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键东 日期：2015-11-04 16:01:23
《陈寅恪的*后20年（修订本）》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陈寅恪的*后20年（修订本）》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本书简介：
《陈寅恪的最后20年》199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很快在全国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带出许多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此书遂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在于作者翻阅了很多档案，找到了原始文件，根据大量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第一手资料，在书里澄清了很多历史疑问。第二个好处在于，作者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写作，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传承角度来理解陈寅恪，写出一部以揭示传主生存状态、探索其内心世界为主题的个性鲜明的学人传记。书中一大批与传主有交往的各色知识分子之命运也有明晰的描写。
十六七年过去，此次再版，作者对全书做了全面修订，在订正讹误之外，特别针对近年发现的新资料、新研究，做了几十处的增补删改，也增加了作者本人对一些问题的深入开掘。
作者简介：
陆键东，广东南海县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岭南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2007年，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
2010年，获聘为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陆键东，广东南海县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岭南文化演进史等课题的研究。2007年，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
2010年，获聘为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陈寅恪，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兼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先生的生存状态和人际关系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先生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这部也许沉重的作品，能给读者许多启示。本书1996年初版。此次修订再版，作者参考了近年发现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学的思考与心得，并补入当年尚未知晓的一些重要史迹。
目录：
新版前言
前言
序南迁
第一章陆沉下的抉择
第二章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第三章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第四章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第五章磨难终于启幕
第六章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欢乐走到了尽头
第八章风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今日吾侪皆苟活”
第十章哭泣的年
第十一章劫后余绪
第十二章草间偷生新版前言
前言
序南迁
第一章陆沉下的抉择
第二章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第三章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第四章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第五章磨难终于启幕
第六章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欢乐走到了尽头
第八章风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今日吾侪皆苟活”
第十章哭泣的年
第十一章劫后余绪
第十二章草间偷生
第十三章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中国学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
第十六章暮年“膑足”
第十七章今生所剩无几日
第十八章挽歌已隐约可闻
第十九章长夜
第二十章陈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身后是非谁管得
第二十二章绝响
主要参考书目前言新版前言新版前言
这是一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述，时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奋，俱在书中历历可将近二十年过去，重读陈寅恪生平出处以及悲喜交织的故事，仍感震动，思绪难无声的历史一直在遵循着古朴的法则，百年中国，貌似几番陵谷，人世代谢，然的忧愁恰如川上逝水，无尽无涯。实际上我们一直活在自以为已成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依然活在历史中。今天，相隔十七年，这部著作有缘重新刊布，它整体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它还在“时代与人”的一些节骨眼上，新注入笔者近年治学一些思考与心得，可见出一些新的学术积累。十数年来，陈寅恪已成为中国文化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有关陈寅恪的史料不断被发掘，本书这次重新出版，在一些史料的引用与订正上参考了这些新材料，即使没有引用，也作了相关的提示与说明。只是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包罗万象地概括历史的全部内容，限于本书固有的体例，著述的初衷，全书的结构一仍其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已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它已与一个历史时期紧紧相依，书中揭示的陈寅恪晚年的遭遇，乃是陈氏一生完备的关键部分。聊可告慰的是，任十余载风雨的摧折，书中所书写的历史，历岁月消磨，初步经受住了人世间的检验。这次新刊，增补之余，尚对原版一些冗词与错讹作了删削，个别尚有忌讳的史实，作了迫不得已的避讳；另又新加了史料图片若干。私心以为，新本尚有可观之处。至于本书是否仍合时宜，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了。十数年来治学，可以这样说，吾侪将终身受益于陈寅恪。为着这次修订，再次打开陈氏文集，重温那些仿佛隔世的文字。这次阅读，却似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幕幕鲜活的历史，读出一段段感人的人生——既是陈氏自己的，也是他所论述历史的。很为这种感觉而惊讶，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忽然就醒悟，陈寅恪是用精血浇铸他的文字的。文字里包含着历史，包含着从古通今的史识；同样，也包含着他良善的天性与丰富的情感——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他对历史与
人物的评价。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闪耀着“史心”与“人心”。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关河累年，死生契阔。”回视人生，昔日惠我极多的前辈师长，大都零落殆尽。丰神疑在，人已云亡。他们已不及见修订后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而其中的一些长者，曾以慈爱倾囊相授陈氏生平功业。灵光岿然，昭示来者。二十年间，笔者就这样感受着中
国文化火尽薪传之道。行走在孤寂的问学路上，心中常萦绕着温暖，由此总对历史怀着敬畏，对前贤充满了感恩。很可惜，在内，限于资质；在外，困于世道，先哲们身后将坠之业竟接不得一二。看着那辈人渐渐远去，一代仪刑将成绝响，不由人欲效古人，嗷嗷痛哭！同样是在这十数年间，一直得到同道者的关怀与注视。长年来三联书店对笔者爱护有加，在一段风雨同路的日子里，它甚至提供
庇荫。这次本书新刊，尤其得到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责任编辑潘振平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书店的孙晓林女士则从旁施以可贵的援手。此外，在岭南的陈寅恪女儿陈美延、陈氏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的后代，与昔年一样，无私地给予了许多帮助。二十年来，与这些长辈师友的交往，已成为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他们的缘分，益见纯粹。作为后学，在这奇变的世局，犹能领悟古书中所云“故家”
的余绪，并从中体味着于今已稀的“风谊”、“操守”等古义，这实在让人叹息不已。深而言之，因了陈寅恪，在人生一段重要的岁月里，犹能从古及今、从故纸堆到身历的时代，亲身体验何谓“故国乔木”，何谓文化灵魂，实为平生幸事。
自然，在知天命之际，能写下以上感受，这是读者对笔者的厚爱，也是历史的眷顾。为此，本人感愧之铭将以长怀！
陆键东撰于广州梅花书屋
2013年2月23日
前言
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这是一段很值得表述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三年前，我徘徊于美丽的清华园与康乐园，欲寻觅曾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上那些先哲的伟岸身影，可惜一切都变得是多么的遥远。短短三四十年，历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数十载，无论远观近看，人生的评说，仍是那样的朦胧，蓦然回首，恍如隔世。不过，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的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每每诵读，历史犹历历如昨。百年前先哲们在世纪之变经历着种种的文化苦痛；百年后沧海桑田，新的一个世纪又将降临，然焉知今日吾侪宁不感受着与前贤相似的苦困？数年间，我在寂静的书房里和档案馆感受着窗外春秋数易。当近千个枯燥的日子在笔下轻轻地滑了过去，当全书最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了一行清泪。我不知我这样描述是否无愧于历史，是否对得起一位终身呵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我只感觉到我一直活在这两者浓浓的慨叹之中几不能自拔……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最后，藉此机会向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陈寅恪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出版社编辑、热心人士，以及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室、中山大
学档案馆等部门致以衷心感谢！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不可能成稿和付梓。
陆键东
1995年4月7日“以后你不要随便写东西，若没有超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你就不要写，你要对得起陈先生，你要对得起历史”。 王贵忱序南迁
北平的冬日，依旧萧瑟、落寞。寒风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对于凝聚了千年燕云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世纪之变，也不过是在它厚厚的城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事实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动得多。西山的红叶刚刚落尽，11月刚过去九天，东北地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共产党全部歼灭。而在此之前，这三十多个师的精锐部队还被当局倚为“兴党兴国”的栋梁。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场同样规模的大决战，在中国的华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很多人尚未来得及思考这场生死大决战对人生会带来什么影响时，时局已如决堤洪流，一泻千里。11月，被称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匆匆赴美，欲重温六年前在美国国会大放东方第一夫人异彩的旧梦，以求美国对蒋介石援手，无奈今非昔比，竟一无所获。12月底，国民党另一精锐主力杜聿明集团被围在河南永城一带小小的陈官庄。被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压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电，乘机要求蒋下野。在接着到来的新年元旦，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发表文告，放出愿与共产党商讨恢复和平具体方法的空气。谁料话犹在耳，陈官庄阵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万国民党精锐之师永远消失。十一天后，蒋介石含泪再发“引退”文告，并于当天飞离南京，随即返抵老家溪口。短短两个多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历史在高度浓缩后的瞬间释放，显得分外辉煌！在北平，则缺少这类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枪炮的硝烟也无法驱散那无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其实，在1948年的11月下旬，数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完成进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围了平津一线国民党华北“剿总”辖下的五十万大军。“围而不打，耐心等待”，与其说这是当时北平真实的态势，倒不如说这是决战双方出于对文化的一种敬畏。在这个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丽的清华园，老早就隐约可闻枪炮声，但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这所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课的决定。15日，清华园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所以，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最早迎接另一个时代的地区之一。“国共”双方对北平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文化的竞争。在“戡乱剿共”的数年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场场大仗皆败北，但有两场“战役”蒋介石却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权临近崩溃时，蒋介石如愿地抢运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精品迁移台湾；另外将一批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接出大陆。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经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抢运出的黄金便达数百万两之巨[1]。也许靠了这一批硬通货，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才得以立稳根基。故台湾国民党人视俞鸿钧为对台湾经济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比起黄金白银的抢运，“两院”[1]文物的大搬迁与“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则要早得多。远在“国共”两党在东北及华中等地大决战之时，受蒋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以“两院理事会”名义，决定将“两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迁运台湾。究竟装了多少箱？笼统的说法为五千多箱，光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即达二十多万件[2]。千里长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损，也堪称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成千上万件文物精品重现世人眼前。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机场，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胡适，握手寒暄，致以慰问。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年。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
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后益发见其意义。六天后，也即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2]。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梅辞谢教育部长一职，说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
云云。到此，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陈寅恪也不愿意。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3]，北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教育部的委托数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印象。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将大女儿带离北平，他不愿意爱女更深卷入其时在北平高校学生中已成时尚的“学生运动”[1]。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在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2]，有句云：“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恪这永别北平，相较于一些被“抢运”者，走得还是相对从容。例如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出[3]，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匆乘飞机的途中迸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悲鸣之深！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
术，无法抹掉依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4月6日，怀有万般心事的胡适，在上海登上客轮，奔赴美国，开始了将近十年客寓美国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之中，和着海浪的轻摇，胡适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1]。五年后大陆开展猛烈的“批判胡适派”运动，远在美国的胡适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许包括胡适在内，世人大抵都忘记了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书生在奋笔疾书。历史的渊源，有时总是简单地归结为通俗的因果循环相报。另一位与陈寅恪有着数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吴宓（雨僧），此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这位与清华大学有着二十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华在北平复校后，却弃舍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环境——清华园，而受聘于武汉大学。四年后在共产党军队挺进江南地区的进军声中又西飞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这位文学才华非凡的教授的才气，更销蚀了他的名气，以至他以后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度过，实为人生的一大悲哀。1948年的吴宓，虽然远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关心着陈寅恪。此时的吴宓，有机会到西安、广州等地讲学，一介书
生，对时局的观察，亦大体能辨一二。故在这年的秋天，他向南国名校中山大学举荐陈寅恪到该校教书。吴宓此举，并非随手拈来之作，而是别有深意。尽管当时东北决战“国共”两方胜负尚未定局，但北国迟早将成共产党的天下这一点，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也能看出。由此，也可知陈寅恪晚年的一个重大抉择，即使密友如吴雨僧事前也不知晓。陈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从此，这位学术大师的晚年，便与一个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人，便是研治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前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为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博士。作为中国享有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其创办比清华大学还要早。1888年，广州出现了一家“格致书院”，由两个中文名为香便文、哈巴的美国传教士筹办。它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书院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校。1904年学校从澳门迁回广州，选址在康乐村。岭南校园又称康乐园便由此而来[1]。1921年，学校升格为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岭南大学有几件事恐怕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其一，岭南学校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2]；其二，在1913年至1916年，时任岭南学校中国教务长的钟荣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共三十多处，在华侨中为岭南学校筹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筹得美元将近一万，开岭南学校接受华侨资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会学校，岭南大学保持着更浓厚的华人特色。1927年，钟荣光任岭大校长，实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第一位华人校长[3]。这样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二十世纪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能一定程度上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并远离政治。抗战前夕，岭大校风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标榜有四大自由——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提倡岭南一家亲的合作与互存互助的风气。这在经年饱受军阀势力你争我夺及战争摧残的广州，不失为一块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绿洲。这也是一块名符其实的绿洲。向有康乐园之称的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依傍着滚滚东流的珠江。历四十余年的建设，校园占地面积近一平方公里，校内绿树成荫，规划井然，数十幢欧式别墅和红墙绿瓦的教学大楼点缀其间。远在二十年代，学校已专门请来美国的建筑师对校园的建设作出统一的规划。故康乐园具有美国大
学的某些风格。踏入校园，无人不为其优雅宁静的环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半生走南闯北、十岁便远走南洋、二十二岁便赴美国留学的陈序经，也对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这个多事之秋，他几乎没有什么考虑便答应了岭大美国基金会的聘请，执掌这所南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时为1948年的七八月间。
在这个前途难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位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学者，此时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献身于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其开拓进取、丝毫不理会时局变幻而努力办学，于今想来仍是不可思议的。受聘岭大之前，陈序经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
手。张伯苓自然不愿意放走这位难得的人才，多次协商下，张伯苓松了口，答应只借给岭南大学两年。这一借，使陈序经留在广东十六年，为广东当年拥有一支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序经走马上任那一年才四十五岁，他并没有先到学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这一走，改
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北平，陈序经拜会了很多学者与教授。这位前西南联大的院长，其旧雨新知遍北平。拜会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互通信息加强联系；二是诚聘愿意离平者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序经的梦想是在广东建设一所类似清华大学那样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无限感慨地对陶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
我亲自去请的。”此话不假。正是在这个时候，陈序经拜会了陈寅恪，并发出了邀请。但此时的北平，尚远离战火，陈寅恪自然没有马上答应陈序经。但以后
的事实证明，陈序经这个盛夏的北平之行，为陈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笔。半年后，陈寅恪与一批平津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投奔岭南大学，至此人们才懂得陈序经有着深远的眼光。北平与香港之行，很能体现陈序经的办学特点：一手抓教授，一手抓经费。香港之行，陈序经满载而归，一个商人慷慨地给了陈校长二十万元港币作学校的经费，这数目在当时绝非寻常。再加上其他的资助，这位在东南亚学界有相当影响的校长便开始大展拳脚了。8月，陈序经正式到校。9月，新学年开始。新任校长第一次对全校师生作训词，内云，“岭南虽是一个基督教大学，但对于学术的发展，它并无宗派之分，而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也许是有了这种精神，岭南才愿意去找一位没有受过洗礼的人来主持校务，这又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创举，这是兄弟所觉为荣幸的。”[1]从这段发自内心的训词，大体可以探知陈序经的办学思想，那就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九年后，中国大地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时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撰《我的几点意见》，认为搞学术“要有优容雅量，否则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2]。从实质看，陈序经的几点意见不过是他一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的继续，论调很持平。但随后在“反右”中受到冲击。倒是“优容雅量”一词，正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真实写照。陈序经的到来，为遭受经费困扰、师资疲软的岭南大学，注入了一股生机。9月，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任西南联大以及中山大学教授的语言学专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岭南大学教授音韵学并兼文学院院长。王力在岭大一直服务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为止。这里有一段内幕小故事：王力是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岭大的。时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聘王力的薪水据说达四百多元，每月还有特别津贴，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时成为学界的谈资。10月，第一批离平南下的高级知识分子抵达岭南大学，陈序经盛夏的北平之行开始见效。第一批学人大部分是北平医学界的精英，如谢志光、司徒展、陈国祯、白施恩、秦光煜等。谢志光，北平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是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创始人，他对放射学的贡献，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谢氏位”，声誉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俱为北平各科的医学专家。正是这一批协和医院的精英，连同后来抵达广州的几位医学界名教授，共同撑起了在中国医学界有相当名声的中山医学院的半边天。因此，才有后来中山医学院有“八大一级教授”的说法。其时，陈序经把这批医学英才全部安置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并且在当月马上开课。陈序经已打破常规，何时有学人南下报到，何时就受聘上课。在1948年的秋季，岭南大学祥气云集，有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南国地区众多院校之中脱颖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区或一所学校而言，若能假以时日，陈序经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教育事业上的奇迹。远在上海的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岭南大学这种新气象，但那里有一个陈序经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从未涉足岭南这块土地的陈寅恪，其实对岭大并不陌生。
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邀请陈寅恪前往牛津做研与开讲座[1]。其时陈妻唐筼与三个女儿抗战避难，受困于香港，生活艰辛，陈寅恪遂有举家赴英伦之念。在陈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时命运似乎露出些许曙光，它仿佛预示着陈寅恪的中年应该有一个转折点。但有谁知这竟是陈寅恪中年遭受一连串打击的第一步。这年夏天，陈寅恪暂时结束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从昆明飞抵香港，与妻女团聚，并等候从香港到英国的船期。陈寅恪本与海有缘。他第一次睁开双眼看世界是十二岁（1902年）那年。这年他随兄长陈师曾第一次乘船漂洋过海到了东京，是大海将他送往异邦彼岸。这一次对海的体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1942年他一家乘难民船从香港回内地，在颠簸的海面上，陈寅恪对晕船的大女儿陈流求谈到了这“第一次”的感受：开始也是晕船卧倒不能动，以后逐渐锻炼出能在恶劣的天气与船上的水手共同进餐。从此，大海便成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据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中本人简历一栏所述，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读高中，次年秋天因脚气病回国，旋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攻读。1909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即再次远游。191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1911年，转瑞士Zürich（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1912年陈寅恪归国，“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学”。1913年，陈寅恪第四次远游，在该年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1915年，陈寅恪自欧洲归国，此后三年继续“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学”。1918年冬，陈寅恪第五次远涉重洋求学：头三年进入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从1921年9月起，转至欧洲“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1]。十数年间，陈寅恪颠簸于海上，又岂止迢迢万里！但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大海无情地成为阻隔他生命飞越的一道障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至欧洲的轮船停航，陈寅恪望海兴叹。遥望香港的洋面，陈寅恪根本想不到这一阻隔首尾竟达六年之久。1939年9月的这场顿挫，给陈寅恪打击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略带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即使是通达的文化大师，面对命运的捉弄，所能感发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无奈，陈寅恪只好独自重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第二年的夏季，陈寅恪再一次从昆明抵达香港，渴望着能从这
里踏上奔赴英伦的旅途。但很不幸，陈寅恪这一次赶赴香港仍不能搭上开往英国的海轮。于是陈寅恪决定停留香港，继续等候船期。
这一停留，达两年之久。[1]陈寅恪为何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急切希望到英国？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国学人赴英伦研究学问，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发现
了大量在大陆非常罕见的中国文献，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书等等。这些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学者。敦煌学在三十年代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生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证的陈寅恪，在1930年曾在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饱含感情地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
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
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2]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谈到“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近世学术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所以，被盗到英国的中国文献与佚籍，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有无限诱人的吸引力。陈寅恪自亦不例外。其次，此时心脏病长久地困扰着唐筼，陈寅恪自己身体也不好，治病疗疾，是陈寅恪渴望赴英伦的另一个原因。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命运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陈寅恪终于能一了心愿，乘飞机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英伦名校的汉学讲席虽仍虚位以待，但英伦的名医却无力回天。1940年决定暂居香港的陈寅恪，不会预知五年后的人生际遇，他还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轮起航。这时，香港大学有幸请到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任客座教授。岭南大学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视野。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1]。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分，八年后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俞大纲是俞大维的弟弟，与陈寅恪“姻连中表，谊属师生”，曾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同事。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
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从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月16日，刚好整整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除了能享受到很难得的一家团聚所带来的天伦之乐外，陈寅恪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为未来作安排。首先去信与陈序经取得联系，待获得满意的答复之后，陈寅恪便着手准备南下；其次马上确定上海至广州的船期。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1]。而且，他一抵达岭南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招商局的“秋瑾”号客轮向广州进发。三天后抵达广州的渔珠码头。陈序经派了得力的秘书卢华焕亲自到码头迎接。卢华焕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八年，与陈寅恪及夫人熟识，数年不见，分外亲切[2]。广州给陈寅恪的第一个印象充满了温馨与亲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岭南大学就在珠江边。江那边便是广州市区，学校连接市区最便捷的是交通渡船。为接陈寅恪，学校派来一艘交通船，所以陈一家刚下大轮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学校码头，受到陈序经及文学院师生的欢迎。内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等教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校内西南区五十二号宿舍，其所在地又称“九家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开始了。
第一章 陆沉下的抉择1
陈寅恪的到来，也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价值。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该天出版的《岭南大学校报》登出了“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的消息。该报云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壮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长亦出其门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陈先生以史学驰名海内外……其博学为学术界所公认。去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陈先生荣膺院士之选”云云[1]。这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第一次正式亮相，评价之高，甚为少见。除了“一九四二年”这个时间及“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这一点与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评语很贴切。从陈寅恪抵粤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点去分析，陈寅恪远在上海时，陈序经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对陈寅恪的行踪了如指掌。陈序经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请陈寅恪？从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填写的有关表格所反映，陈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达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陈寅恪在岭大领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岭大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交待这样的“问题”：他自到岭大之日起便每月领取特别津贴港币一百元，一直领了两年多[1]。以此推论，陈寅恪每月所领取的特别津贴也不应少于港币一百元。至此，在陈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六十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看看同一时期珠江对岸广州市的情形，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1948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各类机关纷纷南迁。广州雪上加霜，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多遭受一层大溃退前夕的浩劫；南国各院校的教学秩序接近瘫痪，“反饥饿、反迫害”等罢教罢学风潮迭起。1949年1月13日，以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孔德为首的中大教授，联名向当局发出“因生活悲惨，要求依照最近调整待遇发薪，限十五日十二时前清发两个月，否则全体罢考（按：即不给学生出考题、批考卷）”的警告。2月2日，因物价上涨，员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学教授会全体教授向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陈雪屏请愿，要求一次性透支3至7月份的薪津。3月5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从该天起实行罢教并“总请假”达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会向社会发出快邮代电云：“恳请代总统、院长、部长准予借支生活费三个月……另每人疏散费二百块银元。”
最令舆论震惊的是，同在该月，中大教授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前挂起了“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当街将首饰衣物、图书字画等当场拍卖，情景十分之凄凉。时人评之为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
虽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景况却有天渊之别，此为陈寅恪之幸抑是时代之不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岭表风物的陈寅恪，已开
始将全副身心交给岭南大学。第一次透露陈寅恪即将授课消息的是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岭南大学校报》，在“下学期各院系开设科目”中，有这样两栏——中国文学系：白居易诗；历史政治学系：唐史。此两课程为陈寅恪所开无疑。岭南大学的历史专业一向很弱，没有独立的历史系，故历史与政治合为一系。有此原故，在陈寅恪的教学生涯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的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在听他的课。听课人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总共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大部分人选读的还是政法专业[2]。所以，五十年代广东知名的历史学家杜国庠曾与选修过陈寅恪“唐代乐府”一课的岭大学生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最高价的学生了”。意谓领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导个把学生，该学生也可称“最高价”了[3]。往深一层看，这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在这个裂变时期的一种悲哀。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陈寅恪前半生涉猎的学术领域繁杂，公认已作出卓越贡献的便有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
代碑志及古语言研究，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这些领域的建树，已显现陈氏学术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为叹息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东西，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这不仅意味着陈寅恪尚可以开掘更多的领域，对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精辟独到的发见；它还意味着当文化的丰厚与历史的沉淀因人生机缘凝聚于文化大师一身时，大师身后，后人竟无法继承其遗
产的几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过大师这一座碑石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碑石不知将在何处出现……实际上，当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在陈寅恪的晚年，顺应极“左”思潮，中山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改造陈寅恪“唯
心史观”的努力，但一个忧虑的问题一直压在学校决策者的心头：怎样才能把陈寅恪的东西学过来。于是才有了以后一连串饱含着泪水的故事。岭南大学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为陈寅恪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却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学跟随文化大师承袭学问与学业，这是历史一个深深的遗憾。即使是办学妙手陈序经也无法挽回这个遗憾。远离“国共”大决战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广州，意
外地出现了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却不能使陈寅恪在这里寻找到更多的后代学术知音，这也是岭南文化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未来，后世的岭南人将会为这一历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叹息。而在1949年，没有谁意识到这一点。陈寅恪似乎很快适应了这块土地，似乎喜欢上这座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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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实世界并没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广州，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在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杭立武，安徽滁县人，十九岁毕业于金陵大学，二十二岁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二十八岁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以后即投身政界，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是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议者。叶公超，原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出任过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一职，陈序经和陈寅恪，与叶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这段风雨飘摇、很多人都想远走异乡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未遗忘在岭南大学的“二陈”。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同样懂得“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在解放军的大炮已震撼南粤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与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即回答，“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杭立武带着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概有即时兑现之意[1]。这一针锋相对的场面，多年来一直不为世人所知。陈序经的回答自然是气话。他不可能给陈寅恪十五万港元，他也没有给陈寅恪盖新房子。不识时务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后也不明白，“二陈”两人人生的价值取向，远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钱、房子所能衡量。从杭立武多次劝陈序经动员陈寅恪出国这一点来看，可知此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对陈寅恪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力。若从忠心对君的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要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换句话说，直到这时“二陈”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序经与陈寅恪，显然始终都不屑这种机会。10月14日下午5时许，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药炸毁了沟通广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桥，无辜市民死伤近千，在广州的历史上留下了罪恶的一页。一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广州市。陈寅恪坚决不出国有着很深刻的原因，这里暂且不提。陈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许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坚决不出国这一点，帮助他渡过了在极“左”路线下面临的许多次难关。陈寅恪也没有料到他身后的十多年间，关于他是否想去台湾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笔墨论战。当政治浮躁的烟尘渐渐被拂去，陈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便闪现出最朴质的文化灵光。难以想象，如果在1948年陈寅恪的生命中没有陈序经的出现，陈寅恪晚年将会漂向何方？
陈序经，海南岛文昌县人，1903年生。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次年重返岭大。1934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院。到1948年为止，共在南开服务了十四年（内含西南联大八年）。纵览其一生，陈序经是个永不失厚
道与雅量的教书匠。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声誉，他出国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出生的籍贯，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云的机会。在三十年代的广东，同为“岭大”校友的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数次劝时在学校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为陈所拒。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在广东碰到同乡陈序经，力邀陈担任驻泰国大使，并云“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华侨的欢迎”。陈再拒。1949年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陈三拒。这位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教授，却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知人知心，优容雅量，是他从事管理的宗旨。这一点，早在他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便已名声在外了。当时法律系主任是燕树棠，其时燕在中国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个特点，甚少当律师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难，燕树棠只好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知道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恭作揖恳求燕氏“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一时传为趣话。正是这种过人的器量与待人挚诚的吸引力，令陈序经在1949年前后创下了好几个值得一书的奇迹。前文提到的中国放射学权威谢志光，其时正去意彷徨，陈序经三番相请，结果谢志光不单自己来了，还带动了一批医学专家南下广州。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骅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待了半年。当陈序经从其家属处得知姜立夫有离台意时，即写信邀姜立夫回大陆，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陈序经立即请姜到岭南大学执教。自述“一不懂广东话，二不信基督教，和岭南环境不相宜”[1]的姜立夫，就这样留在了广东。因为姜立夫的到来，陈序经在岭大新设了数学系，聘姜为主任。这位公认的中国数学界现代数学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种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院中有两位老
导师的经历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这两位导师年轻的时候美国尚未有高等数学，他们到德国哥丁根大学留学，立志为美国研究高等数学。最后用了三十年时间，将高等数学从德国搬到了美国。姜立夫也立志要将数学从美国搬回中国。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国，在南开大学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满天下[1]。
姜立夫从台湾返回大陆，影响很大，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联名发来慰问电。五十年代初,国家筹建新的数研所，所长一职首先考虑姜立夫。时姜立夫已经六十岁，他在1950年赴京时以年老力衰亲自向郭沫若面辞。姜立夫自台回大陆，对一个人同样有重大的影响，这人便是陈寅恪。许是曾经同为“西南联大”教授，同是终生服膺“超政治、纯技术”（姜立夫语），这段时期姜、陈两人多有来往，交谈甚为投契[2]。这就是身处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在1949年能强烈感受到的身边四周特有的氛围。它有助于我们探寻陈寅恪与陈序经的心路轨迹，
以及这两个学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撞击点。仅仅用爱国一词，已无法概括深植在“二陈”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文化意蕴。也不足以解释那种对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抗战时期，有关当局明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坚决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1]。最后还是由张伯苓出面说情，陈序经没有“入党”，院长还是继续当。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酝酿筹办南洋大学，有意聘请陈序经为校长。中共华南分局书记陶铸知道此事后，赞成陈序经赴新加坡办学，陈序经却摇头。事后陈序经对其子女说，从南洋归国，其父就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这段嘱咐他铭记终身。南洋大学最后请了当时居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校长。林语堂举家去了新加坡，结果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语堂以校长名义筹办南洋大学，终因与学校“执委会”意见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辞职。[2]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但正是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
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数十年来，“全盘西化论”一直遭到社会的痛诋与围剿，今天已没有必要“为贤者讳”。陈序经很特别的一生与其很复杂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观与历史观，可以说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义上，这一典型永远有启迪与值得探寻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流传着这样几则无法证实的轶闻：其一，某次陈序经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倒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倒车了。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
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来陈寅恪大半生已养成习惯，喜欢吃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喷饭之语。自然，这都是学者间的幽默趣事，不必当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陈”在个性上的差异及在文化同归之前殊途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文化与人这类形而上的话题显得分外亲切与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陈寅恪孤清、倔傲，这与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关系；陈序经则谦和、优容。一刚一柔似无共通之处。就年龄而言，陈寅恪比陈序经大十三岁，亦师亦友；就经历而言，陈寅恪目睹过本世纪之初的社会裂变，与陈序经可算是两代人。陈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学十余年，陈序经亦有在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及德国游历与求学的经历，但在这两个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陈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体字；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尚年青时，已是终年唐装长袍，典型的传统服饰打扮；带书籍资料上课讲学，多用一块布裹好提着上讲坛，此特征已成为清华学子辨认陈寅恪的最好标记。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国式的。最后，最能沟通“二陈”精神世界的，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此点，成为二十世纪渴望做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涡而只好洁身自守最见品格的一个闪光点。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
3
比起陈序经，傅斯年很不走运。
在国民党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陈寅恪“抢运”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陈寅恪催其赴台。
历史还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线索。1948年底陈寅恪自北平飞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正式就职。傅斯年当然知道陈寅恪的价值。远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当贡献的。该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精英。史语所共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三个机构。三个组的负责人皆一时之俊杰。历史组负责人是陈寅恪，语言组负责人是赵元任，考古组为李济。赵元任，现代杰出学者，在语言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赵早年已负盛名，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李济，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
山人之一，领导了被世界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掘之一”的安阳殷墟的发掘。三组负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人都曾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赵、李两人并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们招至麾下时，陈寅恪才三十八岁，赵元任三十六岁，李济更年轻，只有三十三岁。作为一个管理学人的行政人员，傅斯年亦可算是一个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像陈寅恪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个性与人生理
想，他极少与所内的学人谈论实际的政治问题。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济在回忆文章中尚如是说，“傅斯年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从不跟我们谈政治”[2]。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处。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傅斯年当年在史语所有一硬性规定，不准所内人员兼职。陈寅恪与赵元任时为清华教授，无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陈、赵两人例外，两头兼顾。据说，当年也只有这两个人是例外。陈寅恪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之深。
撇开其将自己的命运与国民党联结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人。这位生于1896年的山东人，十岁时被誉为神童，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三岁赴伦敦大学留学，二十七岁转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陈寅恪这时正在柏林大学研究比较语言学。若从这个时候算起，直到1948年，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学人与为官治事之间，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十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但作为学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对明史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有相当的研究。傅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长年与国民党“同甘共苦”的学人，身前身后获得了少有的“贤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识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时他的博学与文化学术思想，也赢得了那个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好感。在陈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长、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员，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1949年傅斯年对陈寅恪“屡电催赴台”，应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便匆匆出任“台大”校长。再联系1948年12月15日傅在南京亲自迎接自平飞宁的胡适与陈寅恪，这期间傅斯年似乎与陈寅恪有一个口头之约，不然不好解释马上成为校长的傅氏为何屡电催陈赴台。据说，在台湾的傅斯年已为陈寅恪准备好数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着陈寅恪的到来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陆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大概这种说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陈去台事。以傅斯年办事的魄力，只要陈寅恪想走，马上能派出专机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为惋惜的是，这样有才干的人，竟然以悲剧告终。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临时参议会议上突发脑溢血倒地不治。其时傅正为“台大”事接受参议员的质询。故傅死后台大学生集会示威抗议参议员逼死校长，几乎酿成一场风波。耐人寻味的是，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写过挽诗，但到目前为止，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怕将永远被湮没。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国民党，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五十年代初，陈寅恪显然曾将该诗寄给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向达对其他人说过这样的话：陈寅恪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1]。另据邓广铭回忆,陈
寅恪悼傅斯年的诗即1950年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七绝。此说尚有待细考。相比于陈序经能把姜立夫从台湾“抢”回来，傅斯年不能“抢运”出陈寅恪，已不是欠缺运气可解释。陈序经能安陈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两个同与陈寅恪一样横跨三个朝代（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的人，在1949年前后的人生抉择，可以作为解释上述问题的注脚。张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办学之初就立下“终身从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经不起蒋介石的再三恳请，终于第一次破例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年七十二岁。结果半年不到，因无法忍受当局“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愤然回到重庆的寓所深居简出。共产党进军西南前夕，蒋介石两次亲自登门催促张去台湾或出国，并保证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张伯苓没有点头。最后一次由蒋经国上门劝说，并云“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到最后还是没有答应。结果，张伯苓最终还是留在大陆。[1]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生，前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少年时聪敏过人，已有才子之称。1917年由清华学校派往美国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教授，研习文学、哲学等。吴宓在哈佛与陈寅恪相识，甚钦佩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人品志向，遂结下一段长达四十余年生死不渝的友情。在1949年，吴宓执教于武汉大学。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子夜，共产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国统区盛行一时的划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烟吹散。4月29日，吴宓西飞四川，本欲出家当和尚，后取消此念，入当地院校讲学。自云“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2]。10月，香港友人函请吴宓赴港共事讲学，吴宓谢却，时年五十五岁。很有意思，1949年前后吴宓听到了很多关于陈寅恪已离开大陆的传说，他始终不相信。他太了解陈寅恪了。吴宓之所以飞赴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国维之死。“出家”与“死”，生命的形态虽有不同，但实质只有一个：抛弃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国维
与吴宓是相通的，永远不离开这块土地——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但一念之差，吴宓又降回尘世，他将度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