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超 日期：2015-05-06 21:09:05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论及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清华大学与南京当局之间的冲突及合作。作者从第一手档案材料着手，打通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深入而细致地梳理了1928年—1935年清华的历史情境与发展脉络，对这一著名学府崛起背后“政”与“学”之间的博弈进行了精密解析。
作者简介：
刘超，1980年代生于江西赣州，客家人。生于章江之滨，长于南岭之中，自幼辗转问学于多校。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史学博士，日本东北大学法学博士。少年时代开始酷爱自学和创作，1990年代起发表作品，一发而不可收，迄今兴味不减。二十年来始终沉潜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主要著作有《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筚路蓝缕铸就辉煌》《讲台上的民国》《大学寻踪》《学界寻踪》《世纪清华：学人、学术与教育》（选编）等；另有专题论文及诗文约二百篇（首）。迄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新华月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另有数十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作家文摘》《读书文摘》《读者》等刊。
目录：
绪论民国大学的面相：学术乎？政治乎？/1
第一章“一场饶有兴趣的斗争”——清华集团与北洋旧部的博弈/13
一、北洋社会与“预备学校”/13
（一）病弱国度的“预备学校”：“洋化”与“官气”并存/13
（二）从“美国式大学校”向“中国式大学”的努力/17
二、北伐功成与北平异动/20
（一）北平知识界的乱象/20
（二）政权鼎革与清华变革/23
三、罗家伦初长清华及其“大学的理念”/27
（一）北上长校的台前幕后/27
（二）“整理校务之经过”/29
（三）董事会第一次会议/32
（四）董事会第二次会议/36
四、另一场博弈：在罗家伦与教授会之间/49
五、小结/51绪论民国大学的面相：学术乎？政治乎？/1第一章“一场饶有兴趣的斗争”——清华集团与北洋旧部的博弈/13一、北洋社会与“预备学校”/13（一）病弱国度的“预备学校”：“洋化”与“官气”并存/13（二）从“美国式大学校”向“中国式大学”的努力/17二、北伐功成与北平异动/20（一）北平知识界的乱象/20（二）政权鼎革与清华变革/23三、罗家伦初长清华及其“大学的理念”/27（一）北上长校的台前幕后/27（二）“整理校务之经过”/29（三）董事会第一次会议/32（四）董事会第二次会议/36四、另一场博弈：在罗家伦与教授会之间/49五、小结/51第二章罗家伦与清华大学的内部改革——“学术化”与“纪律化”的纠结/53一、学术化：从“预备学校”迈向“高深学府”/53（一）改革人事制度/54（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57（三）改组师资团队，汇聚学术英才/59二、学术体制机制的改革与成效/63（一）营造学术空气/64（二）鼓励发表成果/70（三）强化学术休假/74三、物理学系：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学术化”的硕果之一/78（一）“学术化”改革与学术之猛进——以物理系为例/78（二）物理学系发展历程/79（三）物理学系与中国国防/82四、“纪律化”：极具争议的尝试与顿挫/86（一）“纪律”：清华传统气质的一部分/87（二）此“纪律”非彼“纪律”：在“纪律化”与“党化”之间/88（三）反弹：“彻底失败”的尝试/98五、小结/99第三章易长风潮与“所有计划照常进行”——清华、北平与南京的三边互动/103一、“党治”时代的来临/103二、“驱罗”运动：政学博弈的第一个回合/105三、“拒乔”运动：清华与阎锡山政权的博弈/113四、“驱吴”运动：清华学人与南京当局的互动/118（一）南京教育部的人事变动/118（二）吴南轩的北上与南下/120（三）清华、北平与南京的互动/133（四）蒋介石的反应与翁文灏的出长/138五、“法”的两种面相：《大学组织法》与清华之“法”/142（一）《大学组织法》与清华规程/142（二）“党”与“主义”定于一：蒋介石及其教育观/147六、小结/160第四章政学互动的结果：柔性治校体制的成型——以梅贻琦为中心/163一、梅贻琦与清华：人脉、气质与时势的耦合/164（一）梅贻琦：从幕后到前台/164（二）校长的两重身份：“知识人”与“政治人”/165（三）梅贻琦重掌清华/169二、近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成型/171（一）权力的博弈：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171（二）系主任群体：“核心”之核心/178（三）非零和的分权制衡：校长与评议会之关系/188三、“超然于政潮”的理念与无法超越的现实/198四、小结/203第五章“新兴大学”在政治纷扰中崛起——学术布局的拓展与创新/205一、从“撤销工程系”到“增设工学院”：工程教育的兴衰与反复/206（一）清华工学的“后来居上”/206（二）努力的受挫：经费停付风波/212（三）办学成绩/219（四）矫枉过正的隐患：“理工科抬头”/222二、兴废之间的挣扎：法律学系的嬗变/227（一）由“兴”而“废”：法律学系的遭逢/227（二）究缘：法律学系兴废的台前幕后/250三、农科的兴废：从裁撤农学系到增设农研所/268（一）农业中国与民国大学/268（二）清华与农科的离合/271（三）关于圆明园实验农场的博弈/279四、航空工程：政学合作与中外互动的典范/283（一）远东政局与中国航空/283（二）“救国”与“读书”的变奏/287（三）政学合作：双方关系改善的机缘/289（四）中外学术合作典范/296（五）历史意涵及其他/302五、小结/303第六章“党国”、“民国”与“杰出大学”——办学成就及其限度/306一、本校“文法数科亦并不弱”——体制创新与多科性综合型大学的建成/306二、表征：“母校在美声誉之佳”——国际能见度的显著跃升/311三、历史意涵：中国大学界的结构转型/340四、“未完成的近代化”：远东大学史上的清华/350五、小结/359结语政学互动的历史图景/361致无尽的苍茫岁月（代跋）/381主要参考文献/390人名索引/400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大学的认知，历来就见仁见智。现代多元大学更是复杂的多面体。在一个书斋型学者眼中、一个漂泊列国的世界主义者眼中、一个顶尖大学校长眼中或一个大国领袖眼中，大学所呈现的肯定是迥乎不同的图景，蕴藏着全然不同的意涵。他们各自不同的历练、位势、修为、视野和境界，决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认识。立场决定观点。站在时代高位的人，视野往往会更显宽广。但无论如何都须承认的一点是：大学应坚持自身的文化关怀和学术抱负，同时也应有现实担当和社会责任，服务于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在晚近中国，这种责任主要是服务于学术独立、民族独立和复兴这一“大政治”）。对“纯”学者来说，大学理应是纯而又纯的学术家园或学者社区（事实上二战后的多元巨型大学早已不是如此）；经济人更关注的则是其中蕴藏的商机和利润；而在“党人”看来，大学则应该是为特定政治目的和群体党派利益而服务的。这些，都牵涉着不同人各不相同的“大学的理念”。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将尽可能“超然”“中性”地从“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并进，求得对大学的“了解之同情”。一方面，大学有着自身的生态系统，有其内在的架构、逻辑和脉络；另一方面，任何大学都只能依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它始终在与外部环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纯而又纯的大学未必存在，至少，它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的，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更是从未有过的。诚如孙任以都（E-TuZenSun）所言：民国“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即：尽管这批学人竭尽全力从事学术建设，但他们将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北伐之后，这种能力主要地表现为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通过国民党的体制来汲取资源。——这一事实揭示了当时中国高教界的尴尬处境：大学本身试图超然于政治，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卓越，但这种努力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政府权力；大学校长若要缔造杰出大学，就必须富有自由之思想和批判精神，但他若要成为校长并有所建树，则首须被规训为政权体制的一分子——作为“体制内”的人物，他必须，也只能在特定的权力框架内开展工作。也正因此，当时所谓的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先天不足、比较脆弱的。在中国，学术自由和相对独立“只是国家和政权的‘赐予’。当然，‘赐予’本身意味着也可以‘剥夺’，在某种情况下，大学想要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必须以某种代价来换取”。在当时“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大学（特别是其文法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刚性的约束条件，而且往往过多地依赖于“一个领袖”的作用。一般来说，当时国立大学的校长，绝大多数先后被任命为高级文官，因此，他们既是“知识人”，也是“政治人”，既是大学的领导者，实质上也是政府官员（政策执行者）。作为前者，他们是学界的自由人；而作为后者，则是权力体制内的一分子。这两种本身不无冲突的角色，普遍地并存于当时的学术领导者身上。学术与政治的暧昧和纠结，在此体现得尤为突出；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也往往模糊难辨。在清华，罗家伦的改革与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鼎力支持有莫大关系。在梅贻琦的治校过程中亦然；特别是在航空工程的发展过程中，他独辟蹊径地借助于资源委员会的力量来制衡教育部的力量，或者说借蒋介石的权力来牵制陈果夫的权力。而之所以能建立这种联系，是由于私人关系的作用。在中国，私人关系（所谓“人事”问题）往往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权力的运作（组织或制度问题）；因此，在中国的行政也呈现出强烈的伦理行政的色彩。在“政”与“学”的互动中，“公”“私”之间的界限也往往较为模糊、弹性，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长期以来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一般老练的治校者都谙熟的潜规则之一。因此，大学的治理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学术本身，领导者不仅应“重制度”，亦需“尽人事”。研究者在对大学运作的考量中，除了制度因素，对人事因素予以充分体察，也是极为必要的。本书将尽可能回归到历史的原生态。并将尝试从如下几方面拓展：在眼界视域上，注重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在国内方面，将“校史”（教育学术）与“国史”（社会政治）相结合；在考察校史、国史之互动时，将虚的“人事”与实的“制度”相结合，打通政治与学术的内在联系，打通军政生态、政府权力运作、办学治校工作与人物学思发展之间的内在脉络，进而凸显“校史”“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内在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