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勤昭口述，邢浩整理 日期：2015-01-17 17:40:38
“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产生在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的地方人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文化大革命”期间，造翻派们对揪出来的各级领导，极尽侮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这些受虐待的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部长、省委书记们。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从一个独特视角描写中国伟人周恩来。十年动乱中，他以一己之力，借助中直招待所即金台饭店对许多老同志进行保护，这些故事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不仅真实可信，且感情饱满，笔墨深沉，字里行间有诸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其写实的文笔和严峻的氛围，烘托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历史的厚度在这里呈现。
作者简介：
吕勤昭，1931年出生于山东胶东农村。1945年任当地儿童团团长。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32）军，战斗在山东一带。1949年，参加解放青岛、解放福建战役。1950年，调京集训三个月，之后调入中宣部办公厅警卫处。1960年，调徐特立同志身边工作，同时负责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生活。1978年，借调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1980年，回中直管理局，负责招待所工作及中央工作组后勤工作等。1986年，任中直管理局培训处处长。中直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烹饪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高级调研员。1992年离休。
邢浩，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室主任科员、编辑。
目录：
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一、周总理心系保护任务
附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对外省主要领导人的保护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直招待所保护干部的作用
1.保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空军医院“掩护”干部）
2.保护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揪叛徒”中的保护）
3.保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招待所信息的泄露）
附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两次保护刘澜涛同志纪实
附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4.保护安徽省省委领导李葆华、黄岩、张恺帆（变“进京受批”为“进京受保护”）
5.保护江西省省委领导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引干部进京保护）
6.保护山东省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干部“受骗”离京）
附四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谭启龙
7.保护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中直招待所里的“饺子风波”）
8.保护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避“批陈整风”之风）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一、周总理心系保护任务
附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对外省主要领导人的保护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直招待所保护干部的作用
1.保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空军医院“掩护”干部）
2.保护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王鹤寿（“揪叛徒”中的保护）
3.保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招待所信息的泄露）
附二“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两次保护刘澜涛同志纪实
附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4.保护安徽省省委领导李葆华、黄岩、张恺帆（变“进京受批”为“进京受保护”）
5.保护江西省省委领导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引干部进京保护）
6.保护山东省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干部“受骗”离京）
附四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 谭启龙
7.保护辽宁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中直招待所里的“饺子风波”）
8.保护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避“批陈整风”之风）
9.其他被保护的领导人
附五在中直招待所的日子（据曹祥仁的儿子曹冶回忆）
10.对干部家属的保护
附六“文化大革命”中的中直招待所往事（据曾希圣的儿子曾宪生回忆）
11.保护“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中的干部子弟（招待所“进来了”孩子）
三、招待所和造翻派的激烈较量
附七百年长歌——追寻父亲杨超的人生印迹 杨潇
附八活捉李井泉（小报）
四、我们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待
附九哭周恩来总理
后记
不能暴露中央的这个点。
包叙定对父亲说：“首长们都没带秘书，只有我留在这儿，这样对你不好吧。”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依恋地说：“小包，那你就再住几天吧。”包叙定见父亲情绪不好，就多陪了几天。
临走前一天，李井泉来找包叙定，说：“小包，你要回去啦？”包叙定望着李井泉不便说是也不好说不是，因为招待所打过招呼，进来出去的行踪不准告诉任何人。李井泉看小包为难，尴尬地笑笑说：“吃饭时杨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了。我想请你给我带封信，带点东西。”包叙定点点头。然后按规定立即向吕所长汇报，吕所长说：“你给他带吧，我们不检查了。”
包叙定离开住了10天的厂桥，回蓉时，将信和毛衣交给了大蓉。
25位“走资派”
6月26日我到了北京，按小包叔叔所说的号码给国务院周办周家鼎打电话。我说我是杨超的女儿，现在到北京了，请求去照顾父亲。电话那头传来不动声色的回答：“嗯，知道了。你去后要遵守纪律，好好照顾杨超同志。”
“同志”！周秘书称父亲为“杨超同志”！这对我来说，不啻天大喜讯。我马上拨打电话报告家里。当时商业街50号大门门卫有个电话，我在电话亭里压低了声，但抑制不住兴奋地告诉二姐：“周家鼎称爸爸是‘杨超同志’，叫他‘同志’！就是说，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同志嘛。”
我找到位于平安里的华北饭店（即中直招待所）。所长吕勤昭接待了我，认真地约法三章：（一）不准出大门。晚上8点之后，可以戴上口罩到院子里散步，但不准相互串联。（二）不准给家属通电话。写信必须交给所里，由招待所负责收发。（三）不准在招待所会客。（四）写材料必须通过招待所。吕勤昭特意嘱咐道，孩子们一般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要报告所里。特别要小心不要暴露了厂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儿还住着谁谁。当然，事关爸爸他们的安危，子女们谁都不愿意出差错。
父亲见到我满脸是舒心的笑，一个劲地说：“你来了，这就好，这就好。”他拉着我的挎包把我往屋里引。我还来不及说家里的事，先关上门，悄声对父亲说：“爸爸，你知道吗？周家鼎称你为‘杨超同志’，说明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父亲不置可否地笑笑，急急询问妈妈和姐姐弟弟的事情，打听四川情况。
我住进了中直招待所，和浙江省委书记曹祥仁的女儿曹索菲同住在东楼216房。隔壁217房住着王其梅夫人王先梅和女儿小扬。王其梅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曹索菲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他父亲时任我国驻保加利亚首任大使。我们同室居住时索菲才16岁，是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她皮肤白净细嫩，一双睫毛浓浓的杏眼，笑起来甜甜的，特别是那口吴侬软语化了的京腔，柔柔嗲嗲，使人一听顿生怜爱之意。小扬、索菲和我常在一起玩。三人中我最大，比17岁的铁梅还长一岁。因为爸爸们都被“软禁”，我们那帮子女相互戏称小难友，大家住在一起特别贴心，住进去才几天......现在西面、南面是北京四中。饭店正门在厂桥大街上，后门开在后库胡同。 整栋楼一共只有三层，这些特殊的客人全住在二楼。三楼空着，有时组织老头们在三楼会议室学习中央文件。一楼重兵把守，驻扎着卫戍区的一个连。饭店周围卫戍区还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
厂桥纪律严格，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几个孩子在一起玩。当时叶飞的女儿、江华的儿子、张平化的儿子、张体学的儿子、高克林的儿子、曹祥仁的女儿、王其梅的女儿和我住在招待所。和我玩得多的是王家和曹家的孩子。
慢慢地，我才知道，总理将好些中央部委和各省领导“藏”在北京京西宾馆。后来红卫兵冲京西抓陈再道和宋任穷，总理只好把头头们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厂桥招待所就是其中的一个点。周伯伯在风浪中暗中保护爸爸们，我们这些孩子无比感激。孙吉太常到厂桥来，他隔三差五来送中央文件。对这些惯于制定和执行中央文件的高级干部们来说，能看到中央文件，既是生命的需要，也是政治生命还在延续的象征。孙叔叔每次送4份文件给厂桥供老头们学习，有时还带来几句总理的询问关怀。老头们都盼着他来。
孙吉太原是中南海警卫局的警卫战士，“文化大革命”中调到中南海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任总理联络组组长。他家绝对是上查三代红到根的贫下中农，否则怎能担此重任？孙叔叔是山东人，个头高高约一米八几，一副玳瑁眼镜使裹在军装里的他呈现出几分儒雅。那年月，遇到个斯文的“金珠玛米”真是福气。厂桥住了这些特殊客就不接待其他人。招待所内也是一隔两半，老头们住的地方外人不能进出，就是中办秘书局信访处联络组的20多人中，也
只有三五人（海军转来的刘传真、杨方兆等）知道厂桥内幕......这个瘦瘦高高的大兵官不大，权倒不小，手下管辖着25个省部级当权派，他们的学习、生活、安全一应由孙吉太负责。当时中办通知所属各局，任何客人要住厂桥须报孙吉太，由孙吉太批准。孙吉太要掌握来者是哪个省的，和已保护的人有没有冲突，会不会泄密。孙吉太所管辖的人姓甚名谁、所住房间号等都要打印分报周恩来、汪东兴等。
由于联络全得通过孙吉太，孙叔叔在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秘感。我们知道，孙叔叔的身后是周家鼎，周家鼎的身后是我们敬爱的周伯伯。
我慢慢知道这儿住着20多个赫赫有名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弄清楚他们是：西南局、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程子华、曾希圣夫人余叔、鲁大东、杨超；西北局的高克林、霍士廉；东北局的黄火青、黄欧东、赵林；吉林省的朱德海；山东的谭启龙；江苏的江渭清；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曹祥仁；江西的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湖北的张体学；西藏的王其梅；湖南的张平化；冶金部的王鹤寿；中央党校的林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