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杰 日期：2015-11-04 14:08:47
1.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诸多风云人物的精神导师；2.中国历史上一位没有争议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圣人；3.读懂王阳明，成就大事业；4.“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大道至简，知易行难。”王阳明从道德高度提出“知易行难”：认识事情的道理较易，行事却难；知晓事物的规律是一回事，能够做到做好是另外一回事。这并非是让人畏难而退，而是要勇于立行。深谙此理，方能协调好知行关系，成就大业！
本书简介：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后世亦多以“王阳明”称之，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本书是一部内容详实、史料丰富的传记文学，记述了王阳明的文韬武略、学术学说、哲学思想、教育理念以及秉持“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处世为人的态度，展现了王阳明从一名不谙世事的不羁少年成长为一代圣贤的曲折历程，塑造了王阳明这位全能圣才的光辉形象。
作者简介：
富杰，大学教师，畅销书作者。主修历史专业，爱好文学写作，业余时间研究明清历史，致力于为古代名人作传，其史学渊博，文笔细腻。现已出版多部著作。
目录：
第一章早年时光
第二章“圣人”初长成
第三章初入仕途
第四章龙场悟道
第五章上任庐陵
第六章滁州讲学
第七章首立军功
第八章治理南赣
第九章平定宁王之乱
第十章风波再起
第十一章暂别官场
第十二章最后的辉煌
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寥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
——余秋雨
第七章 首立军功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江西南部的山贼叛乱此起彼伏，达到顶峰。南赣巡抚剿贼不力，屡战屡败，被迫下台。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荐之下，朝廷任命王阳明为新任南赣巡抚，负责清剿漳南、赣南等地的山贼。在此之前，他没有带兵的经验。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在他的一生中，在南赣巡抚任上建立的事功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龙场悟道是他“成圣”的关键，那么在南赣围剿山贼的经历则是他“成雄”的关键。
1.踏上辉煌的仕途生涯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五月间，王阳明由南京太仆寺少卿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在南京的官员当中，除了兵部尚书等个别官员有重要任务外，其他绝大部分机构和官员都是无所事事的。他在南京的生活与滁州并无二致，除了游山玩水，就是聚集一群文友书生讲经论道。江苏的学子听说他在南京讲学，纷纷前来听讲。很快，他又在南京掀起了讲学高潮。南京御史杨典觉得他不像是鸿胪寺卿，更像国子监祭酒，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让他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朝廷原本就不认可他的学说，只是为了阻止他在北京讲学，才将他调到南京的，怎么可能让他到官方的最高学府讲学呢？便没有同意杨典的建议。
到了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阳明担任正四品官员已经满三年了，按照当时“三年一升迁”的惯例，他应该升迁了，但却迟迟不见升迁的迹象。当时还有一个规定，北京和南京的四品及以上官员每隔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这种考察被称为“大计”，始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起初只针对五品及以下的“两京”官员，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开始改为针对所有“两京”官员。考察形式是官员自陈，向吏部述职，之后吏部再会同都察院对自陈内容进行核查，如果有隐瞒或造假，再交由言官弹劾，被弹劾的官员就不能再当官了，必须申请退休。
这一年正逢“大计年”，王阳明见升迁无望，决定以退为进，在自陈报告中提出退休申请，以引起朝廷的注意。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当时的惯例，几乎每一位自陈的官员都会申请退休，原因有二：如果被核查发现有隐瞒和造假，自己已经主动提出退休，也不至于尴尬和被动；如果政绩突出，朝廷又无意升迁重用，主动提出退休申请，能引起朝廷的注意，还可能“要挟”朝廷，从而得到升迁机会。他的目的自然是以后者为主。然而，朝廷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既不升迁他，也不允许他退休。既然如此，他只能继续在南京鸿胪寺“闲着”。
整整一年以后，他的命运迎来转机，官运开始亨通。这一年的八月，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极力举荐之下，朝廷任命他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这次任命对于他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后世的评论家认为，龙场悟道造就了哲学家王阳明，而这次任命则造就了军事家王阳明，两个王阳明互相结合，才有了堪称旷世奇才的王阳明。
巡抚又称为“抚台”，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而得名。巡抚最早出现于五代十国，当时只是中央政府临时派往地方的职务，还没有被列入正式官制序列。明代第一次出现巡抚
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当时，朱元璋临时派遣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创立巡抚制度，陆续向各省派出二十六位巡抚。九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开始在各省常设巡抚。明朝设置巡抚的初衷，是为了督办税粮、整治河道、抚慰流民和整饬边务，后期更偏重于军事目的。明代的巡抚虽然不是正式的地方军政首长，但因为有节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权力，因此在实际上掌控着地方的军政大权。巡抚通常都要在都察院挂职，资格较高的巡抚挂职正二品的都察院都御史，其次挂职正三品的副都御史，最次挂职正四品的佥都御史。王阳明在担任巡抚之前，是正四品的鸿胪寺卿，资历较浅，因此只能挂职佥都御史。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巡抚，在权力、地位和影响力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南、赣指的是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南安和赣州全都位于江西南部，归江西布政使司管辖。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地区的山贼活动日益猖獗，为了镇压这些山贼，朝廷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式设立南赣巡抚，管辖上述四省的交界地区。后来，南赣巡抚管辖区域多有变更，除了一直管辖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外，有时还管辖福建的汀州和漳州，湖南的郴州，广东的韶州、潮州、南雄等地。作为赣南及周边地区最高级别的地方军政大员，南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是消灭四省交界山区的山贼。他的职责又不仅仅是执掌军务，还要消灭当地的为盗风气，维持统治秩序。
王阳明的“伯乐”王琼，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与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大重臣”。自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考中进士，直至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病逝，王琼从工部主事做到户部、兵部和吏部的尚书，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位皇帝。尤其是在正德后期，由于显赫的功绩，在五年之内连进少保、少傅、少师“三孤”和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三辅”，创造了历史。王琼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治理运河，第二是总治西北边防，第三就是坚持重用王阳明，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当时的大明王朝，正处在自开国以来内忧最严重的时期。朱厚照早年对刘瑾等宦官的重用，导致了宦官专权败坏朝纲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自朱厚照继位以来，四川、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各地起义频发的大背景下，“地大山深，疆域绣错”的江西赣南地区也爆发了动乱，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占山为王，对抗官府，官兵的镇压屡屡失败，时任南赣巡抚的文森无计可施，只得称病退休。消息传到朝廷，朱厚照问计于王琼，王琼便就近取材，推荐了正在南京的王阳明。王阳明没有带兵经验，但是王琼早就听说了他少年时独闯居庸关、研读兵书的事迹，再加上明代多有文官带兵打仗的先例，王琼愿意“赌”一把，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一定能“赌”赢。他与王阳明没有私交，从未见过面，但他相信王阳明的才能，坚持任人唯贤，以贤取人，力排众议，举荐了王阳明。
对于王阳明而言，这是他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最好机会。考中进士以后，他被派往工部“观政”，没有被留在翰林院，就意味着失去了像父亲王华那样的晋升通道，只能转而追求另一条晋升途径。这条途径便是先担任独当一方的地方巡抚，进而升任“上三部”的尚书，最终达到进入内阁的目标。如今被任命为巡抚，让他看到了进入内阁的希望，觉得自己辉煌的仕途生涯就要开始了。
2.惶恐滩头遇山贼
得到南赣巡抚的任命以后，王阳明便准备离开南京到江西上任。前往江西之前，他回了一趟余姚老家。这一次他没有在余姚滞留太久，一方面，南赣局势吃紧，朝廷希望他能尽快到任，“着上紧去，不得辞避迟误”；另一方面，这次调动与以往不同，以往不是被贬谪就是被明升暗降，心情郁闷，情绪不好，自然不愿意尽快到任，这次却是升迁和委以重任，心情愉悦，情绪亢奋，内心深处也希望能及早上任。因此，在接到任命的四个月后，他就出现在了赣州的巡抚衙门，从南京到赣州的路途，他只走了十三天。
王阳明是从水路坐船，经由长江、鄱阳湖和赣江前往赣州的。从水路到赣州，途经的最后一个大去处是万安。尽管江西境内山贼流民横行，但他一路经过南昌、临江（即今江西樟树）、吉安等地时，都畅行无阻。眼看着过了万安就是赣州了，却遇到了麻烦。
万安位于江西中南部，南邻赣州，归吉安府管辖，是个山清水秀、风景绮丽的好地方，历代文人在这里留下不少佳作，其中尤以南宋文天祥的《万安县》最为有名：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
举世更无巡远死，当年谁道甫申生。
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惶恐声。
传语故园猿鹤好，梦回江路月风清。
文天祥最著名的诗作是《过零丁洋》，其中有“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佳句。这首诗也与万安有关，惶恐滩就在这里。
惶恐滩又名“十八滩”，位于赣江的上游，是赣江上游最后一个锁口，暗礁林立，水流湍急。“十八滩”指的是赣江自上而下分布的白涧滩、茶壶滩、良口滩、昆仑滩、武索滩、棉津滩、漂神滩等十八个险滩，惶恐滩是最后一个。王阳明就是在经过惶恐滩时，遇到麻烦的。
他的座船刚刚进入惶恐滩，就看到前方的江面上停满了商船，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明白这些商船为什么停滞不前，便派随从上岸询问，原来，前方不远处有一伙山贼正在江面上打劫，收取来往船只的“保护费”，商船们不敢经过，只好停留在这里。
他听了，沉思片刻，令人升起巡抚的号旗，然后行驶到商船当中。商船们见有一只悬挂着巡抚号旗的官船靠了过来，知道是巡抚大人来了，纷纷站在船头向巡抚大人喊话，请巡抚大人为他们做主。他走到船头，要求所有商船听他的号令，列成战斗阵型，然后一起擂鼓呐喊着向前驶去。
船队很快就行进到了山贼拦江打劫的地点。王阳明站在船头上，望见前方的江面被山贼拦住了，两岸站满了手持棍棒的贼众，他们衣着破烂，面容憔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很难将他们与拦路抢劫的山贼联系起来。这些山贼早就看见了巡抚号旗，正在迟疑，又望见几十艘商船排着整齐的队列，锣鼓喧天地开了过来，以为船上都是巡抚带来的官兵，大惊失色，纷纷逃窜。王阳明见了，急忙命令随行衙役追上去，截住了他们的退路。山贼们见无路可逃，又不敢反抗，纷纷跪下投降，诉苦说只是因为生活窘迫，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明朝建立初期，朝廷严格限制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为此专门出台了严厉的法规。到了明朝中期，农民承担的税赋日趋加重，再加上连年不绝的自然灾害，农民们为了活命，被迫离乡背井，最终沦为流民。当时的赣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有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吸引了来自赣中、闽西和粤北的大量流民。几年之后，流亡到赣南落脚的流民越来越多，后来的流民无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只好“相聚为盗贼”，成了占据山林打家劫舍的山贼。
到了正德年间（公元1505—1521年），赣南已经发展成为官府无法管控的“贼区”。据记载，这里的山贼“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各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种，夜则各遁山寨”，“恃险凭高，巢窟其中，因而剽掠居民，攻陷城邑，害及四省”。最近几年，赣南地区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大量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在自然灾害的摧残下，生活陷入绝境，被迫上山加入山贼团伙。本来按照朝廷制度，遇到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应该
尽快开仓赈粮，救助灾民，但是由于灾害频发，地方政府力不能及，结果怠于赈灾，导致民愤难平，占山为贼、对抗官府的人越来越多了。
王阳明认为，这些占山为匪的人里，有一些的确是专门以打家劫舍、对抗官府为业的“顽匪”，但大部分还是如在惶恐滩打劫商船的被迫占山为匪的流民。官府应该用不同的政策对付他们，对于职业“顽匪”，应该绝不手软，坚决围剿，斩草除根；对于被迫为匪的流民，应该予以抚慰，一面开仓赈粮，帮他们渡过难关，一面妥善安置，引导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想到这里，他站在船头高声说道：“本抚已经了解了赣南的灾情，一定会想方设法开仓赈灾。你们原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了解朝廷的法度，竟敢聚众闹事，打劫商船，不怕本抚捉拿问罪吗？本抚知道你们的难处，知道你们也是生活所迫，才做出这等不法之事，因此赦免你们的罪过，概不追究。你们应当尽快各回各家，静候官府安置，不得再做违法乱纪之事。”
这些山贼本来就没有反抗朝廷的胆量，只是被逼无奈，希望通过打劫商船获得一些养家糊口的钱财，如今已经被巡抚大人包围，按理必然会被逮捕治罪，但巡抚大人却不逮捕他们，还许诺要安置他们，他们哪里再敢造次？于是，纷纷跪下磕头，然后一哄而散了。
到了位于赣州的南赣巡抚衙门以后，王阳明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发现南赣地区之所以山贼活动猖獗，除了流民众多、天灾频发之外，还有“人祸”的因素：地方官不能秉公断案，使百姓有冤无处伸；百姓负担的税赋太重，山贼反而能得到官府的“安抚金”等。针对这种情况，在写给朝廷的奏章里他有如下描述：
夫平良有冤苦无伸，面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劝；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
这种局面令人震撼不已，相比于官府，百姓更愿意投靠山贼，因为投靠山贼不仅能避祸，还可以获利。于是，胆小的人成了山贼的向导，而胆大的干脆加入了山贼团伙，就连官府的差役都成了山贼的间谍。如此一来，官兵剿匪，内有内鬼，外无支持，怎么可能取胜呢？这种局面已经关乎到了民心向背，朝廷不仅没有了权威，甚至都要丧失统治基础了。
如此种种，都说明一个问题：王阳明肩上的担子不轻，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