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台湾三军大学 日期：2014-08-19 13:04:58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本书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为第4册，内容涵盖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年间的主要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蜀吴猇亭之战(亦称夷陵之战)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尽在其中。
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务凡40年。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生全集》。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
目录：
》等书。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湾各大学教授等职。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1979年病逝。
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目录：
：
第八卷三国时代
第一章三国时代全般形势3
第一节三国时代之成因3
第二节三国全时代之概貌3
第三节三国时代之兵制与战争形态8
第四节四邻各民族之概况13
第二章群雄讨董卓之战16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16
第二节群雄并起之诸重要人物21
第三节群雄并起之导因23
第四节战场地理形势24
第五节作战方略25
第六节作战经过26
第七节战后州郡割据之局势32《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
目录：
：第八卷三国时代
第一章三国时代全般形势3
第一节三国时代之成因3
第二节三国全时代之概貌3
第三节三国时代之兵制与战争形态8
第四节四邻各民族之概况13
第二章群雄讨董卓之战16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16
第二节群雄并起之诸重要人物21
第三节群雄并起之导因23
第四节战场地理形势24
第五节作战方略25
第六节作战经过26
第七节战后州郡割据之局势32
第八节申论36
第三章曹魏开国之战一——破吕布与定都许昌之战38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38
第二节辅佐曹操开国诸人物41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43
第四节作战方略44
第五节作战导因44
第六节作战经过45
第七节迁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天下48
第八节申论52
第四章曹魏开国之战二——官渡之战54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54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55
第三节作战之筹谋决策与准备57
第四节战略部署及行动62
第五节作战经过67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81
第七节申论85
第五章东吴开国之战——孙策开拓江东豫章96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孙策开拓江东之导因96
第二节开拓江东之人物98
第三节江西江东地理形势98
第四节开国方略100
第五节孙策平定江东作战经过101
第六节袭刘勋击黄祖兼并豫章之战105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108
第八节申论109
第六章曹魏开国之战三——赤壁之战111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111
第二节作战谋划与准备115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118
第四节作战准备及战略部署122
第五节作战经过127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130
第七节申论133
第七章刘备开国之战——袭取蜀汉之战13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袭蜀导因135
第二节刘备开国诸人物141
第三节益州地理形势144
第四节刘备开国方略146
第五节袭蜀作战经过147
第六节北取汉中作战经过153
第七节申论164
第八章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荆州及猇亭之战165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165
第二节荆州地理形势166
第三节吴谋袭荆州方略167
第四节吕蒙袭荆州作战经过168
第五节吴蜀争夺荆州——猇亭之战176
第六节申论187
第九章诸葛亮伐魏之战190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191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194
第三节作战准备及双方作战方略203
第四节作战经过207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228
第六节申论230
第十章魏灭蜀之战234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234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256
第三节魏作战计划与准备261
第四节作战经过265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272
第六节申论275
《中国历代战争史》总
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上古～春秋（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楚汉战争～东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三国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5册）：两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南北朝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隋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唐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9册）：唐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0册）：五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宋辽金夏（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宋辽金夏（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册）：元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明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清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清代（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清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陆军二级上将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and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
目录：
。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第六章 曹魏开国之战三——赤壁之战一、建安十二年（207年）十一月，操破袁尚袁熙，公孙康斩尚熙首降；又破乌桓，凯旋至易水。
二、建安十三年一月，曹操还邺，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准备南征。六月，操自为丞相。七月，开始在许都集中军队，以征刘表。八月，表卒。九月，操驱大军南下，刘备逃走，刘琮降，遂至江陵。
三、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与刘备联合以拒操，战于赤壁，操军败还。三国鼎峙之局成。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参看附图4-146）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平定冀州，继续北征乌桓（事见本卷第四章第七节）。时刘备在荆州，劝刘表乘操北征，许都空虚，出兵袭许，表不听。备乃用诸葛亮隆中策（详见次章），急谋自图发展，罗揽人才以自辅。及曹操自柳城（今热河省凌源县）还军，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实则备已知刘表不能有为，聊以此语应之耳。
是时，鲁肃向孙权建议谋取荆州曰：“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时为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甘宁原为黄祖将，是时已投孙权，亦向权建议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将军当早规之，不可后操为图；图之之计，宜先取江夏（汉郡名以今湖北省黄冈县为治所）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其本人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致使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将军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或云系指今湖北长阳县南七十里之古捍关言，亦有谓指三峡中关口言，当以后说为是），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孙权甚纳其计，张昭却阻之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甘宁字）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于是，孙权于建安十三年春第三次西攻江夏，斩太守黄祖，尽获江夏士众，遂准备西进以取荆州。（按孙策于建安五年卒，孙权继策立。建安八年十月第一次伐黄祖，破祖舟军，未克江夏城而山越复乱，还师。至建安十二年，再伐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是年权母吴氏卒。）
荆州既失江夏郡于东吴，人心震惊，不可终日，刘表商请刘备，欲使备移兵往御之。备以曹操有南征之势，孙权用兵江夏，情势虽急，但以北边门户，不便开放为辞。表犹豫至再，乃遣长子刘琦率兵反攻江夏郡。
曹操久欲进取荆州，只以北方未靖，无暇南征，今见孙权攻取江夏，深虑若荆州为吴有，则其势益难摇动，乃急派军出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县西）以牵制孙权，使不得全力西进。并问计荀彧，彧因建取荆州策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即今河南省南阳县）叶（即今河南省叶县），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荆州可一战而定。”于是，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开始南征，而集大军屯南阳。会刘表病卒，表妻弟蔡瑁，外甥张允立表少子琮为嗣。操闻表卒，即自将轻骑趋襄阳，九月操至新野，刘琮用诸将之议，请降于操。时刘备在樊城，不意曹操轻骑压境，又不知刘琮已降。及琮遣使来告，乃率步骑狼狈渡江南走，又令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欲取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而据之。备过襄阳，欲会刘琮，琮不应，荆州吏民亦多有随备南行者。操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所据，乃释辎重，率轻骑急驰襄阳，及至，闻备已过南走。时荆州从事王威说琮曰：“曹操以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全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从。操在襄阳稍事息足间，为控有荆州，急即改刘琮为青州刺史，又封荆州降将蒯越等十五人各为列侯，以琢郡人李立为荆州刺史，使尽收刘表羽翼，分拨诸军以便监视。（以上诸引语见《三国志》刘表、鲁肃、甘宁、荀彧等传及《通鉴》卷五十六）
曹操已处置刘琮之后，即自将轻骑五千兼程急追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追及当阳之长阪（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沙洋十里铺间）之际，备仅使张飞将二十骑断后，自与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奔走，东趋汉津就关羽之水军，并得江夏太守刘琦所将万人前来接应之军，转赴沔口（即今湖北省汉口），以收容其逃散士众。
曹操兵至江陵，刘备奔投孙权。时众议以为权必杀备，惟奋威将军程昱曰：“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时操已传檄远近，益州牧刘璋得檄，先遣使至江陵向操致敬。操因加璋为振威将军，璋更遣其别驾从事张松送兵贡粮于曹操。时操适闻孙权、刘备联合，将以相拒，乃即欲资荆州之军，乘势东下取吴，因致孙权以招降书。（上引程昱语见《三国志》卷十四本传）
先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峙于官渡时，孙策即欲以江东之众，乘许都空虚袭之，以成其桓、文之业。此时适策为刺客所伤而死，孙权继主江东，上表朝廷，表示附顺。曹操此时欲因其丧伐之，以定江东，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并令张出任会稽都尉，辅权内附。按张乃孙策之故人，前奉策命使操者，事见本卷第五章。纮既回吴，思维补察，知无不为，以报知己。曹操既破袁绍，兵威日盛，乃下令责孙权送子弟入都为质。权召诸臣会议，张昭、秦松等主听命，张纮则劝权与中护军周瑜议之。瑜在吴太夫人前献议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今江陵县），遂据荆阳至于南海（今广东省番禺县，时为南海郡治），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航，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为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征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吴太夫人曰：“公瑾（周瑜字）之言是也。”于是，孙权拒送质子。周瑜旋荐其友鲁肃于权，权问计焉。肃对曰：“昔高祖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思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而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心嘉之。及甘宁自江夏来投，说以“荆州国之西势”之论，故孙权图谋荆州之心益急。及建安十三年春二月孙权攻灭江夏黄祖，正欲乘胜西进以取刘表之时，曹操却于四月以兵出合肥，进觑权后，权乃进守历阳（今安徽省和县）。于同年六月曹操罢三公自为丞相，七月兵向荆州。比曹操之招降书抵达，孙权决策拒战，于是赤壁之战，因以发生。盖赤壁之战，乃曹孙刘三雄争夺荆州之战也。（上引见《三国志》张纮周瑜鲁肃传）
第二节作战谋划与准备当曹操起兵进取荆州之际，孙权因再问计于鲁肃，肃说之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以刘备天下之枭雄，与曹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之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往吊表之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相机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矣。”权然之，即遣肃行。
鲁肃奉使赴荆州，行到夏口（即今汉口），闻曹操已离新野向襄阳进兵，乃昼夜兼行，比至江陵，知刘琮已降，刘备南逃。肃乃北上迎备，相遇于当阳长阪，遂随之走汉津，登船于夏口途中，始将宣达权旨，并致殷勤。因问刘备之志。备曰：“将投故人苍梧（今广西省苍梧县为郡治，时属交州）太守吴巨。”肃乃致词曰：“吴巨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孙讨虏（指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如遣心腹自结于东，崇德和之好，以共济世业。”诸葛亮亦以东吴此举，颇与其隆中策相合，因欲以连横之略说孙权。于是，刘备从肃之议，即遣诸葛亮与鲁肃赴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县西南二十里）见孙权，而自率败残军进驻鄂县之樊口（今湖北省鄂城县西北五里）以待消息。（上引《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孙权得曹操于江陵所发之书，以示群下，众人莫不失色。张昭等曰：“曹操豺狼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词，拒之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曹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浮以沿江，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有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不如迎之。”时鲁肃方自荆州回吴，权就而问之。肃见众议降操，乃默而不言。权起入内，肃追之至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不失州郡；将军迎操，操安以归将军？愿召周瑜返来，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嘉之。时周瑜在鄱阳，权乃使人召之。（《三国志》周瑜鲁肃传）
诸葛亮偕鲁肃至吴说孙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指备）亦收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又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疑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尚有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刘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周瑜自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东，时正在筹设新郡中）至，权告以众议。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用足，英雄乐业，正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于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而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是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孙权愤然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佩刀，斫前奏案而誓曰：“诸将吏敢复有言迎操者，与此案同!”（引周瑜诸葛亮鲁肃传）
当晚周瑜复见孙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众，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得青州兵及北方兵不过十五六万人，且已久疲；所得荆州之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久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各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瑜臂而言曰：“公瑾!卿言如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字）等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人难猝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普），便在先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操决之。”于是，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率水军自柴桑溯江而上，以迎击曹操。曹操在江陵，闻孙权、刘备联合，乃即欲资刘表所遗水战之具，借荆楚楫櫂之手，乘势东下取吴。诸将亦以为“此实为震荡扬州之良会，廓定南方之大机”。惟太中大夫贾诩谏阻之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操不从。即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起用荆州名士；以刘表降将蔡瑁、张允等仍统治其陆水各军；以文聘为江夏太守，率本部先至江夏，以备东进。及闻孙权举兵迎战，遂驱军顺流东下以迫之。（引周瑜贾诩传）
第三节战场地理形势（参看附图4-147）樊口即今湖北省黄冈县南鄂城西北之樊口，为樊港入江之处，又名衙门港，亦曰金子矶，近城扼要，为鄂城县境各乡镇之总汇，为荆吴之间江防要地。郝穴，在江陵东南一百五十里，穴西山路崎岖，林木荟翳；穴东一百六十里有华容城（今湖北省监利县东北五里），郝穴乃长江水潜泄于汉江流域之所，其东即章卜穴，南有虎穴，为大江水流最窄处，亦分歧处。章卜穴东有温泥堤介于大江与滥泥湖间，是为华容道，直至瓦子湾以达华容城。华容城乃楚王东章华台所在，春秋时之容城也；汉县治，因名华容。此华容道为自江陵沿江东下必经之陆路。其南即大江，江以南即云梦泽（洞庭湖）。此道之北有东江湖、家锦湖、南江湖、白鹭湖、小沙湖等大小数十湖，湖间水道纵横，难以行军，以此为水陆咽喉地拒止曹操，虽不能制止其水军活动，但在陆上足以用少数兵力阻其大军行动。但江东之军未至，而曹军既东下，此咽喉地带，与华容道与郝穴、虎穴，吴方遂不能利用。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东有武穴，地当江夏、豫章二郡之交，为天然险要之地，且为水陆交通之所必经。北控西阳汉县（在今湖北省黄冈县东浠水西）、轶（汉县，在浠水南），古吴、楚交战之所，南接幕府山，及富水，足以拒曹。
汉水亦称沔水，江别入沔为夏水，始于分江，冬竭而夏流，故曰夏。因之时人称汉口曰夏口。地当汉水与长江之交，兵冲要地，曹军如渡此，沿流而东，则东吴之形势危险。夏口西南隔汉江为汉阳在鲁山下，其西二十里有汉南山，西六十里有临嶂山，西九十里有香炉山。临嶂山北临汉水，东濒长江盘基数十里，其南有城头山，山南峰曰乌林峰（今沔阳县东南）。乌林峰之东有百人山、蜀山、大军山、小军山，其南滨江之百人山脚曰百人矶（在簰洲之西），矶西三十里有大镇曰乌林镇。此一带足以利用阻止曹操陆上人马之东进。
夏口之东，西隔长江有鄂城（今武昌），城西有来山（今名樊冈）背临大江，南有万松岭山、九曲岭、樊山、郎亭山，皆滨在大江东岸。再西南有石鹿矶与隔江西岸黄陵矶对峙。再西南为簰洲，乃大江回曲之处因亦曰拗簰洲。鱼山一称鱼岳山在洲东北，江岛山在东南，灌矶山在南，百疋山在西与蜀山隔江遥对，其西北蒲矶山、白面山，三面临大江，以江为带之地也。再西南距鄂城二百八十里处有鲇渎，即后世以鱼岳山在北而改名为嘉鱼之地。鲇渎西南七十里，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处临江有赤壁山，以北有水曰陆水，亦曰隽水，为自长江登陆直往柴桑之要地。其陆水入江处曰陆口（今陆溪口），亦名蒲矶口，即以口南矶壁得名。东有障山以接蒲圻县之蒲首山、白不山及南山，南有太平山。太平山与赤壁山间有水口曰太平口，系太平山东太平湖之北出水口处。太平湖（今名黄盖湖以黄盖练水军于湖中得名）南连巴丘（即今湖南省岳阳县），北有巴丘山及长江，北接赤壁湖及陆口，长百余里，乃与长江并行之长湖。必争得此陆口、赤壁，方能以阻止曹军自陆口上陆，过蒲圻、羊头山（今湖北省通山县）、阳新直扑柴桑。
赤壁山遥望江北有乌林镇，以其北有乌林峰而得名，镇北为沌水，东有大沙湖及宝塔洲与百人山，山东曰百人矶与乌林镇相接。乌林西南五十里为洪湖。洪湖与长江间多洲渚小山而无堤防，山上树木翳荟，洲渚芦华丛生，加以水道交错者三四十里。自赤壁对岸南至于螺山，非是江上渔翁，不能辨别出何者为吐，何者为纳也。
螺山亦名白螺山，山皆白土，其形似螺因名。杨林山在其东北沿江岸处，西接华容（今监利县）。自华容东去乌林路上有津曰庞公渡，乃诸葛亮之师庞德公设渡船处，亦华容、乌林、白螺山三地间之咽喉。亦即作战上必争之要冲。如曹操据此以争陆口，其水陆交通皆极便利。陆口为江东锁钥，倘若有失，孙权必危，故孙权水陆大军必须争先占有此战略要点之陆口，以使尔后作战容易。按周瑜与孙策攻黄祖于沙羡（今嘉鱼县北，江中）时，已深悉此地理形势之重要。对陆口之为水陆交通要冲，为行军之所必争之地，亦极了然，所以有积极争取陆口之决心。曹操诸谋士对江南地理不甚熟悉，以致冒大雾进军，误入云梦大泽（今洞庭湖）迷失道路，耽搁两日行程，以是陆口要地，便轻落入周瑜手中。
曹军前阻于赤壁陆口，不得已始屯集北岸之乌林，以为练兵，待冬期已过，来春再议进取之计，此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底十月初之状况。
第四节作战准备及战略部署一、曹操方面
建安十三年（208年）春正月，曹操自易水还邺（今河南省临漳县），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准备南征荆、扬。是年九月至新野，刘琮举荆州降，操遂拥有荆州全部水师，蒙冲斗舰，乃以千计，且又势居上流，水陆俱下，以为据此优势足以平定江东。时操丞相掾王粲言：“河东（汉郡名，即山西南部）人裴潜，避难在荆，曾对刘表有‘刘牧非霸主之才，乃欲西伯（文王）自处，其败无日矣’等评语，其人当熟知州事，可辟用之。”操因征为参丞相军事，因问潜曰：“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如何？”潜对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于是曹操乃决心不伺全面进攻江东之形势完成之前，先破刘备。及闻孙权以兵西上，乃根据前所下之决心，部署其在荆州之军，沿汉江与长江东下，直向江夏郡之夏口前进，其军队编组与部署如次：（上引语见《三国志》卷二十三裴潜传）
汉江方面，自襄阳出发向夏口前进，其次序为：
水军左武卫先锋，讨逆将军江夏太守文聘率襄阳水军。
陆军左武卫先锋第一军虎威将军于禁。
丞相主簿护七军都督赵俨。
奋威将军程昱（统御射声二校尉）。
丞相军祭酒杜袭、袁渔。
第二军荡寇将军张辽。
第三军平狄将军张郃。
第四军平虏将军朱灵。
第五军折冲将军乐进。
第六军扬武将军路招。
第七军奋威将军冯楷。
长江方面，自江陵出发向夏口前进，其次序为：
水军右武卫先锋，荆州水军副都张允。
右武卫营本军：
横野将军徐晃。
长水校尉任峻。
中军水军先锋荆州水军都督蔡瑁。
中军陆军先锋奋威将军满宠。
中军元帅汉丞相曹操。
军师荀攸，长史陈矫。
太中大夫贾诩。
丞相军祭酒董昭。
军谋祭酒王粲。
丞相西曹掾陈群，东曹掾徐宣。
参丞相军事华歆、王朗、裴潜、刘广、桓阶、和洽。
虎骑宿卫军许褚。
豹骑宿卫军曹休。
龙骑宿卫军曹真。
后军与支军：
广陵支军威虏将军臧霸，自淮阴入广陵攻吴郡。
东城支军平东将军陈登，自东城入历阳攻丹阳郡。
合肥支军破虏将军李典，自合肥攻庐江郡。
信阳支军征南将军汝南太守李通，攻江夏郡之北。
襄阳支军厉锋将军曹洪屯襄阳。
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屯江陵。
军粮督运使夏侯渊。
许都留守汉侍中尚书令荀彧，汉前将军夏侯惇。
邺城留守汉丞相西曹掾崔琰，东曹掾毛玠，主簿司马朗。
以上操军水陆军总共将不超过二十万人。包括信阳、合肥、东城诸军，亦不过二十余万人。
二、孙权与刘备方面
孙权既决定迎击曹操，乃以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助划方略，率精兵三万人西上，与刘备，刘琦联兵，自江东出发，向赤壁山、乌林峰、临嶂山之线前进，以迎击曹军。孙权自统后方诸军以为策应，并派兵防守广陵、历阳、庐江、蕲水，以御淮阴、东城、合肥、信阳各方面之敌人。其军队编组与部署大约如下：
西征军水陆军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赞军校尉鲁肃。
先锋丹阳都尉黄盖。
左卫承烈都尉凌统。
右卫长水校尉孙匡。
水军本队当口令甘宁（丁奉属之）。
横野中郎将吕蒙。
中郎将韩当。
宜春长周泰。
奋威校尉全琮。
鄂长胡综。
督军校尉吕岱。
陆军本队征虏将军豫章太守孙贲。
竟威校尉陆逊。
武猛校尉潘璋。
后队运转都督扶义将军朱治。
运转副都督裨将军彭泽太守吕范。
广陵守军左司马顾雍、丹阳太守孙静，武卫校尉孙桓守御京口、江西及广陵郡地。
历阳守军左长史张昭，横江将军严畯守御横江当涂。
庐江守军中司马诸葛瑾，偏将军董袭守御庐江郡。
给事朱桓屯于柴桑，以准备支援各方作战。并分令各郡太守，县令长征兵输粮，分别给军，与安定后方，刘备在樊口，先以关羽水军屯夏口汉阳，张飞率步兵屯鲁山以为防御，并使刘琦派兵北守平靖、武胜、大胜三关，西守应城、应山。
刘备在荆州为客数年，荆州人多归之，又有刘琦为之号召。曹操因而向荆州人公告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强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刘表为镇南将军）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时刘琮已调任为青州刺史），心志高洁，知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是一反其从前“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之论。操之此项公告用意，在利用刘琮作傀儡，以与刘备刘琦等争夺荆州人心。由此观之，足见刘琦刘备在荆州颇有影响力，使曹操感到威胁，不得已而留重兵于江陵、襄阳等地以为之备。因之减少操军前方战力不小。
刘备自樊口与周瑜军同时溯江西上时，已有关羽水军近万人，张飞、赵云各四千余人；江夏太守刘琦万余人，合计亦二万余人。
第五节作战经过（参看附图4-147）一、赤壁对峙
周瑜率三万水军自柴桑西上，刘备遣人慰劳，欲邀致瑜共议，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于是刘备迎之于樊口之东。因问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又欲邀致鲁肃，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鲁肃字）可别过之，又孔明（诸葛亮字）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深愧异瑜，但以为瑜未必能破操军，乃差池在后，将二千人进会关羽张飞军，自为进退之计。周瑜自率其水陆军溯江而进。曹操初欲以大兵压境之势，以书胁降孙权，及闻吴军西上，时操军多以水土不服患病，操乃留主力镇江陵，自率荆州水军及一部陆军，顺流东下以观吴军之势。（上引见刘备传）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十日中午，操、瑜两军前头暹船在赤壁江中遭遇，而发生战斗，荆州水军败退，操遂引次江北扎下水寨，其陆军抵达者亦在江岸驻营，欲待冬期已过，来春再图进取之计。周瑜所率之吴军，则驻营于南岸，隔江对峙。
曹操因初战失利，又因军中疾疫盛行，故在乌林结下水陆大塞。为固结水寨计，将船舰首尾相接连锁以固定之以便治练水军。欲待冬期已过，来春再谋进取之计。
二、战斗经过
周瑜数往江北曹营前挑战，曹军不出，瑜乃乘楼船以侦察之。见曹营中将战船连锁为水城，城中以竹筏作簰排成道路，其军士就中操舟竞射以训练技艺其上，如平川焉。瑜部将黄盖建议火攻之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从之，遂谋以假降之计。于是盖即选蒙冲斗舰数十艘，装燥荻枯柴于冲舰上，再灌以鱼膏，覆以幔幂，上建旌旗龙幡于舰上，一切准备就绪，乃密使人致书于曹操约降。书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憨，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操得书特召见行人密问之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也。”操以降者，纵或不实，亦不偾事，乃信听之。然后集诸将于中军，置酒高会以待；不觉高兴，乃信口为短歌，以舒其志。（上引皆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江表传）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晨起江上雾开，晴空风暖，时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动，一阳方升，午后酷热，傍晚始有微风自南吹向北岸。午夜时风稍急，黄盖率其所备之船舰，又预走舸，各系大船后，举帆乘风，引次俱前，至曹军水寨前二里许，黄盖举火为号，各船舰上战士齐高呼降焉。曹军水城上皆引颈南望，指言黄盖来降。盖乃放各舰舸同时发火，时火烈风猛，顷刻间烟焰张天，延及岸上营寨，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吴军之轻锐者，继盖军之后擂鼓大进，另又遣兵自洪湖东北登陆；同时刘备亦自蜀山向乌林峰进攻。操此际以营中多病兵，水寨被烧，陆寨亦将难以为守，乃焚余船移军西走，军士之病者亦扶杖散乱随之。及天明冒暴风豪雨，涉水西行，辎重杖械鞍马尽失，士卒饥寒，病弱不能支持者多死。吴军紧随其后追击，刘备更遣赵云、张飞、关羽各率军驾小船自州陵（今湖北省沔阳县）方面向西南以行截击之，曹军士不能作战者多为所虏。
曹操率败兵，西行四日夜，走上华容道（道在今湖北省监利县之西北），而道路一经踏践泥泞不堪，马疲且饥，多滑倒以毙。操军正行之间，会山洪绝松林间之险路，人马不得进，操乃悉使羸兵负草木填道，操欲涉水过之，不得通；适张辽许褚等率一群骑兵接应，操乃换乘骑驰过，弃羸兵于水中，为人马踏藉泥中，死者甚众，操与辽等且战且走，以出松林。操既出松林，奔走郝穴，大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烧松林，吾徒无类矣！”旋备军果放火烧松林，但操率诸将已去。操寻得南郡江陵守军曹仁之接应，遂从郝穴回江陵。
周瑜在击破乌林之曹营后，即以水军杜截曹操企图逃走船只，并以大军溯江西上，追击曹军运输船只，兵到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县）探知曹操之船团皆屯在其南四十里之金沙堆（今名曹公洲）一带，瑜以兵绕道偃虬（在今曹公洲西北）截击之，操之长水校尉任峻知不可免，乃举火焚船，自驾小舟以逃。周瑜率其大军直追操至于江陵城下。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曹操自乌林退回江陵，深惧周瑜刘备等沿汉江而上直取襄阳，以遮断其归路；又虑孙权进攻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县北），以策动北方各州郡起而叛己，而变乱许都。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以阻止刘备与周瑜之追击。曹操退至襄阳，始知刘备与周瑜皆追往南郡。只有兵力单薄之刘琦，向襄阳方向进击，乃留乐进守襄阳，自引军退回南阳。于途中又将自荆州退回之骑兵大部，使张辽率领，由南阳增援合肥。然后操自率主力北还。从此曹操节衣缩食，以优恤孤寡；礼贤下士，以广求贤才，重新准备为图吴之计。
周瑜与刘备追至江陵，知操已留曹仁据守，刘备乃谓周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张飞号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之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与之，另遣甘宁随备远江陵而西，入据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东，曹操于此置临江郡，后刘备改为宜都郡，孙权改夷陵为西陵，隋改彝陵郡）。刘备则志在略取荆州之地，旋即自夷陵渡江南，徇荆州江南诸郡。并表朝廷请以刘琦为荆州刺史，以徇定荆州江北诸郡。未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于刘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诸郡赋税，以充军实。
周瑜在江陵，屯兵江中，与曹仁隔江对峙。及闻甘宁已下夷陵，即令宁据守之，以牵制江陵。曹仁以夷陵威胁江陵，乃分遣步骑进围夷陵甚急。甘宁遣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宜分，瑜将吕蒙向瑜建议曰：“甘宁有急，宜分兵救之。可留凌公绩（统字）于江陵，蒙与君往夷陵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瑜从其计，自与蒙西救之，大破曹仁之兵而还；然后渡江围曹仁于江陵，相战岁余，仁不支委城北走。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以程普为江夏太守，屯沙羡（在今汉口西南）。刘表旧部雷绪等以备在收容旧部，率二万余人往依之。南郡太守周瑜因分南郡江南部分枝江、佷山两县之地（今其地有石首、公安、松滋、枝江、宜都、长阳六县）与刘备。备遂屯兵于油江口（后改为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油江口），军势大振。会荆州刺史刘琦病卒，孙权表刘备领荆州牧，更以其妹妻刘备，用固姻好。刘备亦表孙权为汉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此盖鲁肃、诸葛亮政策之实现也。于是荆州遂分为三部分：刘备领有南部四郡，南郡江东二县，及操置之临江郡一部；孙权占有南郡，江夏郡及操所置之临江郡（治夷陵）；曹操割有南阳郡，并以南阳之南部，南郡北部，置襄阳郡，以南阳西部置南乡郡。是即曹、孙、刘争夺荆州之结果也。
曹操自江陵北归之后，孙权即以其准备增援赤壁之兵，自率之以进攻合肥，并遣张昭进攻九江郡（今安徽中东部治在东城，后改义成，今怀远县东北之涡口城），皆无功而还。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孙权，求都督荆州军事。周瑜因上疏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谓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而分羽、飞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权留备不使回荆州。但鲁肃以为不可曰：“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实重，我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借备以土地，使抚安之，以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从肃计，遂调周瑜还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县），以南郡借予刘备，以共扼曹操，备因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刘备已据荆州，遂积极谋“隆中策”之实现，而谋取益州日亟。（上引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及鲁肃传、《汉晋春秋》）
第七节申论赤壁一战之后，魏、蜀、吴三分鼎足之局势定，是可知赤壁一战之重要，亦由人谋有以致之。兹将此战役有关战略战术之得失，略为申论如次：
一、战略方面：曹操将南征荆州时，荀彧上“先声后实之策”，其理由为“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其兵力运用为“以大军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不备”。其目的则在于“一战而定荆州”。
荆州在当时具有攻守之形势。于攻势言，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利尽南海，北胁宛、洛，此楚人所以为春秋时代之强国；于守势言之，东距浔阳（以今江西省九江县为中心），西塞三峡，南连五岭，北带汉川，此刘表所以成为曹操心腹之患。但刘表因无四方之志，儿子不才，死后荆州即入曹操掌握。而操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已在指掌之间，遂对贾诩不战而屈人之兵策，运用“先声后实”战略，以效李左车为韩信一檄下燕之志谋，未尽实施，致遭赤壁意外之失。
盖操既得荆州，更将刘表训练多年之水师尽数收降而用之，乃驱军东进江夏，欲俟明春将其淮阴、合肥及信阳方面之军力完全战略展开，完成三面包围之战略形势后，再谋进取。不意受黄盖假降之诱惑，复遭意外之火攻，致有赤壁之败。
鲁肃之随刘备败长阪，趋汉津，奔夏口，盖以为刘备有连结为同盟军之价值，除其在政略上设想之外，实欲稳住刘备，使其屯兵江夏以为东吴之战略前哨。有此战略前哨在，东吴即有判断状况以行其和战大计之决心自由。盖夏口为长江上游之重镇，亦战略之要地，实足以为攻防作战之根据。鲁肃一吴谋士，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刘备定同盟之约，此种行动与措施，可谓敏捷而适当。按鲁肃所以有此胆略，盖已看透东吴之存亡，系于此一战也。
裴潜向曹操论刘备之才略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此实识人之论。备乘吴军正与曹仁相持于江陵之际，即迅速略取江南之地，以为立足。旋又利用孙权之弱点而尽取荆州诸郡，手段之敏捷，诚不失为枭雄之俦也。赤壁之战，收其果实者，即刘备。三国鼎足之势，亦因此而形成。
二、战术方面：鲁肃以刘备守在夏口，使东吴得以从容为其战守之准备，周瑜得此前方之掩护，获得容易进出夏口之自由，此其联合作战之第一步成功。周瑜之所以对曹军实行水上遭遇战，乃欲争夺战场要点之陆口，不令曹操陆军得登陆江南。此扼其咽喉，使不得进之行动，是为周瑜最大之成功。操军亦由此陷于被动，旋复不意遭受诈降奇袭火攻而致败，实大出操之意外。此即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中偶发之事，对此种偶发之事，若无兼筹并顾之虑，常可遭致意外之失败，此实堪为兵家之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