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庆 日期：2018-11-12 10:45:16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的学术链接即是“政策科学真理化”的导向，它是政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视野下的继续发展与完善。政策人类学“整体性”逻辑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多元民主性与部分真理性的统一，即科学性-民主性-真理性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它传承了政策科学的全部精髓与核心内涵，并突出地表现在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及其“学科整体观”上。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Lasswell, H. D.)在1943年就倾向于“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学说。政策人类学毫无疑问首先在于突出“科学”价值，政策人类学从“内在问题导向性”出发，经由“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公共利益性”，*终目标在于这一研究系统的“科学性”——即理论与事实相一致的“真理性”——反映了人类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维，即“公共服务”的这一“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政策人类学沿袭拉斯韦尔关于科学服务于民主的初衷，遵循为实现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学问的学科定位，始终坚定“民主”这一质的规定性；只有当公民们能够成为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后决策者与实施者，政策人类学才能实现经由民主政治与民主决策的民主化路径得以真正实现。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的学术链接即是“政策科学真理化”的导向，它是政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视野下的继续发展与完善。政策人类学“整体性”逻辑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多元民主性与部分真理性的统一，即科学性-民主性-真理性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它传承了政策科学的全部精髓与核心内涵，并突出地表现在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及其“学科整体观”上。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Lasswell, H. D.)在1943年就倾向于“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学说。政策人类学毫无疑问首先在于突出“科学”价值，政策人类学从“内在问题导向性”出发，经由“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公共利益性”，*终目标在于这一研究系统的“科学性”——即理论与事实相一致的“真理性”——反映了人类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维，即“公共服务”的这一“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政策人类学沿袭拉斯韦尔关于科学服务于民主的初衷，遵循为实现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学问的学科定位，始终坚定“民主”这一质的规定性；只有当公民们能够成为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后决策者与实施者，政策人类学才能实现经由民主政治与民主决策的民主化路径得以真正实现。 总之，政策人类学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部分的真理”——融合了“科学民族志”“象征民族志”“实验民族志”中的科学、诠释与民主等三种主要元素。政策人类学试图通过“科学”的检验，在多元民主实践活动中，来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政策人类学秉承的真理观，奠基于“实践”基础上，产生发展于“民主”参与的社会实践中，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活的运用与新的发展。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