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鲁克，张翔 日期：2015-11-08 19:11:30
影响了国内外数代剧场人、戏剧理论圣经《空的空间》的作者，彼得?布鲁克**一部回忆录作品
独特的生命体验，心灵世界与创作实践的双重探索，不仅会启发创作者，也对所有探索自我的读者有所启示
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大卫?林奇《钓大鱼》爱好者必读
本书简介：
他被诸多同行评价为真正的戏剧革命家，以一系列奠基性的作品颠覆了人们思考戏剧的方式。此外，在电影、歌剧等其他艺术领域，他亦执导出影响深远的作品。
在这本独具一格的自传中，彼得?布鲁克回避了“私人关系、不检点的过失、嗜好、放纵、密友的名字、私怨”等回忆录体裁的常见情节，而聚焦于生命中意味深长的时刻、不懈的戏剧实验及内心世界的探索。他将记忆碎片丝丝入扣地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回溯种种生命体验、戏剧理念、精神领域的研习、经历的人和事如何形塑了他和他的艺术，呈现出这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奇妙的一生。
作者简介：
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1925—）现代戏剧实验之父，后现代主义戏剧导演的先驱，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天才。出生于伦敦，牛津大学硕士，大学期间创建了牛津大学电影社。曾在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担任导演，现在领导着位于巴黎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布鲁克执导了大量戏剧、歌剧、电影和电视剧。通过他奠基性的戏剧作品《李尔王》《马拉/萨德》《仲夏夜之梦》《摩诃婆罗多》等，彻底颠覆了演员和导演思考戏剧的方式。他的重要著作有《空的空间》（TheEmptySpace）、《流动的视点》（TheShiftingPoint）和《敞开的门》（TheOpenDoor）等。
目录：
I
II
III
译后记名导演林兆华倾情推荐彼得·布鲁克总是不断地让我们惊讶——不是以那些普通的流行的方式，而是以古老的持久的方式，永远影响着你的心灵。
——肯·伯恩斯（KenBurns）,美国导演、制作人，艾美奖获得者
他为仍相信艺术至关重要的人们提供了一线希望。
——《芝加哥论坛报》我本可以把这本书叫做《错误的记忆》。不是我在刻意编织谎言，只是写作过程本身证明，我脑海深处并没有一个冷冻库，完整无缺地封存着我的记忆。正相反，我的大脑似乎只存储了一些零星的讯号，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和味道，只有想象力赋予它们生命。或许，这反倒是一件幸事。
此时此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个角落，有人也在记述着他的一生。他记忆力惊人，巨细不遗。据说他会写下记忆留存的所有细节，所以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同样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来写完。只可惜他动笔太晚，永远也赶不上时间了。他的窘境恰好说明，自传有着另外的目的。需穿过那些随意的、不完整的意象所构成的扑朔迷离的混沌，不偏不倚，用过来人的眼光，看看是否有一种人生的样式浮现出来。
而我在写作时，并没有将所有真相一吐为快的冲动。你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看透自己潜意识中不可见的那部分。的确，在这个故事背后，有我并未去挖掘的禁忌、困境与隐秘，自然我也不认为私人关系、不检点的过失、嗜好、放纵、密友的名字、私怨、家族冒险记，或者欠下的情义——单单这些就足够写满一本分类账本了——能在这里写出来，就如同初夜，众所周知地夹杂着绝美与痛苦的体验，是不可言传的。我完全不理会传记学派那套，他们相信只有把社会、历史与心理方面的所有细节统统加起来，才能描绘出人生的完整画像，才能栩栩如生。而当有人妄图揭示出人类的奥秘时，哈姆雷特要来一支长笛，摆出一副熟悉其中每一个笛孔与按键的样子，吹出一阵咿哩哇啦的噪声来与之相抗，对此，我倒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我竭力要编织起来的，是帮助我形成现实认识的那些丝线，并希望它们多少对其他人的经历也能有点用处。护士竭力想对那个五岁男孩和蔼些，孩子却发现自己深更半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头雾水。“你喜欢橙子吗？”她问。“不！”我倔头倔脑地回答。见自己的惯用伎俩不起作用，她失去了耐心。“不管喜不喜欢，总会给你橙子的，”她厉声喝道，然后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来，闻闻这些橙子，”她一边说，一边把一个面罩狠狠压到我的鼻子上。瞬间一股苦味呼啸而来，刺鼻难忍，强横霸道地冲入我的鼻腔。我努力抵挡，却失败了；噪音与惊惧汇聚成了纯粹的恐慌，我很快就不省人事。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幻灭感，也从此明白了要赶走它有多难。 岁月飞逝。我穿上了军装，为战争做预备。那只是个伪装，这个莫名的形象不是我。但的确有一场战争在发生，也的确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为了维护他的特权，不得不付出每周参加一次军事训练的代价，因为每个大学生都是当然的后备军官。从幼时起，一想到战争我就害怕，而它似乎离日常生活又很遥远，因此我总是相信，一旦战争来临，我大可以爬到床底下躲过整场战争。现在我明白了，不可能轻易逃脱，所有的借口与推脱都是徒劳的，我只能乖乖地穿上沉重的军靴和让人浑身发痒的短上衣，接受检阅。
今天是第一堂障碍训练课。哨声吹响，我们出发了。教官中士大声驱策着，所有情绪亢奋的小伙子们都抢步上前，跳过绳子，弓身越过障碍，快速翻过脚手架。我落在了最后，在学校里我就擅长逃避，现在仍旧无视教官的讥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自己拖过障碍墙，接着也不是纵身跃下，而是缓慢地滑下，直到单手将整个身体挂在墙上后，才小心翼翼地轻轻落到地面。我赶到河边，得靠一根圆木过河。其他人早已到达对岸，大声吆喝着跑远了。只有中士在一边等着我。“来吧，先生！”他吼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侮辱，但我是未来的军官，他必须叫我“先生”。
我穿着笨重军靴的脚踏上圆木，伸手抓住了垂到河面上方的一根树枝。现在我的两只脚都在圆木上了。“往前走，先生！”我往前走了。“放开树枝！”我放开了。又走了两步，为了保持平衡，我伸手抓住了一片叶子。那片叶子给了我勇气，我继续前进，稳稳地保持着平衡。我能做到。圆木在我跟前伸展开去，跨越水面直到河的对岸，中士打着手势鼓励我。又是一步，抓着树叶的手已经和肩膀齐平；再一步，手在我身后了。我保持着平衡，信心十足，然而我的手臂也已经绷直了。不放开叶子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但我放不开。“放开叶子！”中士咆哮道，“混蛋，放开那该死的叶子！”我坚持不放。他大吼起来。我拿出所有意志力命令我的手指放开，但它们拒绝服从。我的手臂远远伸向后方，身体仍然努力向前。这片叶子依旧带给我自信，我的手臂已经伸到了极限，它把我往后面拉，而我的脚则往反方向走。有一瞬间，我就像比萨斜塔那样倾斜着，时间像是过了很久，我终于放开了那片叶子，整个人也扑通一声掉进了脚下的溪流。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这个画面：那根圆木和那片树叶，已经成了我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象征了我毕生要解决的关键冲突——什么时候该严守信条，又在什么时候看透并甩掉它。 我儿时有一个偶像，不是什么守护神，而是一台电影放映机。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不准我碰它，因为只有父亲和哥哥懂得它的奇妙之处。时光流逝，我终于被认为已经长大，可以去把九点五毫米百代电影胶片装在放映机里的小卷轴上了，可以在我的玩具剧院舞台幕前竖起一块小小的硬纸板当做银幕，一遍又一遍地放映那些迷人的影片，观赏那已经有些磨损的灰色影像。那些影像虽然让人痴迷，但这台放映机摆弄起来并不怎么讨喜。而在我每天放学回家经过的一家商店橱窗里，正放着一台廉价的玩具放映机，锡制的，金红相间，我很想要那台。父亲和哥哥无数次地向我解释，我想要的这样东西跟家里那台五脏俱全的机器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可我坚执己见。那抹红色虽然看起来廉价，可比他们用来说服我的所有理由都更让人蠢蠢欲动。父亲问我：“一枚金光闪闪的一便士和一枚脏兮兮的灰色六便士硬币，你会选哪个？”我被这个问题折磨得痛苦不堪，我能感觉到这两件事有些联系，可我总是会选那枚闪闪发亮的一便士。
一天下午，我被带去牛津街上的彭勃思书店，看一场在十九世纪纸偶剧场上演的儿童剧。这是我第一次看戏，也是我迄今为止记忆中最动人也最真实的一场戏。所有东西都是用硬纸板做的：硬纸板制作的舞台前景，维多利亚时期的达官贵人僵硬地向前倾着身子，靠在精雕细刻的包厢边沿；一位指挥站在脚灯下的乐池里，手执指挥棒，姿势凝固在那里，随时准备挥出第一个音符。一切都静止了，突然之间，一幅红黄相间、画着流苏幕布的图画升了起来，《磨坊主与他的手下》开演了。我看到一个湖，是用几排带波浪边纹的蓝色硬纸板并排接上的；远处有一张小纸板微微摇晃，上面画着一个人乘在船上，从画中水面的一端摇到另一端，而当他从反方向摇回来的时候，看起来会近一些大一些，因为每次他被一根长线拉进舞台侧翼时，会被悄悄换成更大一号的他，等到最后一次出现时，他已经足足有两英寸高了。这时他下了船，滑到舞台中央，手里握着一把可怕的手枪，令人窒息。这个辉煌的亮相，完全配得上他主角的身份，几可乱真，就好像看不见的手挥开了一架真有翼板在转动的风车，背后是夏日湛蓝的天空，点缀着羊毛般的白云。与此同时，原地又放下一幅可怕的图画，那架风车爆炸了，碎片从它橘黄色的中心爆裂开去,如同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比我了解的外部世界要真实可信得多。
童年时代，一切都追随表象，没有将世界复杂化的形而上思考，所以轻松欢快。人们在孩提时代从来不会问自己：“什么才是真实？”他们总是在真实的边界上来回徘徊。长大后，人们不是学会质疑想象，就是开始厌恶日常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慰藉。我发现想象也有正反两面——通向一个相互悖反的世界，在那里，真相与幻觉难以辨别，而且两者都会投下阴影。我必须明白，我们所谓的生活，就是尝试去读解这些阴影，它们在每一个转角都会被我们轻易认定的所谓真实所推翻。……任何事物没有改变。人生不是一条直线，书中的情节仍在不断重演，只是顺序会颠倒，平衡会转换。总会有新的项目、新的方向、新的热情。我仍会抓住一根无用的树枝，我的马会继续逆向飞奔、跳跃和摔倒，一个红罐头的闪亮碎片与无价之宝有着相同的吸引力，还有一句时常在耳的低语：“如果让这个时刻溜走，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年轻时我总在想：“一个人穷其一生仍有可能在精神上‘到那里’”。而事实上，我对精神上尽快“到那里”，负有一种道德上的偏执。当我们的境遇越来越清晰以后，会被更现实的想法所占据：“它需要几倍的人生去完成啊？”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一种共有的感觉开始占上风：在全人类的抗争、摸索，升华和无尽的堕落之中，个人只是一颗飞逝的微粒。对“那里”的探索将是覆盖整个人类历史的未来命题，或许永无解答。
任何时候，我们总能找到新的开始。一个开始者的头脑中，永远洋溢着开始时的天真烂漫。对寄生状态来说，对困惑来说，对困难来说，前进是一件更困难的事。从无知通向经验的路上，有太多的状况蜂拥而入。完成总是最难的，只有让它去，才能让你尝到自由。然后，完成又变成一个新的开始，生活因此成为一个连绵的词语。
在非洲的乡村，说书人的故事行将收尾时，会把手掌放到地上，说“我把我的故事放在这里。”然后又加了一句：“明天会有人拣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