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冉云飞 日期：2015-01-14 23:34:44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杨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的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那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恋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的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进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此地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鱼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作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我们可用氏族来指称蜀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鳖灵）等氏系——作为蜀人远祖，他们介于传说与历史之间——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古蜀人由采集、渔猎文化进到畜牧、农业文化的演进序列的代称，这个代称序列似乎还暗含着某种从低一级社会向高一级社会演进的痕迹，鱼凫代蚕丛，杜宇败鱼凫，鳖灵替杜宇，无不浸透着胜利是强者这一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明证腐儒们所谓的“禅让”是多么可笑。而他们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迁衍，揆诸情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演进变迁，恰好可以解释古蜀人祖先，为什么名之曰“蚕丛”“鱼凫”“杜宇”“鳖灵”等在今人看来比较奇怪的命名，尽管我们可以拿史载古蜀未与中原通音问之前，尚无姓氏来证明这种命名——无论用此称呼氏族还是对酋长或国王的称呼——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落后的社会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做法也绝非罕见之事。譬如鄂伦春族处于氏族公社时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打到熊时便哭着抬回来，到家后再哭一场，而且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绝不是普遍的规定。”当然视某物为图腾，其因素复杂，或有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又有强化神圣的观念。而其间所产生的图腾禁忌也只是不准对该图腾崇拜物滥捕滥杀，因为滥捕滥杀最终会使他们丧失主要食物亦即图腾，图腾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许就是该物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
蚕丛无疑是古蜀人对教民蚕桑的人的崇拜指称，因为早在《说文》里就有“蜀，葵（桑）中蚕”的阐释。鱼凫俗称“鱼老鸹”，既称“黑老鸹”又称“乌鬼”，杜甫在夔州看见“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此种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还时有所见，因此鱼凫也就是鱼鹰无疑是鱼凫氏的崇拜物。至于杜宇，蜀人则将其尊为农神，呼为“杜主”，蜀人将催耕之杜鹃亦名子规拟为杜宇魂归，因此蜀人“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一直从战国保留到东晋，至唐代还余风尚存，因而杜甫说成都人“见杜鹃而肃立”。至于鳖灵，蜀人有崇龟的习俗，因为龟在古人眼里既能镇水，又能负重善伏而不倾仄，而且龟鳖同类，由此可以认为龟是鳖灵的图腾，成都后来被称为“龟化城”“龟城”，与此不无关联。所有这一切物拟于人，人拟于物，人物合二为一，将自己的生活与崇拜物紧紧连在一起的做法，是人类鸿蒙时期的一大表征，古蜀历史之演替变迁也不例外。
开明是个异数，尽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规律。他的名字同样十分古怪，名为鳖灵，尤其是他“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更使后世史家莫衷一是。关于此，我认为史学家任乃强的推断很有意味，阐释了一种可能的历史。他认为鳖灵犯罪当死，但问题在于，“巴、楚世为婚姻，楚国能向巴国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获重用，故曰‘复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们也许可将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视为悖谬不经之事，但开明确实是个治水高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杜宇教人务农，但彼时成都地区还有很多地方属于沼泽湖泊，而且由于岷江之水经常泛滥成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耕地使养活更多的人口变得极度困难，因此要大力治水并且解决成都平原的积水问题，从而扩展耕地面积。而当时的状况正如《蜀王本纪》中所说“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尧时大洪水，又譬如《圣经》所记载的洪水泛滥，人类在远古时代都有这样的传说。由是也不难照见水的危害之惨烈，而鸿蒙时期的先民一定手足无措。因此单有教人习农的本领，要想长期赢得民众的爱戴是困难的。而治水高手鳖灵适时而来，使处于洪水肆虐中的群众，若遇救星。我们不妨做一推断，因为盼望——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实为鳖灵——已久，鳖灵忽然而至，或致有“尸化西上”而“复生”的神话。
这个开明，真是幸运，治水有若神助，其易如反掌。“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蜀王本纪》）他这种方法与大禹疏导式治水法如出一辙，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办法相比鲧艰难地去堵那堵不胜堵的创世纪大洪水，实在是很取巧的法子。但就是这取巧的法子，也需要千百次的实践与众多人的经验。决玉山，筑坝以分水，以防止洪水横流。如今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因而可就此代杜宇而称帝。虽然蜀人有同情弱者的传统，看到望帝失败亦不忍，以后每每“见杜鹃而肃立”，其“肃立”并非是怀旧到不能让开明代杜宇，而是因为杜宇教民习农有功。此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杜宇教民习农，使民众也获得极大的好处，不可忘记。
不过，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知道，任何农事包括治水均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功劳，只不过是上古需要一种英雄崇拜，以及对领导者的神话，便于使其万美集于一身，好凌驾于民众之上，对登天牧民有利。这与后世，我们要诋毁一个人，或者沉重打击一个政敌，将万恶归于一人一样，既有思维上的毛病，也是可笑而幼稚的。但好像这种方法，从古至今屡用不爽，也至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及历史观，使得我们的历史除了枯燥的帝王起居注和干瘪的所谓重大事件的记录外，很少有对民众生活的真实登录。因为我们是一个忽视个人生存质量的社会，这样的思想早已深植于我国早期的社会制度中。
不过，治水再有功夫，也是保不准千秋万代——大权独揽而又想千秋万代，本身就是愚蠢的——永执国鼎的。贪图小便宜——这让我想起先秦典籍中蠢人多宋国人的记载，真是冤枉了他们。愚蠢不分先后，傻瓜无处不在，不独是宋人的专利——开明十二世以为秦惠王真的给他送来了几头能屙金子的金牛（虽然有研究交通史的学者认为金牛道早于开明九世以前就已成为贯通中原的要道，而且宋代诗人吴师孟曾有诗说“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传说毕竟表达了民众对愚蠢的开明十二世的嘲笑），便派大力士修筑金牛道，于是护卫成都，扼守边境要塞的北大门，自然洞开，虽然开明王亲自率兵力战于葭萌，但诸城邑竟不能守，秦兵长驱直入，开明王后逃至武阳被杀，相传其太子也在海窝子被俘。开明王朝不得不在公元前316年匆忙而痛苦地画上句号。这样的句号，就像临刑前的阿Q，是怎么也画不圆的。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一般而言，灾害总是意味着毁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公元前6世纪修建的庞贝古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灼热火山灰掩埋。但1784年却被意外发现，至今该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学家探明、整理和修复。各种神庙、市政广场、食堂、店铺、作坊、给水站、公共浴场、雕塑、壁画、花园、喷泉、会议堂、大剧场、体育场、角斗场、民居、小巷、大街、城门、官邸、城门等悉数展现出来，其保留之完整，实在堪用奇迹来形容。难怪有的考古学家出于对专业的过分热爱，要残酷地将这种灾难视为大好事。
不过，成都甚至中国，没有这样幸运的考古发现。但1929年，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挖车水坑时不经意间掀动了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使得那些被湮没的先人们的行迹，露出了些许端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教授葛维汉、林名均进驻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从此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长达六十年之久的漫长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被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为“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确，大量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面积巨大的祭祀坑、城墙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发达，这对于探索古蜀文明来说，是个巨大的发现。
但正如中国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发掘出来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统治者的权威，其主角似乎无一例外都是统治者，在显示我们漫长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相对庞贝古城的建筑，我们就不能回避，我们的城市建设及形成在功能上对个人生存质量的漠视——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其他诸章陆续涉及——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几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为本？
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相继陵替，他们曾经的居所及其开发过的地方，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将他们聚民居住较久之地视作他们的都邑的话，我们将从中看出他们迁徙及所开发地区的不同。蚕丛国的中心应是在今茂县汶川地区的岷江河谷地带，而鱼凫氏迁至海窝子后，可能在其中后期迁至温江一代。至于三星堆，在我们看来只是鱼凫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鱼凫城却在温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孙松寿曾作有《观古鱼凫城》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谩苦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
这首诗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鱼凫城遗址，而这一切都掩藏在荒垄衰草之中，世事兴废、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挡，就像每一天都必然要走到它的黄昏一样。或许朝代的陵替在对聚民居住地的变迁上，最能直接而现实地表现出来，因而此后无论是开明还是杜宇都像他们的前代蚕丛、鱼凫一样，徙治新的地方。当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不只是显示新的一朝的兴起，旧的一朝的灭亡。可能还因为生存的需要，比如为躲避水灾而选择适宜农耕的较高地势等。因为据考证，在三千年前左右，一场大的洪水使鱼凫古城烟消云散了。所以杜宇才将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县城此二里的崇兴乡境内，而且为了避免其他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个回旋余地，还别都今双流牧马山一带，这似乎很有一点狡兔三窟的意味。
蚕丛、鱼凫所治的地域，史无准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猜测，而其城址的面积就更是一个未知数。杜宇所辖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凤，但到春秋时期，杜宇王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其疆域都是很大的，东至今重庆以东地区，西抵岷山之中，南达云贵，北及陕西汉中。如果我们剔除其中记载的夸张成分，认为其疆域超过蚕丛、鱼凫诸朝，大抵是没有疑问的。而开明王朝的统辖边界也堪与其匹敌，拥有北至汉中，南及宜宾，西达天全、芦山，东抵阆中的广大地区。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实际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辖地根基。
和鱼凫古城的消失一样，杜宇朝末期也遇到了大洪水的侵袭，被洪水肆虐以及治水一直是古蜀历史中重要的主题，而治水问题的妥善解决又奠定了内陆农业文明的先决条件。开明善治水而成就了他的光荣，故代杜宇而称帝，从而使得杜宇败逃进青城山。而开明称帝后并没有立即将都邑定于一地，这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当时成都平原河网湖沼密布，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展耕地，需要有一个辗转迁徙治水的过程。与此同时，成都又成了郫县、新都与广都三地之间进行频繁物质交换和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其商业地位凸显出来，正所谓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自鳖灵至开明五世止，虽然屡屡徙治，从郫县徙治新都，接着向南慢慢拓展至广都，最终在开明九世又折返成都。因而终开明王朝之世，就呈现出新都、广都、成都这样一条迁徙、治水、择都的弧形路线。本来治水完毕就该顺理成章地徙治成都，但偏偏还要传说开明九世做了个奇怪的梦才正始徙居成都，仿佛这样才能唬人，“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徙治之所在今成都上南大街的赤里街，所谓赤里就是彼时的成都还有郭（自然不是以后建城加瓮之郭）无城，亦即只在四街尽头有阙门，而无城垣。或许可以据此反过来证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墙，只是搞宗教活动时所用的场所。
开明王朝虽存十二代，除了遗存的武担山有文人墨客的吟咏外——如王勃《游五担山序》、宋京《武担》诗等——其他鲜有保留下来的。《华阳国志》里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可以想见，由于在开明九世之前，就与中原有频密的交通，才可能使开明九世定都成都并进行深度开发时，学会中原的礼仪制度和五行哲学。换言之，开明王朝在未被秦国武力灭亡以前早已被更先进的中原发达文化及其相应的文物典章制度部分征服，其必将灭亡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作者简介：
"冉云飞
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长居成都。著名学者，作家，杂文家。“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阅读教材，被媒体誉为“民间教育家”。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书十数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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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版自序◎1
初版自序◎9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002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011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016
第二章审察时光的秘密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022
游乐与工作◎034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046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057"目 录
新版自序◎1
初版自序◎9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002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011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016
第二章审察时光的秘密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022
游乐与工作◎034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046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057
第三章左冲右突的道路
几千年来的突围◎068
在蜀道上狭路相逢◎079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089
第四章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真正的世界奇迹◎100
水无常势◎108
水湄之城◎119
第五章难以忘怀的时代
我们的书香◎128
出其不意的贡献◎142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153
第六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164
抚平创伤◎178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192
第七章探访民间生活
谁是二百五◎202
老百姓的天空◎213
竹枝词中的消息◎224
第八章口福与欢乐指南
美食的道路◎236
宴饮的风俗观察◎247
话语的盛宴◎257
第九章城市从这里突围
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268
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279
谱牒方志里的秘密◎290
主要参考书目◎303"
前言"新版自序一座城市的社会学生长与观察
一
别说张艺谋团队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广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锦江春色来天地”、李义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对成都夸饰增华的文艺状描。成都当然不独是文艺青年的园圃，若我们拿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观察这座曾经有味道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尽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丰富是必然的。
当我读到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酒家多，游人爱向谁家宿”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万里桥边的商业业态，都"新版自序一座城市的社会学生长与观察
一
别说张艺谋团队的“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广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锦江春色来天地”、李义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对成都夸饰增华的文艺状描。成都当然不独是文艺青年的园圃，若我们拿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来观察这座曾经有味道的城市的话，那么他们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尽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丰富是必然的。
当我读到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酒家多，游人爱向谁家宿”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万里桥边的商业业态，都没有变过，现在依然有锦江宾馆、岷山饭店、耍都等在其附近。不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的《唐诗地理》一书，更想起了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古代诗文写就之杰出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泸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踪影了，这说明唐代的气候更有高出今天之处。
对一座城市进行历史研究及考古发掘，这样比较传统的方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对已经认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解读，也是非常必要的。关于成都之名的来历，历来歧说并存，学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说，宋人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乐史《太平寰宇记》）来解释成都之名的来历，是站得住脚的，我亦认可此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生长原理，一步一个脚印，有历史与现实的累积感。所谓自发秩序生长，当然不是说没有人为因素，而是说人为因素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因素并且符合人的现实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种人定胜天的所谓“跨越式发展”。
二
今年暑假立人大学的年轻人们请我带他们行走成都，讲历史背诗词谈美食，这些都难不倒我。但这样按部就班地道来，未免自己都嫌单调而厌倦。我跟他们说，我曾用一条离我家很近的街道与一首唐诗，来给女儿讲街道与城市的社会学观察的故事。唐诗是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街道则是爵版街。我认为非常小资的白居易让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给刘十九，邀其向晚时分来围着火炉喝上等新醅佳酿——在没有蒸馏白酒出现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为储存实在是个大难题。对比老杜这样的穷人“樽酒家贫只旧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有多么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约酒可能要送名刺给对方，那么古人怎么生产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总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库街，无疑是权力核心所在地。围绕着权力核心所在街道，为了提高行政运转效率，就会衍生出次一层级的街道如总府街、提督街、经历司街、布后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与钱粮的单位，俗称藩台衙门，故名之曰藩库街。而藩台衙门之下有一个掌管核对文卷档案的“照磨厅”，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衔级别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处谓“爵版库”，因是名街。而围绕或者连接着官方这些街道的还有书院街、惜字宫（有焚烧字纸的字库）等。在布后街西侧有著名的成都大戏院，许多川剧名角在此演戏，至于北侧的荣乐园，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档餐厅。这使得街道虽是人为却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发生长，呈现出一种产业链互相供需与咬合的状况，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链一样，互相不可或缺。
藩库街今天短得只有几十米了，这是为什么呢？其起因，童年曾生活于经历司街（今华兴街一带）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里说过。保路运动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哗变，到藩库街抢钱粮，于是“打启发，抢藩库”几乎成了彼时成都人的口头禅。而“打启发”与“拉肥猪”等语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抢劫、打土豪、占便宜的同义语。民国时这街道生态有变，变成了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学的校址，后来又变为志诚商业高级中学。而在爵版街上则住着另一位耆老宿学林思进，他帮助有名的盐商兼藏书家渭南严氏刻了不少书，斋名为霜柑阁。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抗战时移住成都时，与林有不少往还。
我想说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业或者机构而自发形成的，这样的成长链条，可以让人猜到街道是一种互生关系。比如黉门街附近有国学巷，草市街附近有骡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纱帽街，糠市街旁边就是磨坊街，陕西街上有陕西会馆等，都不是什么让人感到稀奇的判断力。我不是说以前街道就没有受到官方的影响，但近现代以降，特别是四九年后，政府对街道命名的影响，大到一种乱来的主导地位。民国时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远未达到后来单独成立一个地名办后，政府对街道命名强力介入的地步——至于说四九年后的街道办、居委会、居民小组、派出所对街区生活在组织上的无孔不入，探照触角的无远弗届，那是研究组织社会学很细的课题——比如人民路、红星路、解放路、英雄口（盐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没有城市个性，看不出它的具体方位，甚至猜不出他们所属的城市，更猜不着它们之间有没有商业业态和机构互需上的链条性。现在不少取名虽然没有一望即知的意识形态风格，却也看不出地名办或者某领导命名某街为某名时的合理性在哪里。
我一直主张研究者要接地气，事实上以前许多学术上的大家，除了专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外，都有不少对流寓地做的接地气的研究。如顾颉刚、徐中舒二位史学家未到四川前，作为外省人，根本与四川没有多少关系。但抗战时踏足斯地，后来都写出了一些与巴蜀有关的学术文章。顾文后来结集成《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而徐中舒后半生终老巴蜀，自然写得更多，有《巴蜀考古论文集》《论巴蜀文化》等。一个外乡人生活在某地，要使自己与所在地接地气，必须关心该地的历史与现实，才使得自己与所在地不是水和油的关系。有许多华人在国外生活，很多方面都没有问题，但由于缺少对社区事务、公众权利的关注，对所在地的过去与现实漠不关心，始终让人感到他们是一群生活在该地的游离分子，幸福度与契入感都比较小和弱。关心所在地的历史与现实，既是学术研究的近便，也是情感所系与寄托，增加与当地的黏合度，对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不无关联。
为了踵武前贤，也是自己心性与兴趣之所在，于是我学着写了四本与我自己长期生活之所在地——成都有关的书，按时间先后分别是《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以及即将出版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不特如此，我还用脚丈量了成都市二环路以内的所有街道，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街道关系。以前街道与各个省建在成都的会馆有关，现在则变成了各地驻成都办事处或者相关宾馆。有一天我行走到将军街，街的前半截，全是医药器材公司，是附生于此地的省医药管理局的，这个一看就明白。走到半路，忽见三家卖通江银耳的商家，甚觉诧异，不数武即见达州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赫然在焉。三家通江银耳的顾客，乃达州上成都办事的送礼之人。更加好玩的是，穿过东城根街，走到将军街斜对面的金家坝街口，还有一小面馆名之曰达州格格面，看来达州驻成都办事处及达州宾馆还是有相当的商业业态辐射能力的。
事实上像将军街这样依傍某地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的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并不少见。如武侯祠附近多藏餐及相关产品，还有众多的户外登山产品店与活跃的地下越野车进藏区活动，自然与甘孜州驻成都办事处及其宾馆、西南民族大学乃至整个藏区有关。这与四九年前以会馆来影响街道商业业态及人群聚集的方式，还是颇有些区别的。前者是官方权力的附生物，而地缘、血缘关系退居次席，后者则是地缘、血缘、某地商会共同组成的民间自治附生品。有些人会以为这无非是鸡毛蒜皮，小焉者也，其实这还涉及建筑物的形式。如以前外省在成都的会馆，多与当地的建筑型制及相关文化有关，而今的驻成都办事处及相关宾馆，多不讲究自己的地域特色，千篇一律。与此同时，乃至行道树也在某种程度上非常雷同，在在表明权力笼罩，大一统在我们生活细节里无处不在。而这种细节变化，要运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阿兰B雅各布斯《伟大的街道》、迈克尔索斯沃斯等《街道与城镇的形成》、列堡《泰利的街角》、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罗伯特戴维萨克《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等的思想，用法国学者居伊波德“景观社会”理论来观察、研究城市及其街道，才能见出在一个妈生出来的众多水泥森林盒子包围下的城市之后果。
三
一九四九年后，成都人民南路、红星路、东风路这种道路的形成，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不仅是意识形态取名之产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础上横冲直撞，高举高打，彰显着政府的强权。对于街道自发生成和历史累积，没有多少尊重，到了你即便有物痕鉴定专家李昌钰的卓越技术，也无从探查的地步。对于中国当下这样破坏历史遗迹、原有街道、城市记忆的密集高楼、宽马路——许多城市的主政者，对不少主干道像对待性工作者的拉链，开关（挖）得十分随意，大量的浪费与无度的寻租比翼齐飞——以及“摊大饼”的做法，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者，无论是撰写《城记》的王军、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朱涛，还是来中国实践其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的彼得卡尔索普，以及走得更远的、主张将城市规划完全模仿蒙特利尔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区的“新新城市主义”规划者，都是反对的。尽管他们反对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对目下这样的城市外观、街道布局、交通拥堵、尘霾满天等，都有深深的不满。
本来空间的历时性与同存性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使得历史与现实能够和谐共处，这实在是城市规划者不能不注意的事。正如研究空间社会学的学者叶涯剑所说：“即历史痕迹的累积，在同一个空间形态里，不同时期的空间变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沉积下来，这种沉积不一定是以物理形态体现出来，而可能以文字记载、习俗、仪式的形式得以呈现。通过这些历史痕迹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存，我们可以体会人类生活的延续性，而寻找今天生活形态的历史根源有助于我们构建一条更严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现象的因果链。”（《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城市空间的社会记忆有多种方式，但非常要命的是，旧城胡乱改造，使得历史及诸多记忆近乎片甲不留，拔地而起的水泥盒子完全是行政权力与商业资本勾结的附庸。
在我们这些不识时务的人看来，每条街道，都应该得到关注，诸如文化历史、记忆痕迹，特别是那些街道上曾经或正在住着的民众。我主张做街道的口述史，这样的做法，可以从小学课外活动开始。小学生这种课外活动，学校应该委托给比较专业的关于街区历史建设的民间组织来做。每个人从了解自己的街道与社区开始，使他们从小就能与自己所在的城市接地气，而不是始终处于水与油的状态中。这就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已经编纂了达几万字的《历代名人成都行迹年谱》，来关注这些人在成都的活动及文化遗存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些名人曾经居住的街道用地图标识出来，辅以成都的美食、旅游地点、街道简洁说明，一定会成为别具一格的创新性地图。这样的创意与传播，是此前那些城市传播所不具备的。有人或许会说，这样做只关心了有名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历史的缺陷所造成的。普通人不被记录，这样的历史遗憾，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到一定的修正，这就是我倡导采访活着的正在街道上住着的民众之原因。
我早年曾在拙著《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一书里说，现代城市里的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容纳无数但大多没有干系的人、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与寄托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的确，哪家的鸡在叫都听得出来的山村，街头打个屁就可以臭到街尾的小镇，是挺适合装下许多温情故事的。因为东家长西家短的话把子，就可以把人们平静的生活搅动起来，若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那就可以把当地的人煮沸。一件小事就可以煮沸的乡村生活，其好处是大家都在血缘、地缘受到一些天然的道德制约，但你真要欣赏它，其前提条件是，你是个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那么挑剔的人。但容积量很大、极具吞吐力的大城市，却不吃这一套，因此你有出生地，却不一定会有故乡。但是这一切，在每座城市都真正有自己的乡土教材，并重视社区记忆、街道历史、建筑景观、社群自治的黏合度后，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如果有精力来重新写一本关于成都历史的书，那么我一定会从历史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而非仅像本书一样，纯然是从比较传统的历史角度来进行阐释。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本书下意识地接受了诸种社会科学的影响，这可能与我的阅读与关注的学科之多样性、多元化有关。据我所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成都人事的，社会学者魏伟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大约应属第一部专著。虽然我一直说，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生的要求来生病一样，城市亦不可能按社会学家的理论来生长，但我要说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值得我们运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之方法来细致观察和研究。
2014年11月6至9日写于成都，10日改定
初版自序
时过境迁，岁月流播，历史好像成了先人们对后来者的恶作剧。因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方便，仿佛那样就太便宜了我们。这是我写《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所获得的最核心而无奈的感受。
我深知自己对蒙昧无知的童年，怎样的没有记忆。顺理而推，我便主动放弃了一些无谓的努力，即想通过本书全方位地再现先人们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哪怕他是一位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只好在邈远的时光隧道面前投降，空有一腔无所畏惧的抱负，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的。相反，对自己蒙昧无知的童年，如果不是特别不幸，我们倒有自己历史的活见证。比如母亲或父亲，或者家族的其他长辈。正是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对历史的传说，对故老的轶闻，对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应有特别的观照。因为我们还能从这些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里，寻出历史的初步轮廓来，我希望在运用这些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时，能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因为我对专制制度下的官家正史，尤其是对那些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虽也不得不批判地利用，但却对它们保持了较多的警惕，间或有某种程度的厌倦。这是我个人不可改易的毛病。
三年前，因为研究中国告密史与专制制度的勾结，开始了读廿四史的日课，现已读过泰半，就所收罗的资料来说，自然是不少的。但就阅读感受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阴谋太多，岂止是“吃人”，制度之残酷及其无所不在的缺陷，几乎使人窒息而气绝。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乎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他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我们一贯对个人的地位、利益及其相应的价值之忽略，于斯可见一斑。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其资料来源似乎仅限于《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我真的理解他写作该书时的艰辛与无奈。这就说明中国官方的正史总是不给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个人生存状况的方便，此种尴尬，也绝不会放过像谢和耐这样的汉学大家，最终弄得他这本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恰切。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相肉麻地讴歌。如果要我点出自己所喜爱的史学著作，我将毫不掩饰对布罗代尔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尔斯廷的巨著《美国人》三部曲，威廉曼彻斯特的巨著《光荣与梦想》等书的由衷喜欢和赞赏称许之情。他们所记载的民众生活是如此的鲜活，而分析又是令人叹服的透彻，有趣成了他们著作不可缺少的特质，这一切挽救了史学著作在读者中的声誉。而我们，唉，真是不说也罢。
建筑师埃利尔萨里南说：“城市犹如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其抱负和目标。”我希望自己能揭示一点成都这座城市生长的年轮，过往人民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悲伤和欢乐是怎样延续到我们身上的，借琐细的面貌，使之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复活。但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我认为的成都“历史”，而不敢以客观自命。我把本书的写作，当作自己学习写作历史著作的一个训练过程，并希望在将要进行的更为漫长而艰苦的，关于《中国告密史》的写作里，做得更好一些。
1999年7月20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