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四益 日期：2014-08-31 11:51:25
杂文家陈四益作品，包括两组文章：“读与思”，是读书之感；“思与忆”，是对“文革”前后生活片段之忆。
如陈四益所言：读书，若是直不起腰板儿，以为其中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生怕自己领会不来，是极苦的差事。读史，若诚惶诚恐，以为那里面句句是实，半分无假，多份儿也是呆子。这样的呆读，充其量只是个书袋子，引不起多少兴味。但若能从不疑处生出疑惑，从涂饰中看出真相，那就真是“清白人会算糊涂账”了。读书，读到不被瞒过，别有所得，就不算白费了灯油。
《衙门这碗饭》中另一半内容，是一组对人生中一段经历的观照与回想。事情发生在那场“史无前例”“大革命”及其前后，所叙却不是什么烈烈轰轰的壮举。那场“大革命”或曰“大动乱”，若从当时发动者的“义正词严”来看，自然是场“正剧”；若从多少无辜者在历时十年的悲惨遭遇来看，则是一场悲剧；但若从那十年无穷无尽的荒诞来看，又是不折不扣的喜剧与闹剧。从中可以看到，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氛围中，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怎样一本正经地做着那些今天看来已觉荒诞不经的事情。
是什么条件，使十几亿人如此癫狂？如果相同的条件再次出现，是否还会同样的癫狂？谈笑，也是为了思考——总要长点记性才好。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作者简介：
陈四益
当代著名杂文家。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学就读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文革”期间下干校，进山沟，入工厂，当记者。一九八一年调《瞭望》新闻周刊，曾任副总编辑，直至退休。
读书颇杂，尤好读史。工作面宽，涉世稍深。历史与现实交错，思绪纷繁，每多联想，捉笔作文，成不同文体、长短由之的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之文；又得与画家丁聪、黄永厚等长期合作，文画相生，别具一格。著有《乱翻书》《魏晋风度》《草桥谈往》《世相图》《百喻图》《唐诗图》《竹枝图》《错读儒林》《臆说前辈》《忽然想到》等二十余种。
目录：
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读《论语》
从美刺到扯淡
历史的吊诡
历史的颠覆
历史上的酷刑
佛门一出戏
请愿的结局
人格的尊严
主子只有一个
信仰的隳败
衙门这碗饭
神仙局
读画知人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读《论语》
从美刺到扯淡
历史的吊诡
历史的颠覆
历史上的酷刑
佛门一出戏
请愿的结局
人格的尊严
主子只有一个
信仰的隳败
衙门这碗饭
神仙局
读画知人
读剧小札
思与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挖蝇蛹 数蚊子 轰麻雀
达标
我们曾把老师赶下台
找敌人
读书的事
名字的悲喜
造像的悲喜
“最高指示”
稿费
改名的故事
一夜间我改变了“成份”
分配：拉到籃里就是菜
靠山进洞
四边方略
人生际遇
不成片段的回忆
中国的帝王们也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牛皮烘烘，都想当有道的圣君，恨不得天天有人在耳边唱颂歌，决不肯承认自己治理的社会并不曾达到“天下有道”。何况孔老先生立了一根绝对化的标竿在那里，如果“庶人有议”，岂非“天下无道”？
魏征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韩愈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朱熹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口使不敢言也”。这一劝，劝了一两千年，无奈始终劝不醒梦中人。所以一个一个王朝都灰飞烟灭了。
——陈四益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只是浮在面上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13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13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按照桃园经验，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都是雇农、下中农之家，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说不定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扎“根”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一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再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另一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检举，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了局？
我们倒也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
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解放”已经十五年了，竟仍旧一贫如洗。他十分委屈地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他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全都看得见。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
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并非什么违法乱纪或贪污盗窃，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的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过几十斤面粉，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放下了心。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没过多久，传达了最高层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体也马马虎虎一风吹了。因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便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想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的“四不清”上，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责任必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倒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借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此是后话，暂且带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