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旭东 日期：2015-11-08 19:11:50
民国时期的大先生卓尔不群，却有其天真可爱的一面。为了呈现更真实、多面的大先生形象，本书选取了两个视角：一是大先生们的他述。通过大先生们相互记录、悼念或者回忆性的文字，以他们工作生活中交往的情形，给后人提供许多之前无法体味的细节，展现大先生截然迥异的形象。二是大先生们的自述。叙述其求学经历、情感经历、工作情况等，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们的真性情，是极其珍贵的了解他们的材料。
品读这些散发着质感的文字，看大师眼里的大师，大师眼里的自己,以*近距触摸*真实的大师……
本书简介：
民国时期卓尔不群的大先生们彼此间是什么印象？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本书选取了两个视角：一是大先生们的他述。即民国时期大先生们相互记录、悼念或者回忆性的文字，这些第一手文字，提供了许多后人无法体味的细节，展现了大先生截然迥异的形象。二是大先生们的自述。这部分内容涉及大先生们自小成长或一生中重要经历的部分，都是极其珍贵的了解他们的材料。
品读这些文字，你会发现原来大先生们那么逗，那么可爱，却也那么不合时宜、不近人情……
作者简介：
黄旭东，男，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长期在贵州、云南的学校及政府部门工作，现为武汉工商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旅游管理学、文艺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领导干部读文学经典》等。
目录：
辑一他人眼里的先生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记辜鸿铭胡适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梁任公先生郑振铎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蒋梦麟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萧红
记鲁迅先生轶事蔡元培
哭鲁迅先生孙伏园
怀亡友鲁迅（节选）许寿裳
追悼志摩胡适
忆刘半农君鲁迅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辑一他人眼里的先生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记辜鸿铭胡适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梁任公先生郑振铎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蒋梦麟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萧红
记鲁迅先生轶事蔡元培
哭鲁迅先生孙伏园
怀亡友鲁迅（节选）许寿裳
追悼志摩胡适
忆刘半农君鲁迅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
辑二先生自况
三十自述梁启超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
实庵自传（节选）陈独秀
白石老人自述（节选）齐白石
我是扬州人朱自清
自剖徐志摩
我的信仰胡适
郁达夫自传郁达夫
前言关于历史，近年来，我们听到最多的无疑是“回到现场”。尽管我们都知道，“回到现场”本身是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它只是我们悬挂于头顶，奋力想达到的目标。但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是可以离“历史现场”更近些的。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近几年，也许是因为民族“寻路”的回归，作为辛亥革命寻路尝试建立的民国，一直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其中，尤其是那些学贯中西、个性鲜明的大先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少惊叹。不过，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介绍他们的书籍里，都不多不少地渗入了当下撰者着眼于时弊而加入的个人倾向性看法。这些看法精彩、智慧、犀利，对当下的针对性非常地强。但亦因此，由于撰者主观的过多介入，离“历史现场”的距离那还真不好说。
针对此，我想，对民国大先生群体的认识，有没有一条离“历史现场”近些的路子呢？
于是，本书就在这样的尝试下诞生了。
本书选取了两个视角：
一是大先生看大先生。即是民国时期大先生们的相互记录、悼念或者回忆性文字，这些第一手的文字，无疑是更能抵近大先生们的文字。因为，他们相互都有着具体的工作生活关于历史，近年来，我们听到最多的无疑是“回到现场”。尽管我们都知道，“回到现场”本身是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它只是我们悬挂于头顶，奋力想达到的目标。但是通过一些方法，确实是可以离“历史现场”更近些的。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近几年，也许是因为民族“寻路”的回归，作为辛亥革命寻路尝试建立的民国，一直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其中，尤其是那些学贯中西、个性鲜明的大先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少惊叹。不过，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介绍他们的书籍里，都不多不少地渗入了当下撰者着眼于时弊而加入的个人倾向性看法。这些看法精彩、智慧、犀利，对当下的针对性非常地强。但亦因此，由于撰者主观的过多介入，离“历史现场”的距离那还真不好说。
针对此，我想，对民国大先生群体的认识，有没有一条离“历史现场”近些的路子呢？
于是，本书就在这样的尝试下诞生了。
本书选取了两个视角：
一是大先生看大先生。即是民国时期大先生们的相互记录、悼念或者回忆性文字，这些第一手的文字，无疑是更能抵近大先生们的文字。因为，他们相互都有着具体的工作生活交往，他们能够提供许多后人无法体味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就是大先生们一个截然迥异形象的有力证据。
二是大先生们的述。这部分内容涉及大先生们自小成长或一生中重要经历的部分，都是极其珍贵的了解他们的材料。
同时，本书在编撰形式上，对“讲述者”和“被述者”的关系进行了一定梳理说明，这样可以使读者知道二者当时的具体交往情形，从而对这些记录文字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总之，这是一本直观、直接的了解大先生们的书。通过阅读，也许你会发现，原来大先生们那么逗、那么可爱……
但，你也会发现，原来大先生们也有那么多的不合时宜、那么不近人情……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曾在德国学过工程，也在英、法各地游学，但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的是文学硕士。
辜鸿铭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前拿下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孑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的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的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般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SpiritofChinese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牙刷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他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Robert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一九二○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山拖了一根人辫子。这篇义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UncivilizedUnited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EdgarAllanPoe所著的AnnabelleLee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崇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罗家伦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罗家伦与辜鸿铭
辜鸿铭是晚清和民初的一大怪杰。他是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自幼到欧洲学习多年，掌握了西方十多种语言，获得了十多个不同专业的硕士、博士等学位。他对西方文化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他是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中国学的中国第一人，是真正意义上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第一人，也是清末民初真正有着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蔡元培执掌北大后，聘请辜鸿铭到北大任英文教师。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颇受罗家伦等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可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辜鸿铭实在忍受不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当时，作为北大学生的罗家伦，是学生中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作为青年，他无法理解自己一向敬重的老师，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反对自己，因而二者发生了当面的冲突。到了罗家伦的晚年，尽管因为与老师有冲突，但他还是不改对辜鸿铭的敬重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