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克政 日期：2015-11-08 19:12:29
本书简介：
本书以力求全面反映龚自珍在政治、经济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思想、观点及其心路历程为主旨，系年选录其论辨、奏议、序跋、杂记、碑志、书札、箴铭等文及诗词；对其中原载于通行的王佩诤校本《龚自珍全集》中的作品，均以较早、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并参据自刻本等多种版本，重新作了校勘，订正了其文字的讹、脱、衍、倒，还辑入了数十篇龚氏佚作。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人，一字尔玉，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诗人。清代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魏源并称“龚魏”。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辞官南归，后主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其思想对晚清影响颇大。著述甚富，散佚很多，后人辑有《龚定盦全集》、《龚自珍全集》等。
编者简介
樊克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祖籍山西沁水，1942年生于郑州，旋随父母移居西安。196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独著有《龚自珍生平与诗文新探》、《龚自珍年谱考略》、《中国书院史》、《学校史话》、《书院史话》。合著有《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并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任编委。
目录：
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不定律篇》答问十事（1838年前后）
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二《不屑教律篇》答问三事（1838年前后）
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三《律目篇》答问十事（1838年前后）
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律细目篇》答问九事（1838年前后）
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人伦之变篇》答问八事（1838年前后）
商周彝器文录序（1838年后）
学隶图跋（1838年—1839年）
国清百录序（1839年前）
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1839年前）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1839年1月5日前后）
附：复札
致何绍基书（1839年2月13日前）
附：复笺
邓太恭人八旬寿序（1839年春）
问经堂记（1839年5月22日前）
致何绍基、何绍业书（1839年5月22日）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1839年7月）
邵子显校刊娄东杂著序（1839年7月）
跋钱南园临《枯树赋》（1839年10月7日—20日）
徐泰母碣（1839年）
病梅馆记（1839年—1840年）
上清真人碑书后（1839年—1841年）
致吴葆晋书（1840年春）
怀古田舍诗钞序（1840年春）
附：送徐铁孙序
秦泰山刻石残字跋尾（1840年7月29日—8月26日）
致孔宪彝书（1840年9月9日）
跋敦煌太守裴岑立海祠刻石（1840年9月10日）
书张子絜大令荐粢所藏玲珑山馆本华山碑跋后（1840年秋）
凤山知县常州汤公父子画像记（1840年秋）
为周诒朴书旧作诗卷跋（1840年10月）
与人笺（1840年12月2日）
书致何绍基寱词二首跋（1840年—1841年）
跋浯溪题名残刻（1841年1月21日）
致吴葆晋书（1841年1月24日）
鸿雪因缘图记序（1841年8月19日）
跋傅征君书册（1841年）
跋王百穀诗文稿（1841年）
述思古子议
葛伯仇饷解
说中古文
最录穆天子传
秦汉石刻文录序
自晋迄隋石刻文录序
诗选
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1818年
前）
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1819年2月）
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图为登州蓬莱阁，为泰州山，为曲
阜圣陵（1819年2月）
驿鼓三首（1819年春）
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1819年春、夏间）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819年春、
夏间）
题红蕙花诗册尾并序（1819年冬）
行路易（1819年）
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1819年）
又成一诗（1819年）
邻儿半夜哭（1819年）
舟到（1820年春）
风意（1820年春）
发洞庭，舟中怀钮非石树玉、叶青原昶（1820年春）
此游（1820年春）
过扬州（1820年春）
庚辰春日重过门楼胡同故宅（1820年春）
因忆两首（1820年春）
紫云回三叠有序（1820年春）
客春，住京师之丞相胡同，有《丞相胡同春梦诗》二十绝
句。春又深矣，因烧此作，而奠以一绝句（1820年春）
春晚送客（1820年春）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1820年夏）
赠伯恬（1820年夏)
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1820年夏）
赵晋斋魏、顾千里广圻、钮非石树玉、吴南芗文徵、江铁
君沅，同集虎丘秋宴作（1820年秋）
戒诗五章（1820年秋）
寒夜读归夫人佩珊赠诗，有“删除荩箧闲诗料，湔洗春衫
旧泪痕”之语，怃然和之（1820年）
观心（1820年）
又忏心君名自珍，更名巩祚，字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
——魏源：《定盦文录叙》
定盦于古人之书无所不读，于当世之务无所不究，发为文章，周情孔思，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
——魏源批自刻本：《定盦文集写神思铭》
仁和龚人仪部自珍……为金坛段茂堂先生外孙，学问渊源，盖有所自。古文词奇崛渊雅，不可一世，余尝选其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钞》。其为学，凡经学、六书、子史，下及金君名自珍，更名巩祚，字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
——魏源：《定盦文录叙》
定盦于古人之书无所不读，于当世之务无所不究，发为文章，周情孔思，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
——魏源批自刻本：《定盦文集写神思铭》
仁和龚人仪部自珍……为金坛段茂堂先生外孙，学问渊源，盖有所自。古文词奇崛渊雅，不可一世，余尝选其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钞》。其为学，凡经学、六书、子史，下及金石、钟鼎、古文，皆悉心精究。诗亦奇境独辟，如千金骏马，不受绁，美人香草之词，传遍万口。善倚声。道州何子贞师谓其诗为近代别开生面，则又赏识于弦外弦、味外味者矣。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导言
龚自珍是我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杰出思想家、学问家、文学家与诗人。以他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序曲。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发展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从而“揭开我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页”（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见《清园论学集》，2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一字尔玉，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1792年8月22日），他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的一户官宦之家。祖父龚敬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郎中、云南楚雄知府等。著有《桂隐山房遗稿》。父亲丽正，于嘉庆元年（1796），亦即龚自珍5岁那年中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官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他同时又是一位学者，是著名朴学家、以《说文解字注》一书名世的段玉裁的学术传人之一，著有《三礼图考》、《国语补注》、《楚辞名物考》等。母亲段驯，也熟读诗书，富有才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出身于这样的书香门第，不言而喻，龚自珍自幼就深受浓郁的学术与文学气氛的熏陶。
嘉庆二年（1797），龚自珍6岁那年夏天，随母亲离开南方，入京同父亲一起生活。此后的十五年间，除了因祖父去世，父亲回乡服丧，他也曾有不到两年的时光，一度返回南方以外，其馀时间，都是在京度过的。这段时间里，在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的引导下，他广泛接触经史、文字、官制、
目录：
》尚存，被合为一卷，刻入《皇清经解续编》。
此外，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间，他还撰成《吉金款识》十二卷（部分内容以“龚定盦云”、“龚曰”等形式，明确见于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等书）。
在此同时，除了西北边务外，他仍密切关注着事关国计民生的其他问题。面对自19世纪30年代以后，愈来愈严重的鸦片走私与东南海疆的安危问题，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写的《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与《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以及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1839年1月5日）前后所写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一再明确表达了自己力主禁烟与反抗英国侵略的坚定态度。不仅如此，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受命离京赴粤查禁鸦片临行之前，他还曾致函表示愿相随南下，予以相助。只是由于林则徐考虑到禁烟斗争不会一帆风顺，出于对他的爱护之心，托人代为婉言劝阻，他才未能一同前往。
也是在道光十八年，他因与上司发生龃龉，加之，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一再指陈时弊，呼吁改革，因而引起封建权贵的嫉恨，长期“困阨下僚”（《跋某帖后》），备受排斥、压抑，所以决意不再为官，乃以父亲年过七十，需要终养为由，提出辞官之请。不过，此事进行得并不顺利。至迟在同年七月，他的当年返乡计划已经落空。九月末，由于他的叔父龚守正被命署理礼部尚书，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依照清朝的有关规定，他被谕令开缺回避。按理说，他的离京问题缘此已获解决。不过由于“负债京师”（《邓太恭人八旬寿序》），一直拖到次年，才得以成行。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三日，龚自珍只身踏上了南返故乡的途程。七月上旬，回到杭州。九月中旬，他又北上迎接在京的眷属，于春节前将眷属接回，安顿于江苏昆山。这一年南北往返途中，他一共写作七绝三百十五首，统题《己亥杂诗》。
道光二十年（1840），他曾到苏州、南京一带游历。是年所写词作辑为《庚子雅词》。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他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前往丹阳，主持云阳书院讲席。闰三月，父亲去世后，他又继任其杭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
同年七月，侵华英军自香港北上，攻陷厦门，并继续北犯。江浙沿海形势骤然吃紧。这时，龚自珍的故人、刚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受命于八月初一日抵达上海，筹办防御事宜。龚自珍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投身抗英斗争的大好机会。于是，当即写信给他，“论时事”（梁章钜《师友集》卷六），并与之相约，立即辞去书院教席，前赴上海，加入梁的幕府，以“助筹笔”（同上）。正当梁在上海翘首期盼龚自珍前来，“扫榻以待”（同上）时，他却不幸于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因病暴卒于丹阳县县署。
二
侯外庐先生曾将龚自珍誉为“时代的号筒”（侯外庐：《论龚自珍思想》，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册，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堪称对龚自珍思想十分精当的概括。
“时代的号筒”也者，时代的代言人也。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亦即中国行将发生“三千年馀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前夜度过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龚自珍以他思想家独具的深沉与诗人特有的锐敏，紧扣时代的脉搏，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龚自珍思想最令时人感到发聋振聩的，是他的社会批判论。
与当时充斥朝野的一片粉饰太平、“河清海晏”之声截然相反，他大胆披露出中国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严重社会危机。他尖锐地揭示说，这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这个“衰世”中，不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且“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同上）。一旦有“才士与才民出”，他们就会遭到“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同上）。在如此淋漓尽致地暴露当时社会黑暗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这是一个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时代：“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还把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比做患了“痺痨之疾”的病人，说它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已到了犹如“日之将夕”（《尊隐》），奄奄待毙的境地。并揭露说，沉重的赋税负担已将农民群众逼上“屠牛那不胜栽禾”（《己亥杂诗》第一二三首）的绝路。他由此认为，“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并在《尊隐》一文中声言：将会有一种所谓“山中之民”的社会力量，掀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狂潮。联想到他去世后未及十年所爆发的那场席卷中国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人们不能不感叹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过人的敏感。
与此同时，他还抨击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败。一方面，他痛斥整个封建官僚集团的庸碌无能，“尽奄然而无有生气”（《明良论三》），并揭露了他们的寡廉鲜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并指斥朝中政要将国计民生丢在一边，一味追求享受和逢迎讨好皇帝：“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同上）另一方面，他还对当时各级政府中，专司“书狱”即办理刑事案件的胥吏，上下串通，勾结官员，行私舞弊的劣迹，作了猛烈的抨击。痛斥他们：“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挟百执事而颠倒下上”（《乙丙之际塾议三》），从而将封建官僚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于世人。
不仅如此，他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尖锐指出，这种制度使“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明良论四》）。还大胆指责封建帝王“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钩沉论一》），“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同上），并认为这是造成官僚集团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龚自珍思想最能反映其经世之志的，是他的更法改革论。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龚自珍极力呼吁变法改革。他强调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并认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势必导致“踵兴者之改图”（同上）。因此，他向封建统治者建言：“奈之何不思更法”（《明良论四》），“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又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上大学士书》），肯定变法改革是古今社会发展的通则。
由此出发，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改革建议：
政治方面，他主张君臣“坐而论道”（《明良论二》），变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为主宾关系，并改革“用人论资格”的制度。他还强烈呼吁废除以四书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拟厘正五事书》），建议“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经济方面，他认为“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平均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贫富“大不相齐”（《平均篇》）必将导致封建王朝覆亡。所以，他在《平均篇》中，一方面表达了“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的理想；另一方面他所实际提出的主张是，“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即君、臣、民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应依照封建等级，各取其应得之份，防止“勺者下侵”、“卮者上侵”，以避免使之发展到贫富“大不相齐”的地步。后来，他在《农宗》一文中，还提出了依照封建宗法组织授田的具体改革方案——划分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重新分配土地：大宗授田百亩；小宗、群宗分别授田二十五亩；闲民不授田，为大宗、小宗、群宗从事耕种——以试图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流民问题。
龚自珍思想最能体现其家国情怀的，是他的安边保疆论。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曾在《明良论二》中表述过，自己对“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时，官员们能否真正为国分忧，共赴国难的隐忧，从而表现出，他对国家安危的高度重视。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边务问题一直十分留意。嘉庆末年，他在所撰《西域置行省议》中，明确提出了迁徙“内地无产之民”去新疆从事垦殖，并在新疆设立行省，以巩固西北边防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致信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兴，强调指出：“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即是说，保持天山南路（又称“回部”，清代新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的安定，事关新疆全境的安定。并建议说：“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内地人也”（同上），即希望宝兴等清政府派驻南疆的军事长官，对当地维吾尔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一视同仁，以促进民族和睦，维护当地安定。后来，他在道光九年所写《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还阐述了自己对清政府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如何保持新疆地区局势安定这一问题的见解。对此，他的建议是：必须采取“以边安边”，亦即使该地区“足食足兵”的方针。具体办法是：“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即要求天山南路主要搞好农垦事业，要求天山北路主要搞好军事训练。这样，就可以使新疆地区“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即正常情况下，无须靠内地供应兵饷，一旦发生紧急事态，也无须远自东三省调兵，从而也就能保证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沉沉心事北南东。”（《夜坐》）龚自珍在为巩固西北边防一再建言献策的同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东南海疆。早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七年前，他就曾揭露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威胁：“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恶活动日益猖獗，造成了烟毒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局面。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围绕对鸦片是弛禁还是严禁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一争论，龚自珍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道光十六年五月，他在写给离京赴广西就任巡抚的梁章钜的赠序中，就曾叮嘱他，“广西近广东”，“食妖（即鸦片）……易至”，恳切希望他“杜其习”（《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二》），禁止当地吸食鸦片的恶习。同年夏，他又撰文揭露说，正是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向中国走私鸦片，才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丧金万万，食妖大行”（《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强调应“诛食妖，以肃津梁”（同上），即禁绝鸦片走私，将沿海有对外贸易的港口整顿好。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写给行将离京，前往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赠序中，又重申了严禁鸦片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做好以武力迎击外国侵略者的准备，具体建议：“宜以重兵自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并“宜讲求”（同上）火器。他还提醒林则徐，“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同上），充分做好战备，并批驳了那种借口毋“开边衅”，反对以武力对付外来武装挑衅的言论，指出这是为了“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同上），是保卫祖国海疆，不容外敌入侵的自卫战争，其正义性不容置疑。
从上述可以看出，龚自珍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锐意革新的诉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表达出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王元化：《龚自珍思想笔谈》，见《清园论学集》，284页）。
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潮演变史上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受到过他的思想启迪。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这些话语就是龚自珍思想曾深刻影响维新派精神进程的最好说明。不仅如此，他的诗文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广受青睐。不论是康有为等人，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柳亚子、高旭等南社诗人，在诗文创作，特别是诗歌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从他的作品汲取过营养。就连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少时喜学定庵诗”（沈尹默：《追怀鲁迅先生六绝句》之一，引自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310页，合肥，黄山书社，1984），受到过他的作品的熏染。
三
龚自珍的著作版本纷繁，其中主要有：道光三年（1823）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道光间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道光二十年（1840）羽琌别墅刻本《己亥杂诗》，同治七年（1868）吴煦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续集》、《定盦文集补》，光绪十二年（1886）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龚定盦别集》、《定盦诗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诗》（见《风雨楼丛书》），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定盦遗著》（见《娟镜楼丛刻》），民国二十年（1931）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盦诗文真迹三种》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宣统元年（1909）上海时中书局版《定盦全集》（薛凤昌校订）、宣统元年（1909）上海国学扶轮社版《龚定盦全集》（皞皞子编）、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国学整理社版《龚定盦全集》（王文濡编校，该书系国学扶轮社本的增订本，皞皞子即王文濡）、民国二十六年（1937）世界书局版《龚定盦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以及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盦文集》（十三卷，存卷一至八，抄本，龚橙编校）、上海图书馆藏《定盦文集》（存卷九至十三，抄本，魏源、龚橙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定盦龚先生集外文》（不分卷，魏锡曾据谭献抄本重录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龚定盦先生自定文稿》（不分卷，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定盦词》（五卷，抄本，龚橙校并跋）等。
在这些版本中，论影响，首推由王佩诤先生校点的《龚自珍全集》（简称王佩诤校本）。该校本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以来，一再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龚自珍全集》，都是该校本1961年第二次印刷本的重印本），风行海内外五十馀年，不仅被广泛征引，而且是多种龚自珍诗文选注本的底本。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该校本对在它之前，自清末以来相继面世的多种龚自珍著作版本，首次做了全面、认真的梳理，精心遴选底本，广泛参校他本（包括多种手校本），并网罗了“诸书引载与海内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龚自珍全集·编例》），整理编辑，施以新式标点，使之成为前此从未有过的最为完备并利于阅读的龚氏全集本。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五十馀年岁月的磨洗，在彰显出王佩诤校本出色价值的同时，也愈来愈显露出该校本囿于主客观原因而产生的一些缺点。
一是王先生并未看到过道光三年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并予利用。
该校本《编例》称：“本集以吴、朱刻本、风雨楼本、娟镜楼本、《集外文》稿本、《孝拱手抄词》本为底本，参以自刻本”云云，但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不完全像王先生所说的那样（顺便说一句，《集外文》并非稿本）。
例一，该校本第83页，《尊史三》（即《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附有自记一则，并出校注称：“自刻本附此自记，吴刻本删去。兹据增补。”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无此文并此自记。
例二，该校本第133页，《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校注称，此文中“冰一柈”之“冰”字，“自刻本作‘水’”。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无此文。
例三，该校本第178页，《书果勇侯入觐》校注谓文中“凡宿卫之臣”，“诸本皆作‘凡’，自刻本作‘本朝’。”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文集》并无此文。
例四，该校本第409页，《水仙华赋》所附自记中，于“自记”二字上，补入“甲子”二字，并出校注称，“据自刻本补之”。而事实是，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此文自记中，并无“甲子”二字，“甲子”二字乃题下注。
为什么会这样？
从该校本第240页，《太仓王中堂奏疏书后》校注，述及吴刻本文中“不徒”上，脱一“且”字时，所说“祝心渊手校本据自刻本补‘且’字，兹据补”来看，王先生并未真正看到过自刻本，而只是吸取了他人（如祝心渊）利用自刻本校补吴刻本的成果。
正因如此，该校本提到自刻本之处，难免出错。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王佩诤校本未能真正参校自刻本《定盦文集》、《定盦馀集·附少作》原本，以致自清末以来，龚自珍著作中某些相沿已久的误字或衍夺，在该校本中依然如故，未能校出。如：
该校本第33页，《明良论三》：“莫如柱外石师子”。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莫如梐外石师子”。（误“梐”为“柱”）
该校本第36页，《明良论四》所附自记：“文气亦何能清妥？”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文气亦尚能清妥。”（误“尚”为“何”）
该校本第52页，《农宗》所附自记：“［自记］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大分……无贵贱一也。（无关文字未录，下同——笔者）”查自刻本《定盦文集》，其原文实为：“曰：宗法立……先王正天下之分……无贵贱一也。自记。”（“之”下无“大”字，“自记”二字在末尾）
该校本第143页，《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所附自记：“总群言而删举此大者以报。”查自刻本《定盦文集》，此句原文实为：“总群言而删举其大者以报公。”（误“其”为“此”，并于“报”下脱“公”字）
该校本第242页，《跋少作》：“龚自珍自编次甲戌以还文章，曰文集者十卷”。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其原文实为：“龚自珍自编次甲戌以还文章，曰文集者三卷”。（误“三”为“十”）
此外，该校本文后所附原载自刻本的龚氏师友批语也多有文字错讹。如：
该校本第52页，《农宗》后所附陈奂批语中有“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又柳子厚《封建论》，亦先有下而渐有上之义”等语，查自刻本《定盦文集》，“是其注也”下脱“是龚氏之言之所酿积融会者也”十三字，“《封建论》”下脱“前半本《楼炭经》”六字。
二是王先生未充分利用写本类龚自珍著作。这也是其校本出现疏失的原因之一。如：
该校本第177页，《书果勇侯入觐》：“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此处文字本自吴刻本《定盦续集》。该校本此文校注引祝心渊手校本眉注云：“《果勇年谱》：‘九年入觐，以四月十二日陛辞出都。’此所记日月，恐误。”“又案：己丑四月二十八日，正定公应殿试后朝考时，恐未暇与果勇相见。”说明王先生也认为存在疑问。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所藏《龚定盦先生自定文稿》（简称《文稿》本）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定盦文集》（抄本，龚橙编校，简称龚橙编校本《文集》），此处文字均作“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其日乙丑”。道光九年四月乙丑即四月初二日，照此校改，祝心渊手校本的两点疑问均可消除。
该校本第238页，《干禄新书自序》末句：“时道光十有四年内阁中书龚自珍谨序。”此处文字亦本自吴刻本《定盦续集》。但据道光十三年夏所刻《缙绅全书、中枢备览》所载，其时龚自珍已任宗人府经历司主事（参见《清代缙绅录集成》第11卷，1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可知此处文字有误。查《文稿》本、龚橙编校本《文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定盦龚先生集外文》，此句均作“时道光十有四年。”“年”下并无“内阁中书龚自珍谨序”九字。该文此处无疑当据以校改。
三是以该校本与其所据底本对勘，还可以发现该校本的一些疏失。如：
该校本第16页，《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和人用万物之数”。“和人”，其底本——吴刻本《定盦续集》实作“大人”。
该校本第225页，《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日月穆耀”。其底本——吴刻本《定盦续集》实作“日穆月耀”。
该校本第307页，《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四卫特拉”。其底本——吴刻本《定盦文集》实作“四卫拉特”。
该校本第403页，《最录禅波罗蜜门》：“章安顶禅师治定为十卷，八九十略”。“卷”下，其底本——《风雨楼丛书》本《龚定盦别集》有“开十大章”四字。王佩诤校本脱漏。
该校本第439页，《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诗：“落花风里别江南。”“落花风”，其底本——《风雨楼丛书》本《定盦集外未刻诗》实作“落梅风”。
四是该校本所辑入的佚作，文字疏失较多。如：
该校本第242页，《题白石山馆诗》：“仁和同年生龚自珍璱人甫拜识。”“识”下，脱自注“时寓城西之珠巢街。墨笔第一通，朱第二通，句旁、句尾皆无墨。记之”二十六字（据《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十五页，上海，上海图书馆，1961年影印本）。
该校本第244页，《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题下脱自注“戊子腊月上斜街寄斋作”十字。（据《中国学报》第六期，民国二年四月版）
该校本第257页，《最录邦畿水利图说》文中小标题：“一”、“二”、“三”、“四”、“五”，分别为“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之误（据《邦畿水利集说》［抄本］卷四，龚自珍手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题名“最录邦畿水利图说”之“图”字，系“集”字之误（同上书）。
该校本第258页，《最录西藏志》：“取布颜罕、库庠木罕、叶伦罕三奏与彦诺林亲、噶奏两奏，选入《续文断》中，以备盟府副藏。”“库庠木罕”系“库库木罕”之误；“叶伦罕”系“叶楞罕”之误；“噶奏”系“噶毕”之误；“藏”下，脱“仁和龚自珍记之”七字。（据乾隆《西藏志》［抄本］卷尾，龚自珍手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该校本第569页，《南乡子》（相见便情长）词尾自注：“今日得紫若扇，取以同置一箧中，故及之。”“之”下，该校本脱“小词一解题奉紫若仁兄，仁和龚自珍倚声。时乙酉夏五”二十二字（据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影印本《龚定盦诗文真迹三种》）。
鉴于王佩诤校本所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本书乃以吴刻本《定盦文集》、《定盦续集》、《定盦文集补》与朱之榛二刻本《定盦文集补编》（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龚定盦全集》即是此二书的影印本）为主要底本（二书未收的其他作品，以自刻本《定盦馀集·附少作》，《风雨楼丛书》本《龚定盦别集》、《定盦诗集定本》、《定盦集外未刻诗》，《娟镜楼丛刻》本《定盦遗著》与真迹本等为底本），以自刻本《定盦文集》，自刻本《破戒草》、《破戒草之馀》，羽琌别墅刻本《己亥杂诗》，宣统三年（1911）上海秋星社石印本《龚定盦集外未刻诗》，龚橙手校本《定盦词》与时中书局版《定盦全集》、国学扶轮社版《龚定盦全集》、国学整理社版《龚定盦全集》、世界书局版《龚定盦全集类编》及王佩诤校本等为参校本，并参考龚橙编校本《文集》、《定盦龚先生集外文》、朱之榛初刻本《定盦文集补编》等多种版本，对所选原亦载于王佩诤校本的作品重新作了校勘。所作校注除胪列异文、订正底本疏失外，还订正了该校本文字的讹、脱、衍、倒。原作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可能引起歧义者除外）；古体字、避讳字径予改正。缺字与难以辨识的字，以□号表示；正文中底本原无的文字（据他本所补缺文与笔者所加的说明文字）及确知系龚橙增补的文字，以［］号标明。
数十年来，刘桂生、孙文光等多位先生与笔者都曾致力于龚自珍佚作的搜集与整理，各有所获。对这些辑佚成果，本书从自身的性质与篇幅考虑，仅吸纳了一部分，其馀只好割爱。
本书的面世，首先要感谢《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书过程中，得到策划编辑王琬莹女士的大力帮助。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本书初选本中有9万字都是由她组织人手代为录入的，从而大大减轻了笔者因时间紧迫而造成的工作负担。责任编辑陈丹女士也为此书付出了很大努力与辛劳。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笔者的妻子付坚女士在为本书搜集资料以及文字录入等方面，也给予笔者许多帮助，为此亦向她致以谢忱。
书中的疏失之处，敬请方家与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