脸色沉重。万历帝却是强压着内心的不满，作出一付和颜悦色的样子。他见到，体态肥硕的祖父装模作样地拉着一脸病容的父亲，对跪在面前的群臣们诉说：“这个儿子极孝顺，朕也极怜爱。如果朕有别的什么意思，怎么还会立他为太子呢？朝臣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用流言蜚语离间我们父子吗？”而后祖父又特地把他和两个哥哥叫到面前，让群臣们看看仔细，并且说道：“我的几个孙子都长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父亲也打起精神责备朝臣：“我们父子亲情何等深厚，而外臣却无缘无故议论纷纷。你们这些作臣子的目无君上，害得我也成了不孝之子。”
朝臣们在皇帝父子这一番表演面前不知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全都噤若寒蝉。突然，跪在后排的一个官员大声怪叫了一句什么，把朱由检吓了一跳，朝臣们和万历帝父子也都十分吃惊，气氛更加紧张起来。据一些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位名叫刘光复的御史当时说的是：“皇上，东宫（指太子）慈孝！”显然是想阿附讨好皇帝和太子。但这个马屁没有拍对时机，正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中的万历帝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只见他疾言厉色，以为又是当面揭露顶撞自己。经过了一段死一样的沉寂，万历帝才有了反应，咆啸起来，当场命侍奉在左右的护卫太监把刘光复揪出队列，用棍棒打了个半死，又让人拉出去，到刑部从重治罪。
不凑巧的是，刘光复恰好是被东林认作“邪党”，竭力主张把“梃击”事件大事化小的，万历帝的一番淫威完全没有发对地方。但这龙颜一怒还是收到了震慑效果，没有一个人再敢当面同皇帝分辨。加上事件的苦主太子本人也出面弥和，朝臣们很难再争执不休，这个始终没有弄清楚的“梃击案”只得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张差被立即处斩，马三舅、李外父等人仅处以流刑，而被指为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其实叫郑进、刘登云）抵死不招，后来由司礼监刑毙。案虽然结了，却为日后的政治斗争留下了粗重的伏笔。
朱由检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务活动在一片混乱嘈杂的撕打中宣告结束。这也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面对着群臣的跪伏和震恐，他感觉到了祖父那身为天子的巨大权威，而这种君臣关系的基本模式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在后来崇祯帝本人的天子生涯中，他一向以刚毅果断，对臣子心狠手辣著称，根子大概就是从那时候扎下的。
“梃击”事件闹腾过一阵之后，宫中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慈庆宫里的日子又变得漫长乏味。但在这种没有亲情，缺少欢乐的生活中，小王子朱由检还是一天天长大了。
深宫寂寞，缺乏母爱，又不被周围的人们重视，造成了朱由检敏感而又内向的性格。在这方面他同长兄，后来的天启皇帝，适成鲜明的对比。天启帝是从小被骄纵坏了的那一类男孩子，好玩好动，外露轻狂而内心却极为虚弱，凡事缺乏主见。朱由检却是个看起来十分安静的孩子，喜欢读书，十来岁就爱静悄悄坐着念书写字。因为父亲和祖父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别扭关系，慈庆宫中几位小王子的教育问题一直被拖延着没有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们本该在一个由高级学者组成的教授班子的严格指导下接受最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而实际上却是从身边几个有文化的太监那里学会的识字读书。好在朱由检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没有教师就自己用功。明朝宫廷中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五经四书”、“二十一史”一类正规经史，读起来相当艰涩，他遇到书里面有不认识的字或是不懂的典故，就查阅宫中常用的工具书，像《洪武正韵》、《海篇直音》、《韵小补》之类。这样的自学过程反倒养成了他凡事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
他喜欢读书，也一直把读书当成一件严肃有益的正经事。有一次宫里一个陪他一起读书的小太监在朗读经典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声音忸怩微弱，他就严厉地斥责说：“读书是好事，倒害羞；如果是唱曲子反而不害羞了吗？”通过读书，他懂得了不少圣贤的道理，也了解了许多历史知识。这方面的修养使得这个安静的孩子在性格上逐渐养成了刚强而且十分有主见的一面，这一点，后来崇祯时期的朝臣们是充分体会到了。
宫廷生活刻板得极有规律，每一天都像是另一天的精密复制品。天明即起，小王子要向父亲和养母等长辈请安；然后是白天，念书，写字，偶尔玩一玩打弹子或是掉城（类似跳格子）的游戏；天一黑，就该安寝了，睡在宽大的木床上，能够听到紫禁城里寻更守夜的宫女摇着串铃，丁令令，丁令令，由远至近，近了，又远了。伴着铃声是那似含着无限哀怨的报更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天下却并不太平。明王朝经过了200多年的沧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精华已竭，沉疴难治，早已是一片千疮百孔的状态。朝廷里朋党交哄，国无宁日；皇帝实行无限期罢工，政务混乱。各部门的任职报告大都被皇帝扣压留中，于是出现了各衙门有职无官的奇特现象，南北两京的六部尚书和左右侍郎职位有多一半都空缺着，有的部门只好由司官来临时掌管印信，地方官员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管理混乱松弛正好为贪官污吏们大开方便之门，这一时期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贪污和贿赂的大量钱财自然都是从平头百姓那里搜括来的。
百姓们有被搜括敲剥之苦，又要经受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在万历皇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南北各地接连出现大灾荒，大灾荒引起大饥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宰杀活人卖肉的恐怖事件。在死亡的威胁下，民间开始有人揭竿而起，白莲教、无为教等秘密宗教团体组织过许多次暴动，规模都不大，却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有些官僚认为，一场黄巾、赤眉式的大暴乱就近在眼前。
内地危机四伏，边疆地区更不平静。北方的蒙古族察哈尔等部接连不断地对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延绥（今陕西榆林）等边防军区进行骚扰，西南苗彝土司又多次造翻独立。最为严重的是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那里建州（今辽宁新宾县附近）地方的一个叫作努尔哈赤的女真族酋长从万历十一年（1583）以13副遗甲起兵，队伍不断壮大，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竟然建立起一个朝气勃勃的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后金开始对明帝国进行军事征讨，先是占领了战略重镇抚顺，而后于第二年在萨尔浒（今抚顺市东）同明朝的10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战。决战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10万大军被歼灭了一大半。两年以后，辽东的主要城市沈阳、辽阳相继失守。明朝的辽东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当时属于山东行省管辖，但设有一个省军区级的辽东都司，基本上是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在明代边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接连大败之后，原来的辽东都司辖区只剩下辽河以西的一个狭长地带，东北边防极其薄弱。而后金政权却在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不是一般的所谓边患，而是要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生存了。
天下祸乱纷纷，宫中也并不太平。郑贵妃和皇太子两个派系的权力之争影响深远，背景不同的宫眷、太监明枪暗剑，勾心斗角。这场隐蔽的斗争直到万历帝死去之后才平息下来，但接下去的却是一场更加剑拔弩张的恶斗，只是主角换上了新的面孔。
万历四十八年（1620），朱由检11岁，又亲身经历了一连串的宫廷混乱。
那年的七月末，万历帝突然重病不起，很快就一命呜呼。这样，太子朱常洛总算是战战兢兢地熬出了头，在八月初一日即位当了皇帝，就是明光宗泰昌皇帝。太子东宫里的上下人等终于一扫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阴云，欢腾雀跃起来。国丧期间，宫里宫外到处都在披麻挂孝，但慈庆宫里，肃穆的孝服丧仪还是掩饰不住一派欣欣然的愉悦气氛。这里的主人成了“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煌煌天子，这就意味着，宫中的全体人员，不论是姬妾子女还是宫女太监，都将随着天子一步登天，得到大大的提升。在外朝中，一直忠心耿耿维护太子利益的东林党人同样欢欣鼓舞，他们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要得到报偿，他们一直期待的以天理道德重振朝纲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果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批的东林党人被起用或是提升，在朝廷的一切要害部门，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到处都塞满了东林同仁。
光宗是憋闷了几十年才出头作了天子的，一时心情畅快，不免酒色无度，难于自拔。谁知乐极生悲，皇帝才只当了十来天，就生起病来。最初他还勉强支撑着参加御门议事的办公会议，后来吃了内御药房给他开的泄药，当晚就腹泄不止，从此委顿不堪。到了八月末，他已经感到痊愈无望，在召见大臣时问起了自己的棺材和陵墓的准备情况。此前，有个鸿胪寺丞叫李可灼的自称有仙丹能为皇帝除病，光宗病笃乱投医，此时倒很想试一试，于是让李可灼先后进上了两颗红色的药丸。光宗于当晚服下一丸后感觉颇佳，第二天又服了一丸，待到半夜之后就“龙驭上宾”，驾崩了。那时正是九月初一日的凌晨，光宗的天子生涯刚好维持了整整一个月。
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一月之间连遭祖父、父亲两次大丧，不论是心理上的压力还是仪礼方面的劳累，都过于沉重了。皇帝的丧礼是天下最隆重的丧礼，有一整套哭临、祭奠的繁褥仪式。朱由检作为孝子贤孙，那些繁文褥礼照例都是要参加的，仅跪在灵前灵侧放声痛哭（以示对于死者的追思怀念）一项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哭得很累，也很苦。在这段日子里，他沉浸在那些痛苦的仪式中，大概没有注意到宫廷里、朝廷里又在发生着剧烈的事变。
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在光宗死后的第五天，他的长子朱由校就即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但这次即位却弄出了许多曲折。
刚刚君临天下的这位少年天子同他的五弟一样，也是从小就死去了生母，也是由光宗的李选侍监护着长大的。李选侍能把握住光宗的两个幼年丧母的儿子的监护权，说明她当初在太子宫中的得宠程度确实非同一般。由于太子妃郭氏死得早，光宗即位之后，并没有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后，李选侍就把这国母之尊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她因为得宠，晋升皇后并非没有可能性，光宗在生前也确实数次提出要封她为皇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没有皇后，皇贵妃自然要主掌宫壶）。但礼部认为，新天子刚刚登位，连两位太后和元妃的谥号还无暇议及，晋封皇贵妃的事也只宜缓办。谁知光宗只一个月就故去了，李选侍不但晋身皇后的梦想成了泡影，就连皇贵妃的名号也没有捞到，实在是又悲痛又懊恼，于是生出一些“妇人之见”，想用手中把持着的小皇帝来作为同朝臣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启帝是一个幼稚晚熟，又从小被娇纵坏了的孩子，直到当上皇帝的那一年，他已经16岁，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儿童，毫无主见和独立意识。小皇帝特别晚熟，这给了李选侍一个机会。她以为只要能继续监护着这位皇帝，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光宗驾崩的当日，群臣到宫中同遗体告别，她就把小皇帝藏起来不让群臣见面。后来朝臣同内臣联合起来，连吓带骗，总算把天启帝弄了出来，于是山呼万岁地朝拜了一番，既而不由分说，把那吓呆了的孩子簇拥到慈庆宫，断绝了李选侍和小皇帝的联系。
皇帝被劫持，李选侍乱了章法，只好赖在乾清宫不走。这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按当时的说法，“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并非什么人都住得的。李选侍先前因服侍光宗而住进乾清宫，现在光宗已死，实在没有再赖下去的理由。揆其心理，她不过是希望朝臣们能有所妥协，大小给她个封号，也不枉辛辛苦苦监护小皇帝几年。只是在朝中得势的东林党人却不好惹，他们毫不妥协，今日一本，明日一本，还几次到宫中吵嚷争执，痛斥李选侍。李选侍手中没有了皇帝，已自泄气，熬了几日，只得悲悲切切离开了乾清宫，搬进临时闲着的哕鸾宫，连行李也顾不上收拾。这一番混乱后来就被称作“移宫”。
在“移宫”的那些日子里，一向宁静的深宫里接连出现了少有的喧闹，也惊动了宫中上下一切当事的和不当事的人们。一月之间已由皇孙升格为御弟的朱由检也难免要耳闻目睹其中的许多细节。光宗即位之后，他跟随着李选侍同父皇和长兄一道搬进紫禁城中路的乾清宫，在九月初朝臣们进宫的那次“哭临”（遗体告别仪式）中，也就亲眼看见了东林干将们那副捋袖揎拳其势汹汹的样子，还见到已经成为皇帝的长兄像个傀儡一样听凭朝臣的摆布，凄凄惶惶，不知所措，多少次流着鼻涕掩面而泣。
他自己的生活也因为这次“移宫”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李选侍被迫搬出乾清宫标志着她的彻底失势，皇帝从此独立，不再由她监护，对皇五弟朱由检的监护权在同时也被宫中掌握着实权的大太监，东林党人的好朋友王安给剥夺了。朱由检被从她手中夺走，转交给了光宗的另一个侍妾，也姓李。当年在太子宫中，地位最高的侍妾正是这两位李选侍，因为居住位置不同，宫里的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和“东李”，在“移宫”中倒霉的是“西李”，后来被封为康妃，而这一次接手监护朱由检的则是“东李”，后来封为庄妃。朱由检毕竟已经在西李选侍身边生活了好几年，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后来回忆说：“当年皇考（光宗）因为朕和先帝（天启帝）都是幼年丧母，命李选侍抚养。她爱我们如同自己亲生，朕和先帝也像对侍亲生母亲一样尊重她。”此时为了他根本弄不明白的原因，一下子就把养母从他身边生生拉开，这位小御弟不免又惊恐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得跟着新任养母东李选侍又重新回到原先居住的慈庆宫，住进后院东侧的勖勤宫里。不久他又听宫女、太监们传说，西李选侍被逼得仓皇搬离乾清宫时，有人乘乱哄抢财宝，乾清宫里乱成一团，李选侍忧忿交加，已经上吊自杀，李选侍的亲生女儿，一直被他当作可爱的小妹妹的所谓皇八妹，也被惊吓得投了井。后来证明这些传说不尽属实，但当时宫中那种纷乱慌悚的气氛却从中可见一斑。
那时候，朱由检还弄不清宫中的那些非常事件同政治大局的关系，他只是感到，大臣们一旦闹起事来实在是可怕而难缠。这一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对于东林党人有了一种不容易改变的成见，觉得东林诸臣真是见识偏激而又肆无忌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社会舆论普遍给予东林党人崇高的评价，成为皇帝的朱由检却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身为天子的天启帝在一群强悍的朝臣手中夺来抢去，除了哭天抹泪之外毫无办法，年幼而又没有一点权势的御弟朱由检自然更不能对宫中朝中的局势发展产生丝毫影响，只好听凭东林党人与他们在宫中的内应——大太监王安的安排。他跟着东李选侍老老实实地住进勖勤宫里，对外间的事情从不过问。而朝中的东林党人在“移宫”一役中得手之后，正在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扩大战果。
还在“移宫”事件纷乱不休的时候，一些东林党人已经在追究光宗的死因了。在他们看来，光宗死得蹊跷。李可灼职非医官，随便为皇帝进药已属大不合规矩，何况服红丸在前，光宗崩逝在后，从时间顺序看，似乎红丸就是光宗的死因。如果真是这样，红丸岂不就是毒药，李可灼进药岂不就是弑君？依照这个思路想下去，问题越来越严重。李可灼能入宫诊视进药，是首辅方从哲带入的（其实是光宗自己坚持，方从哲遵命而已）。而这个方从哲在当年的“梃击案”中就态度暧昧，据说同郑贵妃颇有勾连。再深一步想，光宗病体加重都是因为吃了内医官崔文升的泄药，而崔文升原先竟是郑贵妃的属下！显然，光宗之死，死于一连串的阴谋，阴谋的主使，宫中是万恶的郑贵妃，朝中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这个关于光宗死因的争辩，被时人称作“红丸案”。
其实，东林党人的推理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他们强调“连进红丸两丸，须臾帝崩”的时间顺序，却有意忽视光宗此前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至于当事人同郑贵妃的种种牵连，更是出于主观的臆想。东林党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已经同当年争“国本”、争“梃击”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太子的权利和安全，那么这一次却主要是为了保住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力。纠缠“红丸案”对东林党人有两大好处：一是首辅方从哲和他的一群亲信牵扯在里面，可以借机把他们排挤出政治舞台，由东林取而代之；二是暗示郑贵妃是主使者，可以向人们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突出东林党人的历史功绩。
东林党人果然如愿以偿。方从哲顶不住朝中的人言藉藉，终于避嫌辞职；在“移宫”和“红丸”之争中显示出来的政治实力使得东林党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几位在“移宫”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东林斗士，如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迅速得到提升；他们还把已经沉寂了好几年的“梃击案”也再度提出来议论争执了一番，最终大获全胜。经过对“三案”（“梃击”、“红丸”和“移宫”的合称）的争议和其他一系列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活动，东林党人在朝廷中的势力空前膨胀起来。
但是，就在东林党人最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注意到，在宫廷深处正悄悄地发生着一些不那么令人高兴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东林党人的命运，对于天启帝和御弟朱由检的人生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最初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