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世松 日期：2015-06-04 18:25:35
在当今许多川渝民众的记忆中，他们祖先生活的故乡，是一个名叫“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地方。早在宋元时期，四川人口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明初，几百年间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特别是明中期以后，以麻城为代表的移民家族在四川各地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川渝两地同湖广地区血缘、历史情感的百年纽带。而湖北麻城孝感乡，也成为四川重庆两地居民关于祖籍记忆的终点。本文讲述了百年前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潮，讲述了“麻城孝感乡”是如何成为川渝民众共同的认知故乡，以及这种传承记忆背后的文化情怀。
作者简介：
陈世松，1940年生，四川三台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特殊贡献优秀专家。美国Haverfordcollege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访问学人。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1978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工作。1978年10月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现任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之际的泸州》《宋元战争史》《宋哲元传》《中国封建王朝史》（元朝卷）、《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天下四川人》《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解读》等。荣获国家图书一等奖一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十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
目录：
导论001
一、选题背景001
二、概念界定003
三、学术史回顾005
四、史料支撑016
五、研究框架018
六、课题创新020
第一章麻城孝感乡历史钩沉022
第一节麻城县的地理形势023
一、麻城县的地貌概况023
二、麻城县的地缘特征028
第二节孝感乡沿革与方位036
一、麻城县建置沿革036
二、孝感乡历史沿革038导论001一、选题背景001二、概念界定003三、学术史回顾005四、史料支撑016五、研究框架018六、课题创新020第一章麻城孝感乡历史钩沉022第一节麻城县的地理形势023一、麻城县的地貌概况023二、麻城县的地缘特征028第二节孝感乡沿革与方位036一、麻城县建置沿革036二、孝感乡历史沿革038三、孝感乡始建年代040四、孝感乡地理方位043第三节《都碑记》与“孝感乡都”045一、邹知新与《都碑记》045二、《都碑记》全文046三、“孝感乡都”记事048四、“孝感乡都”遗址050五、“孝感乡都”解读051第四节孝感乡历史遗存考察054一、沈家庄的“孝感厅”054二、“麻邑四乡坛域图”056三、高安河码头遗址057第五节孝感乡周边关系辨正058一、“孝感乡”与“孝感县”058二、移民源流与“麻城过籍”062第二章元代成都“孝感乡”的由来066第一节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066一、战后成都平原的凋敝066二、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069第二节成都平原屯田的兴起072一、成都军屯的创立经过072二、成都军屯的基本情况075第三节成都军屯的管理体系077一、元代四川的镇戍系统077二、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079三、带“乡”的成都军屯081第四节“孝感乡”军屯的由来及演变084一、省外来的屯田专业户084二、元朝在淮西的屯田087三、由军屯番号到地理单元090第三章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097第一节西系红巾军在荆楚097一、兵起鄂东097二、移民滥觞100第二节荆楚移民迁巴蜀104一、襄汉流民聚绍熙104二、躲避战火入巴蜀106第三节大夏政权据四川108一、开辟蜀中新天地108二、开创移民新时代110三、楚民落业的方式114第四章湖广军事移民的开启118第一节明王朝对四川的军事镇抚118一、四川卫所之设118二、从征军士镇蜀119三、楚民屯垦戍边125第二节朱元璋对明氏旧部的处置128一、对溃卒的收集128二、对庄户的安置129三、对渠帅的处决130四、对权臣的惩治130五、对夏主的远徙132第三节湖广遗民的命运与踪迹132一、就地安置132二、举兵反抗134第五章移湖广实四川的奥秘137第一节明初四川社会背景状况137一、四川经济衰减的诱因137二、人稀地荒的凋残之区139第二节麻城在移民实川中的地位144一、战略前沿重镇144二、人口输出基地145三、《招民榜文示》解读147第三节征发孝感迁民入四川151一、入川缘由151二、迁民构成154三、迁民征发157四、移徙路线162第四节孝感迁民在四川的安置164一、安置政策164二、安置区域166三、安置形式170四、个案剖析174第五节湖广自发移民活动的兴起180一、迁移背景180二、个案剖析181第六章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184第一节元明四川人口格局的变化184一、元代四川的人口状况184二、明代四川人口的变化187第二节湖广移民姓氏的空间分布190一、叙州府190二、直隶泸州198三、重庆府201四、夔州府212五、顺庆府216六、成都府219第三节湖广移民空间分布的特点229一、偏向东南聚集229二、叠压积层现象231第七章麻城移民家族的成长236第一节麻城籍世家大族的分布236一、川南地区236二、川东地区238三、川西地区243第二节麻城移民家族成长的原因245一、原乡成长背景245二、四川客居环境248三、移民自身条件249第三节孝感乡移民家族的崛起253一、孝感乡家族墓志辑录253二、孝感乡家族墓志剖析256三、孝感乡家族成长个案258第八章移民记忆的符号建构262第一节蜀人楚籍记忆的源头262一、“前明侨户多籍楚”262二、“奉诏入川”辨265三、“洪武二年”解读268第二节移民历史记忆的传承272一、移民记忆传承的形式272二、家世来源的文本书写273第三节同乡移居传说的兴起277一、同乡移居传说概念277二、移居传说的历史“选择”279三、成都的“黄陂孝感人”283第四节同乡移居传说的演化288一、明清易代背景下的集体失忆288二、清初湖广移民祖籍意识的淡漠290三、清末民国孝感乡传说的泛化292四、同乡移居传说泛化的形式293五、同乡移居传说版本的定型299第五节“孝感乡”指代符号的建构304一、符号学的基本理论304二、孝感乡的符号指代含义305三、“孝感乡”符号的建构过程309第九章祖籍记忆认同与文化整合演变317第一节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317一、宗教信仰317二、方言习俗320三、生活习俗323第二节巴蜀地域社会的整合330一、土客界限的消融330二、省籍观念的淡化334三、汉夷民族的融合338四、盆周民众的交融342第三节社会角色在整合中的作用345一、地方官员的导向教化345二、乡土士绅的组织宣传346三、广大民众的创造传播350第十章文化回归与精神家园建设354第一节麻城寻根热的兴起354一、麻城寻根热的特点354二、麻城寻根热的成因361第二节同类祖源与精神家园建设368一、同类祖源的文化意义368二、移民时代的精神家园建设372三、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借鉴375第三节当代社会中的“麻城孝感乡”现象调查377一、流传现状的一般调查377二、流传现状的问卷调查385三、问卷调查的相关分析388附录：寻根，为那悠悠乡愁407主要参考文献412后记424前言导论
（一）现实寻根需求的感召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在由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空前高涨。自2008年国家将“清明节”规定为法定假日以来，一个以编修新家谱、开展宗亲联谊和文化寻根为特点的热潮正在广大城乡迅速兴起。尤其是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历史证明，重大学术研究选题的产生，往往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召；现实生活的强烈需要，催生了无数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课题。本课题组成员——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团队，长期致力于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受现实生活中文化寻根活动的感召启发，在专业本能和社会责任的合力推动下，开始关注“麻城孝感乡”现象，并由此启动了本课题的研究计划。
（二）移民历史研究的难点导 论一、选题背景
（一）现实寻根需求的感召
今天在川、渝地区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世代流播，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但至今缺乏讲清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致使该问题仍是困扰巴蜀民众的一道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在由温饱社会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空前高涨。自2008年国家将“清明节”规定为法定假日以来，一个以编修新家谱、开展宗亲联谊和文化寻根为特点的热潮正在广大城乡迅速兴起。尤其是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川渝民众，试图按照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刻的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历史证明，重大学术研究选题的产生，往往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召；现实生活的强烈需要，催生了无数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课题。本课题组成员——四川省社科院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团队，长期致力于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受现实生活中文化寻根活动的感召启发，在专业本能和社会责任的合力推动下，开始关注“麻城孝感乡”现象，并由此启动了本课题的研究计划。
（二）移民历史研究的难点
在中国移民史上，在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有大量移民后裔声称自己祖先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日本学者将这种祖先“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的现象，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作为某一地区祖先来源地的地名，小至一乡、一村、一巷、一坝，乃至一座城门，一颗树，往往记述得十分具体，细致入微。例如在华北以及江苏、安徽、陕西和东北等地，广泛流传“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多将“南雄珠玑巷”视为祖籍地；福建“宁化石壁村”则被客家人视为其渐次南迁的祖地；“苏州阊门”被苏北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鄱阳“瓦屑坝”被安徽及鄂东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山东“枣林庄”被皖西丘陵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江西南昌“筷子巷”被荆湖平原地区人们视为祖籍地；在川渝地区则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等等。这些移民发源地被千百万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牢记在心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中必然经历了数不尽的历史演变，蕴藏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文化奥秘。这无疑是移民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环顾国内的移民史研究领域，虽然对于各地的共同祖源现象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讲，研究还不深不透，与广大民众的期盼还有不小的距离，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因此，将“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来攻关，势在必行。
（三）精神家园建设的呼唤
本课题所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就本质讲，是一定地域文化认同的问题，反映了民众文化生活中的精神归宿。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一种凝聚中华儿女、华夏子孙的文化积淀和集体认同。它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从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的共同的认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3月，川、渝分治前，四川人口上亿，是中华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区域。存在于此区域几百年之久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流传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堪称罕见，至今仍迷雾重重，隐藏在其中的区域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的规律有待破解。由这一现象所派生出来的区域文化认同问题，与全国其他地区存在的同类祖源现象一样突出，不失为研究全国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个案，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进行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区域文化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就是区域文化。就一般意义而言，“地域”也就是区域，即按一定标准而确定的地理空间区域。它是人类生存和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与活动舞台。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地域文化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对于本课题而言，其所立足的地理空间区域——四川盆地，自秦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高级行政区划，则是具体而明确的，主体部分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只是内部管辖范围和归属略有调整。这一行政区划根据古国疆域，秦汉称之为巴蜀地区，唐代称“三川”，宋代改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历元、明、清而至民国均为四川省。1997年3月川渝分治后，至今分属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巴蜀文化就是由以今天的四川、重庆为核心的地域空间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基于这一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巴蜀文化，即是本课题所指的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区域文化。
（二）文化整合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文化整合的概念起初由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界提出并引起关注，后渐为地理学者重视并开始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课题通过研究发现，共同祖源现象与地域文化的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巴蜀文化作为凝聚一方民众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成因是多元的，通过“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现象建构所发挥的文化整合作用，就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identity），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所谓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
（四）祖籍记忆
又称祖先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对祖先往事共享的过程和结果。根据社会群体对象和保存、流传“记忆”范围的不同，记忆理论可以分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三种。 作为移民群体的祖籍记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祖籍认同感；二是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由“血缘”与“地缘”关系连带引发的认同，指当事人及其后裔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移居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来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移居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
（五）共有精神家园
相对于物理意义上供人们居住的“家”，以及社会组织意义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家”，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家”，则是指人们心理上认可、信赖、追求的归宿和寄托之所，这就是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意志、观念、理想、目标和追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和时代文化。其中，历史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赓续与发展的生存依托和生命元素。共有精神家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具有较强的向心凝聚力。为了守护好民族文化的传统根基，需要更全面地认真挖掘和提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而从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的共同的认同要素，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麻城孝感乡”在川渝民众的祖籍记忆中具有普遍性，在文化归宿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因此本课题将其纳入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视野和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学术史回顾
（一）同类型移民祖源研究
（1）作为移民事件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的探讨，是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国内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大致被作为移民事件，置于移民史的范畴予以展开。
例如，在“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上，以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等创修遗址和编撰志书为发端,中经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背景下洪洞县志办对移民资料的大量调查和征集,到90年代以来被学者视为“历史之谜”加以研究。近年来的许多著作,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日本学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等,对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都有所涉及。总体来讲,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把民间流传的“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来的”说法作为研究的一个既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移民的原因并试图复原明初山西向外移民的时间、次数、路线等。这些内容也大致反映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取向。
在“南雄珠玑巷”移民问题上，陈乐素针对传说的真实性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认为这些并非历史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陈乐素指出，此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北宋末期，金军南下，占领中原，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至赣南。在这次动乱中，很多士民南渡大庾岭，寄寓南雄，经过一段时间，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到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攻陷南雄、韶州，南雄居民再次南迁。不过，陈乐素也注意到族谱的记载，是把北宋末和南宋末两次动乱产生的移民事件混为一谈了。
在“宁化石壁村”移民问题上，罗香林早在民国年间，即针对客家族谱所载其先民来源于宁化石壁村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考证，指出石壁移民与唐末黄巢之乱有密切关系。因为黄巢曾率众陷江西虔、吉、饶、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东向迁避故也……是宁化与客家上世移居之关系，又不仅在唐末为然也。”
在“江西瓦屑坝”移民问题上，曹树基、葛剑雄根据民国《宿松县志》有关氏族迁入的记载，结合史实推测，指出瓦屑坝与明初移民有关。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成祖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曹树基又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进而得出结论称：“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
（2）作为移民传说的研究
20世纪后期以来，借鉴后现代史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尝试从一些新颖的角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关注“人口迁移”这个动态的客观过程，到关注“移民”这一主体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过程。这种研究突破了“史实考证”的传统取向，更多通过考察移民传说的形成地域、形成背景、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及其传承，将移民传说与历史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其解释的角度主要涉及：族群关系及认同、社会分层与国家体制、边缘与主流和正统的互动等方面。
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被作为移民传说，置于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展开。例如，在珠玑巷传说的解读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民族意识有关系。梁启超最早认为，这个传说的特征大致就是证明了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先是为“华夏与摆夷混血，殆无疑义” 。日本学者牧野巽也从汉化这一视角来探讨珠玑巷传说，认为宋代从南雄方面而来的方言相异的若干移民，向珠江三角洲移动，定居于逐渐汉化了的傣族土人之中，以致这个传说在周围的土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南雄传说可以为“土人”的汉化做出某些贡献。 第二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代广东土著有关系。如谭棣华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朝实施的里甲制有关系，在土著民族和北方移民相融合的过程中，珠玑巷传说发挥了隐没各姓本来身份的作用，和籍贯没有关系。科大卫认为，此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宗族肇基的传说，它强调的是祖先定居的历史，这个故事的结构显示了定居的历史与户籍登记的关系。刘志伟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 第三阶段的解读，认为与南宋勤王抗元有关系。曾祥委通过研究发现，珠玑巷迁徙故事作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原广州府勤王义民应对入元以后编户齐民的策略，“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隐瞒身份，而地处交通要道，兵家必经之地的珠玑巷，每逢战乱必定一扫而空的珠玑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无可稽查的掩护，这就是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来源地集体记忆的秘密。”
在大槐树的传说上，以赵世瑜的论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他还以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有关“异类逼处,华族衰微”的记述为依据,“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称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由此推论出，大槐树传说是明清族群关系紧张状态下，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清末民初亡国灭种威胁下，地方知识精英建构的一个国族象征。整个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反映了华北社会从金元到民国一种重塑汉族正统性的民间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把地域社会历史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努力。
在石壁村传说的解读上，牧野巽认为，宁化石壁传说及葛藤坑传说其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浓于历史记载的文本，而濑川昌久则强调对传说的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宁化石壁传说的内容中包含着处于边境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存在的正统性的认定。” 谢重光认为石壁传说曲折反应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融合、同化。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说和中原正统观念在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壁传说是一个有利于团结的文化符号。
（二）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
（1）研究进程及观点评述
川、渝两地对“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较早，其质疑和讨论多见于方志记载之中。其中以20世纪30年代的《南溪县志》为代表，编者通过按语形式首次明确提出了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关注：“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但真正将这一问题作为移民事件和移民传说来进行研究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1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柯建中，署名卢杨村在《成都晚报》发表题为《成都人的祖先来自何方？》的文章，最先揭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序幕。他在文章中指出，虽然麻城孝感乡是许多四川人众口一词的祖籍地，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可能只有一个地域来源”。就算是来自于湖广，它包括湖北、湖南两省之地，为啥四川人的心目中偏偏只有麻城县？就算是来自麻城，明初共有四乡，但孝感乡一支独秀，而另外三乡在四川的乡土文献中竟然毫无反映，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明初入蜀，麻城孝感，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口大量流亡，所剩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乡已于明成化八年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潮已有两百余年，麻城孝感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此后，直到90年代中后期，对于“麻城孝感乡”问题的讨论，才出现在学者的文章中。如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提出：“很多四川地方志把来自两湖的移民都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这完全是民间错误认识不加分析的翻版。麻城作为湖北一个山区县根本不可能输出影响四川人口发展那样多的移民，从情理上地方志的这些记载就说不通。”葛剑雄在《寻根》杂志发表文章，探寻了作为中国移民发源地之一的麻城孝感乡的地理位置，指出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并结合移民史的普遍规律,对传说中迁川移民何以多称其来自孝感乡的问题做了解释。 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中指出：“在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多数湖北移民迁入四川后以麻城作为故乡……总之，麻城孝感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祖籍认同的代名词。”
麻城孝感乡问题再次引起川、渝地区的关注，始于21世纪之初。2003年邓经武在《四川日报》发表题为《四川土著哪里去了?》的文章，对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提出怀疑。该文以现在湖北地图上没有“孝感乡”作为依据，提出“孝感乡”乃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地名。 该文一出，立即引出强烈反响，一时间这一问题又成为报刊、乃至网络的热点话题。2004年开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在其主办的《四川客家通讯》（内部资料）中，开辟专栏关注这一问题，曾先后连续刊登了多篇探讨文章。与此同时，在有影响的《寻根》杂志上，刊登了凌礼潮的《麻城孝感乡移民考》，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陈世松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陈世松在文章中提出，麻城孝感乡现象内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2006年，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出版，该著中提出，“麻城孝感乡极有可能如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一样，是一个移民集中的中转站，即洪武时湖广地区的移民必须到孝感乡集中，领取派发凭证、分编队伍由官差或卫兵遣送至川，而四川各地政府只需验证麻城孝感乡发的凭证即可安排入籍。因而，四川的麻城与麻城孝感乡籍移民应以洪武时期最为集中，数量亦应最多。”此后在互联网上，还发表了相关主题的多篇网络文章，其中尤以湖北的凌礼潮与四川邓经武的争辩文章最为纠结。他们可以说是对“麻城孝感乡”进行证实和证伪的两个代表。当凌礼潮在致力于证明孝感乡的真实性及其与移民运动的关系时，邓经武则在建构他关于孝感乡如何由“子虚乌有”的地名演变为“象征意义”的专著。他得出的结论说，孝感乡现象根本与湖广移民迁入无关，声称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并非湖广人的后裔。并断言：“‘湖广填四川’是一个被民间无限放大，又在文人学者的虚构和想象中形成的传言。从湖北麻城大规模移民填充四川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清初从‘麻城孝感乡’移民填川当属子虚乌有。”
总之，在此阶段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孝感乡”是否存在和它的地理位置何在；“麻城孝感乡”移民的背景和类型；“麻城孝感乡”人口、移民数量和路线；以及对众多川人多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现象的解释。可以说上述文章主要仍是从传统历史学，特别是移民史学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探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地方史志、族谱中的资料为佐证，一般都是通过对史料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无论是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还仅仅处在起步阶段。
（2）新阶段研究成果评述
2007年底，陈世松在署名石工发表的题为《结合“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开展“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应将中华文化中的祖先记忆、家园意识、根源观念、乡邦文化运用于移民社群的整合研究之中。 其后，“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研讨会的主题，出现在川、鄂两省的学术研讨会中。2008年12月，在成都举行的“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征集、出版与麻城孝感乡、宁化石壁村相关的论文15篇。 2011年8月，在麻城举行的“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上，征集、发表与“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相关论文10余篇。同期，梁勇在《学术月刊》发表《“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历史记忆的解读》，陈志刚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清代四川雅安“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兴起与传播》。 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麻城孝感乡”现象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较之于前一阶段，新阶段围绕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问题开展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起色。这集中表现在：第一，文章数量大幅度增加。据2005年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统计，当时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不过20篇文章，而到了新的阶段，发表的相关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起码超过50篇。第二，史料来源进一步扩大。过去对于孝感乡问题的研究，基本史料多来自于民间族谱和地方志，本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扩大了史料来源的范围。一些官方史料、碑刻史料，地方民间新资料，以及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实地调查资料，被大量发掘出来。第三，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此前对于孝感乡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孝感乡祖籍真伪问题，在历史地理、移民背景、人口数量和路线展开争论，本阶段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历时性讲，不再局限元明，更延伸至明、清、民国乃至当今；从共时性讲，探讨的内容，既有移民历史、姓氏族谱、民俗方言，也有族群历史记忆、地域文化整合、流传范围、传播路径、文化符号建构等等。第四，成果形式更加多样。本阶段研究成果形式更加多样，既有宏观论述，也有个案解剖、微观解读；既有田野调查报告，还有问卷调查等等。第五，研究问题更加深入，思路更加广阔，观点见解更趋多样。
（三）存在问题反思
第一，要重视移民历史实证的研究。由于后现代史学的研究取向，主旨不在对其所涉及的历史本身的真伪进行评说，而在于解析其“如何”真伪和“为何”真伪；“不在于故事本身如何，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传递出的文化信息所具有的理念” 。这样一来，既往的人口迁移很容易受到忽视。而脱离了对移民史实的关注，难免会出现任意过度解读的情况，乃至将真实发生的移民历史当做虚假的移民传说来对待。联系到本课题研究，史料不足仍是困扰当前麻城孝感乡问题研究裹足不前、难以深入的最大障碍。由于在明代正史中缺乏相关湖广移民四川活动的史料，而孝感乡的建置又早在成化八年就已经撤销，因此，流传在民间的有关孝感乡为川、渝民众祖源地的记忆，如果不能发掘相关史料来支撑和链接，就很容易被视为“子虚乌有”。因此，在当前还存在着对孝感乡移民史不断质疑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移民历史真实情况的梳理、考证和坐实，对本课题研究而言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第二，要重视南北移民区的差异。中国地域辽阔，由于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差异，加之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之间的历史文化特点是相当明显的。追求共同祖先来源的策略，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在追求共同祖先策略的选择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民间文献为主体的移民叙事，可以将中国分割为若干个不同原籍的移民区。而南方移民的多源性与北方移民的单一性，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曹树基举例指出：“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其他因素，散布在江淮之间的‘瓦屑坝’移民，对于祖先记忆的清晰程度，非北方移民后代所能相比。所以，华北地区‘大槐树’，较多假托，而不像江淮之间，存在大量的原籍粘连。大量真实原籍的存在，从制度以外的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真实移民史，而较多假托的‘大槐树’，则几乎被人解构为思想史。” 在四川，继元明之际发生湖广移民迁入事件之后，到了清初更有“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出现，因此在移民分布上难免重叠，在移民记忆上难免混淆。这种现象则是在同类移民传说流行的其他地区所没有过的。因此，在研究共同祖源现象时，充分重视南北移民区的差异，参考借鉴但不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解读模式，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四、史料支撑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就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本课题为推进麻城孝感乡共同祖源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注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掘新的史料来源作为支撑：
第一，官方史料的运用。运用官方史料来研究移民迁徙问题，早已史学界的共识。本课题注意从此前学者较少取用的元、明实录和官方文书中挖掘与孝感乡相关的史料。其中如从元朝《经世大典》中，发现了早在元初成都平原就有两处“孝感乡”军屯番号，证明早在此时即有军事性质的移民从淮西进入四川。在明朝实录中，虽然罕见有湖广移民四川的直接记录，但却有许多间接旁证。正如台湾学者徐泓所指出的：“《明太祖实录》可说是现存明初史料中最完整、最重要的。其中的人口数字，都是官员的调查报告；明洪武年间吏治最严，官吏很少敢作伪，其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利用它做为主要资料，进行分析，所得的结果，虽不中，亦不远矣。”本课题系统检索了《明实录》中有关四川社会背景、州县机构废置与明初政府对明氏旧部安置政策等资料，这些资料虽未直接提到移民迁徙，但却为掌握判断明初移民迁徙形势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再有就是从明末四川总督朱燮元的文稿中发现了有关“孝感乡”的记述。这些都不失为研究麻城孝感乡问题的有力史料佐证。
第二，金石碑刻资料的发掘。在以往的移民史研究成果中，利用金石碑刻资料的并不多见。本课题注意从地方文献与出土文物中发掘与麻城孝感乡相关的史料，其中有从嘉庆《四川通志》和明人文集中搜集的墓志铭文；有从地方志中搜集到镌刻在寺庙铸钟上的铭文；还有近年来从地下出土的墓志和买地券等。这些金石碑刻均为明代作品，作品所记述的内容，与孝感乡建置撤并的时代较近，具有较为真实的证史价值。通过这些金石碑刻资料，不仅可以见证麻城孝感乡现象在明代的流传状况，而且有助于从多种史料来源研讨共同祖源问题。
第三，乡土志资料的运用。地方志资料对于移民史的研究和移民传说的解读必不可少，已成史学界的共识。而“稍异”于州县地方志的乡土志（又称风土志），对于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则尚需说明。问世于清末民初的乡土志,是近代以来各地编修的小学乡土史地教材。虽然它是奉部文扎编纂，采用当时标准程式分类；但在资料来源上，却有其独特之处。如有采自旧县志者，也有从县署档案辑入者，更有得知民间传闻者。在当时乡土志统一体例的规定下，“人类”、“户口”与“氏族”被列入为书写内容，必不可缺，此举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对于人口来源的关注。各地在完成这些条目内容的编写任务时，往往对本县氏族状况开展了实地调查，采取备录的方式，将辖境大姓支系的来源、迁入时间、传承世代与现今住地等内容逐一记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完成的田野调查，继而保存在乡土志中的有关本地姓氏祖籍的文字，就为了解当时麻城县孝感乡在当地流传的范围和关注的程度提供翔实的资料。四川乡土志资源十分丰富，其藏品数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本课题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从四川乡土志中取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用以勾画湖广姓氏和著名家族在四川各地的分布格局，这对于加深对湖广移民主体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民间族谱资料的采用。与国内其他移民传说的资料来源一样，有关麻城孝感乡移民祖源问题多载于谱牒之中。毫无疑问，谱牒是研究移民迁徙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然而，族谱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它既存在着可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靠的一面。于是，判定其史料价值和真伪程度如何，就成为学者在使用族谱时必须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又必须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对于族谱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能否得到得到验证的问题，曹树基在山东移民研究中，已有过利用地方志与地名志的记载与《明实录》对勘，从而证明地方志与地名志资料的可靠性的成功先例。 最近在江西瓦屑坝移民研究中，他又用族谱与《明实录》对勘，得出结论说：“湖南北部的情况表明，族谱中有关移民细节的记载，可与《明实录》相对应”。本课题为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问题，采用了不少的族谱资料，其来源有三：一是转引自此前出版的研究成果；二是引自图书馆、研究机构的收藏；三是来自于民间征集。本课题较多选用文本书写时代与移民时代较近的族谱资料，并将其书写内容与移民迁徙相关的社会背景、移民政策进行契合，尽可能客观地复原当时的历史事实。至于对族谱产生过程和族谱编纂者的意识结构的分析，则将其置于原语境中，从移民传说与地域文化建构中来加以解读。
五、研究框架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将流传于川渝地区的“麻城孝感乡”共同祖籍现象，作为区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置于整体史的视野中，努力将不同地区的移民史与区域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课题在系统梳理元、明以来湖广人口迁川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以移民活动所带来的人口迁入、地域分布、身份演变，以及文化认同、地域文化整合为主线，集中探寻“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形成过程与传播机制，解析其在不同时代所蕴涵的意义。最后，还对当代社会中的“麻城孝感乡”现象与精神家园建设问题展开讨论。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以“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为题，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对川、渝两地广泛存在的历时几百年的共同祖籍——“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勾画出传统文化背景下，广大湖广移民在定居地，如何运用传承祖籍记忆、构建家园象征符号、整合区域文化，增强文化凝聚力，营造和谐共生家园的基本脉络，以探讨新时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之路。
本课题由导言、九章和余论组成，各部分内容如下：
导 言 围绕课题研究的背景、所涉及的学术理论概念、学术前史回顾、课题史料来源、研究思路与框架以及课题创新等问题进行阐述。
第一章 麻城孝感乡历史钩沉。本章集中介绍了麻城县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地理方位，考察了与孝感乡有关的历史遗存及周边关系。
第二章“孝感乡”首现成都军屯。本章从元朝《经世大典》和金石碑刻资料中，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麻城孝感乡民入蜀屯垦的历史奥秘。
第三章 楚人迁川潮流的兴起。本章系统梳理了元末跨区域移民活动的过程，分析其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它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湖广军事移民的开启。本章围绕明朝平夏后明王朝镇抚四川的部署，对其所展开的楚籍军事移民活动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
第五章 移湖广填四川的奥秘。本章分析阐述了明初从麻城移民四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尤其以“孝感迁民”为例，考察了明初强制移民的相关问题。
第六章 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本章分析了湖广移民活动给元、明四川人口数量与分布格局所带来的变化。
第七章 麻城移民家族的成长。本章系统梳理了明代麻城世家大族在四川的分布，分析了湖广移民家族在四川迅速成长的原因及其轨迹。
第八章 移民传记忆的符号建构。本章从移民记忆入手，系统梳理了孝感乡移民传说的形成过程，并从社会记忆符号角度，具体解剖了“孝感乡”的指代含义及其演变。
第九章 祖籍记忆认同与文化整合演变。本章勾画了湖广祖籍记忆趋同背景下巴蜀地域文化和地域社会整合的过程与趋势，剖析了地方官员、乡土士绅、广大民众各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十章 文化回归与精神家园建设。本章以当代社会中的麻城寻根热作为切入点，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论述了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紧迫性和基本路径，并通过多种调查手段，对当代社会中“麻城孝感乡”现象的流传状况做了记录和分析。
六、课题创新
本课题对于研究价值的创新之处有以下预判：
第一，本课题围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主旨，将“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学术研究，与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有助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中华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加深我们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
第二，本课题基于移民史与移民记忆的双重取向，突破单纯从证史和辨伪两个方向进行研究的格局，将“麻城孝感乡”问题的研究，置于上溯自元，下迄于明、清乃至民国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并分别从移民史与移民记忆两个领域展开研究，为解剖“麻城孝感乡”问题搭建了一个广阔的时空舞台，为破解“麻城孝感乡”现象中的重重迷雾开辟道路。
第三，本课题系统梳理了元明湖广移民活动发生发展轨迹，及其给四川人口分布、姓氏家族成长所带来的影响，对“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形成演变与流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深挖了“麻城孝感乡”问题的丰富内涵。其中如：关于麻城孝感乡民迁川活动始于元初、明初军事移民的观点；关于“麻城孝感之民”是明初政府组织下异地安置的首批迁民，“富、荣二邑”是湖广迁民的集中安置之区的观点；关于洪武年间四川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正是湖广姓氏的覆盖之区的观点；关于“麻城孝感乡”移民记忆的传说雏形出现于明代晚期，完善于清至民国年间的观点；关于“麻城孝感乡”现象与巴蜀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本质的分析；以及对当今社会中“麻城孝感乡”现象流传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等等，都不乏创新之见。
第四，本课题运用移民史、区域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从文献与田野调查、地方史料与金石碑刻资料相印证、民间族谱与正史史料相勘正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与考证、解释问题，这些也都有所尝试与探索。
当然，本课题也存在某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直接记录有关“麻城孝感乡”问题的第一手史料不多，民间族谱真假难辨，课题组虽经发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做了一些族谱资料与正史的对勘工作，但仍感难度太大，难免挂一漏万，有待进一步充实。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和族谱资料支撑，故课题在有关地域文化认同整合的理论分析上，显得相对单薄，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川渝地区以“麻城孝感乡”为中心的同乡移居传说的世代传承，造成了巴蜀姓氏家族祖籍记忆认同。在一个有着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的社会中，祖籍记忆认同与宗教信仰认同、方言习俗认同、生活习俗认同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连带关系。由祖籍认同所带来的文化整合演变，必然会对地域文化与地域社会一体化过程起到促进作用。本章以明清以来人口流动背景下文化交流作为切入点，具体勾画了湖广祖籍记忆（其中也包括本课题所研究的孝感乡祖籍记忆）认同背景下，巴蜀地域文化、地域社会的整合过程；剖析了地方官员、乡土士绅、广大民众各自在整合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节巴蜀地域文化的整合
一、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认同的发展演变，必然带来人们信仰观念的认同。各省移民迁入巴蜀地区，带来各自的乡土神信仰，在新的地域展开了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以乡土神祭祀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随着定居日久，不同族群之间便开始了在移民地域崇祀信仰观念的整合重构过程。
华夏民间崇奉多神信仰，不同地域各有“乡神”崇祀。清初移民入川后，将各自的民间乡土神祭祀信仰带进四川，分别以大禹、慧能、许逊、妈祖、关羽等为主祀偶象。一般来说，清代移民会馆多建于嘉庆朝之后。这时移民已传世三代以上，在新乡立业，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与四川连接着经络。由于填川移民中出现“半楚人”、“半潇湘”的格局，因此奉祀大禹王的湖广会馆遍及城乡。祭祀大禹王，一方面是湖广移民原乡祖籍记忆再宣示的形式，更是作为新家乡社会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展现。作为蜀人的大禹，早已为四川土著崇祀，“祠庙遍蜀中”。楚人以大禹楚地治水有神功，奉为“乡神”，徙川接续祖地崇禹之俗，建庙祭之。于是，大禹王成楚人和土著“共祀”之神。而大禹又有“九州共祀”的神灵的身份。如墨翟所言：“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厚禹之加于天下。”故禹王宫祭典不仅为楚地移民趋赴，土著及它籍移民后裔也往往参与其间，从而成为地域盛事，各地移民共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在楚地移民心目中，原乡“乡神”的“职能”增加，又为世代家园的新家乡的“乡神”。于是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记忆的楚地移民后裔在地域观念上向建构“楚籍蜀人”的地域认同跨进一步。
移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非单方面作用，而是移民与土著及其它移民族群间的双向互动。填川移民原乡崇祀融入新乡，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新乡神祗又为移民接纳崇祀。具代表性的是川主信仰进入移民族群为移民接纳崇祀。李冰父子建业西蜀，造福四川，为巴蜀地方神祗，川主庙遍及全川，普遍祀之。随着楚地移民扎根传世在地转化，作为湖广移民会馆的禹王宫接川主入宫，合祀禹王、川主、梓橦三神。寓原乡之神与新乡之神于一处，同庙祭祀的动向，说明楚地移民后裔在认同原乡“乡神”的同时，又对客居地的新“乡神”进行了认同重构。
此情在楚地移民的家庙（祠堂）也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任蜀军政府都督、四川民政长，调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官的隆昌张培爵（号列五）家族为祖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入川移民。张氏先祖子恒公、子贞公于雍正十年主持重修张家庙（张氏祠堂），“塑川主、土主、药王三神象于此。”何以塑川主象于家庙，“张氏家传”谓：“我辈得食兹土，端赖此川主诸神。”张氏立业隆邑，“家益饶，”为隆东望族。发迹之由，视川主诸神庇佑。于祖堂祀川主，旨在崇德报功，本义与川人无异。于是川主为张氏族群认同，从而显示了潜移默化为四川人的趋势。
除此之外，其他省籍的移民在祭祀乡土神方面也经历了由专祀到合祀的过程。如成都近郊仁和场（今成华区龙潭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仁和场关帝庙记》云：“仁和场关庙自乾隆至今百余年。恩幼时随先父入庙礼神，见关帝中座，右火神，左川主。神中有坐者，有横坐者，有侧坐者，有倒坐者，有在承尘之上而高坐者，其中所兴之会各不同名……”究其缘由，盖“我等祖宗皆自别省迁来，故吴楚与粤不妨同居一土，蕃衍与不一与神不可于一堂乎？”位于川东北的万源县，有《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曰：“是庙也，吾乡向为专祠，旧无神农、药王二神，亦如各邦各有会馆，今专祀者改为兼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之岁，吾乡人辈创见……祭祀也，有功于民则祀之，其在斯乎，夫祀功诚然矣，而犹未识专祀之忽为兼祀有不合而合之意也。而三人合为一人，非不相谋而实相合乎”。
（图9—1：隆昌县北关禹王宫山门“灵承楚蜀”牌坊）
以上资料揭示，随着各省移民在巴蜀地区居住日久，在宗教心理还是实际祭祀行动中都改变了以往各祀其神到共同祭祀的转变过程。从而使经过重构的乡土神祭祀最终被各省移民所接受，这就从精神生活领域的角度奠定了巴蜀移民地域认同整合的共同信仰基础。
二、方言习俗
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方言认同，其最终结果必然发展演变成为语言认同。一定地域的方言是与社会发展、政治变动、人民活动范围、社会经济活动往来密切相关，是一定地域民俗风情、戏曲宗教等文化形式的生动表达。有清一代，楚语遍及四川各地，成为各地移民主体语言，它之整合为通行于巴蜀城乡乃至四川盆地周边省区，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
据语言学者研究，“四川官话是外来带来的。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大移民，大批湖广籍和部分河南籍、陕西籍和安徽籍的军人和平民留居四川……他们带来了属于官话方言的湖北话、陕西话、河南话和安徽话。因此可以说，早在六百年前，官话方言就从东面和北面深入到四川了。到清朝前期，以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北）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四川话和西南官话体系”。由于明清两次外省移民入川，以“湖广”居首，而在四川各地，特别是广大农村，习惯于把四川人叫“湖广人”，因此四川话也就叫“湖广话”了。由于清初四川的湖广人占优势，以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于是就成了四川的“普通话”。
清代填川移民初至新乡，五方杂处，各俗其俗，乡音各异。民国《达县志》“方言”称：“咸同以前，语言尚异。”川东永川县“五方杂处，语言互异。”清末民初尚且如此，何况清初。徙自湖广、陕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移民，遍插川中，巴蜀各地“五方人各异乡音。”这时，四川各地语言虽然“异彩纷呈”，体现了移民文化的丰富多样，然而乡音连着乡情，人们因此难免囿于原乡情绪，阻滞着新地域心理认同的建构。至清代中期，嘉庆朝之后，时过百余年，人蕃三四世，各地移民文化呈融合之势，风俗语言趋同日渐明显，“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清代楚语的趋同，先在四川局部地区展开，继而在全川通行。甚至世代生活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受到湖广活的影响，吸纳着湖腔湘音。如川西芦山县“汉夷杂处，无不夷音。楚人徙居，独存楚语。”
整合后的四川官话（湖广话），成都、重庆、合川、简阳等地的地方志记载最详，堪称代表。据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简阳县志》、民国十六年刻本《广安州新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云阳县志》中所载“方言”条目，湖广话词条占半数以上。又据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县志方言》中共收方言词229个，竟有158个与成都话相同。当四川官话成公共语言时，不排斥在某些“方言片”内仍然流行原乡语言，形成双语现象。语言的趋同，催生着新家乡地域认同，四川人情结的积淀便愈深愈厚。
经过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湖广话终于在众多移民方言中整合为四川官话。这一演变的发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四川话与湖广话，原本同属于北方官话。语法结构基本一致，词汇大同小异，声母、韵母大致相同。如：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西昌县志凡例》曰：“吾县汉族，来自南北各省。语近国音，颇不纯。”语近国音者，乃北方话之语音也。这是语言整合的基础。第二，是湖广人在四川人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其中，又以麻城人入川最早，也最多。其方言流行之范围也最广。是形成四川官话基础方言和决定性因素。“语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为基础。所谓有权威的方言或语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于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别是这个方言或语言，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文学传统。整化也跟分化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运动过程。”四川官话整化的基础，便是占四川人口绝对优势的湖广人的湖广话，尤其是湖北的麻城方言。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麻城孝感乡，是“四川母语地”。崔荣昌教授所著《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记》一书中指出：“由于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特别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使得在四川居民的祖籍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广为首的南方省籍占了十分之八。这就造成了四川境内各类方言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情况。”第三，土、客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的生产和生活，语言必须整合。四川幅员面积大，高山、平地、丘陵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同处于一隅的各省移民，言语不通，影响沟通。为了相互交流，表情达意，逐步整合，实为必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