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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张居正大传


作者:朱东润  日期:2015-11-04 15:58:39



1.朱东润: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铁骨铮铮的一代学术宗师!
  2.开创了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范式!
  3.明朝著名改革家激励人心的政经改革,破解帝国结构性难题。
  4.拙于出身,工于谋国,一代能臣张居正勾心斗智力使明朝中兴。更多名家经典传记请点击这里:武则天传
  朱元璋传梁启超传曾国藩传李鸿章传苏东坡传
  本书简介:
  张居正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一个普通家庭起步,最终位极人臣,其政治生涯经历了从失意困挫到忍耐蛰伏再到春风得意的曲折过程。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将大明帝国的倾覆后延了七十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居正大传》是硬汉教授朱东润由传记理论研究转入传记文学创作的程碑式作品。朱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研究功底,力主传记创作“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写就了这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议论纵恣的作品。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
  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朱一冯之裔孙。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曾留学英国伦敦,对西方传记文学有深入的研究。
  朱东润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他不仅通过作品描写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展现出一段段历史和一个个时代的变迁,因此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
  目录:
  001/序言
  001/第一章“荆州张秀才”
  011/第二章政治生活的开始
  029/第三章休假三年
  041/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涡
  057/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
  085/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下)
  目录:
  001/序言
  001/第一章“荆州张秀才”
  011/第二章政治生活的开始
  029/第三章休假三年
  041/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旋涡
  057/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
  085/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下)
  109/第七章大政变
  135/第八章初步的建设(上)
  163/第九章初步的建设(下)
  191/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
  229/第十一章从夺情到归葬
  267/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315/第十三章鞠躬尽瘁
  335/第十四章尾声
  345/附录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前言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计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种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19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在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的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1941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的确伟大,但是他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有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可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的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舛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①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②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③《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④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词。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彷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须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词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首先,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和谐,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吧。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的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的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时常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史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⑤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一段佶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的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黄仁宇著名历史学家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当年明月网络超人气作家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唯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得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州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①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造翻,十四年宁王宸濠造翻,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②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③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之中。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④。张诚尽管是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⑤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⑥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⑦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才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⑧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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