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诚 日期：2014-08-19 12:45:03
“顾诚著作全集”汇集了已故历史学家顾诚先生毕生明清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南明史》（上下册）、《明末农民战争史》、《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其中《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生前面世的两部专著，前者曾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后者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三册主要收入他在明清易代史事、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等领域的文章，以及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所撰写的文史札记、随笔等。顾诚先生治学谨严，视学术为生命，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成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
作者简介：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先生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均有精深的研究，学术成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
目录：
《南明史》（上下）
《明末农民战争史》
《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
《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
《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事探微》
附赠《关于顾诚》纪念册一本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
秦晖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鼎革之际的历史总是因其借鉴作用而备受关注，而这种时代的历史由于事涉两朝多方，立场之异引起的忌讳与扭曲又特别多。明清之际作为古代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易代，上述两点尤其明显。这就使“南明史”这一研究领域处于一种说热也热、说冷也冷的特殊状态。
说它热，是因为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南明史曾在清末民初及抗战前后两度（在台湾则1949年后也有一度）成为学术界论述的热点，建国后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当时新史学的“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并与第三朵（资本主义萌芽）也沾些边，因而，也属于受关注的时段。由此积累下来的论著可谓浩繁。
说它冷，则是由于清末、抗战（以及台湾1949年后）时的几度“南明热”具有太多的感时抒怀色彩，学术水平并不高；而建国后这段历史的研究又受到“金花”史学局限性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秦晖在中国史学传统中，鼎革之际的历史总是因其借鉴作用而备受关注，而这种时代的历史由于事涉两朝多方，立场之异引起的忌讳与扭曲又特别多。明清之际作为古代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易代，上述两点尤其明显。这就使“南明史”这一研究领域处于一种说热也热、说冷也冷的特殊状态。说它热，是因为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南明史曾在清末民初及抗战前后两度（在台湾则1949年后也有一度）成为学术界论述的热点，建国后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当时新史学的“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并与第三朵（资本主义萌芽）也沾些边，因而，也属于受关注的时段。由此积累下来的论著可谓浩繁。说它冷，则是由于清末、抗战（以及台湾1949年后）时的几度“南明热”具有太多的感时抒怀色彩，学术水平并不高；而建国后这段历史的研究又受到“金花”史学局限性的影响，难免论重史轻之弊。改革以前这一领域真正能够传世的主要成就多属于史料整理与考释方面。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可称为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里程碑，其影响要比同时期的述史之作（包括谢老本人的《南明史略》在内）大得多。而我们面前这部77万字的巨著《南明史》（1997）堪称新时期南明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内的南明史研究形式上是“冷”得不能再冷了：带有感时抒怀色彩的“南明史热”已风光不再，基于“五朵金花”的理论背景而对这一时期的关注也已基本消退。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学术（主要是非“应用”性的传统学术）不景气也影响到这一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新时期明清之际的研究出现了一种“主流”改变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本位”：其一，评价明清斗争时史家的立场从传统的明本位改变为盛行“清本位”。在“清统一是历史必然”的名义下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历史观渐成主流，只要是为了“统一”，似乎什么伤天害理、残暴血腥的手腕都成为合理，而“不识时务”的反抗则被看作负面的东西。其二，对改革前史学强调“人民性”的矫枉过正而形成了“帝王本位”。尤其是清代帝王传记，这些年来可谓滚滚而出，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与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之萧条更是形成鲜明对比。其三，近年来兴起的明清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固然开一代新史学之风气而成就斐然，但与法国年鉴学派后来的状态相似而日益形成“微观本位”。案例型研究过分排挤宏观进程研究的结果是，为纠空疏之弊又陷入了饾饤之弊。这几个“本位”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范式。在这种氛围下《南明史》的问世，就显得尤为难得。在当代史林，顾诚先生素以学风严谨、精益求精著称。所谓“十年磨一剑”，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已不足以形容本书的研著过程。作为80年代初问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作，自前书付梓起本书的撰写即已历时十余寒暑，而研究历时又不啻倍之。本书后附的征引书目即达24页，列书500余种，而其中所列的“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原件”、“其他图书馆博物馆藏档案原件”两项本身即已浩瀚惊人。据笔者所知，这些都还只是书中称引其文者，顾先生在写作此书的研究工作中曾查阅过、但书中未引其文的文献其实大大超出了这个
目录：
。本书之旁征博引，广罗群籍，在今日史学著作中已属罕见，而作者在史料上下的功夫又何止征引之博而已，在史料考辨甄别方面的工作更是务求细致。在这方面顾先生所做的工作足可再成一《史籍考》类之书。诸如考定《过江七事》作者为姜曰广，《江阴城守记》非韩菼所撰，诸如在福、唐、鲁三朝史事中摒除浙东学派所著史书中为该学派价值观而编造的种种不实之词，在永历朝方面指出过去人们常引的王夫之、蒙正发诸书之虚妄和对过去人们注意不够的钱秉镫、沈佳诸书的重视，都可以看出作者驾驭史料、考辨史实的深厚功力。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我们读了《南明史》后的感受则是：尽览书方知何书可信。书不可尽信，但不可不尽览。而能做到这一点又极为不易。顾先生受老校长陈垣前辈“竭泽而渔”之教诲，他虽然并未说他的南明史研究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他在这一领域的同仁中最接近这一点则是无疑的。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的特色。该书以明为本位而肯定抗清斗争，以人民抗清运动为本位而不把南明仅视为“南明诸帝纪”或小朝廷史，以宏观历史进程为本位而没有流于琐碎化的“史事丛考”，这三点使它超越于当前明清史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对这一主流的前述三个“本位”趋向形成了矫正。但本书也并未局限于过去的“金花”史学或以明为正统的传统王朝史学之窠臼。本书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但并没有仅仅写成“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史”；同样，本书以《南明史》为名，但并不以南明小朝廷的是非为是非。对改革前“金花史学”重论轻史的空疏学风，乃至以经代论的教条习气，对于传统史学的明王朝正统观念和华夷之分的偏见，本书同样体现了批判与超越的态度。改革以来我国史学界固然是硕果累累，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体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这使得本书出版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南明史研究的范围。《南明史》的范式创新并非建立在时髦理论、而是建立在朴素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这些实证研究破除了南明史中长期流行的种种“神话”，其新论卓识、真知灼见之多，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诸如本书破除浙东学派东林史学的神话、基本上重构了弘光一朝的信史，如对以山陕抗清运动为主体的南明北方斗争史的开创性的系统叙述，如对永历朝党争错综复杂史实的清理及有“楚党”而无“吴党”的论点，如在人物评价上对何腾蛟、史可法、郑成功等人不光彩行径的揭露以及在破除歪曲史实吹捧史、何、郑的种种神话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等等，皆是发人之所未发。而这些新见解之密集于一书，也是当前史林及学林中罕见的。可以说，从南明史开场的弘光之立，到南明史终结时的所谓“后明韩主”之证伪，顾诚先生经过去伪存真之后展示的这段历史，与过去传统观念中的“南明史”已经全然是两个面貌。而这一切都在仔细的考据中形成，绝无故作标新立异之嫌。我们知道，近年来明清之际历史研究中以新闻炒作方式炮制出来的“新发现”时有所闻，所谓李自成“夹山为僧”之说就是一例。而《南明史》倡导的实证精神对这种恶劣学风实在是一种最有力的抨击。 …… 我与明史(代自序)顾诚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入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第一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建国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题目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作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起，被誉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在全国先后暴露出来，店里货架上的各类商品在很短时间里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消失不见了。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不得不作些调整，政治运动停下了，劳动也少了。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理论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明朗化。这时，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的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作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到1966年6月从长治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校内是一片揪斗的肃杀空气，按编制说我已属外研所，在那里领工资，但我当时正担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级同学误以为我逃避斗争，所以回校后仍在历史系参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学关系不错，没有受什么冲击。在历史系参加的“战斗队”是个“老保”组织。几个月后造翻派“师大井冈山”夺权，“老保”组织纷纷自动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参加“运动”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冈山”一派掌权，我这个新来的归附者只是奉命写大字报、抄大字报。接着是“复课闹革命”，外研所也恢复了部分工作，上班时我们室是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禁锢的情况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混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我可是大彻大悟了，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国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不可预测已洞然于心。从此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让我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另外，有一点也附带说一下，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连我这个“助教”级（“文革”前即已废除职称）的教师也未能幸免，虽然只是走了过场没有什么“收获”，对我的精神压力还是不小的。自己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外研所实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可以利用，从系资料室能借到的书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当时南京图书馆在颐和路二号，离我哥哥住家近在咫尺，但南图也不对外开放。靠着哥哥多年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关系，他找了一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熟人开了一张介绍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来查阅有关古籍。南京图书馆在不开馆的情况下破例让我在二楼阅览室阅读。一个月时间看来不长，可是带有目的地专心致志读书，还是收获不小的。几次南京之行，弥补了不少在北京找不着书看的困难。回想起来，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