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日期：2014-12-14 14:11:29
许倬云先生以纵深横阔的史学家视野，敏锐地洞察出：以美国为中心的第三期现代文明正在衰微，“现代文明正在走入秋季，寒冬已经不远”。本书先从资本主义经济、主权国家、科学技术这三大支柱出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处境，指出了其面临的种种危机，最后尝试在西方传统之外，引入“生命现象的价值观”这一新的元素，作为新的人类共同文明结构的基础。
作者简介：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学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历史大脉络》《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已出版五辑）等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目录：
推荐序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自序
前言从兴盛到衰颓
第一章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第二章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与矫正
第四章资本主义经济最近发生的问题
第五章西欧和美国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第六章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上）
第七章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下）
第八章现代科技的发展（上）
第九章现代科技的发展（下）
第十章资本主义目前的问题
第十一章最近科技发展的情形推荐序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自序
前言从兴盛到衰颓
第一章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第二章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与矫正
第四章资本主义经济最近发生的问题
第五章西欧和美国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第六章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上）
第七章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下）
第八章现代科技的发展（上）
第九章现代科技的发展（下）
第十章资本主义目前的问题
第十一章最近科技发展的情形
第十二章为现代文明把脉
第十三章国家功能的衰变
第十四章主权国家的排他性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运作
第十六章现代社会的松弛和解体
第十七章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观
第十八章中国和印度形而上学所建构的
“生命现象价值观”宇宙论
第十九章后论
推荐序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金耀基
许倬云先生一生以学术为志业，名重当代。中国古代史是他史学专业所在，但他的学术志趣与探究领域，远远超越专业范畴。2006年七十七岁时，他所著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识见高远，视野阔大，是大历史之书写。书中论中国之发展分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及“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这在中国通史的叙事中，匠心独运、别开生面。倬云兄八十岁之后，虽经受长期身体的苦痛，但他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丝毫不减，笔耕也从未稍辍，最近又完成《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一书，并要我写一序言。据告，此书最后一章是在他接受一次重大手术的前夜，由他口述、由其公子录音而成，闻之动容起敬。相识相交半世纪的学长倬云兄之嘱，自是欣然从命，亦因此对此书文稿得有先睹之快。
许倬云先生此书之作，是为西方现代文明“把脉”。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今日面临种种“困境”，已进入“秋季”；它已失去原有的发展动力，由兴盛走向衰败。西方现代文明是指近四五百年来，在欧美诞生、开展、构建的文明体。倬云兄的批判固以现代文明为着眼点，更以近百年来作为西方现代文明代表的美国为观察对象。他在美国生活逾半个世纪，对美国文明是耳闻目睹，所以他的剖析是清明的知性论述，还带有一份真实感受的体验。
文明史是范围最广的历史，西方近五百年的现代文明史内容尤其繁复纷杂，史家落笔最考本事处，就在写什么不写什么。在这里，倬云兄特别重视西方现代文明的制度特性，他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大型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体制，以及科技发展和与其相关的工业生产方式作为论述的重点。相应于这三个基础制度，他又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主权国家、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等五个支柱之上的。
在此书十万字的篇幅中，倬云兄用心最深、着墨最多的，便是西方现代文明核心的三个基础制度和五个观念支柱。在他条分缕析的论述中，更特别着力于制度与观念之间的交光重叠、相互渗透与影响。更有进者，倬云兄对西方文明的剖析，采取的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角度；他把西方现代文明分为四个阶段，今日则处于第三阶段的后期。倬云兄认为在四五百年间，西方缔造的现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篇章，但到了今日，西方现代文明已病象丛生，日薄西山。有意思的是，倬云兄的美国史学同道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步入尾声之际，脑子里也闪过“我们已经历西方五百年优越地位的终结”的念头（见其《文明》一书中的论述）。诚然，倬云兄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前途剖析，比弗格森要灰暗很多；他比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无疑更全面、更深入了。
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主权为本的国家体制，乃至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无不已经变质、异化、松弛、败坏了。他指出，资本主义已堕化为无“诚信”原则、“以钱博钱”的金钱游戏，造成结构性的贫富悬殊与财富世袭化；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践中已狭化为选举，而选举又为金钱所腐蚀；民间社会摇摇欲坠，再难有制衡国家机器的社会力量；政客则假借公权力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民选贵族，人权自由已无所保障，民主愈来愈空洞化与恶质化。至于对西方现代文明最有表征性的个人主义，他的感喟更多。他指出，个人自觉带来的个人主义，原赖基督教神恩之眷顾，神恩因科学之起而失，因而个人之自主性已无所着落，个人竟转变为只顾到自己而自私。更有甚者，自私导致的自我封闭，遂使人际疏离，亲情淡薄，家庭破碎，社会解体。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已出现人之失落、社会之失落，而呈现生命意义与存在意义之危机。这不啻是说这个文明的整个精神世界正在崩塌之中。
百年来，书写西方现代文明没落、破产、沉沦者多矣，许倬云先生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但欲知西方现代文明如何病了？病在何处？病得多重？《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一书，是十分值得认真阅读的。
许倬云先生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剖析锐利和博知多识，在我则更感佩他对人类前途的关心与襟怀。真正地说，倬云兄对人类的未来，是仍抱有希望的。他不但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确实有其自我调整的机制”，更援引中国与印度的东方文化精神资源，以树立“生命现象的价值观”为安身立命之资。而他真正希望之所寄，则是人类能创造“第二个现代文明”。他说：“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文明代表的一些组织型态，就是人类最后的选择。”又说：“我只是指出我们目前的路上危机重重，寻找新出路是必需的工作……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文明的旧习，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合的新途径。”旨哉斯言！这是我最认同的见解。2013年，我出版了一本自选论文集《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我指出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工作的终极愿景，就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文明之构建，固然不能不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体（应该指出，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人的价值，虽然在西方历史实践中已变质异化而空洞化，但这些价值的原始理念仍具有普世意义），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盲目模仿。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以五百年时间建立的“现代文明”，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完成式的现代型文明，但唯一却不等同于具有典范地位。许倬云先生此书更清楚地阐明了“西方现代文明”已不具“现代文明”典范的正当性。以此，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应该正是许倬云先生心目中的“第二个现代文明”。然耶非耶，倬云学长当有以教我。是为序。
2014年8月
文摘：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最近发生的问题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战后，美国成为主要的生产者。欧洲到欧盟一体化以后，才几乎跟美国的实力相当。而新兴的一些经济体，最近集中在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美国的附庸，不仅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保护，其经济发展模式也和美国的战后经济完全配套。
美国能够一跃成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一是因为“二战”期间美国本土没有承受战祸，二是战后美国帮助欧洲复兴，也帮助日本重建——于是，美国的生产力得以将全世界作为其市场。欧洲那些老的工业国家，在马歇尔计划以后很快复原，尤其是德国，即使经过东、西德的分裂，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迅速地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了东进的德国军队。这一成绩说明，一个集权政权可以将全部力量集中起来建设军备。在战后，苏联除拥有自己的领土以外，还建立起在东欧的霸权。然而在冷战期间，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终于在军备竞争上无法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集团对抗，以致有了“苏东波”事件，苏联瓦解为旧日的俄罗斯和一些独立的小国。战后长期的冷战对抗，显示了集权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弱点：权力太集中了，一切决定都由一个中央做出，中央独揽大权。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集中，使得这个庞大团体的各部分除了听命以外，没有因应变化而调节的能力。
于是，冷战的结果似乎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经济体中的个人，由于其决定是自由的，而且所获利润是属于自己的，个人工作的积极性可随时因应变化而做出调节，进而使得由许多个人组合成的经济体能随时面对需要而做出必要的调整。
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的政策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制定的。那个所谓“供给面”的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的“消费面”经济理论，代表一正一反两个极端。里根时代冷战即将结束，苏联拜了下风，于是大家都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确实应该回到亚当·斯密原来提出的特色上来。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力量在里根时代前后，都跟着这一原则制定其调控方向。
所谓供给面的经济，乃是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放在投资者手里。哪边有利可图资本就往哪里放，由此造成的经济力就会增加许多工作机会，让劳动力有充分就业的机会，社会上总的收入也就增加了。在这个方向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必须依靠大量资金的投入，以博取大量的收益。
回头看看，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扩充，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货币供给量不够时，就以创造信用的方式透支资金，等收益落实以后，再回垫资金。“二战”以后，从战场回来的军人纷纷成家立业，他们都要购买住宅，购屋的经费全靠贷款，然后分期偿还。这就是一种信用制度，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寅吃卯粮”。为了供给这些房屋需求，建筑业、建材业、运输业等行业都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对总的经济体而言，则是从“承诺”开始，等发展以后才落实“承诺”，创造了资本财产。
罗纳德·里根推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供应面经济学，也称里根经济学，通过全面减税、紧缩货币、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让自由市场机制自动修正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为里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被美国人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
信用的泛滥引发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危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本来已经存在的信用卡制度迅速地扩张。过去只是具有特殊财力的一些人士才能得到透支现款的信用权。到60年代末，过去被当作特权的卡片性质改变了，许多人拥有代替现金延期支付的信用卡，一个人能消费的财力可以数倍于他自己的真实财力。每个消费者不断延缓其支付期限，于是大家都用空头的承诺透支消费品，厂商和商店则以这些承诺作为支付其上游链条的另一个“承诺”。虽然一个经济体的实际货币流通量并不很大，但经过信用的膨胀后，可以造成虚胖的泡沫。
吹肥皂泡的小孩都知道，任何泡沫都有可能随时破裂。美国的庞大经济体经历了从60年代到80年代将近二十年之久，这一虚胖的泡沫时时有破裂的迹象。不过，各处金融界尽力维护这个泡沫，使其不致破裂。他们又运用了许多手段，将快要破裂的虚账包装，例如次级房贷就是这种包装起来的虚账典型。到了最后，房地产交易最火的地方，例如加州，就首先见到了泡沫经济的破灭。
另一种虚假的泡沫，则是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原来是集合资本形成一定的规模，去做较为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在近代经济制度开始前，类似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已经存在。例如，地中海地区商业城市的商家会集合一些资本，共同进行海外贸易。经过长程运输将海外商货运到市场时，利润是很大的，然而风险也不小，甚至可能因为海难或其他缘故而血本无归。这种有风险的贸易行为很难由少数个人承担，必须依靠很多人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做共同的冒险，也共享丰厚的利润。美国早期的开发也是靠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资金，建筑铁路、开发矿产等。最初的股份可能是在熟识的朋友之间流转，但等到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也有了一点储蓄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就出现了，将这些散在各处的游资，通过购买零碎的股权，集中为可用的庞大资金。
股票市场的这种功能，使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了通过投资获利的机会。这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致富机会的民主化，原意未尝不好。只是到了后来，股票市场的交易不再是某一个公司的几张股票，而是一大堆基金将许多股票拆散，团成一团，在这一大团中间每人分一小块，其中包含许多公司的一小块股权。这种共有基金的操作权在于金融业和股票商，那些零碎的散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一家公司千万分之一的股权。股份有限公司本来的运作是由经理人负责经营，股东们定期聚会、时时监督。在股东们已经分散，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股份在哪里的时候，所谓的股东监督根本就不存在。于是，经理人掌握了庞大
资金的使用权。为了表现出良好的业绩，许多经理人做种种运作，包括虚造假账、内线交易等。股票市场上的短线操作也代替了投资利润，成为股票经营者的主要操纵点。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各地的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全世界有很多的证券交易市场分布在各处。在今天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资金的调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通过键盘操作转移到远处。那些靠股票经营谋利的银行家和股票商，可以完全靠信用在二十四小时内灵活地转换资金，在全球各处的股票市场轮流投资。第二天结账时，他没有拿出一文真正的资本，却可以获得巨利。这种行为也是所谓资金膨胀的另一种现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假借“私募基金”名称出现的虚设基金，那就更是明目张胆的欺骗了。
资本主义的积极运作，本来就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之上。所谓“信用”，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承诺，是要具体兑现的。在上述两种现象发生时，“信用”成了幌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由于“信用”的泛滥，时时面临崩盘的危机。
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愈加凸显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国富论》时代的经济是以“国”为单位的。一个国家的主权之内，可以用关税保护自己的产业，也可以通过货币发行量调节自己的通货。于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国民可以共享；国家也有权力征取税收，将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给弱势国民。然而今天，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大网络。投资者的资金来自甲国，生产的基地却在乙国，甲国可以利用乙国的低工资降低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于是，甲国的劳工失去了职业。甲国的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流窜至各处。很少有政府能够追踪那些大量资金的所在，更不要说征收厚利的重税，将利润均摊在社会福利上，使贫穷无靠的人也能够生活。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20世纪下半叶确实是一个转变的关口。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由那“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而是由那些银行家、股票商和敢于投机的冒险家，共同形成许多“看得见的手”操控经济。而且，无人能够对他们有所管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再建立在个人的自由权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投机取巧的操作上。
现代主流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现在看来，这一支柱已经变成一个吞噬金钱的怪兽。这一制度的变质，将是对现代主流文明的一个巨大伤害。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矫正资本主义的缺失。许多有志之士也不断地投入心力，希望经过社会主义矫正资本主义的缺失。现在看来，原来构想的社会主义经不起考验，若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都已经失败了。将来如何在这两个失败的制度之间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将是对我们人类命运的最大考验。
第五章西欧和美国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一般都认为，西欧的民主化是从希腊城邦传统延伸发展而来的。究其实际，希腊的城邦，例如雅典，固然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其民主实际上仅限于征服族群的内部。他们占领了一片土地，原来的族群成员在城邦之内以公民身份管理权力的核心，城邦外的原居民就沦为附属族群，并没有权利参加城邦的民主体制；城邦内的奴隶为数众多，更是没有任何公民的权利可言。
这种征服族群群内的民主，乃是从战斗部落的军事民主制延续而来。在欧亚大陆中间，经过数千年扩散的雅利安人在各处落户以后，很多组织为民主城邦，也有一些成为了实行贵族寡头政治2的王国，这些背景和后世的民主理念关系不大。当然，希腊哲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讨论，与民主城邦的背景有相当的关系。不过，他们讨论的人权，基本上属于当权阶层中有限人口的权利。
在西欧启蒙时代，神学理论必须要有所改变。一些思想家提出的民主理念，以“人”的权利作为讨论的主轴。这些理念的落实，是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通过观念与实际发展的互相叠合，最终构成一整套国家与公民权利的理论体系。
以英、美、法三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英、美两国经历的民主化，乃是统治者与纳税人之间互相磨合才得到的结果。
英国的民主化历程
英国的民主化开始最早，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英伦三岛面积不大，地居欧陆的西边，中古以来，一批批蛮族移民因不同的情况进入英伦三岛。因此，当地的族群成分相当复杂，有多种族群犬牙交错共同在此居住。后来者居上，往往以征服者的身份凌驾于原居族群之上。但是，他们也未必能以武力完全掌控岛上各族群，例如，11世纪诺曼人从北欧侵入英伦，该地已经有最早到达的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些原来的族群都保持着相当凝聚的实力，他们可以接受诺曼人为君主，但君主不能随意向他们要求朝贡纳税。诺曼君主为了在欧洲大陆上争取地位或是参加战争，每一次要兵要粮都必须取得这些原居大族的同意。
1215年，英王与贵族们订立《大宪章》，就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协定。其中约定的权利并非一般的人权问题，而是取予之间的讲价还价，然后行之于文字，作为彼此的约定。此后，又经过君臣之间数次确认，其法律地位才得以确立。1258年与1259年，在《大宪章》的条款上又增加了许多约定，英国历史上称为《权利法案》，其实只是《大宪章》同一精神的延伸。其中包括政府不能随意拘捕人民，逮捕与起诉都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又例如，王室派遣的法官不能忽视当地法和习惯法，随意审判当地居民。后来又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习惯法的陪审团制度。也就是说，是非曲直的标准必须根据当地的民情风俗和习惯，以此来裁定案犯的责任。因此，以《大宪章》为基础，英国人民开始寻求对于人身、财产和参政等各项权利的保障。
在同一观念上，英国树立了议会的合法统治权，以此保持君主与各贵族领袖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一切立法都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发生效力。前近代时期，英国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于是出现了庶民、地主和城市资产者，实际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财富。政府要求他们纳税，他们则要求相对的参政权利。这些非贵族的乡绅和资产阶级成为议会下院的成员。经济发展日渐将财富转移到这个阶层手上，他们的发言权也就更大了。于是，英国下议院的权力慢慢超过贵族组成的上议院。
17世纪，欧洲正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国家卷入了宗教战争。英国也不能自立于长期的国际动乱，国家必须获得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才能在这种斗争中纵横捭阖。英王一次又一次提出增税的要求，也一次又一次向乡绅和城市资产者让步。最后摊牌的结果众所周知：1645年，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击败了王室军队；1688年经过议会下议院的审判，英王詹姆士二世被处死，英国成为议会统治的国家——是为“光荣革命”。
克伦威尔死后，王室固然复辟了，但是议会掌握的权力并没有让出来。从此以后，英国的真正统治者乃是议会，而不是王室。这一次大变化以实力决定了英国的民主体制：皇权不是神授，而是经过国民同意的国体象征。人民的权利，包括法律上的人身保护和“无代表，不纳税”1的原则，从此成为英国民主的实际内容。后来，王朝的屡次改变都由议会主导，在皇亲之中找到最没有力量的后裔接任王位。他们必须向议会低头，才能够安稳地戴上王冠，坐在王座上。四百年来，直到今天英王都只是一个扮演领导者的演员。
美国民主化的背景与历程
至于美国的民主化，当然和它的建国过程密不可分。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是由一般老百姓建立的。他们或者是因为宗教信仰寻找新的地方安家立户，或者是较为穷困的人民来到新大陆寻求财富。在这片新土地上，从英国来的殖民者组织了社区，处理自己的事情。大家都是初来乍到，只有取得协调才能彼此合作，共同开发新资源。在扩张过程中，各地也逐渐分化为不同的贫富阶层，有大的地主和商人，也有一般的商户与农民。英国往各殖民地派遣一些管理者，但驻军并不多，殖民当局的实际权力也不大。英国政府将殖民地当作英国领土，也向当地人征税。但每次分配税额，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累积的矛盾终于因为印花税的问题，激化为当地殖民者的全面反抗。
在美国的革命运动中，领导者都是当地有地位的人物，在南方是大农庄的地主，在北方是大城市的工商业者。他们分别领导自己地区的老百姓组成的民兵，并最终击败了英国的驻军。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在此规划了公民协议的统治机制。在建构自己的政府时，他们将英国民主建制的结构移植到美国。不过，美国没有贵族院，参议院由十三州的代表组成，以保障每一州参加联邦的权利；真正的实权则掌握在众议院手上，按照人口比例选出代表。参议院执掌对外交涉和国防事宜的同意权，众议院掌握征税和决定政府预算的权力。那些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的人物，其实就是各地的地主和大商户。投票者以有纳税能力的资产者为主，并不是全民投票，甚至妇女也没有投票权。
美国在设计自己的政府制度时，将民主理念放在了《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序章中，特别提出人民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人民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实验，将实际局面决定的情况配合要求人权的理想，作为一个政权权力合法的基础。在美国宪法中，除了正文确定人民应有的许多权利以外，又特别添加了一些附加条款（宪法修正案），以确实保障人民有反抗暴政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等。这一宪法落实了启蒙时代所说的“国家权力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契约”的精神。十三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州权与中央权力的如何分配，从立国以来就是美国政治上的重要课题，至今依然如此。
美国人民投票权的逐渐扩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步的改善，是将资产与投票权分开，凡是公民都可以投票。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例如，妇女长久以来没有取得合法的选举权，也没有独立的财产权。1848年，美国妇女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她们的参政权。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今天才完全落实。20世纪50年代我初到美国时，妇女虽然有投票权了，但真正去投票的人还是以男性为主。非裔美国人（黑奴的子孙）为了争取应有的参政权和其他权利，一次又一次发起民权运动。从实际上的运作来看，奥巴马是第一位黑人总统，而至今还没有妇女担任过总统或是副总统的职位。在南方地区，至今黑人的权利还是不能和白人相比。有若干南方州，当地的大姓占有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地方议员和县市首长等重要职位，形同世袭。我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过去国会的结构中，其成员没有显著的世袭现象，而在今天的国会里，传袭两三代的家族已经不是少数。
美国选举在20世纪中叶开始变化，蜕变成借用商品推销行为的事业。参选者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组织各种参选工作。一般政治人物无法支持自己的参选，他们必须仰赖大财团在幕后支付选举费用。当选以后，大多数政治人物不得不接受财团的要求，替他们谋取特殊利益，或者将特殊利益合法化。金权与政权的互相渗透，已经是今天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相应地也将民主精神恶质化了。原本选民人数增加，民主的基础应当更为坚实。然而，一个堪称吊诡的现象已经出现：选民的人数越来越庞大，相伴而至的则是选民本身的质量相对降低。许多有选票的选民有权利不知如何使用，甚至不认真使用自己的权利——一群质量不高的庞大选民，成为金权侵夺政权时最脆弱的切入点。这一吊诡的现象不仅在美国政治中出现，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一样令人担忧。
法国的民主化历程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乃是近代经济发展之后城市中贫富悬殊现象所导致的结果。城市中的大批贫穷人口衣食无着，在大革命的时候成为暴民，在法国的核心——巴黎——掀起了大型暴力革命。当时法国的政府结构中，有一个三级议会，由贵族、教士和一般资产者共同组成，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来制衡高涨的王权。如上一章所说，法国革命的过程为时甚久，有过缺乏理性的暴民革命，也有过强人政治，几度反复。两百年来，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不断地修正。到今天，法国的政治局面还是常常不安定。今天的法国议会是由许多小党选出的议员组成的，没有长期执政的大党。于是，在组织联合政府的过程中，政治人物彼此讨价还价，以获得短期的执政权。这些现象使得政客有可乘之机，将金权与政权彼此勾结。今天法国政府官员的操守，在欧洲被列入下乘。法国新宪法下的总统拥有庞大的权力，足以挟持总理，却又不必向国会负责，于是政局不稳，又可能开启强人政治，夺取权柄。
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原本的构想乃是尽力防范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防范国家侵犯地方社区的自主。而到今天，这几个民主政体国家都逐渐出现结构上的弊病，导致民主政治的衰坏。本章是从结构上陈述其发展过程，下一章则要讨论到民主理论本身，那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纠正结构上出现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