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英时 日期：2015-11-04 16:06:43
陈寅恪身后四十年
余英时、汪荣祖等学者
深入解读陈寅恪之历史谜题
与傅斯年、郭沫若、周扬、胡乔木之关系内情
1949年去留问题
与西方学术界之关联
《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遗稿下落本书简介：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汪荣祖等十余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陈寅恪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深刻反思，深入解读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人的关系内情、与西方学术界之关联、1949年的去留问题、著作出版情况、遗稿下落等历史谜题，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所获学术荣誉计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等。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作品有《现代儒学论》《中国文化史通释》《中国文化的重建》，《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等。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历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专著十余种。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海上中文系》、余英时，安徽潜山人，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所获学术荣誉计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等。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作品有《现代儒学论》《中国文化史通释》《中国文化的重建》，《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等。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历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专著十余种。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海上中文系》、《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列入博源文库丛书）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
目录：
结集缘起
余英时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汪荣祖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序
王晴佳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张求会
《夏鼐日记》里的“陈寅恪话题”
陈怀宇
1947年陈寅恪获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始末
陈怀宇结集缘起
余英时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汪荣祖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序
王晴佳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张求会
《夏鼐日记》里的“陈寅恪话题”
陈怀宇
1947年陈寅恪获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始末
陈怀宇
1944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始末
张求会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刘广定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抉择
郭长城
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
胡文辉
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谢泳
陈寅恪诗抄本之谜
徐庆全
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高克勤
《〈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徐俊
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1960年代陈寅恪与中华书局的交往
徐庆全
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高克勤
花开两枝——中华上编、中华书局与陈寅恪著作出版概观
把眼光从官方移向民间，展望陈寅恪研究的将来，我是极其乐观的。——余英时
陈寅恪著作是否皆是“夫子自道”的借题发挥，或者是自我压抑的宣泄和表白，或陈先生的史论皆有政论，尚有推敲之余地。 ——汪荣祖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
结集缘起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陈寅恪逐渐走出学界，成为坊间报章杂志热议的话题，这固然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纸风靡有关，而王元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曾经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此语虽然略显粗疏空乏，但多少道出了陈寅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场的时代背景。 坊间对陈寅恪的注意和议论其实早已有之，至少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些报刊记载来看，陈寅恪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坊间极大的关注。虽然陈寅恪当年入职清华颇多争议，近来更有学人指出其中多少有些祖辈的人脉关系在内，但是陈寅恪本人极高的学术水平乃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一九二五年陈寅恪应吴宓之招回国，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同时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也请陈寅恪前来开课，陈寅恪为当时的北大学子开了四门选题，其一为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其二为鸠摩罗什之研究，其三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其四为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从统计数据来看，该公告一共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十五次，当时陈寅恪之引人瞩目可见一斑。 而当时的清华也不落后，校刊屡有关于陈寅恪的消息。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湖自尽，梁启超也因为久居天津不常来校，随后于一九二九年病故，赵元任因为前往各地调查方言，亦不常在校，清华国学院中陈寅恪遂成一枝独秀。当时陈授课的情况，校刊都有介绍，一九二八年清华校刊登出本年度陈寅恪授课情况的简介：“《梵文文法》每周两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三十年代《清华暑期周刊》还登过一则描写陈寅恪的小文章，其中有云：“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到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当时一些学者与陈寅恪论学的来往书信也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陈寅恪写给徐炳昶的一封论学的信件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期上，更可以窥见当时陈寅恪的学术声望；而后又有《与刘叔雅先生论国文试题书》，刊登在《青鹤》杂志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三期上。而张荫麟也写下《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发表在《燕京学报》一九三四年第十五期上。更有学者以陈寅恪复信为荣，三十年代专研契丹文的学者厉鼎煃便曾经将《契丹国书略说》寄给陈寅恪雅正，陈寅恪复信表示嘉许，随后厉将陈寅恪复信收在论著之首，以为增重。时隔数年，又将其录出，刊行在《国学通讯》中。而有关陈寅恪的奇闻轶事，也不时在坊间传播，《西北风》杂志曾经刊出一则《陈寅恪教授》的小文章，文中也谈及陈寅恪的穿着及其经常装书用的包裹：“陈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国货。蓝布大褂（有时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着一顶大皮帽，两旁的耳子遮着耳朵，可是常常有一只翘起，一只垂下。陈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蓝布和红布的大包袱，这些包袱跟随陈先生的年岁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驳驳，有几处颜色淡了些，有几处竟成了白色，里面包着的东西，都是木刻的书，不是《大藏经》，便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该文深入人心，三年之后的一九三九年还曾经被转载，主标题为《近代名人轶事的一则》，可见当时社会对于陈寅恪的瞩目。也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陈寅恪受聘牛津大学，当时《学生杂志》、《教育通讯》等都有报道，《英文自修大学》杂志还专门刊登了陈寅恪中英文对照的生平简介，但是因为战争原因行程受阻。《史学季刊》以《陈寅恪教授赴英讲学未果》为题发表文章，对此无限惋惜，并且表示希望欧战早日结束，陈寅恪能够赴英传播汉学种子，并将欧洲汉学的新发展介绍到中国。而有名为谭凯光的作者更是接连撰文，认为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不是胡适之，而是陈寅恪。《燕京新闻》对陈寅恪的一举一动都有观察，陈寅恪在联大所授科目，陈寅恪住院与否，该刊都曾经加以报道。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出版的两部隋唐史的著作，《燕京学报》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两篇书评予以推介。此时陈寅恪已经成为传奇，在哪里授课，到哪里教书，报刊皆表密切关注。比如，陈寅恪刚答应陈序经到岭南大学教书，《私立岭南大学学报》便称“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可见岭南大学骄傲之情。而就在陈寅恪安居岭南之时，夏承焘写下《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一文，对陈寅恪提出商榷，夏承焘的这篇文章，也是一九四九年关于陈寅恪的最后一篇文章。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遭遇，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经有详细的描述，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晚年的诗文。陈寅恪在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诗作和其学术创作密切联系，共同体现了陈寅恪对于时代尖锐的批评，其在一九六四年的《〈柳如是别传〉稿竟说偈》中曾云：“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充分体现了陈寅恪对于时代的深刻质疑。 对于陈寅恪晚年诗文的研究，发其肇始者，首推余英时先生，一九五八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余英时先生读到了陈寅恪托章士钊带到香港的油印本《论再生缘》，不由悲从中来，当时漂泊异国的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晚年写《论再生缘》，绝非无的放矢，究其深意，其一乃是借《论再生缘》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情，其二乃是借《论再生缘》感慨世变。余英时先生的洞察，获得了陈寅恪“作者知我”的高度评价。然而，余英时先生自己亦未料到，若干年后方知陈寅恪此文当时惹下大祸，不仅康生出面禁止《论再生缘》的讨论，周恩来也曾经让人给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从这两则史料中可知余英时先生的敏锐。余英时先生后来在陈寅恪诗歌研究中再接再厉，接连写下数篇解读，惹来轩然大波。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充满了对于中国大陆政权的批判和质疑，其一九四九年原本想离开中国大陆，可是天不遂人愿，于是陈在诗文中大肆发表其对当下境况的不满。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引起著名作家刘斯奋化名冯衣北与他的论战。 继余英时先生之后，张求会、刘广定、郭长城等学者对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抉择多有探讨，而胡文辉和谢泳算是陈寅恪研究中迥异于上述几位的研究者。胡文辉受余先生开辟的门径启发，收集了关于陈寅恪的种种史料，为陈诗做注，集成《陈寅恪诗笺释》一书，谢泳继而提出了一些与余英时和胡文辉解读陈诗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