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导正，廖盖隆 日期：2014-09-05 19:08:27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本书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
杜导正，山西定襄人。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廖盖隆，广东信宜人，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等。
目录：
知识老人进言毛泽东
1949：国号之争
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两弹”的决策过程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
要吃米找万里：一首民谣的全国流行
一个记者经历的农村“四清”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梁湘：深圳特区先锋官
日本侵华总司令“无罪”记
李宗仁“逼宫”
退居台湾：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知识老人进言毛泽东
1949：国号之争
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
“跨过鸭绿江”的决策过程
“两弹”的决策过程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
要吃米找万里：一首民谣的全国流行
一个记者经历的农村“四清”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梁湘：深圳特区先锋官
日本侵华总司令“无罪”记
李宗仁“逼宫”
退居台湾：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抗战：血溅沪野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西安事变：张闻天的秘密之行
乌兰夫、傅作义：共建蒙古族抗日军队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李宗仁：率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武汉保卫战
中国最后一顶皇冠的落地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知识老人晋言毛泽东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人谈了哪些内容?这次“晋言”是如何引起的?其效果如何?事情的由来1972年夏季，离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不到一年。这位被中共“九大”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如此下场，使不少干部、知识分子都从“文革”初期的政治狂热转为冷静沉思。知识界的一些勤于思考的代表人物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虽然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尽快结束“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希望则是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本人申述意见。这种申述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为后来晋言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是周世钊。周世钊，字惇元，1897年生于湖南省宁乡。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曾一度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因早年与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与能者”，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毛泽东1961年所作的名篇《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就是周世钊。1972年7月5日，周世钊因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重而由长沙进京。王季范是毛主席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钊的老师和挚友。7月11日，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故。7月13日举行追悼会，郭沫若主持，出席的有周恩来、徐向前、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有胡愈之、季方、谢扶民、杨东莼、黎锦熙、张国基、熊勤玎、李淑一等知识界代表。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民主人士”这一称谓，致悼词的周世钊身份是近8年没有开过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虽然王季范与毛主席有特殊的关系，但这总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为一位非党的老知识分子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又有相当一批老知识分子在追悼会上露面，这给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线希望。周世钊在参加了王季范的追悼会后留居北京，频繁地看望一些老朋友，其中有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等，大家在一起议论国事，很为国家的前途忧患。1972年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的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人谈了一晚，更形成了要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言事的共识，并委托周世钊通过王海蓉联系。晋言的内容及酝酿周世钊在通过王海蓉进行联系的同时，将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过的内容形成文字。8月4日王海蓉电话询问周世钊，要她转呈毛泽东主席的信写好没有；8月5日周世钊写完信的初稿，并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主席的信件(全文见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信中概括了他与胡愈之等人多次议论的主要内容，信中提到的问题包括八个方面：将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处以死刑；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受理群众申诉，健全法制。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提得相当尖锐。周世钊在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些值得记述的故事。例如，讨论中曾提过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中美关系的僵局虽已打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早已恢复，但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常常是“以我划线”，强加于人，以致失掉了许多老朋友。多年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楚图南对此特别痛心，在讨论中讲了很多意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对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的批评。大家考虑到领导外交部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处境已十分艰难，为不给某些人以为难周总理的口实，一致商定，上书中不提这一条。在讨论教育和大学恢复招生问题时，提到年初以来，周培源在周总理授意下为理工科大学教育改革发表的一些意见，大家为之振奋，感到有了希望。但同时对在此前后毛泽东在“最新指示”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很不理解。一辈子从事文科教育的周世钊，在讨论中多次提及不仅要恢复理工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大学。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甚至提出：“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这里是明确主张要恢复研究生的招考了。而且周世钊还提出：希望学有基础的青年“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文史名著”。他说：“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他进而感慨地说：“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从中不难看出，周世钊在这里是以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对“文革”中的焚书、大规模地批判知识分子的不正常做法提出忠告了。对当时文艺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大家十分忧虑。胡愈之、楚图南、沈兹九等还回忆起建国前一起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时的情景。当时虽然物质条件较差，但精神及文化生活却很充实。在迎接1949年新年的聚餐会上，毛泽东主席轮流向在座的朋友们敬酒，并不时讲些故事和笑话；齐燕铭在联欢会上即席清唱昆曲《夜奔》，把一位英雄在受迫害后有国难报、有家难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联想到齐燕铭此时正身陷囹圄，大家不免感叹。在座的杨东莼是当时已没有任何活动的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多才多艺，与不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厚友谊的摩尔根名著《古代社会》的中文译者，见如此情景，即席忘情地也清唱了一段《夜奔》，唱完后无限感慨地说了一句：“此调不弹久矣!”接着，大家提及中国的京戏及地方戏能给老百姓以历史知识的教育及伦理道德的教育，联想到全国只有8个“样板戏”的假繁荣局面，大家都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但在讨论上书晋言时，顾及到“样板戏”是江青的“领域”，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不提出这一条，而只提出开放书禁，先从出版图书做起。在这些讨论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胡愈之早年主编过《东方杂志》，后来又为《世界知识》的出版进行过组织工作，对国际政治问题有深湛的研究。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后，向中共旅大区负责人李一氓说过，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他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在李一氓问及理由时，胡愈之说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人心向背问题。李一氓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将他的意见报告了旅大区党委。后来专程护送胡愈之往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并提醒他到平山县后一定要把上述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后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果如胡愈之所料，并传为历史佳话。胡愈之不仅学问渊博，阅历丰富，胆识过人，勇于任事，即使在同辈人中，人望亦极高，同志们、朋友们有事都愿找他商量请教。胡愈之认为向毛泽东上书言事，不能把问题提得太多，而且不能含有个人好恶及情绪的成分。因此，胡愈之认为上书言事的内容应归纳为三方面：广开言路，发扬民主；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在取得共识后，并商定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分别就上述问题进行准备，一旦有机会就向毛泽东主席或毛泽东指派的人晋言。而且胡愈之慧眼独具地认为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是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胡愈之认为可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说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人心向背问题，也要通过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取得大众的支持和理解。对舆论只有一种声音，只有几个班子写作文章的局面，认为并不正常。对当时实际上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况应该使之改变，具体办法是请求恢复由原来民主党派办的报纸，例如恢复《光明日报》，或另外办个刊物，使之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应该实行毛泽东主席早年提倡的群言堂。后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胡愈之积极倡导群言堂，使《群言》杂志得以问世。但这些主张早在1972年就在酝酿了。这广开言路，发扬民主一条可以把周世钊在信中所提到的内容都概括在内了。晋言的经过及余波由于王海蓉的联系，毛泽东知道周世钊暂居北京，还知道周世钊有话想对他讲。1972年9月4日，毛泽东托人送来清人梁绍壬的笔记体杂记《两般秋雨盫随笔》，并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供惇元兄消遣。1972年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赴中南海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多年的老友、对故乡湖南还是关切的，毛泽东问周世钊：湖南的情况怎么样?周告知实情。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入内，并对汪东兴说，他(指周世钊)是来反映问题的，你也听一听。在听完周世钊对湖南情况的讲述后，毛泽东嘱咐周世钊与华国锋一起回长沙，参加对湖南问题的处理，并叮咛周世钊要十分注意安全。在谈到林彪问题时，毛泽东和周世钊都极为愤慨。毛泽东改了两首古诗斥责林彪。其中一首是杜甫的七律，咏怀古迹(青冢)的。毛泽东将原诗的八句只保留前四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第二句中的“明妃”二字改为“林彪”。周世钊向毛泽东递交了他在8月5日写好的信件，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并转达了胡愈之等同志希望见面晋言的要求。毛泽东当时表示可以给这些“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并指定汪东兴去听取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汪东兴在次日，即10月3日下午和10月5日下午，用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听取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的晋言，其间华国锋也来听了一个半天，晋言的全部内容由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在晋言中痛切地陈述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搞群言堂的必要，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其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表示如有可能，他愿意出来筹划一份报纸或是杂志。认为这对疏导舆论，团结知识分子都有积极作用。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周世钊认为不仅理工科大学应恢复招生，文科大学也应有条件地恢复，还谈到当时的中小学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流传几百年上千年，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古文没有了，科学知识的传授减弱了，教师中问题颇多。周世钊在致毛泽东的信及对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要求恢复共青团、少先队，而并无一句提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红卫兵及红小兵。在头天晚上，在毛泽东处，由于更多的是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以及讨论湖南问题，很多话言犹未尽，此时周世钊恳切陈词：教育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当前教育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可能影响两代人(一说是几代人)。杨东莼接过周世钊的话题，谈到青年问题，说到目前青少年在学校里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结束后又大批“上山下乡”，在这种形势下家长不放心，有的青年以各种名目留在城市或倒流回城市，又都成了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杨东莼说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目前青年人当中普遍地对前途感到迷惑，在生活、就业、婚姻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又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实在堪忧。谈话结束时，汪东兴表示，他是受命来听取意见，对各位的意见，他将如实上报。古人曰：“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苏浚：《鸡鸣偶记》)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等人(等人者，参与其事者，不只胡、周、杨三人，对此事持相同或相近看法者更不乏其人)真正是以这种畏友的心情，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尊敬，衷心希望毛泽东能以林彪事件为鉴戒，恢复被“文革”破坏了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这些话，直接给毛泽东提这么严肃而尖锐的意见，是要有勇气的，也还需要讲究方法和策略。胡愈之等人的上书言事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胆略。但是，非常可惜，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回音。“文革”的混乱还在持续，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又在灾难中忍受了4年……周世钊在1972年秋离开北京返回湖南长沙。一年半后，1974年春再次回到北京时，曾希望再度晋见毛泽东，此后也曾致书，但毛泽东未再回信，也未再安排见面。不久，周世钊返回湖南。在此之前，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曾“奉命”向周世钊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没有理由认为周荣鑫会不同情周世钊等人的观点，但当时确是由他转达了毛泽东对其畏友的忠告)毛泽东没有再约见周世钊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或工作繁重，有的说是他对周世钊1972年8月的信及10月的晋言有不同的看法……周世钊于1976年4月初在湖南病重，在“天安门事件”的忧愤中病情加剧。此时毛泽东念及故人无多，惟恐周世钊再有不测，曾指派两名北京医院的大夫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诊治。但两位大夫未赶上为周世钊诊病，4月20日周世钊在湖南长沙辞世，享年80岁。杨东莼于1975年继续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继续担任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中央文史馆馆长，1979年9月逝世。胡愈之在1977年民盟恢复活动后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工作，并于1983年祖国中兴的日子里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胡愈之的倡导下，1985年民盟中央主办的杂志在北京创刊，并根据胡愈之的建议，杂志定名为《群言》。这位为救国多次出良筹，见义轻风浪的老一辈出版和文化事业的先驱于1986年1月逝世。晋言的另一位参与者，胡愈之的革命伴侣沈兹九一直协助胡愈之工作，在“文革”结束后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重建作了大量工作，于1989年12月逝世。虽未直接参加晋言，但始终参与此事的楚图南直到1978年才由于胡耀邦的过问，和夏衍、曹瑛等一批老同志一起，分配了工作，重新回到人民外交的工作岗位上。1986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4年4月逝世。逝世前五天，老人对守护在身边的子女说过，胡愈之等人在“文革”期间的晋言是重要事件。他除了对子女讲述其中的重要情节外，还叫子女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晋言的当事人：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听取晋言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华国锋(半天)，记录李金德；晋言的内容：胡——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周——教育；杨——青年。这就是楚图南最后的日记。后记晋言一事已过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当今情况与“文革”时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年知识界几位老人痛陈的关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应该说仍是领导者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本文的初稿曾在胡愈之在世时十分关注的两家报刊受到冷遇，但笔者认识到，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被领导者，还是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舆论界，对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作为当事者的后代，基于上述认识，记下我们间接了解的史实，记下先辈的铮言，并以此寄托我们对先辈们不逝的怀念。(周彦瑜楚泽涵吴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