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宋德明 日期：2014-08-28 08:32:26
本书描写了一次大战后雷姆塞教授一家和几个亲密朋友在苏格兰某岛屿上度假的一段生活。作者企图在这部情节非常简单的小说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指出自我有可能逃脱流逝不息的时间的魔掌并不顾死亡的威胁而长存不朽。
作者简介：
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最著名的女性小说家，擅长以意识流之风格描写内心世界。代表作有《戴洛威夫人》、《灯塔行》与《波浪》等。除小说外并写作论文、传记、书信、日记，著述丰富。伍尔芙一生倡导女性意识不遗余力，在《自己的房间》与《三个金币》两部女性主义代表作中致力于建造女性之独立文学传统，并对父权制度提出强烈的批判。由于精神疾病之折磨，伍尔芙以自杀结束她的生命。“好呀，只要明天天气好。”雷姆塞太太这么说，“但是你得起得跟云雀一样早哟。”她补上一句。在她的儿子听来，这些话传达出一种无比的愉悦，好像这趟远行确定去得成了。看来，他多年所盼望的奇景，在一夜的黑暗与一天的航行后，就可以触摸得到了。詹姆士?雷姆塞此刻正坐在地板上，剪着陆军与海军商店插图
目录：
里的图片。听到他母亲的话，一张冰箱的图片在他眼里变成了天赐的福佑；这是因为，虽然年纪才六岁，他已经属于那种无法将这种感觉跟另一种感觉分开的人，他必须要让未来的远景，伴随其喜悦与哀愁，笼罩住他目前手边的东西。对这种人来说，即使是小小年纪，官能之轮的任何转动都足以使它所遮盖或照射的一刹那静止、结晶。冰箱镶满了喜悦。手推车，割草机，白杨树的声音，叶子在雨来前变淡了，白嘴鸦在叫，扫帚碰撞，衣服瑟瑟作响—所有这些在他心中都色彩鲜明、清晰可辨，使得他已拥有自己专有的语码，他的秘密语言。尽管他看起来一丝不苟，高耸的额头，锐利的蓝眼，清明澄净，对着人类的脆弱皱着眉头，这使得他的母亲，看着他小心翼翼地绕着冰箱图片剪着，想象他身穿红貂长袍，坐在法官席上，或是在一场公务危机中指挥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是，”他的父亲伫立于客厅的窗户前，说，“明天天气不会好的。”要是手边有把斧头、火钳，或是任何能在他父亲胸前砍个洞杀死他的武器，詹姆士一定会立刻抓来宰了他。雷姆塞先生只要出现，就会在他的小孩心中激起这样极端的情绪。他站着，瘦得像把刀子，薄得像片刀锋，讥讽地冷笑；他不但以泼他儿子冷水与嘲笑他的太太为乐（她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比他好上一万倍，詹姆士想），而且还骄矜地为他自己的判断准确扬扬自得。他说的话总会应验。一向是如此。他不可能说错，从不会弄乱事实，也从不会改变一句令人讨厌的话来取悦他人，他的小孩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是他的子女，应该从小就了解生命是艰苦的，事实是不容妥协的。我们走向太虚幻境，在那儿我们最光耀的希望将被熄灭，我们脆弱的吠声将要在黑暗中沉没（想到这儿，雷姆塞先生会挺直他的背脊，眯起他小小的蓝眼往地平线望去），这条路上最需要的是勇气、真理以及耐力。“但是也许天气会不错，我想会不错的。”雷姆塞太太说，同时不耐烦地搓着她正在织的红棕色袜子。如果她晚上能织完它，如果他们真能去灯塔，她要把它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的髋关节感染了结核菌；还要送给他们一大堆旧杂志、一些烟草，还有那些堆满屋子却没什么用途的东西，都拿去送给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一定无聊死了，整天坐着，除了擦擦灯，修剪灯芯，扫扫花园外没别的事可干，该拿点东西逗他们高兴。想想看，你怎能忍受一整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被关在一块网球场大的岩石上，还要忍受暴风雨？她这么问。而且没有信，没有报纸，看不到任何人；如果结婚了，看不到太太，不知道小孩子怎么样了，是不是病了，有没有摔下来跌伤手脚；一周复一周看到的都是单调的波浪拍打着，然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了，窗户上打满了水沫，鸟儿被风吹撞到灯上，然后整个地方摇晃起来，又不敢探头到门外看，怕被卷进海里。你们觉得这样好吗？她问，是针对她的女儿们而问。接着她改变语气说，一定要带给他们一点安慰。“风向西边吹。”无神论者谭斯理一边说，一边张开他瘦瘦的手指让风吹过。他现在正陪着雷姆塞先生做黄昏的散步，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他的意思就是说，风来的方向是最不适合去灯塔的。是的，雷姆塞太太承认，他说的话令人不高兴；他真是太恶劣了，火上加油，使詹姆士更加失望；但同时她不会让他们嘲笑他。无神论者，他们叫他“小无神论者”。鲁思嘲笑他；普璐嘲笑他；安德鲁、杰斯白、罗杰都嘲笑他；连没牙的老拜杰都要咬他，因为（如南西所说的）他已经是第一百一十个一路追着他们到赫布里底群岛的年轻人，要是没人打扰该多好。“胡扯。”雷姆塞太太严厉地说。的确，他们是从她那儿学到夸大的习惯，她（也的确是）请了太多的人来住，有些还得安置到城里，但是她不能容忍他们对她的客人无礼，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非常有能力”，如她的丈夫所说，都是她的崇拜者，来这儿度假。真的，她保护着所有的男性，探究其原因，有的她解释不上来，有的是因为他们的豪气勇武，因为他们磋商条约、统治印度、控制财政，还有因为他们对她的态度—那是任何女人都会感觉愉悦的、那种信赖的、小孩似的敬仰态度；年长的女士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得到，而不至于因此丧失尊严，要是年轻女孩，就是场灾难—祈祷老天爷，与她的女儿无关—她们无法感受那种价值，以及那种令她刻骨铭心的意念。她严厉地对南西说，他没有追他们，他是被请来的。他们必须找到一条路。也许有比较简单的路，比较不辛苦的路，她叹气道。当她照镜子时看到她的头发变白了，她的脸颊下陷了，五十岁了，她想，也许她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她的丈夫，金钱，他的书。但是就她自己而言她从不会后悔她作的决定，从不会逃避困难或懈怠责任。她现在看起来真令人畏惧；当她严厉地训完查尔士?谭斯理之后，她的女儿—普璐、南西、鲁思—才抬起头来不再俯视盘子，她们默默地品玩内心所酝酿的叛逆，想要过一种与母亲不同的生活；也许在巴黎；一种比较狂野的生活；不用老是照顾一个男人或其他人；在她们的心中存有一种无声的怀疑，怀疑服从、豪侠精神、英格兰银行、印度帝国、戴戒指的手指与蕾丝花边。当她严厉地斥责她们怠慢那位可怜的无神论者时（那个追逐她们的人，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那位来斯开岛做客的人），她们三个觉得有一种美的内涵存在其中，使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质显现出来，在桌前她们母亲眼光的注视下，敬畏她那种奇特的严厉，她那种极端的谦恭，好像一个王后在污泥中抬起一个乞丐的脏脚为他洗濯。“明天不可能上灯塔的。”查尔士?谭斯理一面说，一面拍打着他的手掌，他现在跟她的丈夫一起站在窗前。真的，他说得够多了。她希望他们两个能离开，让詹姆士跟她能继续谈话。她看着谭斯理。孩子们说他真是一个可怜虫，弓腰驼背的。他不会打板球；他爱管闲事；他走起路来要死不活的。安德鲁说他是一个爱嘲笑人的畜生。他们知道他最喜欢什么—永远走来走去，跟雷姆塞先生走来走去，说谁赢了这个，谁赢了那个，谁是写拉丁文诗的“一流好手”，谁是“优秀的，但我认为基础不坚实”，谁无疑地是“贝利奥尔最有能力的人”，目前只是暂时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德福德埋藏他的光芒，但是将来等他为数学或哲学的某支派所写的序言（谭斯理先生说他有最前面几页的校稿，雷姆塞先生如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见天日时，一定会出名的。那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她有时候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前几天她说了一句“波浪高得像山一样”。“是的，”查尔士?谭斯理说，“风浪是有点大。”“你这样不是全湿透了吗？”她说。“有点潮而已，没有湿透。”谭斯理先生一边说，一边捏捏他的袖子，摸摸他的袜子。但是孩子们说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这个。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仪态，是他—他的观点。每逢他们谈论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人物、音乐、历史，任何事，或者只不过是说晚上天色不错，何不到外头坐坐，这时候查尔士?谭斯理就要来讨人嫌，他非要把整个事情转个头，好表现自己，贬抑他们，他不这样干心里是不会舒服的。他们还说，他去画廊的时候会问别人喜不喜欢他的领带。天晓得，鲁思说，没有人会喜欢的。饭一吃完，雷姆塞先生和太太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般悄悄溜下餐桌，都回到自己的卧房去了。卧房是他们在这栋屋子中的堡垒，只有在那儿才能享有隐私，可以尽情地谈论事情，任何事情：谭斯理的领带、改革法案的通过、海鸟与蝴蝶、人们。这时候太阳会照进那些阁楼；每间阁楼只用板子隔开，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那个瑞士女孩的哭泣声也听得到，她父亲在格劳宾登的山谷里得癌症快要死了。太阳照亮了球拍、法兰绒、草帽、墨水瓶、油漆罐、甲虫、小鸟的头。钉在墙上的几束长长起皱的海藻，因为太阳的照射，发出盐与海藻的气味，浴巾也是一样，上面满是游泳过后留下的沙子。争斗、分裂、意见的不同、深植于心的偏见，唉，他们这么早就开始了，雷姆塞太太哀叹。她的孩子们这么爱批判，满口的胡说八道。她从餐室走出来，手牵着詹姆士，只有他不肯跟其他人去。在她看来全是胡说八道—制造差异，天晓得，就算没有这些，人们的差异也已经够多了。她站在客厅窗户旁，心里想着，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异已经够大，太大了。这当儿她心中冥想着：富与穷，高与低；带着不太情愿的尊敬，想到子女从她那儿继承的血统，因为她的血管中所流的血液不正是出自那高贵，又带点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家族吗？这家族的女儿散布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客厅里，曾如此迷人地讲着不标准的英文，又如此狂野地咆哮，她的机智、仪态与性情都是承传他们的，而不是来自呆滞的英国人，或是冷漠的苏格兰人。但是她更深深地思索着另一个问题，富与穷的问题，还有她每周、每天，在这儿或在伦敦亲眼见到的事情。她拜访一位寡妇，或跟另一位辛苦谋生的太太谈谈。手臂挂着皮包，手里拿着笔记本跟笔，一行行记下她想要问的事：薪水、花费、就业与失业的问题。她不希望自己只做个与世隔离的妇人，通过做善事一面可以满足着爱打抱不平的个性，一面满足着好奇心。尽管她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她却希望成为一个阐明社会问题的研究者—这是她非常佩服的一份工作。她觉得，那些问题都难以解开；她站在那儿，手里牵着詹姆士。他们所嘲笑的年轻人，早先跟她进了客厅；此刻他站在桌边，因什么事烦躁着，局促不安，感觉自己什么都不对劲，她不用看就全知道了。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明黛?道伊尔、保罗?瑞利、奥嘉斯塔?卡米凯尔；她的先生—他们都走了。所以她叹口气，转过头来说：“谭斯理先生，陪我出去会令你厌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