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文集七冷眼热言》由《冷眼热言》和《冷眼热言续编》两部分组成，收入葛剑雄教授十余年来在国内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时评文章260余篇，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大到国家大政方针走向、社会公众事件，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作者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判断和经验判断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文笔老辣而接地气，令人拍案叫绝，体现了一位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直言敢言的现实情怀。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5年当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83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6年至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至2014年3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目录：
选编小记
冷眼热言
原版自序
13亿中国人的意义
13亿中国人会对外界造成压力吗
21世纪的中国能养活多少人
答某教授
历史上的劳工输出
菲佣和“米脂婆姨”的启示
开放与进步
自尊才能自强
温州商人打赢国际官司与粮食涨价——加入WTO两年的变化
我们怎样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为中国人登上南极冰盖之巅欢呼选编小记
冷眼热言
原版自序
13亿中国人的意义
13亿中国人会对外界造成压力吗
21世纪的中国能养活多少人
答某教授
历史上的劳工输出
菲佣和“米脂婆姨”的启示
开放与进步
自尊才能自强
温州商人打赢国际官司与粮食涨价——加入WTO两年的变化
我们怎样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为中国人登上南极冰盖之巅欢呼
欣闻“世界屋脊”变通途
“万象更新”的理由
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起点
抗战胜利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亚洲没有奥斯维辛
胜利者也应该反思
恐怖爆炸何时休
“汉城”改“首尔”：尊重韩国决定
如何看待用外国名称命名地名
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城”
公办高校必须严格控制规模
但愿只是偶然的——有感于山东若干高校因无钱付取暖费而延长寒假
“大学生必须住校”的办校模式应该改变
如果是真的，求之不得
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设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为什么这些教师钟情于私塾
应该怎样“宽容”“孟母堂”
不能向高考中的迷信让步
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请尊重教师和课堂的尊严
“陪嫁老保姆”信口开河“抛弃危机教育”危言耸听
不要滥用“隐私”
“博士”只是一种学位
“博士后”不是学位或永久身份
何必夸张
滥用“国学”
请不要为难刘翔
刘翔说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
还是应从制度改革入手——如何纠正博士硕士论文答辩中的弊病
惊闻博士论文答辩让学生花费过万
各司其职——经济学家能否当企业代言人
采访费该不该收：因事而异，收付有道
画家未必需博士
由北大校园的开闭之争想到的
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应确保
禁止择校的前提是学校普遍达标
重点大学如何做到招生公正
提高研究生门槛不等于只讲“门第”“出身”
有感于英国威廉王子的毕业成绩
筑高“门槛”应该部分标准欠妥
学校的职责不仅是不违法
李斌能否当大学教授
桥归桥路归路
何必圆此“剑桥梦”
剑桥与剑桥大学
向“数字禁忌”让步忽视了保护少数
中小学课本循环使用：还要解决三个难题
有感于克林顿“拉链门”写入教科书
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以外的忧虑
“汉语首次成英国中学必修课”——这样的标题误导读者
老专家请自重
知识分子早逝的另一面
谁造成了高价“润笔”
黄禹锡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要是黄禹锡事件发生在中国
假作真时真亦假
对胡兴荣的辞职不应高估
教授、副教授必定是人才吗
教授的底线
由北大的考题想到作文与真话
有感于“原副省长主动回校执教”
旧话重提——有感于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被捕
古月和郑家栋：演员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
“人大代表也是人”，但更是代表
谁有资格当选人民代表
人大常委应对选民负责
“跑部钱进”，根源何在
是女秘书惹的祸吗
贪官猛于虎
区别何在：可行性研究和不可行性研究
航天为什么
为什么让航天英雄住总统套间
处级干部都需要出国培训吗
户籍管理应与社会保障福利脱钩
专家门诊与普通门诊的矛盾如何解决
细大不捐，雅俗无论——如何促进慈善捐赠
该由谁捐赠
要不要给富豪排“道德榜”
直接求助于富豪的做法不可取
官员政绩与百姓“宜居”
免费早餐与城市形象
人必自尊而后使人尊之
商家促销行为怎样才能有诚信保证
新客站地下停车场收费及取消的思考
意料之中的事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有感于新客运总站面临“出口”难题
上海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感动之余还应自省
愿惨剧不致重演
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梦想与现实
愿上海成为真正的园林
文明的高度
冷眼看“天价”
善待“天价”
对月饼的批评文不对题
谁需要过度包装
不能各说各的——对老人翻栏杆进公园晨练应积极解决
不能放任，不必过分——如何解决日渐增多的乞丐
这样的住房标准未免太高
车站码头不能有人露宿
盗心未必饥寒起
对艾滋病小偷真的没有办法吗
应该追究深圳警方的违宪责任
拙劣的辩解
出租车载客可以有多种方式
“拼车”应积极推广
公交卡为什么就不能与国际接轨
沪嘉高速公路也该停止收费了
乘火车购票难，难道解决不了吗
“铁老大”的霸王条款养活了票贩子
东京的连锁浴室值得上海学习
愿民工们不再强颜欢笑
珍惜矿工生命，才能确保安全
吁请为罹难矿工下半旗志哀
艺术品是艺术品商品就是商品
关键在于适度
茅盾题名的电影院是乌镇的“文化遗产”吗
为什么要突出“金瓶梅学会”
景点门票价格应如何确定
布达拉宫门票涨价毫无道理
为了井冈山的“红”与“绿”：请勿推广吃野味
新年撞钟：问题不在是否收费
信口开河文不对题——关于宾馆取消“六小件”的一些说法
白云空港世界之家？
航班延误补偿：谁来确定，谁来执行
博物馆的免费与收费
谁的权？谁的钱？
请慢为安德鲁打保票
安德鲁的荒谬逻辑
道义的尺度
寓言本来就是编造的——何必为叶公“平反”
帝王宫闱影视为何长盛不衰
金书可卖，混凝土块也能卖
拆除就够了吗
不值得报道的“壮举”
何必得陇望蜀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奖牌
打“中华”牌就能做烟草广告吗
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
为什么“太空能见到长城”的谬说会长期重复
“孝道”的底线
不要混淆不同的概念
能这样算账吗——兼谈一次性筷子的出路
“三北”防护林，我们还要交多少学费
长江航运的障碍究竟是什么
公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
慎言“暖冬”
专用天气预报不能缺席
欢庆中的杂音——何必在珠峰大本营放鞭炮
原江湾机场是“纯天然湿地”吗
人造海滩，有必要吗
江南发展史的启示
冷眼热言续编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大学现状之我见
我有关教育的提案
树立优良学风，研究生阶段是关键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嫦娥”探月与科学普及
有感于杨振宁在扬州大学报告的报道
内地与香港的大学不能简单比较
消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外部条件
“教育腐败”的根源在哪里
大学专业设置应从实际出发
教材不仅需要政治正确
过度关注高考事与愿违
范进中举与高考状元
大学评估有违初衷
“锦上添花”还是“拔苗助长”
少数民族考生的分应该如何加
我对“开学第一课”的忧虑
教育缺失的恶果
谁代表90后
大学的“大气”与必要的管理并行不悖
大学该不该有这些“围墙”
700大学生竞争高速公路收费员说明什么
冷眼看排名冷静找差距
科技部与张涛都应该公布调查材料
中国的教授为什么“申请科研基金很勇敢”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问题——科研经费管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
必须警惕学术的权力化与商品化——不能听任学术腐败蔓延
刑可上“大夫”
专家应摆正自己的位置
奉劝李院士反躬自问
为什么不成新闻的事成了新闻
如此“国家级正规刊物”
如获诺奖提名，亦勿过于激动
评选结果不必夸张，“全球华人”不应滥用
此书何必出线装本
博客既要遵守公德，也要尊重私德
地图应有更广泛的应用
戈尔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我见
对陆克文当选的意义不要作过度解读
卢武铉自杀能告诉我们什么
患难之交不可无
中国人在非洲可以干得更出色
惟有人文足千秋
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炎黄始祖”还是“中华始祖”
汉字是一个整体
是什么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孔子标准像：可能？必要？
“魏武子孙”与“曹瞒遗种”
软实力的竞争也要靠自强——关键在于如何办好孔子学院
对民间的文化寻根不妨宽容些
积极探索慎言“改写”
都搞“山寨”，谁来创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
南北分界标志：意义和现实
从历史地理看地域歧视
想起了王温舒
高山反应与汉藏交往历史
信仰缺失风水盛行
“真风水”就有权评定吗
“文化遗产”是什么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为了保护
申遗究竟为什么
遗产应保护“恢复”须慎重
传统节日的基础是信仰
春节，保卫什么，如何保卫？
今日中国该如何纪年
上海年景的变迁
清明节传统的变与不变
对先人坟墓应保持尊重
中秋节
上海人说上海话
还是听其自然
学国学可以“娱乐化”，但不能什么都娱乐化
学唱“样板戏”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吗
五岳不必重评名山无妨新定
解决同姓名之难——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管理
如何在农村重建“孝道”
中国文化：从“天下”到世界
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蹊径
冷静对“韩流”
为什么中医不能在“韩医”前申遗
中国迁都：历史和现实，需要与可能
中国的城市在哪里
什么样的城市能使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城市文脉能延续吗
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
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守旧与更新
《清明上河图》——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
世博会应该展示中国，更要学习世界
世博会与文化交流
为什么世博会没能产生在中国
撤市(县)建区的另一面
财政省管县质疑
“强县扩权”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省直接管县
“地级市”能取消吗？
县官升厅级应慎重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自古长安不易居
王小帅们户口进京的麻烦说明什么
让户籍管理回归本位
无论如何，我都会恪守自己的信念，但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和评判时，我总是希望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即使有时会显得自相矛盾，或者会招致“调和”“折中”的批评，但我至今不以为非，今后也不愿改变这样的态度。
——葛剑雄
为什么亚洲没有奥斯维辛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当当年的殉难者的姓名一个个被镌刻在史册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亚洲却没有类似的“奥斯维辛”？
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犯下那样的罪行吗？是他们没有屠杀那么多无辜的亚洲人吗？是他们没有留下集中营吗？都不是。即使根据现有的相当不完整的记载，仅仅中国人民所承担的苦难、所蒙受的牺牲就不亚于整个“奥斯维辛”。
当然，首先是日本的态度。尽管日本人中不乏有良知的人，他们和亚洲人民站在一起，清算和谴责军国主义的罪行，但日本远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本民族曾经制造的罪恶，承认历史事实，深刻反省悔悟。因此，在日本的“奥斯维辛”不可能保存下来，连一些重要史料也秘而不宣，甚至已不知所终。相反，作为甲级战犯被处死的东条英机等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几任首相坚持参拜。
不过，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中国的历史固然有优良的传统，但也过多地承担了政治和道义的任务，而对史实本身却往往忽略，甚至采取完全实用的态度。抗战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味强调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没有及时调查、记载日本具体的侵略事实和所犯罪行，向东京国际法庭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际上不断“反帝反修”，在国内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而对日本侵略的调查和记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反，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日本和日本的侵略罪行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例如，一度每年都要派代表团参加日本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却没有同时纪念我们自己的受难者；在将在押日本战犯全部释放的同时，对他们的罪行没有给予充分的审判；在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的同时，没有支持民间对日索赔，反而加以限制。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宣传、教育中也存在不实事求是、不严肃的态度，或者片面服从现实需要。例如在与苏联友好时，对苏联与日本存在过的暧昧关系、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等史实讳莫如深，而对盟军支持中国抗战的贡献轻描淡写；对日本侵略者往往着眼于丑化，做情绪化的宣传，却不注意事实和数字的准确性。
我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上学，从初中开始就爱好历史，1965年开始当中学教师，教过英语、政治，应该是中国人中比较关心和了解历史的人。但直到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时，我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还相当肤浅。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有30万之多!记得我考高中时的作文题目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因为那时正在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我看过记录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影片，廖承志等出席日本广岛的纪念会的镜头也在当时的“新闻简报”中看过不只一次，但我实在记不得当时放过多少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纪录片。
如果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认真调查日本在南京的屠杀罪行，让幸存者说话，把遗址遗物保存下来，今天联合国也会来中国纪念“奥斯维辛”。面对幸存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控诉，我们能不感到对殉难国人的愧疚吗？为什么中国的幸存者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刘翔说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
12月9日《东方早报》体育版上用近四分之一篇幅刊登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大号黑体字的标题写着：“刘翔：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我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什么意思？是记者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还是两个月前已在华东师大办了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手续的刘翔终于明白了这一规定？
读罢报道，才明白编辑用这样大号的标题，用句时髦话说，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报道中真正与此有关的内容只有一段话：
早报(记者问)：华师大研究生课程怎么办？到时候会不会自己写毕业论文？
刘翔(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没跟我说要写论文，如果要写的话，肯定自己写，不过我好像不能去泡图书馆，上网找点资料算了。
但这段话却不能不使我感叹，我两个月前的担忧真是杞人忧天。当初见到有关报道，我曾写了一篇《请不要为难刘翔》的短文(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10日)：
硕博连读本来适用于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带有试验性质。要在五年内修完规定的课程，通过考试，按规定发表论文，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就是全力以赴，也未必能顺利完成。何况刘翔本科毕业于法律专业，本科期间已是专业运动员？给刘翔定下这样高的目标，并且广泛报道，岂不是给他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在今后的五年间，究竟让刘翔以夺冠为主呢？还是以得博士学位为主呢？如果学习与训练发生矛盾，孰先孰后？
我不禁为华东师大担忧。学校的领导、导师和教授们不会不明白刘翔的实际情况，如果坚持博士学位应有的标准，要让刘翔和其他正规研究生一样在五年内获得学位，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为此而降低标准，让刘翔戴上缩水的博士帽，对他有什么好处？对学校的声誉和学位的严肃性又有什么好处？让院长放下全院的工作，跑到训练基地去为刘翔一人上课，有必要吗？
现在看来，华东师大当时对外界宣布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只怪我当了真。否则，何至于刘翔到现在还不知道拿博士学位要写论文？刘翔的本科也是在华东师大读的，不知他有没有写过毕业论文？在这两个月间，不知道校方有没有给刘翔作过入学教育，告诉他要获得“体育人文社会学方向体育管理学专业”博士应该上哪些课程，要写学位论文。当时说等东亚运动会结束后的“正式上课”开始过没有？他的导师、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有没有到莘庄基地为他上过课？
但是我新的担忧又产生了，要是现在还不安排刘翔上课，2008年奥运会前他的训练、比赛和社会活动只会更忙，规定的课程上得完吗？五年时间够吗？如果到时刘翔的论文只是“上网找点资料”的结果，答辩委员会通得过吗？华东师大准备给他博士学位吗？
当然，可能我又多虑了，或许一切早有安排，无论如何，刘翔都能在五年之内拿到学位，到时肯定会有皆大欢喜的结果。如果华东师大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但作为一位同样负有指导博士研究生之责的教师，作为同行和朋友，我还是希望华东师大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原来的计划，让这件事成为一场正剧，而不要演成喜剧或闹剧。
我也希望关心刘翔的媒体和记者，还是集中精力和版面报道他的体育活动。至于他读研究生的事就听其自然，像对华东师大其他研究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