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谌旭彬 日期：2015-01-26 14:24:31
本书以时间顺序为线索，重新梳理了大汉王朝的历史脉络，从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中还原了一个个鲜活而富有个性的历史人物，生动叙述了一桩桩复杂而又传奇的历史事件。在书中，作者灵活运用大量史料，得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刘邦竟然不是真正的皇帝，但他的性格却又影响了整个汉帝国的治国理念；“文景之治”只是一个虚构的盛世；汉武帝“独尊儒术”意图一统思想，却埋下了汉朝灭亡的伏笔……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汉朝符号化和概念化的认知，这段模糊而又遥远的历史在我们眼前也逐渐清晰起来。
作者简介：
谌旭彬，青年作家，湖南人。现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类文章。主要作品有《汉朝——被掩盖的真相》《权力脸谱》等。
目录：
自序：一个被误读了两千年的帝国
1.刘邦究竟是谁？
刘邦的真实品性其实不是流氓，而是游侠。
对信陵君，这位将战国时期游侠之风推往巅峰的人物，刘邦毕生都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
秦末动乱中崛起的刘邦集团最终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
这场财富大分配的结果，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军功利益集团。他们充当了刘邦的统治基础
刘邦被推举为皇帝，仅仅是借用了秦始皇所创制的“皇帝”这个头衔而已
白马之盟，也就在汉帝国内部造成了一种以汉朝宫廷、汉朝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三权分立”
2.开国功臣最阴险
吕后称制伊始，为赢得支配帝国中央及地方政务的强大军功阶层的支持，拉拢他们自然是首要之务
高祖之死而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再次恢复重建
吕氏集团的失败，恰恰败在他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否则，不可能最终惨遭灭门
“诛吕安刘”，不过是军功集团对吕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治突袭。军功集团对汉代初年的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
周勃、陈平暂时委身于吕后的故事显然是军功集团在掌握话语权之后所杜撰出来的
军功集团在政变中获胜之后，还大规模地删改掉了吕氏在汉朝建立过程中所立下的巨大军功自序：一个被误读了两千年的帝国
1.刘邦究竟是谁？
刘邦的真实品性其实不是流氓，而是游侠。
对信陵君，这位将战国时期游侠之风推往巅峰的人物，刘邦毕生都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
秦末动乱中崛起的刘邦集团最终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
这场财富大分配的结果，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军功利益集团。他们充当了刘邦的统治基础
刘邦被推举为皇帝，仅仅是借用了秦始皇所创制的“皇帝”这个头衔而已
白马之盟，也就在汉帝国内部造成了一种以汉朝宫廷、汉朝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三权分立”
2.开国功臣最阴险
吕后称制伊始，为赢得支配帝国中央及地方政务的强大军功阶层的支持，拉拢他们自然是首要之务
高祖之死而迅速衰弱的“宫廷势力”，在吕后的苦心经营下，终于再次恢复重建
吕氏集团的失败，恰恰败在他们没有任何取代刘氏皇族的计划，否则，不可能最终惨遭灭门
“诛吕安刘”，不过是军功集团对吕氏集团发动的一场政治突袭。军功集团对汉代初年的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
周勃、陈平暂时委身于吕后的故事显然是军功集团在掌握话语权之后所杜撰出来的
军功集团在政变中获胜之后，还大规模地删改掉了吕氏在汉朝建立过程中所立下的巨大军功
3.“文景之治”的台前幕后21
贾谊曾经直言批评过文帝执政，过分“无为”，但却忽略了文帝不得不如此“无为而治”的苦衷
如何让诛吕政变不再自己身上重演，自然就成了文帝必须要考虑的迫切的现实问题
只有让列侯们集体离开长安各自回到封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政变爆发的可能性
贾谊一生并不存在怀才不遇，其治国理念大部分都得到了文帝的赞同和接受
无论是刘邦时代，还是吕后时代，都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中央集权式的帝制时代
4“皇权”从这里开始“专制”
申屠嘉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军功老臣们的辉煌，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
景帝如今需要倚助军功集团，自然不得不拿晁错出来牺牲
一个崭新的专制皇权时代，正崭露出它的雏形，此后将千年不变
在汉景帝时代，支撑千年皇权专制的知识分子，还滞留在战国的游侠之路上
5汉朝的“秦始皇”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历史，都有着强烈的“怀旧”惯性。
西汉初年这一套严重缺乏流动性的官僚系统，才是西汉初年游士之风盛行的真正原因
这场“明堂之争”，最终转化为了意识形态之争，这在意料之中。但武帝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会一败涂地
刘安不是因为看到彗星而准备起兵，而是因为得到窦太后即将去世的消息才准备起兵。
粗疏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正在逐渐成形
6“独尊儒术”的谎言
归根到底，武帝尊崇儒家，玩弄意识形态，其原始动机，不过是以儒学为政争的工具
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在承认了皇权之后，给无上的皇权套上了马辔。
儒家知识分子以儒家学说为汉室提供了政权合法性，同时知识分子们则可以批评政府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将在百余年之后，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王莽推上皇帝的宝座。
7权臣必然死亡
这场盐铁会议的背后，却是后武帝时代朝廷内部托孤大臣们之间的一场内争
在早已做好了隐秘布局的霍光面前，无论是谁都只能接受退出历史舞台的无奈结局
武帝留给霍光的，只能是一条在无休止的政争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抵达个人专权的死胡同
只有霍光和他的家族最后的崩溃和毁灭，才能真正地重建出新的政治秩序
8盛世之后就亡国
汉宣帝的上台标志着武帝时代被打压下去的儒家“守成之臣”集团，重新浮出水面
出自民间的汉宣帝只有尊崇武帝，才能彻底为戾太子平反，也才有可能彻底确定宣帝帝位的合法性
将外戚势力看作西汉灭亡的主因，显然是极为偏颇的。西汉帝国实际上亡于意识形态
尽管宣帝公开宣称自己的施政理念是“霸”、“王”道并用，但儒学逐渐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9儒学毁灭了汉朝？
宣帝本人所认同的政治理念与其付诸实施的政治策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萧望之的死，意味着儒家政治集团烟消云散，但是，儒学在元帝朝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却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作为“政治遗产”，这些法家官吏不可能自动消失在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于是冲突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元帝时代，汉代皇帝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灾异与天意之间的关系。
10“天意”就是权力
这场谣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正是元帝之后，皇权与外戚争夺最高执政权的现实
用意识形态来约束权力的行为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关键在于谁在掌控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在元帝之后的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游戏规则诞生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王章的“倒戈一击”其实反映出来的，是西汉早期原教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独立政治人格。
西汉后期的政治格局，其实是外戚势力与儒家知识分子势力的逐渐合流
11万民拥戴的“逆贼”
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
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公开讨论和质疑帝国的合法性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是如此的接近“周公”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而言，“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王莽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12 帝国走入歧途
因为在野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经拥护过王莽，所以，光武帝最终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姿态笼络儒家知识分子
东汉王朝需要利用谶纬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服务。故而，谶纬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神圣的地位
刘秀利用最高皇权，极力向社会各个阶层灌输谶纬知识，维护谶纬的政治地位
不过一年有余，朝廷的封禅队伍却浩浩荡荡地登上了泰山，有了谶纬的撑腰，封禅终于还是搞了起来
这场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的“全民学习”运动，是以学习被迷信化的谶纬儒学为前提的
杂篇：汉帝国之后时代
被儒家神化的唐太宗
为梦想而杀戮的朱元璋
迷失自我的雍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单独列传，其间深意，远非传统观念所解释的那般，是基于什么“进步史学观”，而是因为：汉代的建国，本就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无《游侠列传》，不足以解释汉代建国的由来。至班固作《后汉书》，游侠在史籍中失去位置，背后也有政治因素——东汉政治，早已将游侠风气荡涤干净，如秦帝国一样，游侠已经不为汉帝国所容忍。
游侠的典型特征是“任侠使气，重义轻生，爱憎分明”，张良日后总结刘邦的“天子之道”时曾这样说道：“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个人爱憎如此强烈地折射在汉初政治决策上，其间起作用的，显然是刘邦青年时代即打下深刻烙印的游侠本性。
罢朝后，王陵指责两人没有在白马之盟这个原则性问题上有所坚持，陈平、周勃却对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这就等于是陈平、周勃二人宣告自己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和刘邦“安刘必勃”的遗言一样，这段话也很显然是军功集团在掌握话语权之后所杜撰出来的。首先，周勃、陈平既然如此“深谋远虑”，当面不以白马之盟廷争，下朝后反如此轻佻地向王陵吐露心迹，岂不怪哉！其次，史载，即使在此次迎奉廷争七年之后，陆贾去见陈平，陈平仍忐忑难安不敢相见，及至陆贾‘直入坐’，挑明了‘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才接受陆贾倡议，以五百金为周勃做大寿，此后方才互相拉拢，何来七年前即理直气壮地回答王陵的质询？若真有这么一段对白，又何须多年后再由陆贾来给二人穿针引线？二人早已是一条战壕的同志了。
汉代最杰出的政治家贾谊曾经直言批评过文帝执政，过分“无为”、“无动”，为之叹息不已。但却忽略了文帝不得不如此“无为而治”的苦衷——自代国进入长安的文帝，既要重新组建自己的宫廷势力，又要在敌视自己“下山摘桃子”的诸侯王集团和酣睡于卧榻之侧的军功老臣集团之间辗转腾挪，寻求政治平衡和政治安全，舍此“无为”，实无其他良策。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为汉代儒生们找到了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准确位置——“天意”的尘世代言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和批评者——董仲舒替儒生们攫取到了解释灾异的权力，而这一权力显然是直接针对政府，尤其是针对皇帝的政治行为的。
从此，儒生们开始合法拥有并把持批评、论断当下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而批评、论断这些事务的理论依据，则是各式各样的儒家经典。
看起来这更像是一次“政治交易”——儒家知识分子以儒家学说为汉室提供了政权合法性，同时知识分子们则提升到了一个可以批评、论断政府的地位。儒生们从此摆脱了在朝廷里的役属身份，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自觉。
这直接影响了汉帝国此后数百年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