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 日期：2014-10-23 11:09:15
本书立足于中国传媒业的深刻变革，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新媒体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探究1978年以后中国传媒变迁的路径与逻辑，并通过较有事件性的叙述再现这一变革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各类人物和机构都作为历史主体出场，从不同位置参与中国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由一体向多元转化的行动，因而它不仅是一部传媒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李春，男，1968年生于安徽滁县，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新闻学专业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兴起、入宪与废除》等。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传媒史》于2013年通过结项评审，并获优秀等级。
目录：
引子
第一章传媒的一般功能开始恢复(1978—1981)
第一节“政治家办报”写新篇
一、抉择与担当：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
二、建立规范：“三不”主义与“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节“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制度的废除
一、街头出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小字报和刊物
二、删除“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宪法条文
三、遏制各种单位自行编印书刊的泛滥态势
四、关于立法保护和规范言论自由的呼声
第三节文化饥荒的缓解
一、“毒草”作品的复出
二、对文艺创作控制的放松
三、文化生产的全面启动
四、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拖累引子
第一章传媒的一般功能开始恢复(1978—1981)
第一节“政治家办报”写新篇
一、抉择与担当：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
二、建立规范：“三不”主义与“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节“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制度的废除
一、街头出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小字报和刊物
二、删除“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宪法条文
三、遏制各种单位自行编印书刊的泛滥态势
四、关于立法保护和规范言论自由的呼声
第三节文化饥荒的缓解
一、“毒草”作品的复出
二、对文艺创作控制的放松
三、文化生产的全面启动
四、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拖累
第四节学习“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
一、抨击“假大空”与“帮八股”文风
二、国际报道与政治套话和外交表态的分离
三、批评报道及其他负面新闻的恢复
四、对新闻职业意识的呼唤
五、单纯灌输向告知、说服的转变
第五节行业间行政分工协作的危机
一、电影业不再无条件帮助电视台
二、电影制片业与发行放映业之间及发行放映业内部的利益之争
三、图书发行渠道的多元化
第六节涉足营利活动
一、报纸、电视和广播商业广告的恢复
二、中央电视台和少数中央级报社获准试行企业化管理
三、稿酬的恢复及版权立法的准备
四、精神产品商业化的出现
本章余话：舶来品
第二章传媒的总体结构显著分化(1982—1988)
第一节党政部门及人民团体争相创办或扩充传播工具
一、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的实行
二、新华社重启世界性通讯社计划
三、党政部门及相关单位争相办报刊
四、图书发行与出版引入系统外力量
五、传真、计算机、激光照排、电子采编和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初步应用
第二节中央决心争取舆论主动权
一、对外宣传要“大胆、全面、活泼、及时”
二、改进广播电视新闻时效
三、增强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感
四、探索专业化工作机制
五、十三大前夕新闻改革方案的出台
六、“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第三节大一统事业体制的松动
一、集中精力搞宣传：上海广电分权的尝试
二、广播电视系统实行经费包干和多种经营
三、报社、通讯社开展多种经营
四、出版业实行企业管理、承包制及放松书价与发行渠道管制
五、行业冲突：计划供纸、邮发合一制度的破裂与广告代理制的受阻
六、电影制片业投资过热及电影制片与发行冲突的加剧
七、保护私权：版权立法工作的展开
八、化公为私：许可证、记者证、版面和节目的寻租与“走穴”
第四节精神产品的商业化
一、大众化报刊形成气候
二、娱乐片的兴起
三、通俗文学的流行
四、色情暴力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的泛滥
第五节思辨、批判热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危机
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大量出版
二、文艺作品对中国社会的反思
三、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形成声势
四、思辨性报道的涌现
五、风光名胜片与政论片的风行
六、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与建设精神文明
七、呼之不出的新闻法
本章余话:最大的失误
第三章一场政治风波后的整顿（1989—1991）
第一节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一、思想和宣传领域着手反思工作
二、清扫反动、黄色和其它不良出版物
三、批驳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行
四、加紧国际舆论斗争和对外宣传
第二节确立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一、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
二、以民族优秀文化振奋人民精神
三、做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四、鼓励来自现场的报道
五、安排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六、纪录意识的建立
第三节经济困难的加剧与应对
一、报纸与读者对公费订阅的依赖
二、报社要求邮政部门降低发行费
三、部分报刊增加或转向软性内容
四、少数广播电台尝试内部管理改革
五、试探电视剧交易的市场化
六、电影制片业深陷困境
七、激光照排等技术的应用
第四节行业失范现象的蔓延与整治
一、整治小报、记者站、记者证和电视剧生产许可证
二、群众抱怨广告过滥和有偿新闻现象
三、制定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四、著作权法正式通过
本章余话大局
第四章市场化的初潮（1992—1993）
第一节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结构与形态：报纸、期刊与图书
一、许多机关报开设周末版等文化娱乐版面
二、少数部门和行业机关报转为大众化报纸
三、稿源紧缺、稿酬上涨与创作的市场化
四、文学期刊、专业期刊艰难求存
第二节面向市场调整内容结构和形态：广播电视
一、中央电视台决心成为世界一流大台
二、上海打破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垄断局面
三、频道频率激增与节目的匮乏
第三节面向市场扩大传媒自主权
一、电视剧投资和交易的市场因素增强
二、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
三、电影统购统销制度的破除
第四节突出企业化管理
一、多数单位采取内部聘任制或内部奖惩制
二、极少数单位实行全员聘任制
三、中央电视台实行编外聘用制和内部承包制
第五节宣传阵地受冲击
一、记者拿红包
二、新闻单位忙创收
三、“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央拨款支持的舆论监督
四、各种单位争建有线电视网
五、境外节目、信号和资金的渗入
六、争取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本章余话:小人物
第五章集中化政策的酝酿（1994—1997）
第一节武装、引导、塑造和鼓舞人的任务
一、重温“政治家办报”
二、“焦点访谈”成为舆论监督的样板
三、动员新闻界开展扶贫助困宣传
四、突发事件报道的虚弱
五、针对有偿新闻立规范
第二节内容市场化潮流
一、周末报、周末版的衰落与专刊的兴起
二、都市报的兴起
三、都市报发行竞争初起
四、文人刊物的活跃
五、白领杂志的兴起
六、低俗内容的增多
七、民营节目制作机构的艰难求生与电视剧市场的培育
第三节巩固宣传阵地
一、互联网、卫星电视与节目引进的对外防范
二、党报读者群的萎缩
三、计算机采编、传输、排印、摄录、管理等技术的应用
四、刺激国产电影业：引进大片、影视合流与9550工程
五、国产少儿读物和视听作品的缺乏
第四节治散治滥与集中化政策的试点
一、制止擅自办报刊、转化内部报刊和压缩行业报刊
二、制止擅自建台、重复建台、中断转播和乱播乱放行为
三、限额发放书号与批发进场制度的实行
四、广州日报社成为报业集中化的试点单位
五、一批图书发行集团与大卖场的出现
六、部台、厅台、局台不分办大事
本章余话：精神文明
第六章集中化政策的实行（1998—2002）
第一节占领和防守宣传阵地
一、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西新”工程的实施
二、广电部门独建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
三、由提倡到否定制播分离
四、限制境外信号接收、节目合作及影视片进口、播放
五、抢占和控制互联网舆论阵地
第二节“做强做大”的任务
一、印刷业、出版物分销业、电影业和广告业的对外开放
二、治理散滥：继续压缩部门行业报刊
四、报刊和图书出版业的集团化与图书发行业的连锁化
五、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及有线网络的整合
六、电影业的集团化与院线制的建立
七、鼓励多渠道融资和跨地区经营
第三节激烈竞争格局的形成
一、机关、行业报刊通过子报子刊闯市场
二、都市报降价发行大战
三、图书发行折扣大战
四、卫星频道市场的出现
五、随意插播和超量播放广告
六、采编部门承担创收任务
七、遍布体制内外的被剥夺感
第四节新闻和娱乐的开发
一、“一定要有舆论监督”
二、理性和建设性：开辟政商两通的新闻路线
三、平民化和娱乐化：民生新闻的登场
四、综艺娱乐节目的流行
五、著作权法的修改与保护范围的扩大
第五节“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一、抓“导向”与保“大局”
二、导向偏差的频发与防范
三、国产动画片不受欢迎
四、国产电影有待振兴
本章余话：内外有别
第七章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2003—2005）
第一节非公有资本和外资准入门槛的放低
一、书报刊分销业对民资及外资开放
二、电影制作、发行与放映业对民资及外资开放
三、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对民资及外资开放
四、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防范
第二节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广电传输网络整合的困境
二、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的启动
三、大规模压缩党政部门报刊
四、传媒的跨地域跨媒体扩张
五、报业高增长的停止
第三节重塑传媒的市场主体地位
一、集团化的休整
二、企业化管理的改进与事企分离的尝试
三、身份转换：事转企的艰难突破
第四节行业规范之忧
一、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盼望公平交易
二、以公约和认证应对都市类报纸的恶性竞争
三、城市台与省级台、省级台与中央台的竞争
四、党报上报摊的尝试
五、部门（行业）报刊的市场化
六、建立报刊退出制度的框架
七、整治虚假和过量广告
八、记者职业规范与职业认同的危机
第五节舆论影响力之忧
一、关注正面宣传的有效性
二、SARS灾难后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改进
三、舆论监督规范的强化
第六节主旋律之忧
一、多样化对主旋律的冲击
二、新闻报道及妇女报刊卷入低俗之风
三、影视剧、纪录片及历史叙事的浅薄化
四、少儿频道的开办
五、扶持本国动画片的生产和播映
本章余话：走出去
第八章体制改革的展开（2006—2010）
第一节艰难的体制改革
一、在业界观望中启动的制播分离改革
二、新闻出版和电影业转企改制进入冲刺阶段
三、跨地区跨行业合作的活跃
四、三网融合进程中电信与广电之争
五、书号实名申领制的实行
第二节应对市场失序现象
一、都市报联合提价
二、独播剧大战
三、继续整治利用版面或节目寻租的行为
四、整治假报刊、假记者、假记者站和假新闻
五、针对网络及其他媒体侵权的维权行动
六、从业者权益引发关注
第三节三令五申的内容监管
一、影视剧备案制度的建立与内容审查制度的巩固
二、整治互联网淫秽色情等不良内容
三、整治性产品及其他不良广告
四、整治节目低俗之风
第四节强力扶持主流媒体和主流文化
一、对农村文化服务的增加
二、国产商业电影的成功
三、国产动画片的数量激增
第五节执政者话语权的强化与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的扩充
一、“压下去”与“传出去”的任务
二、塑造领导干部的亲民形象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
四、网络成为中国社会的强大舆论场
本章余话：缺什么
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人抱怨这个国家只有“舆论一律”,没有言论自由。对此,新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发表文章予以辩驳。他首先承认,舆论一律“是确实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反革命分子“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毛泽东随即又指出,“我们的舆论”“又是不一律”,就是说,“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有欺骗性的。陈独秀早就说,“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明确提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实践与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中共在执政前夕就如何处理旧中国遗留的报刊业、出版业、通讯社、广播电台等问题发出指示:报刊业、出版业、通讯社凡属于反动势力或有反动政治背景的应予以没收,中间性的不禁止、但要重新登记,进步的应予以保护;广播电台凡属于反动势力的要没收,私人则禁止办。这个政策实行后,至1950年初尚有五十多家私营报纸存活。但是,它们的消息来源和言论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对读者日益丧失吸引力。例如,上海市军管会对私营报纸规定:禁止利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及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电讯稿;在发布军事消息、本市军管会各机关部队和政府一切有关政策及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切文件著作及有关政府的消息时,必须全文采用新华社消息;不得解释中共及解放军政府的法令政策。其他城市私营报纸所受内容管制也与此相近。上海《新民报晚刊》一位编辑后来回忆说,“‘超党派’立场的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也没有了,‘本报南京专电’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没有了,怎样才能办好这张报纸,大家一筹莫展”私营文化事业面对的是一个让它们很难适应的中共机关报体制。在这
个体制中,报刊等传播工具都是党的喉舌,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发表什么、何时发表都得根据党的政治需要来决定,“不能有独立性”。私营报纸往日的办报策略行不通,失去了独特性和吸引力,又没有党报的政治地位和经费保障,被边缘化和被取代是早晚的事情。它们的销量一路下滑,广告收入大幅减少,不少报纸维持不下去只好停刊,到1951年8月只剩下二十多家了。一些私营报纸为求生存,接受党和政府的资金、物资或贷款扶助,这些钱物没有归还,就算作公方股份,从而形成公私合营的局面。到1953年,没有停刊的私营报纸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私营广播电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56年,私营出版业、图书零售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党和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所有公私合营的文化事业都转变成为公营(国营)单位。而电影业则快得多,在文化部门的指挥下,没有经过公私合营的过渡,1953直接转为国营。
早在改造私营传播工具之前,中共就已着手扩大和充实革命战争年代所建立的宣传网。至1949年底国营电影业拥有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厂及五十多个新闻摄影队以及一些影片经理公司。至1950年,初步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由大行政区、省及市广播电台构成的广播网;形成了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省级行政区党委机关报为骨干,各种辅助政治组织(工会、青年团、民主党派、政府职能部门等)机关报为延伸的报刊网;国营出版社数量有二十多家,包括人民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等,图书总发行主要由新华书店系统承担,至1953年报刊总发行全部移交给邮政系统。几年后,私营文化事业消失,全国的通讯社、报刊图书出版、电影、广播电台及后来的电视全部都是国营文化事业、党和国家的喉舌,主要由财政经费供养。
国家在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过程中,还展开了对人的教育和思想改造,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确保中共革命理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内核的不可替代的地位。1949年至1955年,发动多次政治运动,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检讨和悔改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乃至动用国家机器打倒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结果是确立了革命理论的统治地位,但是,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热情也明显消减。
为调动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党于1956年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宣称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当然,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要“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