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漱溟 日期：2015-11-20 21:38:27
1.这是一本了解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大师青少年时代求学历程与人生轨迹的必读书（书中附有五位先生珍贵的生平照片）。2.本书所选录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内容亲切感人、催人奋进；读来令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宏大、向上、自强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激励当今的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3.本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4.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刘述先作序；青年思想家、学者余世存撰文倾力推荐。
本书简介：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熊十力（1884—1968），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今团风）县人。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开山祖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曾任江南大学教务长。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省浠水县人。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东海大学教授，《华侨日报》主笔。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东海大学。
目录：
序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原版序（刘述先）
梁漱溟
梁漱溟简介
我的自学小史
熊十力
熊十力简介
与读书周刊
读经
黎涤玄记语
唐君毅序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原版序（刘述先）梁漱溟梁漱溟简介我的自学小史熊十力熊十力简介与读书周刊读经黎涤玄记语唐君毅唐君毅简介怀乡记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徐复观徐复观简介我的读书生活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我的母亲牟宗三牟宗三简介说“怀乡”关于“生命”的学问前言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至今未能修
成“正果”。
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是非常道，用新儒家的观念，这是一段“坎陷”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观念、物质成就、人物风范，在现代化极为张扬的参照里，一时黯淡无光，甚至被视为落后、反动保守、糟粕、遗老遗少一类，理想主义、唯物主义、全盘西化、斗争哲学、科学主义、革命精神、拜金拜物教等等盛行。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等等文明单位在寻找现代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本来面目，发生了很多悲剧、闹剧，这个现代化过程，至今方兴未艾。用新儒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只充当了“材料”，难以超拔成为“形式”。用佛家的观念，中国和中国人至今未能修成“正果”。我们由此可知，对某一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做出相似的解释。尽管有人以为中国人已经很“成功”，当代中国人幸逢“盛世”，但佛家、儒家、耶家乃至现代性都未必认可。就像有人一再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上至下的中国人和家庭仍多以留学海外、移民为生活的目标。这个东亚大陆上发生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使个人生命乃至家国社会都跌入黑暗的谷底，无数人在其中挣扎、喧哗、制造热闹，但在有识者看来，这个底部生存，无论多么理想、得意，其实都是一种无明状态。没有真正的光明烛照，一切的努力付出最多也就是漫漫长夜里的摸索，更多是收获了负值，增添了罪苦。这种历史，历史上众多的仁者、贤者都感受到了。《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坦承无明时代燃灯佛对他的加持，“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圣经》里记载，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对人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如此感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作的，他们不晓得。”而在中国被称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宋代，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邮亭里写下了很多人的心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们由此可知，在历史的非常道上，在人生社会的参照上，最为重要的是人格成就，它才是照亮我们生命的灯火。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上，人们多以国家、组织、政治、科技理性、学问、金钱等等为人生的参照灯塔，甚至以政治人物、成功人士为参照。即使宅心仁厚、怀抱理想的人也以为，如果要推崇人格成就，那也是推崇历史上的圣贤如孔孟等人，现实中的人格完善意义不大。当然，很多人更是视人格如无物，甚至嘲笑它。只有时过境迁，我们才能理解，那些人格的光辉意义。知识人承认，在当代知识界的沦落中，幸而有一个顾准，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信仰者则说，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节难现于当代时，是一些伟大的个体为全民的罪苦承担了救赎。当然，传统中国的人格气象仍在，只是在少数人那里，不为大众甚至一般读书人所知罢了。儒释道的精神在百年中国的革命世纪里涅槃、新生，如新道家的陈撄宁、新佛家的太虚大师以及新儒家的熊十力等人，就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果实。一般人以为他们迂腐了，属于现代化的边缘者，稍具同情者也以为他们的人生成就“陈义过高”，跟现实有距离，不比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奉献者或牺牲者。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儒释道精神的现代转化，无论如何，都立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何处去的“忧患”传统，这一忧患比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忧患更关键更重大，用传统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经学”或道统之忧患，是大本大源之忧，本立而道生，源远而流长。正是有这样的误解，一般人才以为道德人格文章不如才子文章，人性人心才会受才学左右，认知才会受时势左右；如此伊于胡底，读书人只读时文，年轻人不接受前辈文章，中学生则是青春文学、偶像作家的粉丝。只有时过境迁，他们才能渐渐告别自己心智的蒙昧无明。就像今天不少成功人士，告别了他们青春少年喜欢的样板戏、宣传体或“文革”思维，开始接触佛法、《圣经》等人类文明的经典，开始接触那些以血以生命人格铸就的文章。一句话，一切追求眼前而急功近利的人物文章都将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在其中流连忘返，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收获极微。只有那些立足于人生社会终极的经典、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勤而行之”的。如果我们以为那些经典、人物不够切己，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活在本能的、无明的状态？我们是否是无志、难立的自了汉？用传统或现代的语言，如果我们不参赞那些人物、经典，如果我们对其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我们当反思，我们是否是与君子对立的小人，是否是与公民对立的市侩子民？有人以为，成为君子大人，成为公民，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使命，大多数人还是要过寻常的日子，只能成为小人、百姓、市民。一如西哲讨论人有自愿做奴隶的自由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无明之见。不仅文明演进在抛弃这种人性的坎陷或自甘堕落，全球化时代，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环境，以小人之态自立或孤立，环境推动着社会个体日新又新；就是个体自身，在环境的加持里也有着向上跃进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文明史的开花结果也为中外大哲注意到了，人们感叹“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人们憧憬，人类发展的结果，将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由此可见，人类自身卑下的情操固然可以显明一时一地，但人终究有高远也切身的人生目标。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新儒家诸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梁漱溟先生说他对当时社会的感受是，“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熊十力先生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党，但在广东，“居半年，所感万端，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因而下决心献身学术。由此可见他们青少年时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精彩，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中心，遗憾的是，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断绝了。而新儒家诸子们反求诸己的努力使他们接通了中国的生命学问。东西方文化都认知到，生命种子本来蕴涵一切可能性，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大宝藏，不假外求。西哲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释迦牟尼佛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慧能大师说，本自具足。问题在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是如何从先天具足的生命一步步走向残缺、污染、病变、形格势禁的后天状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救度此身此生。佛子所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现代科学也证实，比起一切外药来，人身自有大药，人身之药更为切实。潘雨廷先生曾感叹，“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因此，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新儒家诸子们未必实现了其人生社会和文化的目标，但他们是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灯者。他们是学问家，是修行者，是实践家，他们在现代化多难的进程里示范了一种伟岸的士的人格。在传统社会里，士被称为四民之首，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士是公民之首，士是一个共同体个体成员所能抵达的人生大成就。《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定义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我们看新儒家诸子们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正是士的体现。而其同时代乃至今天流行的人物，似乎已经真理在握，已经穷尽学问道术。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明白，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里，新儒家诸子才是为数不多的可礼赞的人物。他们的学问成就如何暂且不论，他们的人生境界是坎陷时代的燃灯，可以照见我们自身的心性。原版序（刘述先）这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辈的学者，现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陆；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年离开大陆，活跃于港台的学术文化圈，现在只牟先生一人还健在，年约七十岁，唐先生与徐先生则已于近年逝世。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是有它的理由的。从清末维新、革命的思想浪潮开始，到五四的反传统，以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对于传统反动与否定。但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无是处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少数有识之士，甘冒时代之大不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他们的思想是通过一己的独立思考与实存体证，经历千锤百炼以后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咀嚼一番罢！梁先生的《我的自学小史》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维新思想、家庭气氛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中，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少时竟未背诵过四书五经。他的起点是功利实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岁便认定“人生唯是苦”而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间曾经一度实行素食。一直到最后才归向儒家思想，于父亲逝世三年之后才结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意印度过分后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满意西方过分前进现实的思想，而认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指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国文化过分早熟，而希望中国能够兼采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能预烛机先，防患于未然，为人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梁先生论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标举出“情”之一字，这是现代西方科学，乃至马列主义所未能照顾到的人生的极重要的一环。甚至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他自己的根本立场。海外对梁先生的人格最钦佩的地方，就在他能够坚决不改素行，这显出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证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还未曾销毁殆尽。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开展方面有重要的创发。他在中年著《政道与治道》就明白指出，传统儒家外王之道不足，必须转接上现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开传统朝廷政治的死结。他在最近演讲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说法已不适用于现代；一个读书人若不能了解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哪里够资格去领导农工商。他的思想虽仍肯定在文化的开展上应建立精神的指导原则，但落实下来，却肯定一种文化的多元论，绝对不许与抱残守缺之辈的想法混为一谈。牟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毕竟在于他对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的疏解，这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关注之所在。《心体与性体》的伟构现在已成为中外共认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经典性的著作。虽然他谦说他所做的乃“辩以示之”的下层工作，不是“圣人怀之”的最高境界。但现代人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下层的工作。在道统之外，还要建立政统、学统，这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传统。牟先生出身农家，早年致力于逻辑架构式的思辨之学。后来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这才转归圣学的途径。他早年也曾想参加实际的改革，后来才专心一志做文化学术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在古代、宋明之后，在今日把儒学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无体、无理、无力的大问题。比较起来，唐先生绝早就表现出他之偏向于思辨学术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学院之内，但一样免不了受到时代浪潮冲击的痕迹。一直到他思想成熟之后，他才讲“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早年他的思想倾向于实在论，也不特别尊孔，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两度转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在早年出版《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师友交相赞誉，独熊十力先生谓，开始一点即错了。原来唐先生由“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推断中国哲学是无体法，熊先生极不以为然。后来唐先生再四反省，才发现熊先生是对的。来港后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便提出将前书废置。另一是他在1949年之后，转来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两位先生创办新亚书院，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徐复观先生则创办《民主评论》，是时唐先生与牟先生论学最相得，他们几支健笔，当中国文化之存亡之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后三位先生又和张君劢先生一同发表《文化宣言》，此稿即由唐先生起草，由徐先生修订，而后由四位先生一同签名发表，成为当代新儒家思想之一重要文献。唐先生早年的文字极富文艺气息。但在概念的清晰性上不如牟先生，但他所表现的融摄的精神则包容文化的不同领域。无怪乎在唐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誉唐先生为“文化意识之巨人”。唐先生要为世界之各种思潮都找到一个地位，而最后归宗于孔子。他论仁心之不容己，突显出温润恻怛之情。所向往的是一理情交融的境界。如果说唐先生的现实生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生命，那么徐先生的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命。由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以后厕身军旅，又卷入现实政治，一直到后来到台湾，这才转到教育岗位，真正下功夫做学问事业。所以在年龄上徐先生虽比牟唐两位先生略长，在学问上却反而处于一比较后进的地位。但徐先生是我所见到的少数极聪敏的人之一。他形容运思犹如运用一把刀子一样，只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那么运用到任何范围，处理任何资料，都可以收到丰硕的结果。他的思路自成一特殊的风格，不仅是“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也是“义理与考据之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说。正由于他在现实上的丰富阅历，往往使他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角度。他写《两汉思想史》，特别能够看到在现实政治势力的笼罩之下，像《史记》或《淮南子》一类作品的微言大义。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笔锋下的一股抗议精神。而他的笔不只写古代，可说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的乃是他的时论，他的忧时之深。发言之慷慨激烈，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不愧为一位历史文化的斗士。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我不能不指出，这部文选没有选录熊十力先生的作品。牟、唐、徐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亲炙弟子，于梁先生反而只有间接的关联。而梁先生与熊先生则为诤友，彼此之间有极亲密的关系。好在徐先生有一文谈到有关熊先生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令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熊先生出生贫家，早岁参加革命运动。中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后来撰《新唯识论》，才转归儒家，体证乾元性海。熊先生的系统今天虽没有人追随，但熊先生的精神却贯注在他的弟子身上。他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泉源，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
——梁漱溟
这部书最令人激赏的是，展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令人感觉更为亲切。了解这几位前辈的学术，自然必须读他们大部头著作，但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
——刘述先
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包括了求知识。——梁漱溟这部书最令人激赏的是，展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令人感觉更为亲切。了解这几位前辈的学术，自然必须读他们大部头著作，但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刘述先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余世存o-hansi-theme-font:major-fareast;color:black;mso-themecolor:text1'>本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4.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刘述先作序；青年思想家、学者余世存撰文倾力推荐。1. 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建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咀嚼，但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还有待时日。传统与现代究竟要怎样结合？这中间还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不容我们轻忽过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读过这部书的人能建立一种使得“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气概，奋发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于空入宝山，无功而回了。（刘述先·序）2.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3.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4. 又过了几年，父亲的病有所加重，竟然一病不起。临终时，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哭泣着说道：“你最后还是要荒废了学业，这是命啊！你从小体弱多病，干农活你是负担不起了，或许学点缝缝补补的还可以勉强生活吧！”我当着父亲的面发下誓言：“孩儿无论如何，一定继承父亲您毕生的志愿，决不敢废弃学业！”可父亲还是默默地走了。自那时起，年少的我始终没有在学问上懈怠，都是因为当初立下了这不忍忘怀的誓言。我的长兄熊仲甫先生，读书直到十五岁，后因家贫，改为务农。只要有农活的时候，就带着书到田边，抽空便读起书来，我也就跟着效仿，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我曾跟随何（柽木）先生游学半年（见《读经示要》第二讲），此外便没有别的老师了。我二十岁那年，邻县有个孝廉（举人）乘公车上京考试，常常购买新书回乡，例如《格致启蒙》之类的书，我问他借来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我又去阅读当时维新派的一些论文与奏章，了解到外界的变化愈来愈急遽，于是我把范文正公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抄录下来，当成座右铭。我年少时落拓不羁，厌弃礼仪的束缚，只羡慕庄子笔下的子桑伯子，他那不着衣冠的处世之风。夏日我就住在野外的寺庙里，每天裸露着身体，跑到街上，见到路人也不躲避。甚至去敲打庙里的菩萨像。有人看到了，去报告我的兄长，可兄长他也管不住我。有一位余先生，是先父门下的弟子，叫我过去，狠狠训斥道：“你这样（荒唐）的行为，先师他老人家泉下要是有知，能答应吗？！”我听了以后，非常惶恐，感到畏惧，从此再也不敢犯了。当时国家政治日渐败坏，我读了一些王夫之和顾炎武诸位老先生的书，已萌生了一些革命的志愿。于是放弃了科举，投笔从戎，去加入了武昌新军“凯”字营，成了一名小兵。实际上，是为了谋划革命的军队。后来考入了陆军特别学堂，渐渐被统帅张彪所察觉，打算抓捕我。我提前收到消息逃了出来。张彪仍然悬赏缉拿我，我便逃回了家乡。当时我们兄弟六人，吃饭只能靠乡亲接济，朝不保夕。冬天天气严寒，我们衣不蔽体，虽然最终都平安无事，然而革命的意兴早已淡化了。听说南浔铁路（江西第一条铁路，武昌至九江）开工，江西德安有很多荒地等待开垦，我们兄弟便一起去德安垦荒。然而流民成群，路途艰险，意外丛生，我们的担忧恐惧一天比一天加深。（熊十力·黎涤玄记语）5. 我的家在金沙江畔，与岷江长江相交处。长江的源，以前说是岷江，现在说是金沙江。苏东坡说“我家江水初发源”，这话不对，他是住在岷江边，我才可以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当然住在金沙江上流的人，更配说此话。不过我家距上流不远，便是屏山汉夷杂处之区了。宜宾大名戎州，又名僰道，初亦为夷人所居。据说现在被迫入山之夷人，仍念念不忘宜宾。他们每日在天亮之前，都要教其小孩，以后要再回宜宾来。这事我幼时听讲，一方是怕，但一方亦非常同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后来长大，有机会碰见夷人，我总不胜其同情。一次，一有知识的夷人告我，夷人崇拜孔明，称之为孔明老子，直到而今。当基督教初到云南向夷人传教时，最初亦只好说耶稣是孔明老子之哥哥。这事当即使我感动泣下，永不能忘。我家距金沙江只数十丈，出门便可遥望江水，对江是绵亘的山。记得一次我父亲在门上写了一对联是“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这是写实。金沙江最可爱的时候，是冬季，江水几全涸了，江底露出，并无沙，只见一片黑白红赭的石子，互相错杂，远望如一大围棋盘。偶然听见江上渔船歌声，绕湾又不见了。我每当此景，便会想起钱起《湘灵鼓琴》的最后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有更切合此诗之意境的情调了。（唐君毅·怀乡记）6. 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即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绝俗，而对当时之另一朋友游鸿如之主张退化论，要人退到阿米巴虫以前的状态，更觉适得我心。我与游鸿如，亦即成了朋友。我当时并以为此即是孔子的思想，曾把我之此一套思想，写了一封约一千字左右的长信，与竹似。他的回信当然不赞成，似认为我这思想毫无青年气息。他却不知道另一与我同样是十五六岁之游鸿如，亦抱同类思想呢。今不管我们当时之思想对不对，但却是发生过的。照我现在看，少年青年之所以是少年青年，即其生命与思想尚未成定型，因而一切古怪的生命活动形态与思想形态，在少年青年时都可发生。释迦十九岁出家，孔子十五志于学，有什么古怪的思想，一定不会在少年青年时期发生呢？但是我在当时，亦无这许多理由来，与竹似辩论。少年青年时期的友谊之可贵，正在思想不同，亦不必相辩论；相辩论，亦不求有一定之结果。这些原都是与纯真的友谊不相干的东西啊。（唐君毅·记重庆联中的几个少年朋友） 7.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的，是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这些影响到我后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于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后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8. 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笑我：“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不错，我不能，也不想。但我有我的道理：第一，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第二，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人的头脑，好比一把刀。看这类的书，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首先，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我一听，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假内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更证明他是假内行（例如胡适之先生）。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不少有地位的人，使自己更陷于孤立，但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受了这种假内行的唬吓，而害得一生走错了路，甚至不敢走路，耽搁了一生的光阴、精力。其次，我这几年读书，似乎比一般人细密一点、深刻一点；在常见的材料中，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我这付像铅刀样的头脑，在砥石上多受了一点磨洗。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地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地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 9. 我们四围是山，柴火应当不成问题。但不仅因我家没有山，所以缺柴火；并且因为一连几个村子，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种树固然想不到，连自然生长的杂木，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大家不要的，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狗儿刺”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家里不仅经常断米，也经常断柴。母亲没有办法，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砍回来应急；砍一次，手上就带一次血。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所以半天烧不着，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分得的一点地，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夏天开始摘长豆角，接上秋天捡棉花，都由母亲包办。有时我也想跟着去，母亲说“你做不了什么，反而讨厌”，不准我去。现在回想起来，在夏、秋的烈日下，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母亲是怕我受不了。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弯着背，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笃笃地走回来；走到大门口，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上褂汗得透湿，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当我发脾气，大吵大闹，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生过气。她生性乐观，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当她拿着酒杯，向房下叔婶家里借点油或盐以及还他们的一杯油一杯盐时，总是有说有笑地走进走出。母亲大概认为这种生活和辛苦，是她的本分。（徐复观·我的母亲） 10.叫我写“怀乡”，我是无从写起的。这不是说我的故乡无可怀，乃是我自己主观方面无有足以起怀的情愫。我爱山东，我也讨厌现时的山东；我爱中国，我也讨厌现时的中国；我爱人类，我也讨厌现时的人类。试看，我这种爱憎，完全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客观的情绪（寡头的客观情绪）。我讨厌现时的人类，但我的内心不能冷到完全是厌离的境地。可见我对于人类有内在的爱恋，因为是“人”，所以我爱他。这还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意识，但这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说。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同时就要真正地把人当人看。因此，我反对一切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与行动。“人是人”这一句重复的语句，这一句不把人下定义，不还原为另一种动物或另一种概念的语句，是多么庄严而警策。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人，这含有多么崇高而丰富的意义。这点，我深深地起敬畏之系念。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系念。落在具体上，无论是山东人、中国人以及现时风气中的人类，我都有点木然。我当然有我敬爱的知交师友。但是一个人只能说有几个知交师友，那也就太孤零，太寡淡而乏陪衬了。虽说人生得一知己而可以无憾，但是若有陪衬，则以无知己为憾；若无陪衬，而徒有少数知交，则反以无陪衬为憾。在此，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对于乡、国、人类，不应当只是抽象的爱，还要有具体的爱，这便须要有陪衬。怀乡，也须要有陪衬，否则，是无可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方面无足以起怀之情愫。（牟宗三·说“怀乡”） 11.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兄弟姐妹多了，父母对子女的娇爱就减少，穷困则无暇多顾念。因此，我自幼就是一个于具体生活方面很木然生疏的混沌。唯一使我怀念的还是那种暮色苍然中几匹大骡子急急奔野店的情景，但这太苍茫了。又使我常常想起的，则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马戏班子骑在马上跑的那个小女孩。我当时莫名其妙地非想去看她不可，这也许就是所谓爱情了。我一生只有那么一点罗曼司的爱苗；但从此以后，也就斩断了。就是对那个马戏班子的小女孩起爱怜，其情景也未免太流动，太飘忽了。及至在北平读大学了，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常常睡在村庄的野外，或打麦的广场上。到上学了，也无人过问，说走就走了，只是先父偶尔嘱咐几句就完了。我现在想想，那还是生命的健旺。各人忙各人的，很少有离别之情。只是抗战那一年，我离家时便不同了。先父那时已年老了（先母已先去世），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神色。我这么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人，在生活上，实在太孤峭乏润泽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几乎无生活的人。譬如对于一般人的来来往往，若有若无，似乎皆不在心上。凡足以成礼饰情的事，我皆未寄以任何注意。我不往，你因而不来，亦无所谓。普通人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凡不可以谈的，我不愿谈，我也未故示谦虚，也未有意傲慢；凡可以谈的，我就尽量地谈，不分昼夜地谈。普通人说，爱情无条件，无贵贱；性情之交谈，真理之交悟，亦是如此。然须知这不是日常的具体生活。虽不是傲慢，然这里的孤峭，亦不是人生之幸福。(牟宗三·说“怀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