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如一 日期：2015-02-28 13:50:33
中华上下五千年，绝不仅仅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明朝那些事儿。本书以历朝历代的第二世国君——太宗文皇帝为主线，讲述他们上位、治国、传位的故事。作为王朝的二世主，一个个太宗的塑型串联起来，就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这个轮廓，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使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引领人类前行的开拓意义，而不会再迷蒙于西方人编造的“东方停滞论”中。
作者简介：
黄如一，男，汉族，1983年生人。
作为一名通俗历史作家，黄如一具有文理双科学历背景，并长期在政府供职，倡导用理性客观的逻辑思维科学分析史实，强调将一名工学博士的理性逻辑、一名公务员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对史料的认真研究结合起来，在感性上推崇钱穆的温情史观，从正面书写中国历史，弘扬先进的中华文明。
著有《铁血强宋》，参与组稿《历史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目录：
序篇太宗文皇帝
第一篇上古之玄幻序曲——商太宗太甲
一、中华帝国的传说时代
二、阴影下的主角
三、知错能改是好太宗
四、历史记载AB剧
第二篇二世而亡，帝国成型——秦二世胡亥
一、失败的例子
二、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三、千古一帝，死了吃鲍鱼
四、被即位的小朋友
五、传说中的暴政
第三篇文景之治，大汉天威——汉文帝刘恒
一、太祖建国，三足鼎立
二、脆弱的权力真空序篇 太宗文皇帝
第一篇上古之玄幻序曲——商太宗太甲
一、中华帝国的传说时代
二、阴影下的主角
三、知错能改是好太宗
四、历史记载AB剧
第二篇二世而亡，帝国成型——秦二世胡亥
一、失败的例子
二、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三、千古一帝，死了吃鲍鱼
四、被即位的小朋友
五、传说中的暴政
第三篇文景之治，大汉天威——汉文帝刘恒
一、太祖建国，三足鼎立
二、脆弱的权力真空
三、主角出马摘桃子
四、微妙博弈
五、三大贤君，文景之治
六、北方的草原很危险
七、身后是——汉并天下
第三篇魏晋南北朝，一笔风花雪月的烂账
一、茶几上摆满了杯具
三、被当了坏太宗的好丞相——晋太宗司马昱
五、南北朝的烂账有人收
第四篇一破瓶颈千年路——隋文帝杨坚
四、超级大国的草原攻略
第五篇贞观长歌传四海——唐太宗李世民
六、夸大其辞，急功近利
七、亦正亦邪，谜样丰采
第七篇五代十国——被害妄想症的夜宴
一、最严重的一次乱世
七、菊花残，满地伤
第八篇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最巅峰——宋太宗赵炅
五、运筹帷幄之中，决败千里之外
九、虽然有点幼稚，其实还不错
第九篇辽夏金元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与宋为邻的“周边国家”
六、巅峰处的大调整
第十篇 万里海疆日月悬——明太宗朱棣
二、奉天靖难，战鼓之歌
第十一篇奇迹之成功者——清太宗皇太极
三、明朝版秦桧
终篇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序篇 太宗文皇帝
毫无疑问，过去两千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段被称作“封建时代”抑或“帝王时代”的两千年中，统一的中国概念逐渐成型，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而这漫长的两千年并非只有一个朝代，一个个前后相继的王朝构成了中国历史这幅跌宕起伏的浩瀚长卷。
但有一位伟大的西方哲人曾经曰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史，每一次改朝换代又回到原点，重复上一个周期，所以几千年里中国始终原地踏步。”这句话曾让无数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立志要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连根拔起，改换门庭，投在西方文明旗下。至于这位西哲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冒犯他（她、它）的鼎鼎大名。但不管你伟大到何种层面，这句话都让人为令郎的括约肌发育前景深表忧虑——既然你能对中国历史做出如此重大的论断，那你们的神保佑你能听懂这句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他这个流毒甚广至今还有无数拥趸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道路的中华民族，不但不是原地踏步，而且还是全地球进步最快的一个民族。每一次改朝换代不但不是回到原点，而且很多次还是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重要节点,用杰出的管理科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发展的瓶颈。
全地球进步最快！杰出的管理科学！居然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的精英已经忍不住要扇自己两个耳光，看是不是在做梦。我说别急，如果您耐心看完本书，恐怕要把脸扇肿——就算脸皮够厚，手也要扇肿。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扇精英的脸，我可没兴趣写这么大一部书，只是近年来民间学史气氛浓郁，人人都爱指点江山，纵论古今。这本是好事，但可能现代人不太擅长繁体字和文言文，白领们更忙着过劳死，没空去看正史，却热衷于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黄如一之流用口水话写的“通俗历史”。无数人高举自己都忘了是从《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铁血强宋》还是《金瓶梅》中看来的论据，每天在论坛、茶馆、公交车和办公室津津有味——也有可能是脸红筋涨的传道授业解惑。他们一句话可以总结出上下五千年的盛衰规律，一句话可以点破中华文明为何必然被西方文明甩在后面，再一句话又可以成为如何反超的锦囊妙计。我甚至相信，他们再多说几句可以让玉帝和嫦娥交换工作——在他们看来，天庭政府庞大的组织结构和天蓬元帅魁梧的体型结构区别也就是自己多弹几下舌头。
当然，我很赞赏言论自由，更提倡学术宽容，但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西方传统封建社会和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到底谁周而复始，原地踏步，而谁引领世界发展前行。
很多探讨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自由民主，没有管理科学，只有两千年的独裁专制，能发展出来个狗屁。然而搞笑的是，这些讨论的朋友往往并不具备最基本的史学和管理学知识，他们很多刚刚搞清丞相其实是宰相的一种，甚至还没来得及搞清黄帝其实不是皇帝中的一个，但却可以用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一万的口吻告诉你：“别傻了！管理科学？社会进步？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在封闭落后的封建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说的是西方。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作答？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先准备一点历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知识，略览过了我们的历史才好作答。
首先，中华帝国并不机械等同于西方的Empire，中国的“封建社会”亦绝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FeudalSociety，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西方封建社会以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传统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要义便在于强化这种纽带作用。而东方社会没有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公共管理思想则是以设计组织结构体系和协调平行人际关系为核心。中华帝国分为许多朝代，每个王朝都希望本朝长盛不衰，这就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国家政权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每个朝代的不同设计就构成了中华帝国的不断进步。我想我们至少应该略览过这种发展历程，才好作出从不进步或者总在进步的宏大论断。
那么每个朝代的结构体系和运行风格又如何形成？一建国自然就有了吗？只恐未必。所谓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事实上开国皇帝往往都是些打天下的武夫，王朝的盛衰气运似乎更取决于第二代皇帝如何坐江山。因为一世打江山的方式自己一个人用就可以了，后人不用学，但是二世怎么坐江山，则往往成为整个王朝长期坚持的标杆。这个标杆树得好，王朝就发展得好，而标杆一旦跑偏，便很难保持繁荣稳定。所以，研究一世怎么造翻，在和平年代似乎意义更小，现在我们研究研究每个王朝的二世主，还更能资于借鉴。而研究每朝二世主所设计的国家架构，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掌握这个朝代的总体风格和运行机制，从而勾勒出整个中华帝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具体到每位二世主，由于建国初期的一些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往往都不是常规继位，坐上皇位的故事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作《煮酒论太宗》十三篇，共同研究他们的故事。
如果我们就把每个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称作“二世”，似乎就太枯燥了一点，我们不妨使用中国传统的“太宗”称谓。在此，我们需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史书对皇帝的称呼以及谥法的常识。
所谓谥法，即指一个人死了，后人追赠给他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概括了此人的一生，可以和爵位连用。比如一位周天子（天王）很厉害，就叫周厉王；一位秦国公很孝顺，就叫秦孝公；一位汉朝的皇帝又孝顺，武功又很卓著，就叫汉孝武帝。后来“公”的概念扩散化了，杰出的士大夫均可称公，不一定真的是公爵。比如范仲淹谥号“文正”，习惯就称范文正公。
而庙号则是一种皇帝专用追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皇室也有自己的太庙，供奉皇室历代祖先。在唐朝之前，特别杰出的皇帝除了每人都有的谥号，还可以专门上一个庙号，但只有特别杰出的才有，并非人手一份。比如汉朝著名的“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算是青史留名的一位杰出帝王，却未能取得庙号。正因为有的皇帝有庙号，有的只有谥号，所以汉晋的皇帝史书上统一称谥号而不称庙号，如汉武帝、晋惠帝等。而从唐朝开始，庙号就滥市了，除了末代皇帝，一个都不能少。而谥号却越来越长，一般都是十几个字，比如宋太宗的“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您可千万别把这种名字记住了，我也是从《宋史》上复制下来的，谁有空去记这种名字，还不如多背点英语单词——尽管在我看来背单词也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侮辱，但至少程度要稍低一点。因此隋唐以后史书统一称庙号而不称谥号，如唐高宗、宋太祖等。明朝以后沿袭宋制，史书一般称庙号，但由于绝大多数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习惯上也可用年号指代，如永乐帝、光绪帝等。
可能很多人都想问为何有的庙号是“祖”而有的是“宗”呢？这便是根据“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祖”一般是立下了创建王朝的功，“宗”则是保持了王朝继续兴盛的德。
祖和宗前面那个字当然也不能随意取。按惯例，第一位祖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这一般是开国皇帝，复辟的可称世祖、烈祖等。第一位宗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这一般是第二代主要领导。文帝和太宗都常用于二世主。“文”不是指文才，而是治理的意思，所谓“经天纬地曰文”。你可以理解为高帝创建了一个硬盘，而文帝对其进行了格式化，后面的根据这种格式运行。其后的庙号则按具体情况追谥，用于表达后世对此帝王一生的评价，一般来说公认的仁君可谥仁宗，发扬了孝道的可谥孝宗等等。当然，庙号的描述未必就一定客观准确，比如有人只有一米五却要叫高宗，但总体而言是精炼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手段。有人说中国的谥法系统相当无聊，其实是他自己不理解，历史对一个人物的评价可以极大的影响他在生前的行政行为，是中华帝国一种重要而且巧妙的公共管理技术。
本书要详细讲解的正是每个王朝第一位取得“宗”字庙号，一般也是王朝第二代重要帝王——太宗的故事，每篇主角选取的标准非常公开、公平、公正：
1.每朝获得太宗庙号的人；2.每朝获得文帝谥号的人；3.每朝具有规范性选择正轨意义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正好都是第二位，有的晚到了三至五位，还有的甚至是负一位——建国前就死了，太宗庙号是儿子开国后追赠的。还有人并未正式取得太宗庙号，但确实具备了二世主的特征，对帝国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势起到了龙颈的作用，所以均纪入本书。
本书最重要的几篇主角都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获得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庙谥的标准配置——太宗文皇帝。有几篇主角没有获得标配，但一般来说要么有太宗，要么有文帝，少数只符合第三条标准的也都可以入选。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位小同志既不是太宗，又不是文帝，而是叫×二世。这么直观的表述是不是有点降低大家的品味啊？没办法，他确实符合第三条标准，准予入选。每一位太宗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故事，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哪里又仅仅是他们个体的差异，实是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使然。所以，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正是把握中华帝国龙脉，认清社会前进方向的途径之一，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篇上古之玄幻序曲——商太宗太甲
一、中华帝国的传说时代
谁是中华帝国第一位太宗？据流传至今的文字版史书记载，商朝首创谥法系统，所以商太宗太甲便应该是第一位太宗，理所当然他便应该作为本书第一位主角。
不过所谓商朝，我们显然不能将其与秦朝以后的朝代相提并论，彼时之中国亦无法称之为“帝国”。本书主要内容当是中华两千年帝国时代，本篇只不过开端肇始，似乎更应在序篇一笔带过。然而一部著述，可以无尾，留人以遐想，却不能无头，陷人以迷茫。所以本书单列一篇，既是为第一位太宗单独成篇，也可以概述先秦故事，讲明中华民族的上古渊源，使后人明白各种道理来之有据，并非偶然。
中华民族向来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史料，尤以“正史”精神著称。这便不同于其它民族，以口述作为历史传承的方式，很多故事编得来言之凿凿却不经意间突破了逻辑底线。宙斯、雅典娜、路西法更是“正史”中的常客，以至于已经接受信史思想的现代西方史学界，至今未能根治间歇性人神不分的病根。
不过客观的说，《史记》的前几卷在后人看来也未必算得上“正史”，相信太史公司马迁用区区四卷概述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当时看来应该是人类的总起源），应该和我现在写本篇的想法相去不远。
后人习惯将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称为“三代”，再往前就是传说时代了。虽然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甚至四书五经都记载了一些三代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位理性且无极端宗教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我还是对关于三代的史料持姑妄听之的态度。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持类似态度，三家注本的《史记》中，三位唐宋的注解者注解的字数比太史公原文多十几倍，你基本上要在注解中去找原文。这些注解主要都是考证《史记》的谬误和自相矛盾，三位唐宋才子抽得来太史公欲仙欲死，他老人家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接受宫刑而不直接去死。
如果从纯粹的历史学角度出发，三代的要义便在于考证，因为这些史料错漏百出，简直就是考证主义者的金矿，只因为你生得比较晚，就有机会把司马迁这样的巨擎抽着玩儿。然而从某种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些记载的真伪或许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后人对某种表述的认同方式。中国人选择性的保留了上古时代尧舜禹汤几位“圣君”的正面典型故事，再适当的加以夸大，将其作为后世帝王的标杆，既可以鞭策在职的政治家，更可以作为全社会共同憧憬的方向，这正是历史学的一个功能。
探索先秦历史，我们还是以《史记》为线索。原版《史记》第一卷是《五帝本纪》，唐代司马贞又加一卷《三皇本纪》，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其中殷即指商。史记三皇五帝带领华夏民族走过了蛮荒时代，大禹之子夏启建立夏朝，规定“国王永定”，夏王是华夏民族永恒的王者，似乎可以视为第一个正统王朝。约在西元前1600年，国君传至夏桀。夏桀残暴无道，大约生活在今河南商丘、山东曹县一代的商族部落首领子履经过充分准备，率领商族以武力攻灭夏朝，建立新的商朝。子履即为商太祖，亦称商汤、成汤、武汤。商朝初定都亳都（今山东曹县附近），后经常迁都，直到第二十世帝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才稳定下来。后来周朝为了显示对商的轻蔑，不称商而以殷代称，所以后世常称殷商。
商汤灭夏建商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请注意，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突兀，但在大多数民族看来却是相当陌生且刺眼。因为绝大多数民族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一个国家（部落）一旦确定主人便永世相传，不能更改，可能被外族吞并，但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所谓改朝换代。夏朝也规定了“国王永定”，但夏臣商汤却攻灭夏朝，新建商朝，打破了这一规则，史称“汤武革命”。位列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赞其“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这才是适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正确模式，正是这样的模式开启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历史。
从历史进步的意义讲，改朝换代这种机制赋予了中华民族独具一格的生机与活力，每当历史进行到需要重大变革的节点处，总会有一场适时的革命来催生新王朝带领全民族革除积弊，走向新的文明阶段。正因如此，发端并不算特别早的华夏文明（比起巴比伦、苏美尔等文明而言，华夏其实不太好意思自称“古”文明）才能在三代逐步走到世界文明的前端，从秦朝开始引领世界两千年。
伟哉汤武革命！伟哉华夏文明！
当然，从现实的政治意义讲，这种模式为统治者带来了更多麻烦，他们需要花更多精力和心思来保持本朝的统治地位，所以才有了本书所言太祖费力打天下，太宗更费心思坐天下的模式。而从更现实的文学意义讲，如果没有改朝换代，我又哪来十几个太宗写给您看呢？
而本篇即将登场的全书第一位主角，他现在非常紧张，如何制定商朝的模式，塑造商朝的国风，使其国祚绵延？当你看过商太宗太甲的故事，一定会明白太宗的工作比起太祖，虽然没有浴血厮杀，却又有多么不一样的惊险！
二、阴影下的主角
伊尹、太甲。这两个名头哪个更响？更能代表殷商初年的优秀政治？显然是伊尹。后人常用“伊尹、霍光”来形容大权独揽却又忠心为国的名臣贤相，甚至一说伊尹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前的“元圣”。《太宗说》第一篇主角当然只能是商太宗，但任何人都会发现伊尹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主角。就算是强要把商太宗写成主角，也只能是落在伊尹阴影下的主角。
据《史记》记载，商太祖本立嫡长子太丁为太子，但没来得及继位就死了。太祖驾崩后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在位三年驾崩。帝外丙之弟中壬又继位，在位四年驾崩。没有确切史料显示帝中壬还有没有弟弟或儿子，那他的王位应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商王室内斗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别忘了商朝自己开启的革命模式，对自己也是有效的。
就在这时，太祖的托孤重臣伊尹站了出来。
伊尹，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名为阿衡，伊是他受封的地名，尹是商初最高官职，相当于首相。但《孙子兵书》称其姓伊名挚，阿衡才是官名，《吕氏春秋》也持相似观点。
据说伊尹本生于伊水（河南洛水的支流），后流落到有莘国当自耕农。伊尹研究天下大势，认为夏朝必亡，他希望有莘氏能担当起灭夏建立新朝的重任。为此他不惜放弃自由民身份，到有莘氏宫中去当奴隶。伊尹通过高超的烹饪技术获得有莘氏首领的宠爱，却不幸发现有莘氏与夏王同为夏禹后人，很难担当革命领袖。经过继续搜索，伊尹发现商族领袖成汤非常适合作为灭夏的领袖，于是趁商汤迎娶有莘氏的一位贵族女子为妻，作为陪嫁嫁到了商汤家。后来商汤发现这个陪嫁奴隶才能出众，遂免去奴隶身份，逐渐成长为重臣。
这段来历极具传奇色彩，不过可信度不高。《史记》也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说伊尹精于烹饪，并结合神农氏的中草药理论科学，发展出中医药汤剂工程，由此名声大振。伊尹又精研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治国之道，被有莘国礼聘入宫，担任“师仆”，负责教育贵族子弟。这据说得到了甲骨文考据的验证，如果包括甲骨文记载的话，那么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教师便是伊尹而非孔子。商汤仰慕他的才名，五次前往力邀，才请得伊尹归为辅佐。这显然是“三顾茅庐”的故事原型，而且《吕氏春秋》、《资治通鉴》都认可伊尹是中医药汤剂的发明人，此说可信度似乎更高。
根据零散史料判断，夏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奴隶主将过多奴隶用于奢侈的家庭服务，承担生产任务的自由民劳动力不足。而伊尹将大量奴隶投入到物质生产中，改善了生产力结构，推动商族强盛。商朝建立后全国都采用伊尹的治国理念，一时欣欣向荣，伊尹树立起崇高威望，商汤驾崩后自然成为托孤重臣，大权在握。伊尹从有莘国当师仆开始，就当惯了帝师，虽名为商臣，但商汤就把他当作老师，，到商汤的儿孙辈就更加尊崇。伊尹自称先知先觉，要使天下人民后知后觉。不过当时硬件条件实在有限，别说什么造纸印刷术，连成熟的文字都还没有，所以伊尹虽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但商朝的文化科教事业似乎成就一般，大家依然是文盲，只是都知道了有伊尹这么一位先知的存在。
当王位继承人出现疑问时，连续辅佐了几位商王的大先知伊尹的意见就非常重要。最终伊尹的选择是太丁的嫡长子也就是商汤的嫡长孙——太甲。
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游牧民族兄终弟及，最终又传回给长兄儿子的朴实模式，但需要提醒的是，联想一下就行了，千万别联系起来。商汤是立过儿子太丁作为太子，只是因为太丁自己不争气，死在了老爹前面，没过上坐王位的瘾，继位的仍是商汤的儿子而非弟弟。至于帝中壬没能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儿子，所以传给了最有资格的侄子，仍是传子的一种变通。可见太甲的继位，恰是在维护父子相继模式，而非游牧民族的兄终弟及。
当然，如果要帝中壬自己行使权力的话，未必就轮得到太甲，这还是伊尹拿的主意。所以太甲能够成为商太宗，着实应该好好的感谢伊尹这位与至圣孔子齐名的元圣。
三、知错能改是好太宗
帝太甲登基后，深刻认识到肩上重担，全心全意做一个好首领。伊尹也尽心辅佐，连写《伊训》、《肆命》、《徂后》等几篇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论文，论述商汤（在他辅佐下）的治国之道。帝太甲虚心接受，君臣上下都非常和谐，据说前三年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堪称盛世，人民齐声称颂太甲是个好国王，伊尹是个好宰相。这时帝太甲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老子这么能干，从小博览群书，现在达到顶峰，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没人比我更优秀，我看了那么多《知音》、《读者》、《故事会》这样的人文社科书籍，为啥还要看你个糟老头子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文？
夏商的历史记载实在不太清楚，我不能确定帝太甲的准确年龄，所以不能确诊是不是青春期逆反心理，但症状肯定是符合的——凡是伊尹作出的决策，太甲都坚持反对；凡是伊尹的指示，太甲都始终不渝的去破坏——这并非太甲真的觉得伊尹的政策不合理，而是为了通过反对他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对此伊尹老师非常头疼，又写了多篇政论来规劝。诚然，历史上不乏被老夫子的微言大义感动得浪子回头的坏学生，但是当这个坏学生的爸爸、叔叔都死光了，自己还当了国君，就没那么容易被几句话劝得回心转意了。
帝太甲为了彰显自我，改变了伊尹的治国之道，成为一个标准的荒淫之君，据说还暴露出了残暴的一面。伊尹屡谏不改，最后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放逐太甲！
是的，您没有看错，宰相伊尹放逐了国君太甲。
伊尹把太甲送到供奉商朝历代祖先的桐宫（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勒令他闭室自省。可能和很多单纯的小朋友一样，太甲以为当上国君就成了神，可以为所欲为，直到被放逐才顿悟一个基本道理——国君也是人不是神，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但是不是太晚了，国破家亡的惨剧还能逃脱吗？然而太甲，以及他的商王朝又是无比幸运的。这就好比你本来是个超人，但老师一直教育你要懂得掩饰身份，所以要和普通人一起坐飞机。直到有一天你实在厌倦了那蜗壳般的宽体机舱、大便般的航空美食，最主要还是那班猪头般的川航空姐——她们为川妹子这个名牌带来的耻辱仅次于春哥娶（嫁）了著姐——于是你选择跳出机舱自由飞翔。然而刚跳出去你又突然想起一个常识——这个世界上没有超人。然后幸运的是，你同时又发现飞机还没有起飞，你跳出机舱后轻柔的落在川航空姐温暖的怀抱，她们拯救了你幼小的生命，也拯救了川妹子的荣誉。同样，大圣人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拯救了失足的商太宗，也拯救了青春期的商王朝。他放逐太甲确实是在尽心教育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而非抢班夺权。
突然从王座上被赶下来，成为一个孤苦的守墓人，太甲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幼小的心灵遭到沉重打击。由于没有看过他的自传，我们无法确认他当时的心态，更不知他到底是痛定思痛还是确实无聊，捧起了伊尹老师的著述，认真学习元圣理论。结果通过三年刻苦学习，再加上在桐宫这个革命圣地参观了很多汤武革命的遗迹，受到了大量熏陶，太甲的思想极大升华，终于省悟看些《知音》、《读者》、《故事会》根本就不能算“博览群书”，明白了很多道理，长大成人。
伊尹到桐宫来验收改造成果，太甲稽首道：“小子我不懂事，败坏我爷爷的基业，差点成为罪人，多亏老师您教育得当，使我明白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的道理啊！”伊尹趁机继续教育：“天命无常，只有德才是常。如果你不修德，轻慢神灵，虐待人民，就是皇天也保不了你。只有始终保持‘一德’（非常纯一的德行）才能保住你们家的王位啊！”
由于见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将其领回国都，坐回王位。帝太甲也深刻汲取教训，在伊尹的辅佐下将国家经营得更好，使得万众归心，不但本国人民安居乐业，许多诸侯也主动归附。
伊尹老师对自己的教育成果非常满意，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帝太甲知错能改的好品质，顺便又提出了很多为政治国的理念，核心思想是要尊重鬼神和以德治国，尤其是君主的个人品德。伊尹的很多思想都成为中华帝国最基本的治国理念，当然，由于中国始终没有进入宗教社会，所以伊尹有些关于神权统治的思想没能登堂入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分野。
根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帝太甲于西元前1570年驾崩，在位12年。由于帝太甲知错能改，治理国家卓有成效，盖棺定论时被认为还算不错，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获得了庙号，即为商太宗，同时还有谥号文帝——太宗文皇帝，二世主标准配置。相比之下，他的前两任叔父德才平庸，主要是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表现，没有获得庙号，也就只能算过渡人物而称不上二世主。
四、历史记载AB剧
由于上古史料的简略，商太宗的故事很快就讲完了，但需要补充的是，您刚才看的只是其中一个版本，上古时代的事一般都有好几个版本，而且这些版本有时可以相差到离谱的程度。这就像前段时间流行的一种电视剧形式：AB剧——为了满足不同嗜好的观众，拍摄A、B两种大相径庭的剧情，您爱看哪种就看哪种。
比如有些剧情本来是悲剧结局，让观众看得泪雨迷蒙，为剧中人的悲惨命运唏嘘不已，感叹“如果结局不是这样该多好啊！”B剧情立马让您眼前一亮：结局果然不是这样——贾宝玉和林黛玉终成眷属，梁山伯和祝英台也终成眷属，卖油郎和茶花女又终成眷属，韩寒和郭敬明还是终成眷属，总之有情人最终都能成眷属。你这是在创建和谐社会吗？你可以去创建办领个奖状，可剧情要的是冲突，不是和谐。B剧情往往是画蛇添足，迎合低俗，破坏原本高雅的艺术效果，连影视界都觉得这太低俗了，渐渐将其淘汰。商太宗的故事其实也有多个版本，三千多年过去，很多不和谐的版本也被淘汰得差不多了，如果把它们都列出就会显得我很低俗，不过为了扩展一下您的知识面，我决定要讲讲其中一个版本。
首先，太甲是继商汤、外丙、中壬后商朝第四任国君，此说取自《史记》，但据孔子为《尚书》所做的序，商汤驾崩后即为太甲元年，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在位时间也有12年和23年两说。然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甲骨文考据和碳-14检测结果判定，帝外丙和帝中壬又是存在的，帝太甲在位时间确是12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事，构不成B剧情，真正令人惊叹的是《竹书纪年》中惊世骇俗的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渣，他在商朝前三位君主手下隐忍不发，一直装作忠心耿耿。年轻的太甲登基后，伊尹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发动政变，将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太甲被囚七年后，抓住一个机会偷跑出来，杀死伊尹，夺回了王位。
这真是标准的B剧情！华夏民族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尽管可以出于不同动机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解读，但基本事实是不容混淆的。即便最无耻的文痞，可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就算任你打扮了，小姑娘这个基本事实仍不容篡改。你绝不能说：“历史是春哥，既是超级女生，又是纯爷们儿。”所以，这个B剧情就让人无法淡定了。
以《史记》之说，儒家树立了伊尹这个和孔子并肩的伟大典型，而《竹书纪年》则彻底推翻了这个典型，揭露了“元圣”的人渣本来面目，告诉你伊尹的真实写法其实是——意淫。那两者应该优先信谁？《史记》是汉朝的司马迁根据各种原始资料编撰而成的史书，而《竹书纪年》是一部刻在竹上的历史纪实，类似于后世的实录，本身也是《史记》的参考资料之一。按理说原始资料比编撰著述的信任度更优先，但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各种资料来综合判断，更要符合基本逻辑，不能偏信任何一家之言。
根据甲骨文考据、其它史料、儒家经典记载以及碳-14检测结果，伊尹卒于帝太甲之子帝沃丁在位其间，商朝以天子规格将其葬于发源地亳都，直到六百年后商末还在享受最高规格的祭祀，伊尹的儿子伊陟后来也当上国相，这一系列的事不可能都是虚构的吧？一个篡逆的叛臣又怎可能享受如此待遇？所以《竹书纪年》虽是一本珍贵的原始资料，但这段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后世包括那三位专挑《史记》漏脚的唐宋才子都没有采信。
那为何《竹书纪年》会写出伊尹篡位如此离谱之说？其实岂止是伊尹篡位，此书甚至还说尧舜之间根本没有禅位，而是舜帝囚禁尧帝后夺的位！我沉思良久，最后只能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恶搞名人的怪趣，总喜欢在名人尤其是圣贤头上载一些恶事来吸引眼球。主流说伊尹是大忠臣，就有非主流说伊尹其实是个篡位的！主流说尧舜禅让是美德，非主流就说其实他们是篡位的！您看，真相多惊悚。说穿了，这就是本上古八卦周刊，跟香港地摊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一个性质。后来主流说孔夫子是圣贤，就有非主流编了一段他和南后的风流韵事，以达到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甚至今天还有一些无聊的人，拿韩寒和郭敬明的所谓“恋情”开玩笑，那都是相当的恶俗。
其实中国人这点恶俗还不算什么，更恐怖的是西方人至今还在坚持一个更恐怖的真相——夏朝根本不存在。
是的，西洋佬说我们华夏民族第一个朝代——夏朝根本不存在！
最怀疑夏朝存在的是西方史学界的考古学派，此派认为真实的历史必须有考古遗址作证，尤其是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必须要有那么几件金器、青铜器作证。比如他们也曾质疑商朝的存在，但殷墟一出土立即打消质疑。那夏朝的遗址呢？对此我只能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您：这个，真没有。不过我想这也只能说“没有证明夏朝存在”，尚不能转化为“证明夏朝没有存在”。而且我国已经找到比夏朝时代更早的陶寺遗址（在今山西襄汾），尽管研究成果还不多，但至少证明夏朝以前中国文明就已存在，夏代应该不是一个断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派通过考证特洛伊、克里特、迈锡尼遗址，力证宙斯和雅典娜主演的《荷马史诗》是正史而非神话，据说现在还有人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准备证明《Bible》的真实性，可见这帮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差得有点远，建议您不一定要去相信他们。
其次是来自国内的质疑，主要以顾颉刚先生为主，他们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中从无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夏”字都没有（很不巧当时一年只分春、秋两季）。所谓夏朝，只存在于商朝的再下一个王朝——周朝人的记忆中。不过周人的记忆又是如此清晰且成体系，夏朝的故事并无明显破绽，比《竹书纪年》逻辑性还更严密，孔夫子、太史公都毫不质疑的记载了夏朝的存在。顾先生并不断然否认夏朝的存在，只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给出一种猜测:夏朝并未存在过，五帝之一的帝喾开创的王朝就叫商朝，至纣王共传承1300余年。那么商汤也就并非开国之君，只不过到他这儿突然开了窍，大大的振兴了国家，并且创制了一套谥法系统，混了个太祖庙号，就被误认为是开国君主。而即便是顾先生本人也没有否认有可能是商人羞于谈及自己曾臣服于夏朝的历史，所以避讳了夏朝的存在。
唉，成熟的文字和规范的史料系统，对一个民族的历史传承实在太重要了呀！
五、中国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
商太宗的故事就这样简单讲完了，大家看考证和存疑比正文还多，再这样讲下去就没意思了，我们得赶紧结束，进入正题。本篇的主要目的不是教大家考证，而是讲明一些基本道理，开启后文。
商太宗本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太宗没有当好，幸有圣人伊尹辅佐，才延续了商朝六百年社稷。而汉朝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也废黜昌邑王（刘贺），情况与其类似，被儒家并称为“伊霍”，成为名臣贤相的典型。
从这个评价我们很容易看出，儒家传统观念对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定义——废黜不良国君的臣子是贤臣。
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政治领域最大的一个特色。对于所有民族国君都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具体形式和实质还是各有不同。其它民族往往强调国家的私有属性，国土和人民都是国君的私有财产，那么国君自然享有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威。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绝对权威，只是有些政体下国君的权威性更大而已。而中国从启蒙时代就确定了国家的公共属性，虽然口头上也强调国君的主人地位，但实质上一直将国君作为公共管理者来要求。而所谓臣子，作为辅助管理员，同样负有公共管理职责，这其中包括罢免不称职的管理员。这对西方人而言很难理解——国家既然是国君私财，想怎么挥霍是自己的事儿，你怎么会有废黜他的权限？中国将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拔高，超越了对国家的私有属性，以公权力压倒私权力，才能有顺理成章的伊、霍之事。后世王朝还发生过国家领导层通过正式公开的会议做出罢免国君的决议，这对于其它民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将中国皇帝简单的等同于西式封建领主，以“独裁专制”一言以蔽之，就很难看懂中华帝国的历史，亦无从真正了解中华民族。
商太宗遇到了伊尹这个大圣人，可谓大幸。那么圣人能否量产定期下线，每个朝代都配一个？对不起哦，亲，圣人不包邮的哦！正常情况下，一个不合格的太宗会立即挥霍太祖打下的大好河山，下篇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例子。上古三代的历史虽然玄幻又典雅，非常具有文学魅力的发挥空间，但毕竟史料简陋且太多存疑。更重要的是夏商周显然不能称之为帝国，我们要讲的却是中华帝国两千年波澜壮阔的帝国时代。商太宗这种撞大运的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太宗朝的重要意义，或许一个失败的例子更能体现本书的主题意义，也正是这个失败的例子，开启了中华帝国的恢弘序章！
请看下篇——大秦帝国！
第二篇二世而亡，帝国成型——秦二世赵胡亥
一、失败的例子
事实上，秦二世并未取得太宗庙号，甚至其前任秦始皇也未取得太祖庙号，因为秦朝认为谥号是对政治人物的评头论足，不符合秦朝的法家精神，于是废除了商周以来的谥法系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这对父子视为秦朝的太祖太宗，而且秦二世还堪称是太宗系列中最典型的失败范例。不过在分析这个失败范例前，首先，我们需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庞大帝国土崩瓦解最重要的原因必然是它未能设计出或者执行好一套合乎时宜的组织结构和行政运行体系，而非如某些人所言能葬送于某位花花公子的荒唐嬉戏。
如果我们每次都简单的把历史的重大转折归结于某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那就太容易过早失去走向真相的机会。每一位皇帝，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庞大的中华帝国和亿万子民，他虽然是庞大国家机器的主要操控者，但你要相信，操控者绝不会让机器产生设计功能以外的效果。如果有人拿着一把电吹风剔干净了胡子，那只能说明他拿的就是一把做成电吹风外形的刮胡刀。如果史书记载有人用一把刮胡刀把发型吹成了大波浪，那肯定是史书记载有误或是作者被他的表面现象蒙骗了。当然，历史上也不乏用稻草盖房，结果被外面的老狼一口气就吹垮，冲进来吃掉自己的蠢猪。但如果他把房子设计成砖混结构，他还会被吃掉吗？我们应该看到他为什么要用稻草盖房、怎么盖的、狼又是如何利用这个弱点吹垮房子，深入分析稻草屋和吹气老狼之间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联系，而不是幸灾乐祸的取笑猪头被啃掉的悲惨瞬间，更不能苛责一个思想单纯的小朋友用一把真正的刮胡刀把鸡窝头吹成阿诺舒华。
秦二世胡亥，很多人将其定性为猪头。当然，我无意为这个猪头翻案，甚至在较大程度上赞同这种观点，他好像确实是个猪头。然而问题在于——始皇帝凭借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盖世绝学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就凭他一个猪头就可以摧垮吗？或者整个大秦帝国个个都是猪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秦二世只是一个被推出来象征性砍掉的猪头代表而已，这个结局是设计稻草房时就已经决定了的，只等老狼来吹那一口气罢了。
秦朝，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五年，地球人类最大民族最重要的一次大转型，几乎就在一瞬间完成。这种转型恰如地球磁极倒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在本位面宇宙中又有何人能轻松消化？后人批评小胡亥不能完全正确处理好这个并无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局，就好比有人揶揄春哥的舞美师不给力，似乎换个人能设计出有女人味的猫步。
二、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按理说商朝讲完我们应该接着讲周朝，周朝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过决定性作用，但由于未能进入帝国时代，所以我们只简单带过。
周朝的第一代国君是武王发，开国仅四年便驾崩，12岁的儿子诵继位，史称周成王，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这又是一个和伊尹类似的经典故事：年轻的国君不能秉政，几位叔叔心怀叵测，想篡夺他家王位，周公旦尽心辅佐，诛杀了怪叔叔，力保江山，史称“周公辅成王”，周公旦也被誉为上古贤臣。由于和伊尹的故事基本雷同，就不多讲了。周朝分封天下，诸侯各自拥有独立主权，周天子也就管不住他们互相攻打，最终秦国攻灭其余国家，一统华夏，建立秦朝。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奴隶制终结，建立封建制度。但这种观点在近年受到不少质疑，认为秦朝恰是终结了封建制度，建立起新式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秦之前的商周才是封建社会。质疑者从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所有制、社会结构、人身依附关系、阶级划分等各个方面论证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是“封建社会”。比如，秦以后整个帝国直属于一个皇帝，国土划分为郡县而不分封给各级王公；地方长官都只是中央派出的行政负责人，而非此地的主权拥有者；社会并无明确阶级划分，所谓阶层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而非人为划分的政治集团；各阶层中的人可以相互转化，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每个阶级的人及其后代均不能脱离本阶级；更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人都是国家公民，而非领主的附庸。这些都严重违背了西方封建社会的本质定义，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本质的论述，这似乎是对“五阶段论”的一种颠覆。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概念进行如此极端的理解，对于秦以后中国社会中诸多不符合“封建”定义的特征，我认为都不构成对“五阶段论”本身的否定，我们不妨将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全书的基调，我们有必要在此占用一些秦二世的篇幅专门讲一讲。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形态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细化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此即著名的“五阶段论”。马克思主义自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具体到每个国家或民族总会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如果我们忽视各自特色就犯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无法正确认识本民族的历史特征。事实上从原始社会起，中华民族就走了有中国特色的原始社会道路。
按照原始部落的一般模式，部落间的战争会产生大量战俘，这些俘虏会被罚作奴隶，分得奴隶的本部落民则成为奴隶主。强大的部落经过持续扩张，奴隶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比本部人口还多，便形成奴隶阶级，成为社会主要劳动生产力。奴隶主的后代仍是奴隶主，奴隶的后代仍是奴隶，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私财，所以每一代奴隶及其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就会代代相传，保持阶级的稳定性。人类绝大多数民族都走了这条道路，其中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共和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西方民族认同他们为祖先，现代西方文明便出从这个方向一路走来。
而反观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部落，很早就走出了本民族的特色。轩辕黄帝部落和神农炎帝部落本是不同部落，按惯例应该发展成两个民族，并且不断裂解成更多的民族。而且经过战争，战败方会成为战胜方的奴隶，形成奴隶阶级。然而事实并未照此发展，炎黄部落经过激战，合并成了同一个部落，而且战胜的黄帝部落并未将战败的炎帝部落的人罚作奴隶，而是给予了所有人基本公平的国民待遇。
或许有人认为此段并无可靠的正史作证，只是一段传说，但这恰恰无关宏旨，问题的关键在于该部族的后人确实认同了这个传说中的模式——部落合并而非征服，所以后来炎黄部落的后人——也就是所谓华夏民族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民族，正是因为一开始便走了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原始社会发展道路。华夏社会虽然也有少量奴隶，但并不构成阶级，更没有成为主体生产力，很多人正是据此提出先秦并非奴隶社会。
而大致到夏商，华夏民族又转进到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夏商虽名为奴隶社会，但奴隶却不在社会中充当主要劳动力，其后的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将国土和人口分封为诸侯国，自己也保留了一块直辖领土。这些诸侯国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有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军队，人民是属于领主的私财而非国家公民。领主们还可以将国土和人口再继续封赐给下属，而这种财产一旦送出，就成为对方的私财，和原来的主人脱离干系。周武王建立周朝后，便将天下的国土分成许多块，一块直辖，作为嫡长子一系的财产，其余分封给其余诸子和功臣，这些诸侯国就成为名义上隶属于周朝但又实际独立的国家。
周朝的分封制是基于当时落后的通讯技术和管理水平，过于庞大的国土无法直接有效管理，不得不块状分割，而当时强大的世袭制社会基础决定了这些诸侯国必须成为诸侯领主的私财并代代相传。每个人处于自己的阶级，不但终身而且永世相传。周王世代是周王，诸侯世代是诸侯，农民世代是农民，人与人之间相互隶属，但各个阶级永不相交。这套社会体系和政治模式像极了欧洲的封建社会，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商周才是中国的封建时代。
不过时至东周，周天子的威望已经不足以维持这个庞大的分封体系，尤其是田氏取代吕氏成为齐国国君、赵魏韩三家分晋获得天下的认同，标志着这个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社会体系开始出现松动。接下来便是著名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解除了与周王室的隶属关系，相互攻伐，侵占了别国的土地也不再归还。于是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最后主要只剩下七个较大的国家：燕赵魏齐韩秦楚，即所谓“战国七雄”。战国末期七国还进行过一次正式会盟，相互承认王位，名义上脱离周王藩属。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七个王国都纷纷变法图强，寻求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道路，以更先进的国家组织结构配合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所幸的是中国没有宗教羁绊，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并无思想障碍，各国都自由的走出了这一步。
三、千古一帝，死了吃鲍鱼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这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赞颂大秦始皇帝雄图霸业的一首《古风》。
秦始皇，赢姓，赵氏，名政。顺便说一下，先秦汉族人名中的姓、氏是分开的，一般来说贵族才有姓，一般人只有氏。秦汉以来贵族逐渐式微，便从了众，只以原来的“氏”为姓氏，不再保留“姓”，称呼时将氏和名联用，比如秦始皇就应该称“赵政”而非“嬴政”。现代人将秦王宗室都称为“嬴×”，对此，秦王宗室尤其是秦武王赵荡对人们长期以来将其称呼为“赢荡”的愚蠢行为表示极度愤慨！而与汉族相反，古代西方包括日本都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比如什么爱德华兹?冈萨雷斯，再比如克里斯蒂安?格里内罗斯，一听就非常有气质，就知道是贵族，而一般人直接叫阿猫阿狗，一听就是屁民。后来民主人权了，西方大众才学了贵族，都有了姓氏。姓氏的演化正是东西方社会发展方式的一个绝佳注脚——中国是贵族服从大众潮流，西方却是大众追随贵族引领。
秦始皇第一次从形式上完成统一，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初具轮廓。当然，秦国能横扫六国，一统华夏，并非秦始皇一个人的大爆发，而是此前历代君臣积累的结果。秦国本是周朝诸侯国中相对较弱的一个，但经受住了春秋战国数百年血与火的锤炼，并通过商鞅变法、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终于脱颖而出，攻灭二周诸侯，废除分封建国，代之以郡县制，确立单一式中央集权，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事实上秦国的制度改革并非走在最前，著名的“商鞅变法”其实借鉴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先例。但秦国的变法图强贵在长期坚持，做到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终于使原本落后的秦国率先走入新的社会形态，从根本上甩开了落后一个时代的山东六国，最终才能以雷霆之势，完成华夏九州的首次统一。
秦国变法的核心思想便在于废除分封，构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这首先要设计一套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国家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背景，这在贵族门阀占主导地位的当时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所谓中央集权，就要将贵族官僚的权力收归国有。以往贵族受封于一块土地，这片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便是这个贵族的私财，商鞅变法却要求全国土地和人口都成为国有，甚至要废除贵族世袭特权，这当然是旧贵族极力反对的。为此，商鞅采取了三个重要措施。
第一、通过“废井田，开阡陌”，重新规划国土。商鞅宣布土地可以私有，鼓励开垦荒地。这极大的激发了新兴地主的热情，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占用了很多劳动力。而旧贵族的劳动力因此显得不足，不得不将世袭的土地租售，这样旧贵族的土地资源比例下降，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大大下降，这是建立新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二、通过“什伍法”重新组织社会人际关系。新兴地主需要雇佣劳动力，被雇佣者不得不解除原先隶属于某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商鞅设“什伍法”统一管理这些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的零散人口，也就是政府管理国家公民。按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终结，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秦朝结束了封建时代。
第三、最重要的是取消卿大夫的世袭官爵。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步。商鞅的策略是先在军队中实施军功二十等爵制，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凭军功晋升而非凭世袭身份继承军权，这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可以被广大贵族接受。而随着这些凭军功新晋的平民军官日益增多，原来的旧贵族势力被排挤，逐渐失去了军权。
商鞅变法的核心实质上是废黜贵族制度，如果贸然实施，容易激化矛盾，这也就是很多人明知要改革，但改不下去的原因。商鞅的做法则相当巧妙，先在贵族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培植平民势力，到新势力在某个领域逐渐压倒贵族势力时，便在该领域取消贵族，最终全面取缔贵族社会，形成公民社会，建成了中央集权汉式帝国体系。
商鞅能完成这些步骤，和秦国平民的配合是分不开的。平民本来是贵族的附庸，商鞅突然来请他们脱离原来的主人，即使口头承诺的前景再美好，也很难取得广泛信任。商鞅巧妙的通过“城门立木”这次表演博取了民众信任，跟随他脱离贵族社会，走进公民社会。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缺乏宗教法权的约束，也没有形成契约社会。试想类似改革若发生在欧洲，毫无疑问，教廷会把商鞅先生绑在柱子上，像一千年前——对不起是一千年后——对待布鲁诺那样烧掉他。而全体人民也一定会谨遵教廷神谕并恪守人身契约，而不会去理会谁在城门口表演立木。这才是中国能率先走进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而欧洲始终被禁锢于“黑暗中世纪”的内在因素。
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其实最佳注脚恰是他本人。商鞅在改革过程中严重触犯了旧贵族利益，秦孝公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太子傅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曾公开反对商鞅变法，被商鞅处以酷刑，把鼻子割掉，也就是所谓的没脸见人。后来太子驷继位，即为秦惠王。这两位老师趁机诬告商鞅谋反，判处他死刑。这时商鞅跑到自己的封地商，准备组织自己的下属负隅顽抗。若在商鞅变法之前或者欧洲封建社会，这是可行的。因为按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地上的人不是国家公民，也不是最高领主的财产，而是这块封地领主的私财，领主若要反对自己的上一级领主，他们应该跟随。然而经过商鞅变法，秦国人的思想已经转变，商地的人并不认同自己是商鞅的私财，而是按国家法律把罪犯商鞅抓起来，最后商鞅被车裂而死。
可见，秦国已经建成了公民社会，整个国家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君通过科层制的官僚组织体系指挥国民，从最高元首到普通百姓或前线士卒，只是同一命令的层级传递，而不是多级主权的联合下达。
公元前221年，秦国依次攻灭了六个诸侯国，也毫不客气的吞灭了周天子的直辖领东周、西周，中华帝国的主体部分第一次从形式上统一到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帝国旗下。请注意，我说的是“从形式上”，“从实质上”尚需留待后文细说。
统一华夏后，没有殖民意识，也不搞分封建国的秦王朝，当然会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模式。然而，要求我们的祖先从上古时代便直接进入公民社会亦不现实，部落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的残余力量还将以各种变通形式不断挣扎起复，有时候挣扎的力量还会反噬新生进步力量。秦二世作为最失败的太宗典范，很多人归结于他本人的弱智，但这显然是片面的。他的失败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大变革挫折，是中华民族由有中国特色奴隶社会转向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一次文明大转型中出现的曲折。
而对于小胡亥而言，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上位的时机恰恰只晚了一格。他的前任——秦始皇，无论后世毁誉如何，都享受着“千古一帝”的赫赫声威，而他却要在史书中扮演弱智败家公子的角色。然而，在大秦帝国这架青铜铸就的超级战车上，某一个零件真的有那么大的主观作用吗？或许他和他父亲都只不过是按照战车的轨迹，走到了不得不走的那一步而已。
四、被即位的小朋友
秦朝的行政组织结构严谨缜密，对每个环节上的操作者要求都很高，对顶点的皇帝尤其严苛，甚至超出了常人的体能范围。俗话说：文死谏，武死战，皇帝累死在龙案——别误会，不是指被后妃们累死在睡觉的龙案，而是被每天超过两百斤的奏章淹死在办公的文案上。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高寿）已被繁重的政务严重摧残。尽管非常怕死的秦始皇致力于研发长生不死的技术，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他的身体健康和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时一样，一天天恶化。即便如此，始皇帝仍然坚持进行了第五次巡视全国，以彰显大秦帝国的统一属性。
七月，巡视团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以南张公渡），秦始皇病体沉疴，实在无法支撑。虽然秦始皇晚年非常忌讳“死”字，但大限将至，亦非人力可以阻止。始皇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准备安排后事。
由于秦始皇一直寄希望于长生不死，所以始终没有立太子。但长子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被大多数人看好。内史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扶苏跟随军中，显然是外放锻炼，准备接班。蒙氏是秦朝战功最盛的望族，从蒙骜、蒙武起，为秦帝国一统华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除蒙恬率领秦军几乎全部主力部队以外，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主管最高司法。蒙恬与扶苏在北方边境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蒙氏家族应该非常支持扶苏。
本次出巡秦始皇带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上卿蒙毅、少子胡亥，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留守咸阳，蒙恬和扶苏在北方打匈奴、修长城。史载秦始皇赐诏给扶苏，让他把军事托付给蒙恬，自回咸阳办理丧事。虽然没有明说明让他继位，但这个召唤明显带有此意。不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不能直接通知本人，必须通过一套正式的公文手续，经办手续的人就是赵高，问题也就出在他身上。
秦皇室赢姓赵氏，这个赵高是皇室远亲，但其父曾犯罪，母亲被罚为奴婢，出身相对卑贱。如果是在秦朝之前，是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但赵高生在了好时代，只要有才能，就有出头的机会。赵高文武兼修，练得一身好武艺，又精通刑狱律法，秦始皇任命他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车舆，还让他兼任少子胡亥的老师。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上卿蒙毅判其死刑，但秦始皇不但赦免其罪，还官复原职，甚至兼行符玺事，也就是掌管皇帝符玺，相当于贴身文秘。这种工作在后来一般都是由宦官承担，而《史记》中一句有歧义的“宦籍”，更使很多人都认定赵高是宦官。其实在先秦“宦”只是近臣之意，并非指阉人，赵高有女儿女婿，怎么可能是阉人？
扶苏师从蒙恬，胡亥师从赵高，显然双方是竞争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蒙毅判赵高死刑，但罪名史书无载，且秦始皇不但赦罪还官复原职，可见这个判罚本身也未必公正，或是双方争权中的一次交锋。始皇在时还可以平衡一下这种争夺，而他一旦故去，形势就会完全倒向继位的一方。本来扶苏一方占有绝对优势，事实也正向这个方向发展，但赵高也不会轻易就范，要利用贴身文秘的职务之便奋力一搏。
赵高悄悄扣住秦始皇给扶苏的诏书不发，没过几天，车队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大平台村），秦始皇驾崩，赵高先不发丧，而是紧急召来左丞相李斯密谋。
赵高首先说明了皇帝死在外地容易引发动乱，李斯也表示可以赞同，同意将尸体送回咸阳再公布。然后就是拥立谁继位，李斯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扶苏，而且作为丞相，他怎么可能容许伪传诏书这种事。但赵高向他分析了形势：“君侯才能、谋虑、功高、无怨（指没有怨恨，群众基础好）、长子信之（指扶苏的信任），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比蒙恬如何）？”李斯还是一个很客观的人，老实回答：“不及也。”赵高说：“那就对了，扶苏当了皇帝，肯定用蒙恬作丞相，你最终不能位极人臣而衣锦还乡。胡亥仁慈笃厚，可以为嗣，请您考虑！”
秦汉丞相制度有时是单独一个丞相，有时有左、右两相。历史上一般以左为尊，但秦、汉初碰巧是以右为尊，李斯这个左丞相其实是二把手，还差一步到顶。不过他只是资历差了点，以他作为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第一代设计师的才华和功勋，登顶毫无悬念，但赵高又为他描述了一副煮熟的鸭子展翅高飞的愿景。经过慎重考虑，李斯决定与其合谋，矫发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另拟一道诏书给扶苏，痛斥他率军不能辟土立功，士卒多耗，还经常直言毁谤，令其不得归为太子，将军蒙恬辅佐不力，皆赐死。
扶苏接到这么一道诏书，伤心欲绝，立即准备自尽。蒙恬说：“皇上没有立太子，而且现在外地。朝廷让臣率领三十万大军，公子监军，这是身系天下的重责，现在一个使者来就自杀，怎知不是其中有诈？确认一下再死不迟！”
蒙恬这话其实很有道理，如果扶苏回个信确认一下，赵高的诡计很容易穿帮，那时就算撕破脸，且不说赵高矫诏之罪人人得而诛之，扶苏一方的实力明显也要强得多。但扶苏吃了老爸一顿痛斥，再加上使者几度言语挑唆，羞愤难当，当即自尽。蒙恬还不肯自尽，使者只好暂时留下李斯的舍人（秘书）监军，飞奔回李斯处报信。
尽管蒙恬还没死，但扶苏死了基本上也够了，赵高等人拘捕蒙毅，率巡视团回咸阳。为了掩盖秦始皇已死的事实，赵高等人继续装出平时侍奉皇帝的动作，每天照常把食物送进车内，照常接受百官递送的奏章。赵高还把一种非常高档的食物——鲍鱼大量塞到车里。这当然不是孝敬皇上吃海鲜，而是因为当时天气很热，秦始皇的尸体很快开始腐烂，塞鲍鱼可以掩盖尸味。
呜呼！千古一帝，死后竟被臣子如此对待尸体，不胜哀哉！
回到咸阳，李斯、赵高立即发丧，拥立太子胡亥，史称秦二世。
对此，胡亥要说的是：我是胡亥，别人也叫我秦二世。我老爸挂了，几个怪叔叔演了一场很复杂的大戏，掩盖老爸的死讯，吓死哥哥，让我当了皇帝。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个被即位的。是的，这是我的故事。
五、传说中的暴政
提到秦朝，一般人第一印象是统一，其次恐怕就是暴政了。在后人贴给秦朝的标签中，有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赵军，还有孟姜女哭长城，连《史记》的“焚诗书，坑术士”也被硬说成“焚书坑儒”，以起到把秦朝树为儒家社会公敌的作用。而秦始皇好歹还是一统华夏的千古一帝，功过两分，秦二世则完全成了纯粹的弱智二百五。
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看问题。
从现存史料看，秦二世确实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史书上只记载了他当皇帝后的几个弱智故事。
比如秦朝规定上朝时要把鞋子脱在大殿门口，有一天秦二世见那么多鞋子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儿，突然跑过去踢得乱七八糟，在众人的瞠目结舌中轻松的回答了一句：“没什么，好玩儿，哈哈哈！”
这段描写使一副顽童形象跃然纸上。政治是最严肃的游戏，秦二世作为皇帝，这种玩法就太儿戏了。而作为二世主的通病，秦二世沉溺富贵的问题也很严重。秦二世非常有志于度过一个精彩的人生，他曾问赵高：“人活在世上，如骏马穿过决隙一样飞快。我已君临天下，想穷尽耳目所好，心志所乐，一直到死，可以吗？”赵高的回答很有水平，若按儒家传统，肯定说这是昏主的做法，贤主应该避免，他却说贤主应该这样做，昏主才必须禁止。这是什么道理？原来他的考虑不是规劝君主，而是如何保障他达成这种心愿，只有他所谓的贤主才做得到，昏主这样做容易被人推翻啊！而赵高所提供的方法也令人发指，他说：“沙丘之谋受到很多大臣和兄弟怀疑，只有把他们全杀了，才能高枕无忧！”秦二世非常赞同，于是大杀重臣和兄弟。
第一个遭殃的当然是蒙恬，在接到伪诏时扶苏当即自杀，死后情绪基本稳定，蒙恬则一直比较激动。秦二世登基后其实真相已经大白，但手握三十万主力部队的蒙恬并没有打起为扶苏报仇、清君侧之类的旗号反对秦二世（其实是赵高），反而说：“我家三代为大将，我现在手握三十万重兵，论实力我完全可以发难，但是我遵守先人教诲，不敢忘了先帝。”于是服毒自尽，京城的蒙毅也被杀。对此，后世评价不一。比如司马光认为，蒙恬是秦始皇荼毒天下的急先锋，不仁不智，但谨守臣道，明知是无辜被杀，依然守死不贰，非常值得称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不久后天下反秦，大多打的是为扶苏、蒙恬报仇的旗号。而蒙恬自己却不知道打这个旗，却主动就义，傻到了一定程度。不过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讲，蒙恬和商鞅的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商鞅无法煽动商地的人随他造翻，是因为秦人都已经转化为国家公民而非他的私财。同理，蒙恬是三十万秦军主将，但这三十万秦军绝非他私财，正常情况下归他指挥，要造翻可就不行。
蒙氏被除后，秦室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均被诛杀。杀公子可以理解，杀公主干嘛呢？难道亥哥杀的不是公主，是寂寞？之后秦二世认为达到了“高枕无忧”的境界，营造穷奢极欲的阿房宫供自己享乐。再加上秦始皇的骊山陵、长城等重大工程，据说让秦朝百姓过得很苦。唐代诗人杜牧用“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来形容秦朝统治者不断增长的剥削欲望与人民群众有限的生产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很快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了，之后又引发了六国贵族大翻盘，英布、刘邦等各路英雄也烽烟并起，很快埋葬了大秦——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王朝。
后世很多人提出秦二世政治昏聩，导致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在此，我认为至少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秦二世算不上英主，但未必真是传说中的暴君，实际掌权的人是赵高。
第二、秦朝的灭亡未必真是出于所谓的“政治昏聩”，而是一次社会形态大转型中的波折，不是政治清明就能避免的。
先说第一点，赵高以阴谋拥立秦二世，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他。史载赵高用了一个非常拙劣的伎俩，他对秦二世说：“君王要保持威仪，就要让臣子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不要当暴露狂，居于深宫，由微臣等辅佐，这样天下都会称颂圣主。”
这是赤裸裸的篡权，智力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但秦二世确实照这样做了，把行政大权交给赵高，这显然不是他真的相信了赵高，而是明白赵高要篡权，为避免正面冲突而做的政治妥协。
屏蔽了皇帝后，丞相李斯就成了赵高最大的政敌。李斯是法家韩非子的弟子，是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的设计者，对秦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做过重大贡献，地位威望不言而喻。赵高想对付他，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斯本人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赵高又是谁？是能让千古一帝死在臭鱼堆里，还假传圣旨，杀光他儿女的厉害角色，以他的道德底线，并没有丝毫对历史人物的敬畏，历史算个什么玩意儿？一个李斯又算狗屁！
赵高又一次运用贴身近侍的便利来对付李斯。当各地起义越来越猛烈时，李斯作为丞相，忧心仲仲，赵高趁机对他说：“现在局势紧急，我想向皇上进谏，但地位卑微，这应是丞相的职责啊！”李斯说：“我是想进谏，但皇上居于深宫，见都见不着，也不知何时有空，方便进谏。”赵高说：“方便时我立即告诉你。”李斯非常高兴的答应了。
然而李斯上了赵高的当，赵高专挑秦二世玩得高兴时通知李斯来进谏，几次打断秦二世玩乐，让李斯给秦二世留下一个讨厌的怪叔叔形象。然后赵高适时提出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地处陈胜吴广起义范围，但他不主动进剿，似乎和义军有勾结。秦二世派人前去调查，李斯得知大吃一惊，才明白赵高要对付自己，连忙上书秦二世，说赵高是奸臣，并以当年田常作为齐简公相国，最后篡夺齐国的历史活剧警诫秦二世。结果赵高反咬一口，说自己是李斯唯一的忌惮，如果没了自己，李斯才要行田常之事。恰逢此时，李斯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上书，要求暂停阿房宫工程，集中力量征缴盗匪（起义）。秦二世答复道：“我父皇并吞天下，无人不服。我登基才两年，就盗贼四起。各位不但不能镇压，还停止先帝的阿房宫，这是上无以报先帝，下不为朕尽忠，再当这个官干嘛？”于是全部免官下狱。
先秦士大夫视名节重于生命，为避免下狱，冯去疾、冯劫都选择了自尽。但李斯还抱有一线希望，先行就狱，在狱中向秦二世上书，大意是说：“我当了三十多年丞相，立下多少多少重要功劳，总结起来说：新中国就是我建立的，希望您搞清楚。”如果秦二世看到这封上书，就算不被感动，也会考虑下李斯的贡献，来个功罪相抵，轻罚了事。但赵高再次发挥近侍之便，扣住这封字字含泪、句句带血的狱中上书，又派了许多人装作御史、宦官去狱中问话。刚开始李斯都拼命辩解，以功高恳求秦二世饶恕自己，结果赵高反复这样弄了十几次，这些冒牌货光听不回声，弄得李斯莫名其妙。等到秦二世真的派人来问话时，李斯以为那些听筒又来了，不再浪费唇舌，使者只好回复李斯已无话可说。秦二世只能认为李斯已经认罪，高兴的说：“还好有赵高，不然差点就被丞相给卖了！”
于是李斯以谋反诛族，这位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最初设计者，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一个后人误认为是太监的佞臣给干掉了。
冯去疾、李斯死后，赵高独为中丞相，大权独揽。秦二世三年（前207年），赵高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测试——指鹿为马。
赵高拿了只鹿对大家说：“这是马。”秦二世面对赵高虽然在权力上一直有强烈的自卑感，但那一刻智商上的优越感却油然而生，笑道：“丞相错了，谓鹿为马。”然后问左右如何。左右有些不说话，有些顺着赵高说就是马，有些说那明明就是鹿。
其实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那是鹿，赵高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来测试大家——当他和皇帝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而且他明显是错的，大家是否也会绝对服从他。测试后，赵高根据回答情况划分了阵营，回答是马的划入己党，不作声的居于中立，回答是鹿的就打压报复。秦二世也迅速从沉浸于只有自己智力正常的喜悦状态中回到残酷的现实，但他确实被无它法，唯有老老实实躲进后宫，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促进粮食消费，不再过问政事。
很显然，胡亥是名义上的秦二世，但实权在赵高手中。所谓的秦朝暴政，未必真该由秦二世负责，而秦帝国的整体崩溃，更未必是所谓暴政引起。
六、二世而亡不怨我，怨社会
秦始皇在时，用严刑峻法将全国治理得服服贴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秦始皇一死，叛乱（起义）便风起云涌，最先揭竿而起的是著名的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是普通公民，他们的口号是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划分阶级的政治诉求，这在中国先秦或西方封建社会都是绝不允许，事实上也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秦朝，也就是有中国特色封建社会模式开启后，国家公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
但陈胜吴广很快就被镇压，并未撼动秦帝国的统治基础，更多的是起了一个导火索作用，唤醒了原六国势力，这其中包括六国贵族和六国民众。
秦国统一中国很快，直接要求全国都套用原秦国的社会体系，取消一切贵族特权，用统一的郡县制直接管理全国人民。显然这操之过急了，当初商鞅用了各种技巧才在秦国达成变法，现在要用严刑峻法强迫全中国人跟随，这当然可以成为六国旧贵族号召全民反秦的好理由。而由于秦朝不搞殖民，原秦国民众付出极大艰辛征服六国，却并未获得任何实惠。原六国民众虽然战败，却同样是国家公民而无须沦为奴隶分给原秦国民众。那既然这样原秦国民众还拼命支持你秦国干啥？你的国号更好听么？
陈胜吴广打响反秦第一枪后，原六国贵族纷纷站了出来，恢复旧秩序的号召得到大多数人道义上的响应，大家共同推举楚怀王熊心为义帝（“义”是假借的意思，在此用法相当于义足、义肢），带领大家共同反秦，目标是废除秦朝苛政，取回六国故土。
由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叛军很快发展壮大，而秦军主力一部分还在北方打匈奴，更大的五十万大军正在征讨岭南。面对国难，这些部队都采取观望，不回救咸阳。拱卫咸阳的只有王离、章邯等部，但人数较少，士气又低落。赵高又强征大量民夫，甚至组织刑徒充军，秦军士气和训练值被进一步拉低。
叛军中的原楚国旧将项羽最猛，直扑关中，王离、章邯率军迎战。项羽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更被后人吹成一代战神。其实论战斗力，在自商鞅时代传承而来的大秦锐士面前，什么西楚霸王，吸杵靶王还差不多，无非是秦国内政出了问题，秦军不愿打而已。项羽也深谙其理，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匈奴或者岭南的主力随便回来一支，他就真的就会被秦军弩阵杵成靶王。所以项羽玩了一出著名的“破釜沉舟”：渡过漳河后砸烂自己的船和锅，不留后路，只用三天时间大败秦国刑徒和民夫大军，避免真正的秦军赶来。
很多后人非常崇拜项王勇往直前不留后路的英雄气概，其实都被误导了。他不是不留后路，而是他本来就没有后路。要是他不能快速歼灭面前的王离，稍微耽搁几天，秦国援军来了他一样是死。釜和舟本来就没用，所谓破釜沉舟只不过是用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把我军所处的困境解释给他那些不太识字的士卒们而已。我顺便可以偷偷告诉你，“破釜沉舟”这故事是《史记》讲的，但按《史记》记载，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秦军后，秦军退守不出，项羽又率军回到漳河南岸，相持数月后秦军才投降。这怎么回事呢？他们游泳回去的？然后吃了几个月生鱼片？不是说了《史记》是什么矿嘛，所以你可以崇拜一下这种气吞天下的气概（我是指这种极具气概的文笔），但千万不要学着去做自断后路的傻事啊！
事实上正是因为项羽将民夫大军牵制于外围，另一位出身楚国平民的刘邦则趁机直捣关中，进逼咸阳。王离进退两难，干脆投降了项羽，咸阳方面更无力抵御刘邦大军，败局已定。
而赵高对秦二世采取隔离，不让外界给他通消息，但他似乎也嗅到风声，宣称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到河边沉白马祭祀。赵高认为秦二世有脱离控制的倾向，决定把他做掉。赵高遣其女婿长安令阎乐去杀秦二世，又演了一出戏，谎称追捕盗贼，率兵冲入禁宫。
秦二世见阎乐带兵冲入，非常愤怒，连忙呼唤左右，谁知左右都不敢来保护他。秦二世表面上看是一个皇帝，其实，他是一个小屁孩儿。而阎乐表面上看是赵高的女婿，其实，他真的是赵高的女婿，随时可以取小屁孩儿的命。秦二世明白皇帝当到头了，只能向阎乐求情。阎乐说：“足下（不是陛下）这么无道，天下共讨，有今天是自作自受。”秦二世哀声道：“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非常干脆的回答：“不可！”秦二世又哀求：“愿得一郡为王。”阎乐还是说不可。秦二世又说：“愿为万户侯。”还是不行。秦二世只好说：“那就让我带着老婆回去当普通百姓吧！就像各位公子一样。（“比诸公子”，《史记》一不小心又露一马脚，胡亥其实并未屠杀诸公子，而是让他们当了普通百姓。）”阎乐说：“我受丞相之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再多说，我也不敢汇报。”秦二世无奈，只好自杀，死后以平民规格葬于宜春苑（今西安曲江池南岸），在位仅3年，享年23岁。
秦二世崩后，赵高宣布现在秦国已经非常小，不宜再称皇帝，让秦始皇之侄（有史料称是其弟）子婴重新即秦王位。子婴对这个祸害秦室的奸臣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无法用正当方式免去赵高的权柄，但他至少还是个人，可以刺杀。赵高没想到君王也搞刺杀，被子婴轻易得手。子婴诛杀赵高三族，重新振作，继续抵抗刘邦。现在还要负隅顽抗，真是个铁血真汉子。然而大势已去，难道……难道子婴信春哥，还想让大秦帝国原地满状态复活？可惜对面的邦哥是湖南人，又是四川王，就算是真的有春哥也唬不了他。秦军再败后，子婴封存皇帝印玺，向刘邦投降，秦王朝正式灭亡，持续仅15年。
七、前进路上的曲折
秦二世此人，无论政治还是人生都堪称悲剧，是太宗系列中失败的典范，后人常批评他昏庸，贾谊甚至痛骂其“人头畜鸣”。这些批评都是相当苛责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又有谁能够漂亮的走过那一道历史难关呢？
秦二世从头到尾都是赵高的一颗棋子，他到底有多昏庸？能流传下来的说法无非两种：一是赵高的说法，二是汉朝人的说法，谁能为他说句好话？而秦国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直接推广给全国本身就不现实。虽然有些人强调楚怀王的联军是为了推翻秦朝“暴政”，但本质上他们是为了恢复六国旧秩序，这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进行到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回旋，一项全新的社会制度很难顺理成章的取代旧制度，前进路上必有曲折。秦二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杯具，却遇到历史长河中这个回旋的巨浪，注定只能被彻底淹没。
秦朝二世而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过于严格和程式化，不懂得变通。比如秦国规定前往边境的戍卒须在三天内赶到，迟到者杀头。这在统一全国前的秦国范围内是可行的，但统一后仍要求为三天就不现实了。陈胜、吴广正是无法用三天跨越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赶到遥远的边关，那就只好造翻了。国家规模的突然变大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纳入了原来的六国，使秦廷治下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秦廷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这必然产生悲剧。秦国本身是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也确实应该推广，但在具体执行时操之过急，推广失败。不得不说，这也是秦二世失败之处，他未能塑造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国家风格来适应历史前进的现实需要，体现了本书所言二世决定王朝风格的基本原理。
当然，本书也不是专门来讲这个失败案例的，下一位太宗，他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贤主之一，他的王朝国祚四百余年，他的国号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可以说，他不但塑造了一个王朝的风格，更塑造了整个汉民族的悠远气韵和民族性格。
第三篇文景之治，大汉天威——汉文帝刘恒
一、太祖建国，三足鼎立
是的，您没有看错，汉朝刚刚建立就三足鼎立了。但这不是指三个国家，而是三股势力。
反秦联军推翻统一的秦王朝，将中国拖回了分封社会。但有中国的特色封建社会这艘巨轮一旦起航，又有何人能够阻挡人类最大民族开往下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尽管贵族们想要分封，但人民还是认为统一帝国更好。最终汉王刘邦击败楚王项羽，击破了先秦旧贵族的军事力量基础。前202年，刘邦以秦制建立了统一的汉帝国，在长安即皇帝位，即为汉高帝。顺便说一下，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谥号高皇帝，是标准的开国皇帝谥法，史称“汉高帝”。五代十国有一位英雄刘知远建立后汉，他的庙号才是“汉高祖”。后人偶尔会将汉高帝别称为“高祖”，但并非正规称呼，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刘邦的庙号，以讹传讹了。
在建国前，刘邦为了击败强大的敌人，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为了争取英布、彭越等几支势力的支持，刘邦承诺建国后可以分封他们，甚至在建国后还分封几位皇子为藩王，镇守外藩，然而需要强烈提醒的是——这绝不等同于先秦的分封制。
首先，汉朝虽然分封了国土给藩王，并给予了组建军队、征税等权力，但并未明确其国民的隶属关系，民众也都已经认同自己是汉帝国的公民，而非哪位藩王的私财。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所谓分封不过是华丽的空中楼阁。
其次，这种分封显然是权宜之计，局势稳定下来后，汉廷就开始削藩。汉高帝末年，汉廷铲除了除长沙王以外的全部七家异姓藩王，仅保留九位高帝的儿子为王。长沙王也一直与汉廷相安无事，传五世后无嗣而终。汉高帝召集群臣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缩小分封的范围，尽管尚未彻底铲除分封，但方向非常明确。
可以这样说：汉代的政治特征是——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正式的形式和社会基础，虽然事实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开始下滑，社会快速走向公民社会。
前195年，汉高帝驾崩，在位8年，在他身后留下了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皇帝、功臣、后族。
理论上讲，皇帝占据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帝国的主人。但皇帝脱离基层，所有政令必须通过多层传递，其实很容易被架空。而且相对后两者，皇帝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毕竟很难与团队抗衡，这一方理论上讲最强，实际最弱。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平行化多向循环增量反馈系统集成式帝国，想建立西方小国寡民的绝对君主权威，其实是和西式直接民主一样不现实的设想。而功臣和皇帝相反，理论上不占据任何主权，但各位功臣总会培植起自己的一派势力，分别占据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功臣集团的弱点在于各位功臣没有固定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竞争和牵制，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关系。这一方政治势力若能成团队则最强，反之则最弱。而后族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法理和道义上都有一定支持，人数也较多，可以形成团队，可以说是实力强于皇帝，道义强于诸臣，但反过来也可以说道义不如皇帝，实力不如诸臣。
在这三方博弈态势下，扬长避短最为关键。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大的优势是道义。汉高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推翻暴秦，翦灭诸侯，建立大汉，威震天下，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但他死后继位的皇帝显然没有这么强大的道义力量，年仅17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史称汉孝惠帝，高皇后吕雉为皇太后摄政。
吕后从实力上压制皇帝，从道义上压制诸臣，并大力提拔吕氏族人，形成强大的吕氏后族势力。吕后为控制皇帝，对亲儿子汉惠帝实施高压。关于这位悍母是如何从精神上虐待亲子，诸如请他观摩将戚夫人虐杀为“人彘”、强迫他娶自己的外甥女当老婆之类，要讲清楚可以另写一部专著，白雪公主看后必然顿觉人世已不必留恋，自啃一筐毒苹果而死，只留遗书一封，题为《世上只有妈妈好，因为其实亲妈后妈一个样》。这部分如果再详细一点必遭妇联和儿童保护组织封杀，这里就不多讲了。
成年男子汉惠帝本来颇有志气，很想将汉朝建设成一个伟大帝国，然而在亲妈的包办下，终日以泪洗面，更无从过问政事，最后只能将自己放逐到声色享乐之中，在位仅7年驾崩，享年24岁。之后吕后立皇太子刘恭为帝，史称西汉前少帝，吕雉晋为太皇太后。四年后，吕后废黜前少帝并处死，立惠帝另一子常山王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后少帝。四年后，吕后驾崩，她的十五年统治终结。客观的说，这十五年宫闱之事不足称道，但社会发展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萧何、曹参为相，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视为贤相典范。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三个皇帝，但太史公认为这三个都不是真皇帝，在《史记》中没有为他们撰本纪，而撰写了《吕太后本纪》。应该说吕后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各派势力表面上没有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但这全赖于吕后这个兼掌道义与实权的人来维系，她死后各派必然失去平衡。
二、脆弱的权力真空
汉高帝驾崩前一年，身体极度虚弱，吕后其实已经开始摄政，铲除了汉初三大功臣：韩信、英布、彭越，震慑天下，剩下的功臣陈平、周勃等不得不臣服于这个强大的女人。
吕后虽然很强势，但经过十五年苦心经营，吕氏后族仍没能做到扬长避短。皇帝虽然被压制，但名义上的帝位并未被篡夺；功臣们虽然暂时臣服于吕氏，但声威犹在，丞相、太尉等要职仍由王陵、陈平、周勃等把持，吕氏族人仍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吕后曾打算让吕氏族人封王，右丞相王陵非常正直的说：“当年高帝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能王，我们现在不能违背。”但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却说：“当年高帝定天下，便让刘氏封王。现在太后称制，让吕氏封王，有何不可？”吕后听了很高兴，罢免王陵，重用陈平等人。散朝后王陵悲愤的说：“当年大家和高帝歃血为盟，现在高帝不在，你们就违背盟誓，死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直的当面争论，我们不如先生，但保全社稷，安刘氏之后，先生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沉默不言。陈平等通过这种办法保全了功臣集团暂时不被清理，吕产、吕禄等虽然获得王侯虚名，甚至掌握了驻京禁军，但仍未能染指丞相、太尉之职。
而陈平和周勃这两位作为功臣集团的巨头也越走越近，曾互赠五百金为礼，明确为牢固的同盟。吕氏本来掌握实权，诸臣也不敢公开反对太后，但吕后为吕氏封王，突破了高帝定下的非刘氏不能王这个底线，恰恰是给了诸臣联合起来反对她的一个动因。
大臣这个阶层自古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皇帝、人民或者其它什么势力都只能用道义来压制，使他们不能联合。只要他们掌握了道义或者联合起来，绝对没有任何势力能抗衡。是的，我说的是绝对——你不要再问了，你只需要知道吕氏也不能例外。吕后分封吕氏已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现在他们要等的只有最后一件事：吕后驾崩。因为吕后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后，相当于国君，暂时掌握着道义，但废除了分封世袭制，她不能再将太后身分移交给其他人，所以她一死，吕氏掌权的理论依据便消失了。
前180年，吕太皇太后驾崩，享年61岁，摄政15年。她临终前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掌握北军；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并告诫他们：大臣们都不服吕氏封王，一定要据兵卫宫，不能离开皇宫为我送葬，始终掌控好小皇帝，以免被人所制。汉军的北军拱卫京师，南军卫戍禁宫，总兵力七万，掌握南、北两军便是以武力控制了汉宫。
然而天下大势岂是你一句遗言可以控制，吕后一死，刘氏皇族必然要设法铲除威胁到皇位的吕氏，功臣集团也要消灭侵占了他们政治利益的吕氏——你们要当皇帝其实我们没意见，但吕产为相国？这就不行了。更由于有了违背白马之盟这个重大理由，两派自然而然联合到了一起。
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是皇族的朱虚侯刘章。刘章是汉高帝庶长子齐王刘肥次子，一直是皇族中的鹰派代表。刘章二十岁时曾有一次吕后宴请宗室和外戚，请他当酒吏。刘章说他是武将之后，请以军法监酒，吕后随口就同意了。席间刘章和吕后探讨耕田，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出话外之音，沉默不言。席间吕氏有一人醉酒离席，刘章追出去把他宰了，回来禀报：“此人擅自离席，已按军法处斩。”由于事前吕后确实授权他以军法监酒，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从此吕氏明白刘氏仍有人值得忌惮。刘章之兄刘襄继承齐王爵位，弟弟刘兴居封东牟侯，在禁宫值守，妻子是吕禄之女。史载刘章通过妻子得知吕氏将作乱，于是率先发难。但吕氏族人都深知刘章是刘氏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又怎会将阴谋提前告诉他家的人？这个所谓的阴谋显然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刘章为了挑起战端而捏造的，吕氏应该是遵照吕后遗诏，不会主动发难。
刘章派人偷出长安，联系刘襄发兵西征，自己与刘兴居为内应，准备诛杀吕氏，拥立刘襄为帝。刘襄见有人要拥立他当皇帝，当然很高兴，但齐国相召平却是吕氏早就安排在齐国的人，他派兵把齐王宫包围起来，准备扼杀起义。齐国中尉（率领皇城禁卫军的将领，不是现在的排长）魏勃对召平说应由他率兵，有人劝召平说魏勃不是自己人，不能信，要赶紧没收他的兵权。但召平爱才如命，让主动投诚的魏勃行使职责。结果魏勃一集结部队立即就包围了召平的府邸。召平哀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然后自杀身亡。齐国迅速组织大军西征长安，刘氏诸王纷纷响应。
吕禄等人按吕后遗命固守皇宫，但此时必须应对齐、楚等国，他们派出的是颖阴侯灌婴。灌婴在功臣集团内部地位不拔尖，所以后族认为他可以拉拢。灌婴奉命率军到了荥阳（今属郑州），他考虑：以他的兵力，击破诸侯的乌合之众易如反掌，但这样对吕氏有利，危害刘氏。所谓功臣集团毕竟是刘氏而非吕氏的功臣，更何况他也不看好失去吕后的吕氏集团能最终获胜。于是灌婴在荥阳驻兵，与诸侯约和，但也不调头进攻吕氏，只说待吕氏内乱一并诛之，其实就是观望。诸侯也深知自己绝非中央军的对手，同意驻兵陪他一同观望。
灌婴临阵反水，但陈平、周勃仍未表态到底站在哪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应该和灌婴差不多，内心倾向于支持刘氏，但他们虽然高居丞相、太尉之职，其实没有任何实权（这就是他们反对吕氏的根本原因）。他们用了一出计，劫持吕氏集团的智囊曲周侯俪商，强迫他儿子俪寄合作。俪寄与吕禄的关系很铁，向他献策：“陈平、周勃当年支持吕氏封王，说明他们心向吕氏，现在他们首鼠两端，不如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实权，就能确保他们站在吕氏一方了。吕氏三王去到自己的封地，这样所有人都能服气了。”
吕禄这人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长的，居然信了这种鬼话，宣布将兵权交给周勃，准备自去赵国封地。这遭到吕氏族人强烈反对，吕禄的姑姑吕嬃大怒：“将军放弃了自己的兵权，吕氏今天完了！”周勃得到兵柄，立即前往接收北军，但北军中的吕氏势力以周勃无将印为由不许他入营。这时周勃只好又派俪寄游说，俪寄对吕禄说：“现在天下大乱，足下要赶紧把将印交给太尉，自往封地，不然就有大祸！”吕禄被唬住了，交出将印。周勃一进入北军军门，就下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周勃毕竟是威震天下的开国大将，虽然久不掌军，但在汉军中仍占有崇高的精神地位，现在又有将印在手，士卒们纷纷左袒表示愿随他为刘氏效忠。
现在功臣集团掌控了北军，但南军仍在吕产控制下，吕产控制着未央宫的皇帝。此时外地的刘氏诸侯已经向吕氏宣战，但京师的皇族尚未表态。陈平从中协调，请朱虚侯刘章前往协助周勃，表明了皇族愿与功臣集团一起绞杀吕氏的立场。刘章亲率北军攻打皇宫，击败吕产的南军，最后在郎中府的厕所里杀死了吕产，首战告捷。
这时请注意一个细节：皇帝本人的态度。
少帝直到南北两军火并时都始终没有表态，刘章杀死吕产后才派使者持节劳军。刘章还想抢夺节仗，但使者坚决不肯，最后刘章把使者抬上车，载着他走，相当于抢到了节仗。正是看到皇帝节仗，北军士气大振，才能大破南军，阵斩长乐卫尉吕更始，攻入禁宫，彻底破灭吕氏势力。
接下来的程序是：捕杀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废黜吕后的外孙鲁王张偃，将吕氏门人，无论老幼一律诛杀。
然后——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宫里的少帝怎么办？外面的齐王怎么办？或者……陈平、周勃自己来当皇帝？
三、主角出马摘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