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伦德尔，邓继好 日期：2015-11-23 15:28:06
作者约翰?布伦德尔为撒切尔夫人生前挚友
首相撒切尔智囊机构重量级幕僚
获得授权向世人揭秘“铁娘子撒切尔”
史上**一本经过撒切尔本人授权撰写的传记
撒切尔可谓中国知名度**的外国女政治家，在她的政治生涯中素来手腕强硬、作风果断，以其强悍有力、不拖泥带水的行事方式被世人所知，并被称作“铁娘子”。她是英国历史上**位女首相，而且蝉联三届，任期长达11年。她曾四次访问中国，1984年，在北京代表英国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为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红旗出版社重磅推出这位世界杰出女性的传记《铁娘子撒切尔》。本书由与铁娘子撒切尔共事多年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其挚友的约翰?布伦德尔执笔。布伦德尔自1970年认识撒切尔夫人后，一直是撒切尔夫人的密友和战友。他曾担任英国政界**影响力的智囊团——伦敦政治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一职，为撒切尔励精图治出谋划策。
同时，作为亲密好友，布伦德尔不仅知悉撒切尔夫人的仕途历程，也熟悉这位怀有坚固柔情的“铁娘子”的童年经历，乃至她与家庭成员以及挚友同伴之间未曾公开的亲密故事。其中就包括，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与她的相扶相持以及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的牢固友情。
传记《铁娘子撒切尔》即将登录中国市场，为您讲述这位在政坛呼风唤雨十余年的强悍与柔情，展示执掌不列颠命运的女相神采，揭秘近代***传奇的女性政治家鲜为人知的一面。易中天中华正史：《祖先》《国家》电子书免费抢先看>>
本书简介：
本书主角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包含内有她任英国首相时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她退休后的方方面面。撒切尔夫人以一种有力的、不拖泥带水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份最不容置疑的铁娘子范本，她阐述了何为“撒切尔主义”及其真实含义。故事开始于不列颠1978～1979年的萧条冬季。在如此不利的起点上，撒切尔夫人接任首相一职；然而，在她历时11年的励精图治下，整个英国经济形势明朗，国家民众重拾自信。作者以简洁的篇章和短小精悍的引文，描述了撒切尔夫人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体现出的果断风格、处乱不惊、临危不乱惧和迷人的吸引力。他将撒切尔夫人任期中的种种事件、英国国内外因素联系起来，解释了政治改革和当今英国政坛自不待言的政治现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撒切尔时代是挽救了一个国家的重要转折点，这位伟大的女性唤醒了她的民族和民众，并再一次使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本传记并非仅仅讲述了撒切尔夫人的人生，更围绕着各重大事件，对相关理念、利害关系和背景进行了检视。
作者简介：
（英）约翰·布伦德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密友，撒切尔任内智囊。曾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BBC著名记者、主持人安德鲁?马尔称该机构为“现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团”。 约翰·布伦德尔是自由企业经济模式最有力的斗士之一，而他所致力的这种经济模式已在世界各地获得发展并繁荣。因而，由他来向美国人解释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的那些信条和原则最合适不过。
——撒切尔夫人，于２００８年夏译者简介邓继好，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编著、参著和译著《检查制度史》、《战争的33条战略》等作品十余部。
目录：
前言
序
第一章童年
玛格丽特生于谦逊世家
严谨的罗伯茨家族
玛格丽特父母的言传身教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第二章大学
牛津大学是政治家的摇篮
政治才是罗伯茨小姐的命运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两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第三章启程
撒切尔初涉政坛
大选即将考验罗伯茨前言
序
第一章童年
玛格丽特生于谦逊世家
严谨的罗伯茨家族
玛格丽特父母的言传身教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第二章大学
牛津大学是政治家的摇篮
政治才是罗伯茨小姐的命运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两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第三章启程
撒切尔初涉政坛
大选即将考验罗伯茨
难忘的1951年
撒切尔夫人喜得龙凤胎
撒切尔参加竞选
第四章当选
平民院里的撒切尔夫人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第五章在野（一）
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
撒切尔夫人的演讲
第六章教育大臣
保守党内阁中的女性
一堂学习“无为而治”的实践课
第七章反思
撒切尔夫人早期政坛经历
第八章党首
玛格丽特·撒切尔走上前台
候选人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的竞选团队
第九章在野（二）
撒切尔的影子内阁
第十章主政
最伟大的朋友被谋杀
第十一章解放经济
首相，首相
观念的转换才是最大的胜利
第十二章国民经济私有化
再见了，国有化
私有化浪潮带来了什么
第十三章出售公共房
独立自主源于拥有财产
第十四章开战
福岛战争
第十五章击败矿工
法治必须战胜规则
谁是英国政治的注脚
第十六章改造工会
首相的策略
第十七章征战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共和军是恐怖主义组织
头号目标，最大考验
第十八章交好美国
撒切尔的政治信念
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
第十九章踢倒柏林墙
“铁娘子”绰号的来历
戈尔巴乔夫、撒切尔与里根
第二十章应对布鲁塞尔
欧盟
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欧盟
第二十一章辞职
撒切尔时代的不满
首相
什么改变了历史
撒切尔离开唐宁街
第二十二章退休
是的，首相
卸任后的撒切尔夫人
第二十三章家人
丹尼斯
卡罗尔
马克
第二十四章男士们
阿尔夫
基思
罗纳德
阿尔弗雷德
艾伦
拉尔夫
第二十五章她的世界
西方政党中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第二十六章十条经验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成功之道
206跋：未竟的事业
215注释
附录一：玛格丽特·撒切尔参选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1945~2005年英国大选结果统计表前言我与撒切尔夫人数度相逢，确切地说，自她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起，在她所有职位的任期里我都见到过她，包括影子环境大臣（1974年）、财政副大臣（1974~1975年）、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党首（1975~1979年）、首相（1979~1990年）以及其后的行政任职。每次见面，她的见识和才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所见过的全世界众多杰出人物中，撒切尔夫人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①和F?A?哈耶克②是并列榜首的。
信仰、家庭和国家占据了撒切尔夫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她依然对科学怀有兴趣（早年学习），阅读广泛，乐于享受音乐之旅。甚至如我所写的那样，我们报纸的体育专栏中还刊有她在温布尔顿观看网球比赛的照片。青年时期，她是个很棒的歌手、钢琴演奏家、获奖的诗歌朗诵者③、步行者、业余演员和辩手。交际舞如同音乐、戏剧和绘画一样，也是她的挚爱。她总是那么让人着迷和起兴，是个绝佳的舞伴。
撒切尔夫人对政治的兴趣与我所见过的其他99%的政治家都大不相同。她真诚地庇护着所有的男女同胞，并满腔热情地为使全世界更加美好而不懈奋斗，这点与里根总统很像。
当你和撒切尔夫人在一起时，要保持机敏，更贴切地说是要保持机警。对不知所云者，她会毫不留情地一剑封喉，切中要害——让其彻底折服。她能够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与撒切尔夫人数度相逢，确切地说，自她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起，在她所有职位的任期里我都见到过她，包括影子环境大臣（1974年）、财政副大臣（1974~1975年）、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党首（1975~1979年）、首相（1979~1990年）以及其后的行政任职。每次见面，她的见识和才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所见过的全世界众多杰出人物中，撒切尔夫人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①和F?A?哈耶克②是并列榜首的。
信仰、家庭和国家占据了撒切尔夫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她依然对科学怀有兴趣（早年学习），阅读广泛，乐于享受音乐之旅。甚至如我所写的那样，我们报纸的体育专栏中还刊有她在温布尔顿观看网球比赛的照片。青年时期，她是个很棒的歌手、钢琴演奏家、获奖的诗歌朗诵者③、步行者、业余演员和辩手。交际舞如同音乐、戏剧和绘画一样，也是她的挚爱。她总是那么让人着迷和起兴，是个绝佳的舞伴。
撒切尔夫人对政治的兴趣与我所见过的其他99%的政治家都大不相同。她真诚地庇护着所有的男女同胞，并满腔热情地为使全世界更加美好而不懈奋斗，这点与里根总统很像。作为首相，撒切尔夫人是问题解决者。她充分运用自己的果敢、睿智以及通过科技与法律学习获得的素养来处理问题。
当你和撒切尔夫人在一起时，要保持机敏，更贴切地说是要保持机警。对不知所云者，她会毫不留情地一剑封喉，切中要害——让其彻底折服。她能够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使其明朗，在这一点上，我见过的人中能和她媲美的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至于F?A.哈耶克则多一分深思少一分争斗）。
在就任首相之时，撒切尔夫人的从政经验已相当丰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普通后座④议员（MP⑤）后，她先后出任了一个初级大臣的职位；六个影子职位⑥，其中三个为影子内阁职位；近四年的内阁教育大臣；再次担任了两个更高级别的影子内阁职位后，她又担任了四年的反对党党首。在通往首相的征途中，她历经二十年的历练。
我对撒切尔夫人的第一印象是她担任教育与科技大臣时。当时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保守党联谊会的主席，接下来一年我担任了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LUCA）的主席，而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实际上担当的是保守党同学联谊会（FCS）伦敦地区分会的角色。
这就意味着我在负责伦敦大学之外，还要负责其他大学的相关事务。那时我们经常以保守党同学联谊会代表的身份拜见她，告诉她我们的想法以及校园里的情况。我们每次会见的时间大约为15分钟，可我们要为这15分钟准备一整天。撒切尔夫人是自己领地的掌控大师，即使我们谈论到一些新问题时，她也能冷静分析并极富洞察力。而且，无论她和谁会谈，好像都是如此。
我的前任、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总管拉尔夫?哈里斯（RalphHarris）（后来的海克罗斯的哈里斯勋爵）过去常对我说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撒切尔夫人任教育大臣时，为了创办英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白金汉大学，他和同事经常去见她。现在这所大学在全国学生满意度调查中稳居榜首，而且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
有一次他们到了那儿，撒切尔夫人则因为参加有关莉拉?哈立德（LeilaKhalid）事件⑦的内阁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是否遣返此次被捕的恐怖分子）不在办公室。
拉尔夫和朋友们就坐在那儿等。初级大臣们则对他们奇特的新想法支吾搪塞。最后大臣们直截了当地说，“哦，你们别指望从我们这儿得到帮助，”似乎这样说便必定能令白金汉代表团泄气。
代表团还未来得及回应，教育大臣撒切尔便从内阁返回，径直地走了进来。她一步没停地走到长椅一端坐下，开始分析代表团的想法：
“现在，你们的确别想，也别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帮忙’，”她开口说道。但从她说“帮忙”的口气中，他们知道她指的是“阻碍”。
“我们能为你们所做的就是最好不介入。
“如果教育部干涉了你们的进程，请告诉我，我会处理他们的。”她最后这样说。
撒切尔夫人非常清楚他们想听什么。叫政府不要干涉！
这就是她的诀窍，她切中问题要害的超强能力。我担任保守党校友联谊会地区主席的日子结束时，一贯蛮横的历史学家布莱克勋爵（LordBlake）为我在贵族院举办⑧一顿丰盛的晚宴。具体时间为1974年3月的一天，希斯先生那年第一次落选。
我原先邀请撒切尔夫人以教育大臣的身份给我们讲话，但当她出现时，身份已经变成影子环境大臣了。那个夜晚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原因有三。
那个夜晚的每件事情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桌上的八位贵宾也适时地相伴而入。忽然之间，大约200位宾客都站在那里，看着我。而我却暗自纳闷，“现在我们忘记了什么？哎呀，肯定有什么不对的。为什么每个人都站着？他们为什么不坐下？”
就在我慌乱之时，撒切尔夫人用左脚踢了一下我的右踝：“该谢恩祷告了，你这个傻瓜。”她轻声说道。
哦，是的！“愿幸福者幸福。”我们终于坐下了。嘘！
后来，她聊到首席上酒水的供应。我解释说，作为退休的主席，由我负责是职责所在。
“哦，不，”她说，“我不可能让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为我买单。”说着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叠钞票递到了我手里，金额不多不少。
几分钟后，轮到我讲话。我的讲话的确很糟糕，而且非常不合适，因为我只是拿她的钱开了几个玩笑，别的什么也没做。她那天晚上非常有雅量——不过请接着往后看。
那年稍晚一些，撒切尔夫人还在担任影子环境大臣。为了选举，她来到北伦敦选区，我参与了迎接。由于是选举时期，她来为下面提到的议事日程在公共场合做推介宣传。她表现得非常完美，我们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她就是女王，小写的“q”⑨。一切表现是那么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她随我们同到何处，都能令每个人陶醉；摄影上的绝佳机会都落到了我方身上。就是在那天下午，我依稀看到了政治的未来，看到了我们的期待。几个月后，我们都参与竞选了各自的高级职位。
我参与竞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会职位，如果当选，则是继约翰?摩尔（JohnMoore）⑩（后来任职于撒切尔首相的内阁）1960年当选主席之后15年以来的第一个保守党成员。
撒切尔夫人则参与角逐保守党党首（见后文）。
我比她早一两个星期当选自己在学生会的小职位，主要是负责看管叫作“三大桶”的学生酒吧。
为此，当时的保守党党首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先生还专门给我发来贺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左派们截取这份贺信，并披露给了媒体。最终《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份全面报道，其结束语称以上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布伦德尔先生已经在为撒切尔夫人努力工作了（对希斯先生来说，这是个很不幸的消息）。在她当选保守党党首那天，我提议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会的名义发封贺信——这当然也遭到了抵制。
在撒切尔夫人担任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党首期间，我们在多个场合见过。第一次是在她就任党首不久，特德?希斯交给她一个任务，在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的年度晚宴上就次年的工作开展发表讲话。她向自己的右边瞥了一眼，目光越过首席落到了我的身上，然后开口说，她希望这是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而不是伦敦大学滑稽演员联谊会！哎哟！真够损人的！
1979年之前，我们经常去拜见撒切尔夫人。我向她提出了将公共房卖给现任租户的想法，关于她的回应我将在下面介绍。也是在那次晚宴上，我的一位密友（也就是彼得——他最后在内阁的位子上离世）说，撒切尔太过强调经济自由了，而没有给个人和社会自由以充分重视。
“就拿大麻来说，”他说道，“到处都能弄到，那为什么不正视现实，把它合法化？”他补充说，“我的朋友就知道去哪儿弄！”
“彼得，”撒切尔说，“我的侦探就坐在外面。我希望你现在就把他叫进来，把你朋友的情况说个仔细！”
啊，一听这话，他身子一缩，抽身溜开，撒切尔也并未深究。其实，值得回忆的时刻不限于此。
后来，在迈克尔?福赛思（MichaelForsyth）担任保守党学生联合会全国主席的时候，我担任全国副主席，负责宣传工作。对我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撒切尔夫人的生日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生日到来的一个星期前，我们就在离史密斯广场不远的、转弯就能到保守党中央办公大楼的格兰贝马奎斯酒吧里进行了筹划。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最终我们决定，那天早上7∶30，我们将来到她位于切尔西弗勒德街的家门口，在一群由我召集来的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伦敦学生的簇拥下，迈克尔向她送上很大很大的一束红玫瑰。很快，一切安排妥当，媒体也已待命。到了那天早上，我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部的休街接上迈克尔，然后到伯克利广场一家著名花店拿上红玫瑰。那束红玫瑰大得车里根本放不下，以至于我们在路上掉了好几朵。
当我们抵达时，媒体的相机已经一字排开，有一名警察，可是一个学生影子也没见到。我有点慌了，就很严肃地对福赛思说：“等在这儿。”我快步上前，用眼睛扫了一下街道，最终走向那个警察。
“也许，我想您刚才是否看到过一些学生？”我不安地问道。
“哦，当然，先生。”他回答说，“二十分钟前，撒切尔夫人看他们站在外面，就请他们进屋喝茶去了！”
“我想，您现在准备好了，先生？”他最后说。
不一会儿，学生们都出来了，组成了一个背景。撒切尔夫人来了，迈克尔献上了红玫瑰，随后这照片传遍了整个世界。据我所知，她之后的每个生日，迈克尔都会送她红玫瑰。将撒切尔夫人带入唐宁街10号的大选那天，保守党的竞选安排是巡游伦敦选区；除了工党确保的或拥有巨大领先优势的选区外，重点巡游工党占有中等优势的选区。那天我在西诺伍德协助保守党候选人参选，因为我当时是朗伯斯区市政委员。
1979年5月3日下午，撒切尔夫人在随从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位于伦敦西南27区诺伍德路495号的保守党总部。她看上去满面容光，显然她清楚自己要赢了——但她要赢得的并非仅是那个职位。她的目标还很远大。一切需从长计议。我对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的个人记忆只有三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982年4月到1993年1月我都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弗吉尼亚工作。
第一次是1982年1月，我在那时的全国私营企业联合会（NFSE，现在被小企业联合会即FSB所取代）的媒体与议会研究室工作。我们的新主席是大卫?德克斯特（DavidDexter），一位来自首相故里林肯郡的会计师。
大卫成功邀请撒切尔夫人过来吃午饭，并在拉塞尔广场帝国宾馆二楼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对他的全国理事会发表讲话；拉塞尔广场距离唐宁街只有一英里，是个花团锦簇的地方。不幸的是，那时撒切尔夫人唯一的儿子马克参加汽车拉力赛时在撒哈拉沙漠中失踪了，而且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关于他已经被找到的报道更是增添了紧张氛围——因为这些消息随后又被证明是假的。德克斯特先生的欢迎词在几天之前就通过媒体发布出去了。结果，那天有200多名记者，数不清的镜头聚集到了大厦之外。撒切尔夫人的同事和安保人员组成了防护人墙。在她还有几步就要走到我的跟前时，有人喊着询问有关马克的消息。
撒切尔夫人的脚步没有按照随从的指示继续走下去，而是有些紊乱；她努力控制住情绪，说了一些类似“没有消息，我非常担心”的话。我想，那应该是马克六天失踪中的第五天。此时，她整个人完全崩溃了。两名大汉一边一个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架起来，径直而迅速地向我走来。我示意向我的左边，也就是他们的右边走出大厅，来到一个空着的会议室。
很快，我们就随便找了把椅子让撒切尔夫人坐下来；她的同事则站成一排，挡住了窗外的记者。“您想喝点什么，首相？”我问她。“清咖啡，谢谢。”她回答道。正像第二天《每日电讯报》首页上报道的那样——每份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接着，一个年轻人（我）从房间冲出来，抓住服务生的领子说，‘给我一杯清咖啡，要快。’”
其中，关于撒切尔夫人在公众面前哭泣了30秒甚至更长时间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并顺利地完成了会议。
宾馆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向撒切尔夫人赠送了一大束鲜花；大卫?德克斯特则告诉她，为了感谢她的来访，联合会将向其办公室推荐的慈善基金赠送一笔丰厚的捐款。由于住在华盛顿城外不远，1987年我有机会聆听撒切尔夫人在美国遗产基金会（THF）的演讲。至此时，她对部分人（全是男性）掠美“撒切尔主义”明显感到些许不安。这也暗示了她的著名语录：“但是请记住，公鸡只会打鸣，而母鸡才会下蛋。”讲这话的那天晚上，里根总统就坐在乔?库尔斯（JoeCoors）边上，他说：“哦，不错，这一定是‘米勒时刻’！”
三年之后，我受邀参加为庆祝社会事务小组成立10周年而在伦敦改革俱乐部举办的聚会。我准时到场。当我身着西装拾阶而上时，我认出了走在身旁的英国著名电视剧《是，大臣》和《是，首相》的合著者安东尼?杰伊爵士（SirAntonyJay），他一身黑色短礼服。我们聊着走进了活动现场。一个小时之后，我和他又碰在了一起，这时首相也忙着满屋子和人寒暄。她从我们旁边的一群人中转过来，认出了穿着短礼服的托尼——他是整个屋子里唯一穿礼服的人。
“哈，托尼，”她说，“你一定是之后还要去什么更重要的地方。”
“不，首相，”他懊悔地回答说，“是我看错了请柬啊！”
你瞧，我亲耳听到《是，首相》的作者对当时的首相说“不，首相”。要知道，几个星期之后，她就不再是首相了。
当担任经济事务研究所总管时，我发现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本前任哈里斯勋爵的演讲集，而书名就叫《不，首相》。所以，当他70岁时，我将他的精华之作汇编出版时，也毫不犹豫地将之取名为《不，首相》。
正如我后文所述，撒切尔夫人从来都没有退休，即使现在已是80多岁，依然日程繁忙。我常去看望她，而正如我们后文中所看到的，她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兴致盎然。几年前，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了一个40多人的圆桌晚宴。饭后，我们和很多贵宾聊了起来。问题来了：出席的宾客都是来自媒体、行政机构、企业和政界的元老；45岁的我已是很年轻的了，但是有个人更年轻，只有31岁，他是代表自己老板出席的。说实话，那晚，他才是那个房间里引领话题的专家。
在贵宾们谈论的极短的间隙中，这个年轻人立即插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可是没有人能听到他说了什么。“大点声，年轻人。”撒切尔夫人命令道。
他又试了一次，可显然还是不达标。
“大声点，年轻人！”撒切尔夫人再次命令。
他试了第三次，还是不济。撒切尔夫人顺着桌子瞪眼怒视。
“年轻人，”她说，“站起来，扯开嗓子。我们都想听听你要说的是什么。”
他满脸涨红，站了起来，扯开了嗓子。他们听着，最后他们（男士们）都拍手喝彩。有一次，我做东宴请一位著名的外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办公室询问她和丹尼斯爵士可否参加，我回复“可以”。
那天晚上，丹尼斯爵士因故没能到场，这样我就面临空着一个位子的问题。
铁娘子撒切尔0前言0我很快又请了一个朋友，他也是保守党议员，比撒切尔夫人年轻一辈，个子高、身板直；用我妻子的话说，就是英俊得让人想施虐的那种。
我们坐了下来。这时我轻轻地敲了敲杯子以引起注意，宣布了一些事项。最后我说，今天晚上丹尼斯爵士的位子已经安排了议员X先生。
“当真？”撒切尔夫人高声说道，“可没人告诉过我啊！”
顿时，整个屋子里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笑声。她对幽默时机的把握绝顶了——她不仅仅叙述演讲撰稿人编的笑话，她根本不需要！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个人最大的快乐在于为已故的司令勋章获得者阿瑟?塞尔顿博士和海克罗斯的拉尔夫?哈里斯勋爵组织生日聚会，他们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编辑主任和主管。在2005年12月拉尔夫先生80寿辰聚会上，我将撒切尔夫人安排坐在他的右边——还能坐在别的什么地方呢？送上礼物的时刻到了，这一环节由我的执行助理克莱尔负责。礼物之一是一款全新的笔记本电脑，不巧的是，礼品带对拉尔夫来说系得太紧。在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时，撒切尔夫人已经将它夺了过去；在四下飘落的纸屑中，她又把它递了回来。正如第二天《金融时报》“每日记事”栏目中所写的那样，“幸运的是，电脑幸免于难！”
1993年1月1日，在成为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的智囊团的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主管之时，我发现了一份档案。其内容是时任经济事务研究所编辑主任阿瑟?塞尔顿于1969年10月24日写给一位处于上升中的保守党议员杰弗里?豪（GeoffreyHowe）的，内容为：“我们能否对玛格丽特抱更大期望？”
杰弗里?豪的回复是：“我对玛格丽特根本没有把握。她的很多经济成见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她有过于武断的倾向，在诸如教育这样敏感事项上凭个人喜好行事，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可能会误事。我们当然应期待她能表现得更好——但我认为，她需要受到你性格中人性化一面的影响，以及纯福利市场模式的考验。在成功与灾难之间，存在着一个可对她施加影响的广袤空间。”
很幸运，最终的结果是成功。 “现在是我们不满的冬季。”
——《理查德三世》，威廉·莎士比亚联合王国1978~1979年的冬天被称为“不满的冬天”。由詹姆士·卡拉汉（JamesCallaghan）首相领导的工党政府为继续持权做着拼死挣扎，他们的统治获得了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阿尔斯特联合主义者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依赖于时局的变化。
先前几届英国政府，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不仅未能将工会置于法治之下，而且使得国家通货膨胀达到了可怕的水平，物价以每年两位数的幅度在增长（只有一年的增幅是8·3%）。
数十年来的政策失灵最终导致了三个月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始于1979年1月3日，终于1979年3月28日。当时女王陛下的政府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信任投票，因而导致仓促大选。
在无政府的三个月里，企业界的种种暴行在时隔三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对英国的政治有所影响。这些暴行包括：停止煤气供应和关闭煤气站；在主要港口、炼油厂和“必需品”生产厂进行纠察，导致100万工人停止工作；救护车驾驶员罢工，其中包括拒绝参与“911急救”；医院辅助员工罢工；垃圾工人罢工；甚至掘墓人也进行非正式罢工。当分配渠道被切断后，全英各地食物短缺的报道开始出现。
英国政权逐渐地被一系列标志性景象所炙烤：关闭的煤气站，纠察警戒线，而医院的辅助员工——并非医生——决定哪些病人应当入院治疗，哪些未接受治疗就被打发走；正如一位工会人员所说，“如果有人死了，随他去。”英国铁路曾一度贴出了四字告示：“今日无车”。装着尸体的（并不是空的！）棺材堆放在特意租来的停工工厂里，而高级卫生官员出于卫生原因打算将它们都扔到海里去。街角、公园和广场，处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垃圾，俨然成了耗子们的乐园。
这太恐怖了！实在是太恐怖了！当孕妇得不到医疗救助时，当残疾人被困在家中不能外出时，当为老人送饭的车子被砸成碎片时，这还算什么国家？在动乱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之后，选民们开始报复；在5月3日的大选中，5·2%的人从支持工党转而支持保守党，这一比例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
第二天，即5月4日一早，工党流血之际，保守党赢了工党62个席位，这一预期结果促使保守党党首、议员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从位于北伦敦的芬奇利选区，赶回了位于威斯敏斯特中心地带史密斯广场32号的保守党总部（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在讲话、亲吻［也许只吻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拉塞尔·刘易斯（RussellLewis）一个人］和祝酒之后，下午，她就乘车前往白金汉宫。在那里，国家元首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庄重地邀请她组建新政府。接着，她从那儿来到了唐宁街10号，在握有43个有效胜出席位的情况下，就任了这个国家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女首相。她也是现在世界历史上继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SirimavoBandaranaike）（斯里兰卡，1960~1965年，1970~1977年，1994~2000年）、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印度，1966~1977年，1980~1984年）和果尔达·梅厄（GoldaMeir）（以色列，1969~1974年）之后第四位当选的女国家领导人。她还是英国政治史中第一位在四个最高职位中任职的女性。这四个最高职位是内务/内政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首相。
从1979年的那个春日到1990年12月28日，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长达11年多；此后，约翰·梅杰（JohnMajor）接替了她主政6年，直到1997年“五一”节那天被创纪录的选举结果击败。原先保守党以21个席位胜出转变为新工党177个席位胜出，详见附录二《1945~2005年英国大选结果统计表》。考虑到梅杰没有自己清晰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目标（他是一个非常适合从事中层管理的人），称撒切尔的时代从1979年到1997年持续了18年较为合适。在这一时期之初，法国大使曾经说过，英国正在“倒下”，而且一病不起；西德大使也说，英国“经济如同东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2个成员国中，英国排在第19位，英国成了“欧洲病人”。撒切尔夫人只有最后一次机会。英国形势糟糕透顶，就连最“严肃”的评论员都认为，德国和日本是“幸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夜以继日炸掉了他们的旧工厂，然后又帮他们建起了新工厂，而英国还在与旧企业作斗争。另外，通胀蔓延；工会失控（甚至代替政府在“管理国家”）；国有企业经营不佳，毫无担当，而且侵吞了数百万的国家补贴；就连法国的GDP都遥遥领先于英国。
但是，激进政策的解决方案还是遭到了唾弃。英国人（确切地说，是大多数英国人）打板球，这就很容易将英国的形势想成板球赛：现在是你在击球进攻，接下来就轮到别人了。任何激进的做法都是浪费时间，因为接下来另一方会取消先前的做法，重走老路。因此，人们认为，真正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各方都向英国人表达了这一看法，英国人也最终接受了它。
18年后，英国在经合组织中的排位从第19位升至第2位。个体企业主雇用的工人也翻了一倍，从占工人总数的7%上升到14%。正如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Lawson）（此后的劳森勋爵）后来评论的那样，1979年投资企业在英国几乎绝迹，但仅仅过了六年，其规模就达到了“欧共体其他成员国中同行总和”的两倍。
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33%跃升至50%；自有产权住房（与私人出租房和公共房相对）的比例也从53%跃升至71%；个人持有的股份也从7%变为23%，其中工会成员持有的比例更是惊人地从6%变为29%——换句话说，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为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最终，隶属工会的工人比例从超过50%跌到18%，罢工量从每百万个工29·5降至0·5，而税率也得到大规模削减。
在许多领域，变革的效果都非常好。在前撒切尔时期，经济被顽固的工会所主宰，服务态度差、产品质量劣、企业工人懦弱是其典型特征。在后撒切尔时期，就连在组织上左倾的英国广播公司（BBC）都不得不迅速开展私营业务，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员工、企业家和持股人的利益所在。无论是服务还是产品质量，已不知道被提升了多少倍。在我1974年访美时还为之惊讶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及选择的多样性，在1997年的英国也已是司空见惯。
这本书是我个人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勾勒。这位女性是拯救整个国家的关键人物，是她唤醒了她的民族，并使之再次成为世界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这本书不仅是对其人生轨迹的讲述，更是围绕着重大事件对相关理念、利害关系和背景进行的检视。毕竟，她不是在真空中完成操作的。 第一章童年
在我这个时代不会有女人出任首相、部门大臣或者外交大臣，不会有女人出任顶级职位。无论如何我都从未想过要担任首相，但你总要坚信自己。
——撒切尔夫人 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MargretHildaRoberts）于1925年10月13日，在英国东部海岸林肯郡格兰瑟姆镇北校场其父母的杂货店里出生，天秤座。那时，她们的房子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热的自来水。
玛格丽特生于谦逊世家
格兰瑟姆处在一条交通主干线——大北公路上，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集镇。镇上同时还有运河和铁路可供交通。在玛格丽特之前，镇上最著名的人物是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IsaacNewton）。在玛格丽特年轻时，镇子上大约有3万人，既有繁华的富人区，也有简陋脏乱的贫民区，而她出生和成长于其中的店铺后方就是个贫民区。
如同撒切尔夫人的前任爱德华·希斯和继任的四位保守党党首——约翰·梅杰、威廉·黑格（WilliamHague）、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DuncanSmith）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Howard）一样，玛格丽特也出身于常被称作“谦逊”的世家。但事实上，这些辛勤劳作、自主经营的家庭正是不列颠的脊梁，他们凭借自我进取的精神在经济和社会阶梯上不断攀升，并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理想。
玛格丽特的祖上历来喜欢自主经营。其祖上连续四辈在北安普敦一带经营制鞋业，到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fredRoberts）持家时，则开了家杂货店，而她母亲比阿特丽丝·史蒂芬森（BeatriceStephenson）也做着自己的小生意。
玛格丽特和姐姐穆里尔（Muriel，1921年出生）一直住在店铺上面的房间里。此间的18年（直到玛格丽特离开文法学校去剑桥大学读书），她对经营杂货店的日常事务、问题解决以及决断过程等，可谓是耳濡目染，这些深刻地影响了她后来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方法。
玛格丽特的家乡格兰瑟姆经常被屈尊地称为“乡镇”，表明小镇规模有限，也缺乏城市的时尚、亮丽和精致。如果这种局限的确有所威胁的话，那玛格丽特的父亲则使之统统归于无效。
阿尔夫·罗伯茨无疑是对玛格丽特影响至巨的不二人选，就算她的政治导师基思·约瑟夫（KeithJoseph）、丈夫丹尼斯·撒切尔（DenisThatcher）和挚友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也只能望尘莫及。在早年生活中，父亲在身体上（身高超过六英尺）和精神上都令她景仰——他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人，每个礼拜玛格丽特都要为父亲从公共图书馆带回一堆书。阿尔夫在12或13岁时（对此报道不一）就离开了学校，起初在一家不错的“公共学校”的糖果食品店里当助理，但很快就喜欢上了食品配送和零售生意。玛格丽特成长的家庭远谈不上富裕，但父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实在，从来没有遇到过经济上的困扰。
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很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用品在那时都没有，甚至包括电视机；就是无线电（收音机）也是在玛格丽特快13岁时才有，而在当时也只有三个无线电台。于是，看书和听大人们餐桌边的谈话就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
严谨的罗伯茨家族
罗伯茨家族是严谨，或称为非常严谨的卫理公会派教徒。阿尔夫是个有声望的世俗传教士，这就意味着星期天要舍弃读报生活，去三次教堂，玛格丽特则在主日学校里弹钢琴。有时完成早礼拜，两次为主日学校服务后，玛格利特还要在晚上参加第四项仪式，尽管她不太情愿！
阿尔夫也寻机谋求市议会议员、市政官、市长、治安官和扶轮社杰出成员等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轰炸机对玛格丽特的家乡进行轰炸、意在摧毁当地的兵工厂和杀尽平民时，他担任了空袭报警员（ARP）。
保守党前议员大卫·米切尔勋爵（SirDavidMitchell）在其2008年的论文集《从议会到议会》中讲述过一个选民的故事：这个选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军飞行员，他驾机在飞到英吉利海峡上空时被击中，随后被海军救援队救起。由于受伤严重，这个选民在英格兰南部做初步治疗后需要去纽卡斯尔接受专家治疗。运送的火车行进得非常慢，而且不时停下来。在到达格兰瑟姆时，旅客被告知将有空袭，火车不能继续前进。受伤飞行员的担架被抬下放在候车厅的地板上。但很快，一名叫罗伯特的空袭报警员叫醒了飞行员，坚持将飞行员抬到他家，并且换了一张舒服的床过夜。第二天早上，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在上学之前为飞行员做了早餐。
通常，卫理公会派主义是滋生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温床，但对阿尔夫和其小女玛格丽特来说并非如此。阿尔夫虽然在名义上是自由党成员，是传统的19世纪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鼓噪者，但他却作为无党派或纳税人的候选人四处奔走，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个人责任是他人生哲学的基石，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StuartMill）的《论自由》则是他所读图书中的最爱。
身怀爱国热情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夺去了他弟弟生命的战争）期间曾六次，甚至更多次报名志愿参军，但都因体检原因未能如愿。
因此，聪明的小玛格丽特自一出生就完全浸没于公共事务之中；而且她乐此不疲，享受着其中的每一刻。在别的女孩还由妈妈陪着待在家里的时候，小玛格丽特就随着爸爸走出家门——或者到大学听讲座，或者去图书馆借书，或者埋首于晦涩的哲学课本。
玛格丽特父母的言传身教
但生活并非理论。随着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来到了玛格丽特家乡东南林肯郡的大平原。这里的地势非常平坦，易于建造飞机场；而且，濒临东海岸，比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靠近德国。美国空军的到来也成了罗伯茨一家餐桌上重要的话题。
玛格丽特的母亲比阿特丽丝则更加务实。从母亲身上，玛格丽特学会了如何生活持家。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果说阿尔夫为玛格丽特奠定了其后来人生哲学的基础，比阿特丽丝则教给了她管理个人时间的方法，后者使玛格丽特做事雷厉风行，非一般人所能及。从父母身上，玛格丽特学会了要慎重对待每一分钱，不要浪费，过活要量入为出，懂得节俭。
比阿特丽丝出生于格兰瑟姆，并在这里长大。她父亲是火车站行李处的服务员，母亲是位农家女，后来进工厂务工。28岁和阿尔夫结婚时，比阿特丽丝已经做了裁缝，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她33岁生下了穆里尔，37岁生下了玛格丽特。
比阿特丽丝是位富有热情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甚幸！)，而且非常节俭。她用打折买来的、质地不错的深褐色家具布置屋子；她给穆里尔和玛格丽特做的衣服，绝大多数用的也是在打折期间买的高档料子；帆棉布会被重复利用！据玛格丽特说，比阿特丽丝还是个手艺不错、善于搭配的厨师。她和阿尔夫一起唱歌时，阿尔夫唱男高音，她唱女低音并弹钢琴伴奏。玛格丽特学业太重，无法专注地学习钢琴。在她十六七岁时，由于要在几个月时间里完成别人得花上几年的拉丁语学习，一度停止了练习钢琴。到了夏天，通常由比阿特丽丝带上女儿们去旅行。由于要照看店铺，妈妈和爸爸从来都无法一起度假。比阿特丽丝比较长寿，在见证玛格丽特进入议会后，于1960年去世。对于母亲，玛格丽特这样记述：“她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她操持家务，在需要时协助打理店铺，招待来客并支持父亲的公务。作为市长夫人，主动为教堂做了很多社工事务。在诸如裁缝等家务中，充分展示了家庭主妇的聪颖贤惠和任劳任怨。”她还写道：“尽管后来我更多地谈及父亲对我的政治影响，事实上，我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将一个生命所承担的种种职责进行组织和融合的能力。”玛格丽特属于那种早熟的孩子。她在上小学之前就能自己阅读，并很快跳了一级；这也说明为什么后来她17岁时就能够上得了大学，而不是通常的十八九岁。她小时学习钢琴，在大庭广众之下背诵诗歌（从10岁起就多次获奖），这些无疑为后来的公开演讲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有位老师暗示玛格丽特赢得背诵比赛只是“走运”时，这个10岁的小女孩就做了一个关于努力与准备之价值的演讲。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玛格丽特还说，正是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Kipling）的作品和家乡电影院里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让她大开眼界，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由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Stewart）主演的经典影片《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对年轻的玛格丽特是个不小的冲击。不难想见，对于影片中被选举来履行已故参议员职位的年轻政治家（杰斐逊·史密斯，由斯图尔特扮演），玛格丽特满怀同情：在华盛顿，有一次史密斯与这个腐朽的政治机器顶了起来，拒绝放弃自己的原则并遭到了诬陷。不用说，电影以喜剧的方式结尾，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项提名，并且从上映之日起就一直在百部最佳影片之列。不过，玛格丽特是否看过罗纳德·里根出演的电影，是个疑问，特别是在她年轻时。
除了吉卜林，玛格丽特喜爱的另一位作家（当然也是由阿尔夫介绍给她的）是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他的观点对于正统的欧洲观念来说是泛自由主义的。他是个坚定的关税反对者，在他看来，关税是“邪恶的”，是“公然违抗美国理想的”。他说，关税只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我从根子上憎恨它”。他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来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声称“我希望看到国与国之间完全开放”。他还说，“需要凭借努力获取力量，凭借斗争巩固原则，凭借危机展示勇气，凭借专注实现目标。”这些坚韧的话语和巧妙的修辞后来都被玛格丽特所采用，她也因此而世界闻名。行走——玛格丽特几乎马不停蹄，或者跟随父亲一道，或者独自一人。她能走上一英里去学校，再走一英里回家吃午饭（比在学校要便宜）；然后再走一英里去上学，走一英里回家。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在格兰瑟姆的乡间长距离地行走；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在大萧条期间路过领取救济的长队旁看到的情景。
而诸如弹钢琴、背诵诗歌、看电影和陪伴好友玛格丽特·古德里奇（MargaretGoodrich）等，都是玛格丽特非常喜爱的活动。但对于她运动方面的技能，则只能从她自己的话语中去寻找，她曾自谦地提及自己是个很好的曲棍球中前卫。但无论怎么说，体育在她生活中从来不是举足轻重的，即使后来和是体育迷的丈夫丹尼斯在一起时也不曾改变。
总之，罗伯茨一家人都很勤奋，从不浪费一分一秒。这在玛格丽特快上大学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早在小学期间，哈丁小姐（MissHarding）的历史课，也许是和现实政治最有关联的一门课，对玛格丽特有所启发；但玛格丽特坚信是凯小姐（MissKay）的化学课为她打开了未来图景，成就她此后的大展身手。
阿尔夫和玛格丽特最终将目光投向了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克服。
一是玛格丽特不懂拉丁语，即使仅对于化学课来说，拉丁语也是前提条件，但她的学校没有教。阿尔夫拿出所有的积蓄聘请了一名家教。经过八个星期的突击，她的拉丁语达到了英国人所称的“O”级水平，要达到这一水平通常要经过数百小时的课堂学习和课后练习。尽管她智力业已成熟，而且有专门的家教，能在八个星期里达到这样的水平，仍然不失为一个奇迹。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微妙。数十年来有志于“牛桥”（“牛”代表牛津，“桥”代表剑桥）的中学生们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直接申请“12年级”还是去上更加有效的“13年级”？玛格丽特选择了前者，尽管她的老师，包括校长多萝西·吉莱斯（DorothyGilles）女士在内，都非常希望她选择后者。
起初看来，似乎老师们是对的：年轻的玛格丽特——不要忘了她已经跳过一级——申请“12年级”被拒绝了；在申请奖学金失败后，她只得进入“13年级”以便再试。
两个星期后，一份电报传来——有人被萨默维尔学院清退，玛格丽特启程踏上去牛津的求学之路。 第二章大学
我不知道有谁不经过努力就能出人头地。努力便是成功的处方。尽管努力付出未必总能将你带到顶点，但它会让你更加接近。
——撒切尔夫人 牛津大学是政治家的摇篮
1943年10月上旬，就在18岁生日即将到来时，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来到了牛津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当时正值战争：停电、空袭、警戒、食物定额配给、排队以及缺少糖块的茶饮，这一切都司空见惯。六十多年后我问她：“作为第一位女首相和第一位科学家出身的首相，哪样更加令您自豪？”
“哦，科学家出身的首相，绝对是科学家出身的首相。”她脱口而出，没有一丝迟疑。
能够在1943年非1944年（如老师们建议的那样）入学牛津当然是如其所愿，但这件事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在英国，绝大多数学位的学制是三年而不是美国的四年，这是因为英国的孩子要在中小学校度过14年而不是12年——从5岁到18岁而不是从6岁到17岁。
但牛津大学的化学专业是个例外——其学制为四年，最后一年是全身心地投入进行原创性研究；毕业时会同时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然而，从1944年开始，应成年学生（通常是已婚的退役军人）压缩时间以补回战争所误之需，学校临时设置了两年制的学位。这当然不是罗伯茨小姐想要的，她幸运地与之擦肩而过。
玛格丽特·罗伯茨所在的萨默维尔学院最初是作为会堂建于1879年，是首批向女性开放的学院之一，但直到1920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学学院。在珍妮特·沃恩女爵（DameJanetVaughan）的领导下，萨默维尔学院的学生没有宗教测试和功课，这与同时期绝对奉行英国国教（即英国圣公会）的玛格丽特·霍尔夫人学院有所不同。
显然，萨默维尔学院成了女政治家的摇篮，其中包括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Mrs.IndiraGandhi）、议员雪莉·萨姆斯基尔（ShirleySummerskill，议员伊迪丝·萨姆斯基尔博士的女儿）以及议员雪莉·威廉斯夫人（Mrs.ShirleyWilliams）——她曾任工党领袖，并于1988~2000年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教授，后来成为克罗斯比的威廉斯女爵。此外，小说家维拉·布里顿（VeraBrittain，雪莉·威廉斯的母亲）、艾丽斯·默多克（IrisMurdoch）和多萝西·赛耶斯（DorothySayers）也都是该学院的校友。珍妮特·泛恩女爵是个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观点也并不隐晦。她将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视作学院巢中的杜鹃，而且在四年相处中，珍妮特从来没有邀请玛格丽特参加过由她主办的社会活动。
罗伯茨小姐起初就发现了牛津的“冷酷和严峻”，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来到了牛津，非常思乡和忧愁……”尽管如此，她还是加入了牛津大学的巴赫唱诗班、卫理公会教徒研习小组以及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在唱诗班她唱第一女低音，巧合的是唱诗班负责人是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SirRobertArmstrong）的父亲托马斯·阿姆斯特朗（ThomasArmstrong）。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对首相工作驾轻就熟，多萝西·玛丽·克罗福特·霍奇金（DorothyMaryCrowfootHodgkin，1910~1994年）才被列入萨默维尔学院的校友与教师名人录。1943年时霍奇金才33岁，二十多年后，1964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并在1965年接受女王陛下颁发的功绩勋章（OM），是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二人。根据颁奖词，向其颁发诺贝尔奖的理由是“她运用X射线技术测定了重要生化组织的结构。”后来，英国邮政当局发行了她的肖像邮票以资荣耀；从邮票上的图案来看，似乎撒切尔夫人已经认出了她。霍奇金获得的功绩勋章是该勋章自1907年向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颁发以来第一枚颁发给女性的。而撒切尔夫人本人也于1990年以第五位女性获得者的身份领受了功绩勋章。
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中，霍奇金被描写为“一直给予帮助的老师”，她为撒切尔提供适当的助学金，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撒切尔补充道，霍奇金是一位“杰出科学家和天才老师”。一名撒切尔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JohnCampbell）记述了霍奇金对撒切尔的评价：“我会把她列入好学生行列。她在写作上完全值得信赖，文章流畅而富有见地。当然，有些东西是别人有而她没有的……她当然不会致力于专业（化学）。”但正如坎贝尔反问的那样：“她为什么要学习化学专业呢？这只是权宜之计！她从来都没打算成为一名化学家。”
据另一名传记作家雨果·扬（HugoYoung）的记载，罗伯茨小姐第四年的专业论文是以霍奇金研究助手的身份来撰写的。和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起工作，她被推至由霍奇金研究工作所带来的科学最前沿。她们的研究最终没有成功，但这并不妨碍撒切尔获得学位，而她们所研究的化学难题一直到1980年才被攻克。在牛津学习的女孩子中，只有少数来自“北方”学校，而大部分女学生是公共（也就是私立）学校毕业，她们得为牛津大学所供应的一切提供资源。这需要钱，而罗伯茨小姐囊中羞涩。
罗伯茨小姐充分利用时间——毕竟她有四年的时间。除散步、唱诗班、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和做礼拜（在卫斯理纪念教堂）等活动外，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化学家，撒切尔主要是听课和做实验，而实验往往一做就是一个下午。
政治才是罗伯茨小姐的命运
著名的辩论社团牛津联合会（OxfordUnion）是众多政治家磨牙利齿的地方，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不允许女生参加；而罗伯茨小姐可作为一名听众参与，在柱廊里观察他们的活动并牢记于心。由于在联合会满足了自己辩论的渴望，她将自己全力投入保守党联谊会，并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46~1947年）成为该会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主席。她使保守党联谊会焕发了活力，1946年秋，会员就超过了1000人，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玛格丽特·罗伯茨发现，尽管比20世纪30年代较为温和，但牛津仍是左翼占主导地位。战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党活动。对于庞大的集权政府来说，处于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势力无疑是关键角色。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从来不遮掩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乐意随时向人讨教；但在教堂和唱诗班里，她也只在内心坚持以上观点，并未广泛分享。当然，她是作为保守党成员为人所知，因为她是从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中走出来的。
罗伯茨小姐那一代人非常感激能有机会求学牛津，并且，身处战时的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向那些参军入伍的人偿还欠债，那些人在保家卫国时他们却只需安坐课堂。她主动请缨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餐厅侍奉美国空军驻上海伊塞的将士就餐，以示感激和作为偿还。她在萨默维尔学院一门长期课程就是关于细小单元的重要性的。正如安排化学实验室是学校层面的事情，但在学院层面的生活中仍有很多事务值得注意。牛津大学便具前瞻性地主张权力下放原则！
牛津对于玛格丽特·罗伯茨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没有任何一所其他大学对当代英国政治能起到支配作用。事实上，有25位英国首相出自牛津。而自1945年普选以来，担任首相的艾德礼（Attlee）（1945~1951年）、艾登（Eden）（1955~1957年）、麦克米伦（Macmillan）（1957~1963年）、道格拉斯－霍姆（Douglas-Home）（1963~1964年）、威尔逊（Wilson）（1964~1970年及1974~1976年）、希斯（1970~1974年）、撒切尔（1979~1990年）和布莱尔（Blair）（1997~2007年）全部都是牛津人。也就是说，英国首相一职只有14年是由非牛津人担任的。罗伯茨小姐在牛津的时光，可以根据不同层面一分为二。前两年她住在学校，而后两年她从学校搬了出去，住进了被英国人称作“Digs”的私人出租房。在前两年里，学校里女性多于往常，因为男人都在前线打仗而留下的男性非老即弱，或者就是正等待应征入伍的少年。在罗伯茨小姐大学的后两年，大批军人退伍，重回或新入大学。这改变了学校的整个氛围，也为罗伯茨小姐增添不少见闻。
其实，还在学习化学时，政治就已经是罗伯茨小姐的挚爱和命运。正是在牛津，她初识了很多在政治道路上将与自己交织相伴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议员兼教育大臣爱德华·博伊尔（EdwardBoyle），《泰晤士报》编辑、上院议员，也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思想的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Rees-Mogg），以及撒切尔法律室成员、创办了形式真实而激烈电视采访节目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戴（RobinDay）。其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还有托尼·贝恩（TonyBenn），那时叫作安东尼·韦奇伍德·本阁下（Hon.AnthonyWedgwoodBenn），是斯坦斯盖特勋爵（LordStansgate）的儿子，同时，也是后来任劳动大臣希拉里·本（HilaryBenn）的父亲；肯尼思·哈里斯（KennethHarris），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新闻记者，并为撒切尔撰写传记，书名为《简约的撒切尔》；以及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Crosland），他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倡导工党的现代化，后来和撒切尔一样于1965~1967年间担任教育大臣。克罗斯兰说了句著名的话，“如果有一件事我需要去做，那就是拆掉全英所有的中学”；而撒切尔担任教育部长时，主要工作就是阻止克罗斯兰政策的实施。英国具有争议和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兼作家，于1980年离世的肯尼思·泰南（KennethTynan），也是同时代的著名人物。此外，还有卢多维克·肯尼迪（LudovicKennedy），他是记者（包括为《新闻周刊》工作）、作家兼播音员，以及1958年洛奇代尔市的自由党候选人。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主席，撒切尔接触了许多保守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在1943年（上大学）到1953年（龙凤胎孩子出生）期间结识了众多青年才俊，以至于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在晚上看电视新闻时，所见的都是老“伙伴”的消息。
谁影响了未来的“铁娘子”
在牛津，罗伯茨小姐还继续博览群书，这也对她影响不小，特别是阅读了C·S·刘易斯（C·S·Lewis）的《地域来鸿》（1942）和《人之尽弃》（1943），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柯姆·布罗根（ColmBrogan）的《人民是谁》（1943）和《我们的新主人》（1947），阿瑟·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1940）以及卡尔·波珀（Karl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
在牛津四年的求学时光度过一半时，英国迎来了1945年的大选，结果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温斯顿·丘吉尔被社会主义者克莱姆·艾德礼（ClemAttlee）击败。罗伯茨小姐在牛津大学内积极为昆廷·霍格（QuentinHogg）进行活动，在学期结束时，她又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格兰瑟姆为沃思（Worth）少校工作，担任他的“暖场”发言人，那时她才19岁零9个月大。同年6月29日的斯利福德政府公报称她“非常年轻”，而她的开场白则是“我以非常年轻的保守党人士的身份发言”；那时，她将年轻作为优势予以充分利用，因为正像她所宣称的那样，她那一代人将要承受众多变革带来的“冲击”。
二十多年前，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队回来时，政府许诺给他们“一个适合英雄的乐土”；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却齐步跌入了大萧条之中。这一次，他们“不会上当”。他们喊出口号：“战争时如何，和平时亦应如是”，也就是要求政府拥有、控制和指挥几乎一切事务。毕竟，这在战争时期非常有效，不是吗——那时我们将个人私欲抛掷一边，大家齐心协力！既然在战争时期有效，那在和平时期当然也应该有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效；那么当丘吉尔在指挥作战、忙于对外时，为什么不能由杰出的艾德礼先生管理国家？而且，丘吉尔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盖世太保”来执行他们的政策，这对于他的竞选理由并无助益。那些年是集体主义的光荣岁月，经济命脉国有化，福利主义扩张，卫生行业国有化并整合成立国家卫生部（NHS），而且很快在精神上也取代了英国国教会。在1988年，撒切尔首相甚至被迫表示“国家卫生部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而他们对于英国人民的控制也是如此。
随着丘吉尔落选，学年考试的结束，玛格丽特·罗伯茨也开始了在牛津的最后一年生活，以牛津大学保守党联谊会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前往黑泽参加保守党大会。黑泽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海滨，历史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喧闹、惬意、科尼岛般的度假小镇，主要饮食是鱼和豌豆泥薯条。数十年来英国的主要政党都在这里举行它们的年度大会，会期从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历时三个星期——一般开始于夏季休假结束，闭幕于女王召开新一届议会之前。这样的演出似乎总是在海滨胜地进行，数十年来保守党和工党总是在北方的黑泽与南方的布莱顿之间轮流举办年会；而近年来，西南部时尚的博内茅斯、约克郡亮丽的哈罗门和恢复生机的曼彻斯特也都进入了待选的行列。
玛格丽特·罗伯茨醉心于如此众多——不是上千也有数百的保守党同僚之中，但其中缺乏反对社会主义及其姊妹共产主义的明确立场，这不免让她有些沮丧。对她来说，整个会议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气息，人们都意识到保守党不得不学会如何应对而不是抵抗这些彻头彻尾的废话。这种不安在1947年5月她正准备离开牛津时进一步增强了；保守党出版了《工业宪章》（IndustrialCharter），而这本册子在她看来完全就是一份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狗粮，其中只为自由市场主义者添加了几块碎骨头。据报道，丘吉尔对此非常不快，而那些作者并没有认识到将要发生的是什么！
两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在牛津度过的那些年里，对罗伯茨小姐来说，有两个日子是刻骨铭心的：1945年8月6日和1946年3月5日。
作为科学家，尽管还在学习之中，对于1945年8月6日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背景她还是相当了解的。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遍了所有有关原子弹轰炸影响的报刊书籍，结果完全赞同美国的解释，那就是原子弹轰炸将战争带至终结。
就在七个月之后的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讲，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她渴望听到的反共产主义的讯息。丘吉尔的演讲包含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向共产主义发出严厉的警告。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不过，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协调一致地行动着。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此两处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处在幼儿时期，共产党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和威胁正与日俱增。”
演讲的第二个用意就是阐述美国和英国之间牢固的“特殊关系”所赖以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纽带。
“如果在美国的人口之外，再加上英语联邦国家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在海上、在全球、在科学和工业、在道德力量上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颤巍不稳的力量均衡，也就不会给野心和冒险以可乘之机。相反，对安全的确保就具有了压倒性优势。
“如果我们忠诚地坚持联合国宪章，沉着稳步向前，不去觊觎别人的领土和宝藏，不谋求对人的思想横加控制；如果不列颠的道德、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在兄弟般的联合中结为一体；那么，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将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不仅是我们的，也是所有人的；不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属于将要到来的一个世纪。”
在关注“窗外”事务的同时，阿尔夫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位，她已经着手步入社会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她能走多远呢？第三章启程
天上不会掉铜板，它们需要在世间来争取。
——撒切尔夫人
从1947年夏到1959年秋，玛格丽特·罗伯茨／撒切尔异常地忙碌。其间，她最初从事过化学研究，两次角逐过由工党把持的议会席位，同丹尼斯·撒切尔结婚，并生育了龙凤胎马克（Mark）和卡罗尔（Carol）。她还尝试过法律，获得税务律师资格。她经常撰文和演讲为保守党利益而呼吁。在被数个本有把握稳操胜券的议席拒绝后，她最终还是以绝对多数的得票赢得了议会席位。
撒切尔初涉政坛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面试之后，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选择了艾塞克斯郡曼宁特里市的BX塑料制品厂。这个厂位于伦敦以东泰晤士河口的北岸。她住在秀丽的科尔切斯特，每天和同事一起坐公交上班。很快，她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并纵情于其中的政策研讨团体。她避开年轻保守派——那儿在当时只不过是个婚姻介绍所，而主要关注1939—1945团体，这里聚集着更多年长而且严谨的战时思想者。他们大多人到中年，年轻一点的也快三十，而撒切尔就成了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了。
1948年秋，保守党年度大会将在威尔士的海边胜地兰德诺举行，而玛格丽特·罗伯茨计划着以保守党牛津大学校友联谊会代表身份出席。还有几天才满23岁的她没有私人收入，也不在党内通过的候选人名单上，然而却给肯特郡达特福德市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影响，以至于邀请她申请成为他们的候选人。肯特郡位于伦敦之东，泰晤士河口南岸，有“英格兰花园”的美称。这里也有些粗放工业区，达特福德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也是工党地盘，约有2万人支持工党，因而保守党将达特福德列为“该郡最有敌意的地方”。
通过三轮的见面会，玛格丽特·罗伯茨于1949年1月31日脱颖而出成为正式候选人，而那时她才23岁！她先前就推测：绝大多数人支持工党将有助于自己当选。因为当地的保守党人从来都不会赢得这样的一个席位，于是他们也就没什么可以失去的——管他们怎么想呢！就让我们与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士为伍，她精力充沛、充满活力，通过她，我们也许能扬名全国。
1949年2月是个相当重要的月份。首先，玛格丽特·罗伯茨设法说服本党的总部，即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将她加到已通过的候选人名单上。其次，在正式的选举会议上，她获得了所有选民的支持（全体的100%而不仅仅是官员）。再次，在为选区官员举行庆祝晚宴的那个晚上，她遇见了商人丹尼斯·撒切尔，丹尼斯参加了她的选举会议，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非常喜欢。后来丹尼斯开车将她送到伦敦市中心的利物浦街车站，她从那儿乘晚班火车回了艾塞克斯。
玛格丽特·罗伯茨很快发现，从艾塞克斯到肯特要在伦敦市中心辗转两个不相连的车站，行程无法安排，于是果断地从BX塑料制品厂辞职，加入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J.里昂所从事化学研究，并在自己的选区达特福德租了房子。
大选即将考验罗伯茨
1950年，对撒切尔而言，大选即将在一年内开始，她早上写文稿，下午推敲修改，晚上则在一个接一个的会上发言。大卫·米切尔爵士说，他是玛格丽特·罗伯茨的暖场发言人之一。
晚上的发言结束后，丹尼斯拉着大卫喝上一杯，并评论说：“如果你听所爱的女人做同一个演讲21遍之后还爱着她，那就一切都妥了！”那大约是电视对竞选造成强烈影响的十年前，当时，竞选是非常辛苦的体力活。即使是对24岁的年轻人来说，也会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但她首先是向全国，接着是向世界展现出了她鲜亮的特质。她是竞选议会席位中最年轻的女性，她与伦敦和媒体都关系密切，她引人关注、单身、有文化，而且——用我的话说——善于表达。
工党在议会中的胜出席位从众多的146个减少到了5个，玛格丽特·罗伯茨也将达特福德支持工党的多数选民人数从约2万人骤减到约1·4万，而丹尼斯（比她大10岁，已经离异——具体见下文）也向她求婚——在慎重考虑之后，她接受了。
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地区竞选经理人贝里尔·库克（BerylCook）也对她印象深刻。英国主要报纸《每日电讯报》最近披露，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守党档案里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库克是这样描写玛格丽特·罗伯茨：“每次集会会场都挤满了人，最后只好限制入场。如果会场的隔壁是电影院，电影院的经理会跑出来——因为有那么多的人从会场离开，他以为失火了，而事实上是这些人无法进入会场。
玛格丽特·罗伯茨擅长解决问题，总是直截了当地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从来没有人诘问她，人们都无比敬佩她。当集会结束时，人们都围到她身旁，通常是社会主义者，继续问问题，问一些真正的问题。罗伯茨小姐到过很多工厂，拜见工人并向他们发表演讲。对此，社会主义者们非常恼火；直到后来他们了解到工厂也向他们开放，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时他们才不失体面地承认是由她先拜访那些工厂的。”《每日电讯报》所报道的那份档案里还有另一份备忘录，时间比前一份晚两年。在这份备忘录里，负责议会候选人工作的保守党副主席约翰·黑尔（JohnHare）这样写道：“她（玛格丽特·罗伯茨）是位杰出的年轻女子，最近的婚姻以及即将到来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都不可能阻止她成为政治的追逐者。贝里尔·库克小姐将她描写为迄今所知的最优秀的女性候选人，对此我完全赞同。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她独特的气质、引人注目的魅力和高于常人的智慧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竭力地提醒她下院生活的种种恐怖，特别是对家庭的影响，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未能使她却步。”
在只有5个胜出议席的情况下，工党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大选为期不远了——只有几个月而不是几年了。玛格丽特·罗伯茨很快就被达特福德的朋友们再次选定为候选人。她在1950年是如此出色，有望寻得任何一个更好的（可以赢得的）位置，但除了对那些凭着勇气选她的达特福德居民100%的忠诚外，她没有任何别的依靠。
玛格丽特·罗伯茨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福特“长官型”，于是搬出达特福德选区，住进了皮蒙里克圣乔治广场马车房中的一所小公寓。这里位于伦敦泰晤士河较繁华的一岸，北边是威斯敏斯特，西边是切尔西，西北是维多利亚和贝尔塔莱维亚，是个有点波希米亚风格的地方。这个地方离丹尼斯的公寓也不远，但由于她的周末为政治活动所占据，而丹尼斯则是奉献给了橄榄球协会的比赛，两人的浪漫则多数是周中工作日的事情。碰巧的是，在玛格丽特·罗伯茨搬进皮姆里克时，当时英国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正在为由玛格丽特·卢瑟福（MargaretRutherford）和斯坦利·霍洛韦（StanleyHolloway）主演的电影《买路钱》（PassporttoPimlico）做市场宣传。该影片属于经典的英格兰风格，自然吸引了年轻政治家玛格丽特·罗伯茨的关注。剧情简单地来说是，皮姆里克的居民对官僚作风和战后的食物定额配给（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结束）感到恶心和厌倦。在发现了皮姆里克与英联邦之间的一个古老协议之后，他们成了国中国——如果你不是这里的居民，那就需要护照才能出入，这就是影片名称的由来。
影片中许多场景是以政治为标靶的。当时正值“柏林封锁”时期，在杜鲁门总统告诉司令官卢修斯·克莱（LuciusClay）不要武力强攻高速公路以免引起另一场战争之后，英美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空运供给。影片中皮姆里克居民被英国政府隔离的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柏林封锁”。难忘的1951年
很快，大选在1951年10月25日如期而至。12天前刚度过26岁生日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以1·2万票、85%支持率的优势完胜对手。保守党也赢得了17个胜出席位，温斯顿又回到了唐宁街10号。
之后，玛格丽特·罗伯茨和丹尼斯·撒切尔定于1951年12月13日在伦敦城市路上的卫斯理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此时，她与另一位杰出人物阿尔弗雷德·博瑟姆爵士（SirAlfredBossom）已是心腹之交，后者在1931年到1959年担任肯特郡首府梅德斯通市的选区议员。据我推测，他们是在1949年玛格丽特·罗伯茨获得候选人资格不久的8月12日认识的，地点在达特福德橄榄球场，那天他主持召开了一个全郡的保守党大会，而玛格丽特·罗伯茨则为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的重要演讲暖场。
博瑟姆是位建筑师，他在1903年时移居美国，并于1910年娶了来自纽约的姑娘艾米莉·贝恩（EmilyBayne）。在匹兹堡的卡内基钢铁公司为员工建造福利房后，博瑟姆又去了达拉斯，在那里他参与了很多大厦的建设，其中包括为安豪泽－布施公司的创建人阿道弗斯·布施（AdolphusBusch）建造的阿道弗斯宾馆。在获得财富之后，他返回了英国投身政治；1953年被授予准男爵爵位，1960年成为上院的终身成员。
博瑟姆是丘吉尔最亲密的酒友，丘吉尔甚至会说他要“去和博瑟姆会饮”，因而结束严肃的内阁会议。但据说在1931年大选之后，当第一次听到博瑟姆这个名字时，温斯顿说了“博瑟姆？博瑟姆？不是指这个也不是指那个”，意思既不是“胸乳”也不是“屁股”（此二词在英文中与博瑟姆发音相似），就是博瑟姆！
博瑟姆之于罗伯茨小姐和撒切尔先生的意义在于，在这对夫妇最重要的日子那天，他将自己位于卡尔顿花园5号的尊贵住所借给了他们。玛格丽特从卡尔顿5号走出，前往教堂与丹尼斯结婚；在卡尔顿5号，他们举办了婚宴；也是在卡尔顿5号，博瑟姆在自己家中向新婚夫妇敬酒祝福。父亲阿尔夫·罗伯茨当然在场，眼见女儿一切安排得如此妥帖，想必也陶醉其中。而博瑟姆无疑是那天的主导者。
当玛格丽特·撒切尔进入下院时，博瑟姆正好离开，前往上院任职；到了上院的四年之后，他于1964年初秋离开人世。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每年都为他举办纪念论坛。
在马德拉度完蜜月后，新婚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享受优裕而舒适的生活。丹尼斯工作干得很好，战争时期的各种限制已经取消；而撒切尔夫人的政党主政，自己也有了一套位于时尚地段的舒适公寓。但对于她来说，闲着就是一种犯罪。很快，她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律师，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可以将化学与法律相结合以从事专利诉讼的考虑。而且，自从父亲阿尔夫做了治安官，能经常和法务官员共进午餐时起，她就一直对法律感兴趣。
撒切尔夫人喜得龙凤胎
1953年初，撒切尔夫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令她惊喜不已的是——竟然是龙凤胎。8月15日，她提前几个礼拜进行了剖腹产手术，马克和卡罗尔顺利出生。此时，一无所知的丹尼斯还在伦敦南区的椭圆板球场观看英格兰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一场关键性国际比赛。四天之后的星期三，也就是8月19日，英格兰队终于赢得了比赛，而作为战利品的灰烬杯（Arshes）在时隔近20年后再次回到了英格兰。对于非板球运动员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像丹尼斯这样的体育人士来说却意义非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拥有了儿子、女儿和灰烬杯。还有什么能超越这些的呢？
在等待出院的时候（在20世纪50年代，产妇和婴儿通常要在医院待上两到三周），撒切尔夫人就定下了四个月之后要通过律师考试的目标。她当即签下了订书单，附上支票后送了出去。出院回家后，她请了一个保姆帮忙料理家务，而自己则埋头于法律书本；11月，通过考试后，又作为学徒进入律师事务所。在随后的两年里，她待过四家办理不同类型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最终在辞掉专利律师（没有多少活可以做）之后，选择了税务律师（这里人也不少）。
但撒切尔律师并非是个目光短浅的法律工匠。她深入研究法律哲学后发现，A·V·戴雪（A·V·Dicey）在《英宪精义》中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并警告任何旨在破坏它的举动。对戴雪的深入研究于她的观点影响甚大：为达到自由，法治比任何一人一票制度都更重要。1960年，撒切尔夫人又开始阅读哈耶克，先读了《自由秩序原理》，后来又阅读了于1973~1979年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本书中附录了哈耶克著名的短文《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如此，担任在野党党首期间（1975~1979年），在那些有些粉色（社会主义）政策参谋的会议上，她常常将《自由秩序原理》摔在桌子上，并大声宣告：“这才是我们所信仰的！”
初为人母的撒切尔夫人有意识地选择不作为候选人角逐1955年5月25日的大选。这次大选保守党的胜出议席增长到了令人舒心的54席——随后保守党的安东尼·艾登被任命为首相。然而，人们总是更多地要求她做一个演讲者，她觉得自己距离实际行动太远，因而变得焦躁，这令她非常不快。
继而，1956年，英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失败为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意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次失败令她的国家、政府以及保守党非常难堪，也很快导致她们的党首安东尼·艾登下台。首相的职位由哈罗德·麦克米伦接替，而他与丘吉尔都有一位美国籍的母亲。在个人传记的卷中，撒切尔说苏伊士运河事件给了她四个重要的教训：·在没有“下定决心并有能力结束战争”时不要开战；
·“在所有事关英国利益的重要国际危机中”，不要处于美国的对立面；
·确定你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国际法”；
·优柔寡断者必败无疑。25年之后，当英国因福克兰群岛派军远涉8000英里在阿根廷的后院开战时，这些教训依然使撒切尔夫人受益匪浅；当她劝说乔治·W·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这些教训也派上了用场，“乔治，现在可不是举棋不定的时候！”在撒切尔夫人看来，下一次的大选最迟在1960年5月举行，这意味着1959年的春天和秋天将如每届政府到期前的几个月一样，随着选举的迫近以及首相办公室实施紧缩，这将是最浪费的时候。
撒切尔参加竞选
基于在1950年和1951年的竞选中有上佳表现，并且给党内要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丹尼斯·撒切尔夫人有权选择是要一个确保的议席还是参加伦敦的选举。她将答案传递给了靠近议会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CCO），那里的伦敦首席竞选经理人非常乐意辅助这位后起之秀。毕竟，在事业发展上是提携还是阻碍，中央办公室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不可能一切都一帆风顺，就如在奥尔平顿、在梅德斯通、在贝肯汉姆、在赫默尔亨普斯特德那样，撒切尔夫人要与150~250个申请人争得最终3~4个名额。她要发表演讲，而这种演讲就是将自己当作靶子，接受有敌意者的问题轰炸。譬如，有人会问，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如何能够胜任下院议员的繁重工作？即使她自己能够支撑下来并最终赢得选举，她的孩子难道不会因此遭罪吗？
撒切尔夫人给出的理由是：丈夫（较为富裕）全力支持她，一流的保姆会全力帮助她，而且她本身就是妈妈、律师双肩挑，因此对驾驭好“议员—妈妈”这驾马车很有信心。由于公开持有敌意的大多是妇女而不是男人，她的理由很奏效。
1958年7月，撒切尔夫人将自己的名字提交给了伦敦北部的芬奇利选区，该区的时任议员约翰·克劳德爵士（SirJohnCrowder）即将退休。她根据建议选择着装，对地区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她的演讲被琢磨得完美无缺，而且这时的她对公开演讲充分自信，不需要任何书稿。无疑，过去四年的经历又要重新来过。最后，她和三位先生胜出。这三位先生的年纪都在四十多岁，公共（也就是私立）学校毕业，每每都由精心打扮的居家太太陪伴；丹尼斯则因忙着一年一度的销售月而出差去了非洲，并且对于她的事情没有一点概念。
撒切尔夫人独自奋战，虽然面临相同的私人问题的阻碍，但这一次她涉险过关：第一次投票时以36对35胜出，第二次投票以46对43胜出。在今天，女性候选人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因此很难相信她当时面临的反对是多么根深蒂固，要想胜出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和忍耐。
少数几个丧失理想的激进主义者（大多是女性）还在与生活为难，但当撒切尔夫人呈现在全体选民面前时，没有一个人投票反对她，要知道传统意义上的“一致”实际上只不过是“压倒性”而已。数天之后，当丹尼斯在尼日利亚转机，顺手捡起一张丢弃的伦敦报纸《标准晚报》后，才知道她已经取得候选人资格。
大约14个月之后，选举完成。1959年10月8日，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16260张选票，以胜出3500票的优势如期成为下院的芬奇利议员。这一天距离她34岁的生日还有5天，而龙凤胎姐弟也刚6岁多——她已经启程上路。唯一的问题还是，她究竟能走多远？ 第四章当选如果你打算对任何事情都随时准备妥协，那你将一事无成。
——撒切尔夫人
有趣的是，平民院的新议员们首先要就居家安排作出决定。那些距离首都较远地区的议员一般会继续保留位于选区内部或附近的家，并在威斯敏斯特或者邻近的皮姆里克和朗伯斯增置一些小公寓。那些来自伦敦，特别是中心区的议员，则无需安置两个家，但也同样倾向于居住在选区的内部或附近。
撒切尔夫妇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尽管芬奇利在伦敦偏北的位置，他们还是在伦敦南部丹尼斯的家乡肯特郡靠近法恩伯勒的地方购买了一所大房子。这是他们唯一的住所，尽管撒切尔夫人经常很晚驾车回家。对她来说，早饭不管吃的是什么，都是一天中重要的一餐，因为是一家四口一起吃。而且，吃早饭可是“党督的指示”啊！
孩子们在学校上课后（马克和卡罗尔很快就将上寄宿学校），撒切尔夫人将专心处理信件、文件，撰写演讲稿，然后驾车45分钟（如今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到威斯敏斯特吃午饭，下午2∶30做完祷告后开始工作。
去教堂是每周日的重要活动。丹尼斯信奉英国国教（美国的圣公会教徒），而撒切尔的家人不希望龙凤胎姐弟为不同的礼拜仪式感到困惑。好在当地的英国国教组织是低教会派不是高教会派，对于卫理公会派的玛格丽特来说还能接受。因而，在周日这天她参加英国国教的礼拜，但并不总是能够如愿成行，因为她不愿在安息日将自己的随身卫队从他们家里拖出来。平民院里的撒切尔夫人
得益于1922委员会和党督办公室会议、资深议员建议以及搭档制度，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全面参与了平民院的各种议程以及大小路径。在搭档制度中，撒切尔夫人碰巧发现了一位工党的北部议员，非常乐意和她“配对”，他是她在达特福德时期就认识了的一位社会主义者。绿席上进行的有关议程、日程安排、演讲和辩论等所用的时间是确定的，从来不予替换；在她确信自己找到了其中的诀窍之前，撒切尔夫人都是严格在规定时间内行事。
尽管如此，一位女同事评价说，“会议的气氛就像男人俱乐部”。下院议员在会议厅里都没有固定座位，因此，当六百多名议员中有半数以上与会时，没有座位的人通常就站在或者坐在地板和台阶上。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撒切尔夫人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坐到后面四排（这四排只供后座议员使用）或者中央走道的下方或南面。时隔31年，在等待离开平民院就任贵族院的几个月里，她再次回到了这个位置。
1959年10月20日议会再次召开，之后不久就是投票从后座议员中选出提案议员的时间，被选出者获得向议会介绍其提案。在309名同事中，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出乎意料地排在第三位。她可从来没有中过彩票，而现在却来到了启动立法的重要位置上。
要想使自己的提案变成法律，你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非常幸运地位于前列——只有排在最前面的两三个人才有真正的机会；二是政府的支持，至少应不明确反对；三是没有来自诸如压力集团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会导致反对议员发表长篇大论以阻挠提案的通过。
起先，撒切尔夫人考虑选择一个比较技术性的法律问题，提出修正案，但这对身为律师的她来说是件乏味的事，故而未能专心去做。接着她又考虑了一个宣布工会公司为非法的提案，但党督办公室觉得这个争议太大了，还需要耐心等待！最终，她选定了在保守党党章中提到的公民自由优先的议题，就此提出的修正案一定会获得超越党派的广泛支持。她对此很有兴趣，也很有热情。可议案具体内容该是什么呢？长期以来，英国的媒体都享有法定的权利，就是出席地方城镇的政务会议，报道会议情况。但是这项权利对委员会不适用，以至于政府官员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全体官员的委员会”从而将媒体拒之门外。其结果就是纳税人好几十亿的钞票被秘密地花掉了。这对于政务官员和他们雇用的官员来说，怎么说都是很惬意的；但这是令人憎恶的事情，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十分反感。
当政府赞成选择这一议案时，前进的道路瞬间明朗。一位前检察总长来帮助起草议案，一位来自相关部门的初级大臣随时听候差遣，而她也是这样结识了自己最伟大的盟友准男爵基思·约瑟夫。她与基思非常亲密，以至在自己两卷本的回忆录中，就有一卷在说基思；另一卷记述了丹尼斯、家人以及任首相期间所有为她工作过的人。
在整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开始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公共选择理论或政治经济弗吉尼亚学派。之所以称之为弗吉尼亚学派，是因为这一理论由北弗吉尼亚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1986年获诺贝尔奖）和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创建。而撒切尔议案涉及的双方都跳了起来，新闻编辑和记者们为之欢呼，地方政府委员和官员们却竭力反对。
关于议员所提议案的辩论都安排在星期五。而大多数议员会在星期四晚上赶回自己的选区，所以星期五时下院里常会空无一人。撒切尔夫人了解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其出现，她亲自提笔给所有250名后座议员写信，恳请他们务必参加议案的辩论。
于是，撒切尔夫人又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她将在议会第一次发表演讲。这种演讲通常持续15分钟，前5分钟是对前任议员的歌功颂德——赞叹他一番；中间的5分钟是谈自己选区的美好——与之相比伊甸园简直就是贫民窟；最后5分钟扯些没有争议的内容。她曾经想过要谈谈拉德克利夫勋爵（LordRadcliffe）在《货币体系运转报告》提出的技术性议题，但那样的话就要为之起草一个30分钟的演讲稿，也就没时间准备自己的议案了。故此，最终她在首次演讲中特立独行地（据我所知）只是介绍了自己的议案。在辩论当天，出席的有200人左右，这在星期五是个巨大数字——撒切尔夫人写信的成效可谓壮观。政府中三位女性议员全都出席了，这反映了她们团结一心。在她脱稿演讲之后，议案便以152对39的优势票数顺利通过。在野党发言人评价说，她的演讲无疑达到了前座（相对于后座来说）的水平，媒体更是称赞这是1959年新任议员中最棒的首次演讲。议案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议会法案，也就成为了国家的法律，尽管在各个阶段都非常顺利，没有经过什么壮烈的斗争，但仍让这个新任议员——玛格丽特·撒切尔受益匪浅。
尽管获得了初期成功，撒切尔夫人仍然常常感觉自己跟不上“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她非常关注诸如社团这样的特殊利益群体，也非常乐于追逐新近左翼的狂热。但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自由市场的主张也并非总是水火不容；传统保守党倡导的价值正在被忽视。
所有这些都在撒切尔夫人胸中涌动并最终溢出，她做出了违抗党督的举动，这是她任职下院议员的33年里仅有的一次。她投票赞成鞭笞暴力少年犯。这是整个1951~1964年间保守党执政期间最大的一次违抗党督事件，有68名同僚和她站在一起。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撒切尔夫人明白违抗党督的行为会影响晋升的机会，但是保守党后座议员中缺少有抱负、能力强的女性，也不能眼看着部长级别中己方人员的减少。因此，1961年秋天，当仅有的三位女性议员中有一名要离职时，她的机会来了。还处在36岁这个羞涩年龄的她被任命为养老金与国民保险（NI）初级大臣，对内阁大臣约翰·博伊德－卡彭特（JohnBoyd-Carpenter）负责。她赴任的第一天，约翰亲自在前门迎接她——对此她非常感动，后来在担任教育大臣时她也一直这样做。
现在，养老金与国民保险部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过度承诺的项目，它建立在对前景充满希望和乐观的脚本之上；如同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所暗示的那样，纳税人对养老金的贡献与领取养老金的权利是相互关联的。公正地说，最初贝弗里奇勋爵曾建议设置20年的等待期，以使基金壮大；但当项目受到公众青睐时，就很容易激发立刻兑现利益的冲动，以致整个项目更加不稳定。
今天，养老金事务归属就业与养老金部，而国民保险归属女王陛下税务与海关总署。
回到1961年，这种制度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恰好具有分析税务律师的思维，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不足。她细细品味着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全面驾驭以及随后对社会主义者对手的征服；在她看来，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一计划即使不意味着富裕殷实，那也意味着衣食无忧。
在随后的三年里，首相麦克米伦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Douglas-Home）先后对大臣职位进行洗牌，保守党阵营沉沦期间，撒切尔夫人先后服务过三位大臣。1963年初，法国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deGaulle）否决了加入统一市场（后来更名为“欧共体”，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后来又更名为“欧盟”，即“欧洲联盟”）的提议。对于议员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及众多的右翼人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混杂着少数民族狭隘意识和那位否定者的傲慢姿态的一个小小刺激而已；毕竟英国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等50个国家在内的英联邦之间。法国的拒绝加入只不过是个很小的贸易事件。
道格拉斯－霍姆担任首相一年之后，就在1964年秋天的大选中落败；社会主义者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以胜出4席的优势入主唐宁街10号。在过完39岁生日的两天后，撒切尔夫人再次获得了芬奇利的席位，虽然胜出票数因年轻的自由党对手约翰·帕多（JohnPardoe）（后来在1966年至1979年间担任北康沃尔选区议员）而减少到了9000张。哈罗德·威尔逊的胜出几乎是个奇迹，但有其多方面的成因。
首先，英国媒体对从贵族院辞职以返回平民院领导保守党的老贵族道格拉斯－霍姆进行了无礼的、粗鲁的嘲讽和批判；
其次，道格拉斯－霍姆从事国际赛马比赛，对于选民感兴趣的生计问题不太重视；
最后，由于保守党在临近选举时废除了零售价格维持政策，从而疏远了那些小企业家。废除的动议是由爱德华·特德·希斯（商会主席）提出的，并获得了同僚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热情支持；但导致了严重后果，历来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宁愿待在家里也不去投票。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兹尔·亚梅伊（BasilYamey）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报告，希思已经使生产商停止在产品包装上印上价格的做法。在价格标示的制度下，销售受到了限制。
如果在某一个地区的商店里新的披头士纪念册标明是6便士19先令，那它在全国各个商店都是这个价。消费者将这视作敲诈，因为印上价格的做法阻止了零售商的打折；换句话说，它限制了零售商以削价的方式进行竞争。
禁止贴价格的做法后来被终结了（这是通过允许建立超市的方式做到的，但在那时英国还不存在超市，最早的超市是由理查德·布兰森开办的“天然”），但这一事件令保守党代价惨重，而39岁的撒切尔夫人将在随后的五年里处于在野状态。
第五章在野（一）
我从事政治是因为善恶斗争的存在，而我坚信善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撒切尔夫人1964年的变数意味着第二次大选只会早到不会晚来，就像1950~1951年间那样。保守党迅速采取行动，抛弃道格拉斯－霍姆，开始选举新党首；特德·希斯即刻大败其他对手。起初，玛格丽特·撒切尔想支持自己相邻选区的议员雷金纳德·莫德林·巴尼特（ReginaldMaudlingBarnet），但后来被当时的密友基思·约瑟夫爵士说服，认为特德是更好的候选人。
从担任养老金影子大臣开始，在6年的时间里，玛格丽特·撒切尔先后担任了5个全新而各不相同的影子大臣，分别是住房与土地影子大臣、税务影子大臣、燃料影子大臣、交通影子大臣和教育影子大臣，其中，后三个职位属于影子内阁。
哈罗德·威尔逊适时地请求女王陛下解散议会，随后又在1966年3月以胜出97席的优势重新回到首相位置。玛格丽特·撒切尔议员胜出工党对手的票数也增长到9500张，而自由党对手只位列第三。
个人事务方面，撒切尔夫妇卖掉了位于法恩伯勒的房子，在玛莎大街的威斯敏斯特花园七层租了一个寓所，这儿离议会近在“分秒之内（Withinthebell）”。他们还在靠近滕布里奇韦尔斯的兰伯赫斯特买了一个宽敞房子，并亲自进行涂刷、装饰。但是，他们的孩子都已进入青少年期，而他们寄宿学校里的好伙伴中有很多都住在伦敦，所以兰伯赫斯特的房子就未充分利用。1972年，他们卖掉了兰伯赫斯特的房子，用一部分房款买了切尔西弗勒德大街上的住所，在这里，撒切尔一家从1972年一直住到1979年搬进唐宁街10号之前。
影子内阁里的工作让撒切尔夫人失望。成员之间的理念分歧众多，以至于任何对原则的严肃讨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隔阂与分裂。她觉得自己完全只是履行法律义务，那儿根本不期望她说得过多。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
在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一股社会立法浪潮冲击着威斯敏斯特，而通常允许自由投票。根据记录，撒切尔夫人投票赞成对发生在21岁以上成人之间私下的自愿同性恋行为做非罪化处理，赞成允许在危及胎儿和孕妇的健康时堕胎，反对使离婚变得更容易，反对废除因谋杀罪而导致的死刑刑罚。
多么奇怪的组合！作为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玛格丽特·撒切尔似乎采取了一种异常务实的、就事论事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亮点是撒切尔夫人对美国的访问。她对美国的爱恋，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开始于格兰瑟姆，绽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真正成熟是在1967年初与1969年初的两次横贯美国的旅行之后。1967年的旅行属于美国政府的国际访客项目（IVP），1969年的再访则由英语联合会（ESU）安排。
现在，由于取消价格管制以及人们看重在短时间内抵达美国，跨越大西洋的机票比较便宜。在20世纪60年代，机票十分昂贵——在现在相当于要1万美金（经济舱）。其后果就是，比起现在，那时去美国的人倾向于计划更长时间的旅行。由国际访客项目安排的旅行持续了6个星期，而由英语联合会安排的行程持续了约29或30天。
玛格丽特·撒切尔议员是个天才，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秘威廉·J.加洛韦（WilliamJ.Galloway）早就看出了这点。加洛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观察保守党。他这样记录并评价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她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且“无比自信”。他特意提到，她“表达个人观点时从不犹豫”，是“一位从来不会为了个人晋升而寻求支持的政治家”。总之，加洛韦觉得她是“当时平民院里那位杰出的女性”。请注意“那位”一词！1967年，美国大使馆向英国人发出的邀请函有30封，分配如下：议员方面11封，政府事务方面2封，情报资讯方面5封，文化事务方面5封，教育方面4封，劳动方面2封，社区事务方面1封。被邀请者可以在项目官员的协助下设计旅行线路，而且全程免费，对于重要人物还有每餐25或30美元的补助。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个金额在今天相当于在后面再加个零！1967年被邀请的10个议员中，有三人在内阁中服务于撒切尔夫人，分别是帕特里克·詹肯（PatrickJenkin）、约翰·麦格雷戈（JohnMcGregor）和弗朗西斯·皮姆（FrancisPym）。
贾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Scott-Smith）对撒切尔夫人的旅行进行了广泛研究后总结道：负责安排其约见的美国官员将她“作为未来首相”进行兜售，而且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疑问”；尽管当时在英国还没有人给她贴上这样的标签，而她真的成为首相也是在12年之后。
2月20日，星期一，玛格丽特·撒切尔降落在华盛顿，然后花了两天时间才最终确定旅行路线。随后的一周里，一直到3月2日星期四，她会见了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ChaseSmith）参议员，以及能够想到的美国经济／税务机构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中众多华盛顿高官。
在3月3日星期五，玛格丽特·撒切尔访问了威尔明顿的杜邦工厂——这个选择看起来很奇怪，但当你得知丹尼斯正自费陪伴她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与朋友一起在佛罗里达德尔雷海滩短暂修整后（也许只是一个晚上），撒切尔夫妇接着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奥马哈、芝加哥、波士顿、纽约和奥尔巴尼；随后，和另外一些朋友去过新泽西，又回到纽约在都市剧院观看了一场《游吟诗人》的歌剧，最后，于3月30日星期四飞离美国。
有关每天会面的报告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各种议题发表的富有激情而直爽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的会见也都在访问结束前顺利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对朋友有过短暂的拜访外，她根本无暇观光。也许，她觉得陪伴丹尼斯一起做他感兴趣的事远胜于任何的休息调整。
1987年，加洛韦写信给时任首相的撒切尔，祝贺她第三次赢得大选。在回信中，她重提1967年对美国的访问，写道“访问带给我的感受让我感激不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结束美国国务院国际访客项目之旅回到英国后，没过几个星期，英语联合会（ESU）的约翰·斯莱塞（JohnSlessor）爵士就于7月14日给她写信，说在她完成“非常成功的访问”之际，英语联合会“热切盼望”她能去其分部作演讲。至于英语联合会是怎么知道访问的，他们凭什么说访问“非常成功”，信中并未提及。
最初英语联合会建议玛格丽特·撒切尔1968年3月去一个月，但爱德华·希斯不同意她离开那么长时间。玛格丽特·撒切尔认为他的批准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希斯坚持说在那个时间会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处理，而且她在任内先前已经离开过六个星期。
接下来，商讨的时间转为夏季，但是“她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自己孩子的暑假”，因此最早的时间就是9月的第三个星期。而希斯又一次干涉，因为他希望玛格丽特·撒切尔出席将于10月12日闭幕的保守党大会。
而位于纽约的英语联合会美国总部演讲部主任弗朗西斯·L.麦克菲特斯（FrancesL.McPheeters）也很快拒绝了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它正跨越了11月5日尼克松（Nixon）对汉弗莱（Humphrey）的总统选举，在此期间的规定是不鼓励举办演讲活动。他们是如此强烈地渴望请到撒切尔夫人，但如果这是她唯一能抽出的时间，也就只能“遗憾地放弃”。
最后，双方的目光转向了1969年初。英语联合会将5月排除在外，麦克菲特斯在给撒切尔的信中解释原因说，“此时在南方各州天气开始变得很热，孩子们即将放假，因而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暑假而不是英美关系”。
4月份对撒切尔夫人来说也有困难——事实上则是不可能——龙凤胎姐弟即将放春假，要从学校回到家里。而麦克菲特斯再次表示“对你的到来异常感兴趣”时，他们定下时间，为1969年3月；对此，希斯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更好地向美国各分部进行推销，英语联合会伦敦办公室的凯瑟琳·温（KatharineWinn）向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请求，希望她写点“轻松的、个人传记式的随笔”——这可比保守党提供的官方介绍有趣得多，因为“美国人……就喜欢这种吊胃口的‘私人诱饵’”。
在英语联合会伦敦工作人员的一再“敦促”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亲自造访了西区办公室，将写在几页平民院办公信纸上的个人简介交给他们，内容如下：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家庭主妇一职，还有三份毫不相关的工作。起先，她是想成为化学家而接受大学教育的，在牛津大学获得化学专业的学位，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之后，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律上，取得大律师资格后执业7年，专职处理税务案件。
1959年，她在议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伦敦北部选区的议员。她一直认为，先前的两份职业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大有裨益。她说，尽管这是一个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但在政界受过专业培训的科学家屈指可数，而良好的法律训练对于负责制定法律的任何一位立法机构成员来说都是绝妙的。
在从政的10年里，她在晋升的阶梯上进步很快。两年时间里，她就任职社会保障部次级大臣，并在这个位置上干了3年。1964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后，她活跃于在野党的位置上，并被任命为多个部门的官方发言人：先是住房部，然后是财政部，再后来是燃料与电力部即现在的交通部。如果保守党再次赢得大选，她几乎肯定会是几个主要大臣之一。目前，她是爱德华·希斯影子内阁里唯一的女性。基于此，她举办过多次讲座，并发表了大量的广播讲话。
她已经访问过西非、欧洲多国、中东，并且，于1968年花了6周时间完成了横贯美国的访问之旅，对此她非常满意。
在私人生活方面，她于1951年结婚，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是个实业家，担任石化公司的董事。龙凤胎孩子马克和卡罗尔出生于1953年，现在就读寄宿学校。卡罗尔已经去过美国，因为她学校里的一位朋友住在华盛顿附近，但在英国接受教育。
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有个公寓，离议会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开车去自己的选区也只要半个小时；此外，他们在肯特郡还有所房子，距离伦敦有45英里。
在家务方面她非常务实，肯特郡房子里的很多内部装饰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她说，如果你的脑袋想个不停，就会非常乐意动手做活儿。她喜爱烹饪，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都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食谱。她喜欢音乐，所以坚持隔三差五地去看歌剧或者听音乐会。她还喜爱艺术，路过美术馆却未进入参观一番的事儿是决不会发生的。
最后，不可或缺的信息是，出生于1925年10月的她，在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一些的同时，充分享受着繁忙生活中的每一刻。 看看撒切尔夫人当时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的确很有意思。
伦敦和纽约的英语联合会工作人员在与美国各分部的联系信件中对撒切尔夫人更是渲染到极致，称其是“非常优雅和富有魅力的……即将就任的内阁大臣”，是宣传英国的“最佳广告”，是“议会中阳光女孩的代表”；此外，她还被称为“一流演说家”。不过，不像首次访问美国时那样，这一次并没有吹捧她可能成为第一位女首相。
各个分部的反馈是迅速而积极的；很快，人们就在担心，在能够抽出的“仅有”的29天里，她会不会过分劳累。
撒切尔夫人的演讲
撒切尔夫人提出将就四个主题进行演讲，分别是：·挑战民主；
·为未来做准备——英国与美国；
·种族关系——英联邦存在的问题；
·政治的最终问题——自由对共产主义。 就前两个演讲主题，撒切尔夫人是这样向英语联合会描述的：
就“挑战民主”，撒切尔夫人说：“该演讲讨论的是目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不满和不足，并试着分析其成因。在物质繁荣，而且教育也达到空前的高度之际，为什么我们还在经受着暴力泛滥、宽容缺乏、冲突日盛，而对我们民主制度的未来缺乏信心、疑心重重？演讲末尾总结，认为仍然有很多乐观的因素存在，并重申我们有能力克服那些存在的问题。”
就“为未来做准备——英国与美国”，撒切尔夫人说：“这一演讲旨在阐述我们两个国家之间过去的特殊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未来的影响。演讲讨论了世界各国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趋势及其在未来数年里的意义。基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将自己的理论适用到其他国家的意识，每个国家的未来由他们自己去实现。那么作为民族国家的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能做些什么呢？”
撒切尔夫人预订的是BOAC1969年3月1日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往肯尼迪机场的航班：经济舱，外加一份5镑10先令的保单。在那个还不太拥挤的时代，她在起飞前90分钟到达伦敦中心的维多利亚车站，乘火车去希思罗机场！
撒切尔夫人多次抱怨行程组织者，因为他们称她为“议员丹尼斯·撒切尔夫人阁下”，事实上她并没有获得“阁下”头衔；她更愿意被称为“议员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尽管她并非寡妇”。
其次，是有关钱——现金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游客可携带的现金数量仍然受限，最多50英镑。英语联合会写信给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斯隆大街145号的银行经理B·C·休伊特（B·C·Hewett）先生，请求允许她携带更多现金。休伊特先生回复说，他无权自己决定，需要得到英格兰银行的许可。她得填写“T表”的第三部分！
就在离开英国的前几天，撒切尔夫人的秘书打电话给英语联合会，询问是否可以在抵达肯尼迪机场时就将每餐15美元的补贴全部支付给她。当然，她“没有丝毫贪婪之意”，而是因为1967年的访问中，她在现金问题上有着糟糕的经历，外出和住旅馆时都遭遇过。由于可以携带的英镑少得可怜，她想最好手里能有一沓美元。英语联合会的女士们立即向其办公室保证，在美国她会被照顾得很好。尽管这么说，他们还是告诉撒切尔夫人，如果麦克菲特斯没能到肯尼迪机场迎接，请她自行乘机场大巴去曼哈顿中心区，找到东66大街122号四海俱乐部——为了帮助她能顺利到达，将在机票里放上一张纽约市地图。除此之外，在其他事情上英语联合会考虑得更为周到。
这样的长途旅行，其间要辗转多地参加各种仪式，对于女士来说，准备衣物是个不小的问题。英语联合会的女士们建议撒切尔夫人去咨询一下凯思琳·韦勒姆夫人（Mrs.KathleenWareham），她住在肯特郡凯斯顿市福利斯特里奇的三角，刚刚结束一次美国长途旅行。韦勒姆夫人在美国南部各州作了题为“舰队街与报纸”“人与地位”“伊丽莎白二世时期的不列颠”等演讲。此外，英语联合会得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喜欢美术，就告诉她可以去四海俱乐部附近的一个收藏展看看。
撒切尔夫人的旅程还是以议员丹尼斯·撒切尔夫人名义进行，3月1日从纽约市出发，在新帕尔兹的纽约州立大学发表演讲后，向西来到了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市，然后到达旧金山和洛杉矶。在洛杉矶，她去世界事务委员会（WorldAffairsCouncil）进行演讲，之后，返回东部，先后来到了奥兰多、棕榈滩、亚特兰大、伯明翰、纳什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并最后于3月29日访问了费城。
热情洋溢的评论如洪水般地在纽约市和伦敦的英语联合会中迅速涌动，并漫溢至平民院她自己的办公室。 “她在纽约的首次公开会面非常成功”，英语联合会在3月13日给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秘书D.鲍威尔小姐（MissD.Powell）信件中如是评价。
英语联合会佛罗里达分部部长玛丽·R.塔格特（MaryR.Taggart），从佛罗里达的温特公园向位于纽约市英语联合会办公室的弗朗西斯·L.麦克菲特斯报告说： “她来到，她看见，她征服！此人当然独一无二——令人折服的丹尼斯·撒切尔夫人。我们感谢您为我们佛罗里达中央分部安排了此次（3月14日）年会上进行的演讲。
现场共有150名成员和宾客，每个人不仅为演讲者美好的形象所倾倒，更为其睿智的演讲所折服……再次非常感谢您帮助安排了今年这样一个杰出的活动。” 麦克菲特斯还从堪萨斯市的詹姆斯·H.帕克三世（JamesH.ParkerIII）得到类似的信息。“撒切尔夫人很有吸引力，她的演讲是顶级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谁能比她更受欢迎！”
尽管在纳什维尔时听众被认为并不多（详见下文），但宣传效果依然令人激动不已。美国之旅获得成功，而当撒切尔夫人凯旋返英时，龙凤胎姐弟刚好从学校放假。
两个月之后，英语联合会的约翰·本恩爵士（SirJohnBenn）设午宴招待撒切尔夫人，并向她介绍演讲的反响情况，请柬中称赞她美国的巡回演讲“高度成功”。
下面是英语联合会记录关于撒切尔夫人进行的各次演讲的评论： 纽约：第一项活动是由女士们参加的午宴，这与英语联合会并无关联。
第二天在位于新帕兹的纽约州立大学发表演讲。活动组织得很糟糕，但这给她了解学生问题提供了机会。在美国，州立大学无权拒绝学生。这些大学拥有庞大资金和众多学生，而学生与老师之间并不存在联系。
圣路易斯：除了演讲，撒切尔夫人还进行了1小时10分钟的答问。后来，她被告知，根据他们的经历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女性演讲人。
堪萨斯城：非常英式。
旧金山：极其好客。参加的一些私人宴会，结果都变成了由一个女人担纲的智囊团。更有意思的是，听众的年龄跨度更大。演讲者有时说得语竭辞穷，真是搬运系统大放送。
洛杉矶：为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由国际结算银行（BIS）安排，听众中有外交官员、商人等，进行得非常顺利。
温特公园：听众主要是已退休的专业人员。听众乐意交流，只是有点上年纪了。
棕榈滩：非常富有！座无虚席。被告知，作演讲的议员不多。令人兴奋的周末，其中包括上电视等。
亚特兰大：在一个午餐会上给商业人士作演讲，发现听众对世界事务不太了解。演讲对他们很有帮助，而且撒切尔夫人认为他们潜力巨大。市长十分优秀。不存在有色人种问题。英语联合会的聚会很棒。电视现场直播。
伯明翰：优秀的顶级人士。
纳什维尔：最好的分部。每个成员都脚踏实地，而且眼光长远。大学里的提问和交流非常好。
印第安纳波利斯：这里的分部还不太兴旺。
华盛顿：在分部作演讲时进行了电视直播。
巴尔的摩：听众年纪较大。
费城：并非特别感兴趣。
总体评价：
感觉英国人还需要更多地向美国人表达自己的意愿，可以通过专有技术和外交的途径，两国是互补的。
被问及许多有关英国学生的问题。
从女性的观点来看，她应该准备更多的鸡尾酒和晚礼服。
最好多些休息的时段。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进入内阁，担任教育与科学大臣。身在纽约市英语联合会分部的麦克菲特斯给位于英语联合会伦敦分部的温（Winn）写信表示祝贺。
这两次总计十多周的连续延展式美国之旅对撒切尔夫人个人和政治发展无疑是格外重要的；而美国国务院和英语联合会的投资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撒切尔夫人后来写道：“我所感到的兴奋从未真正地平息下来”。她也去过苏联，但获得的经历和反应却截然不同！
1970年6月18日，特德·希斯（TedHeath）以胜出31席的优势战胜了哈罗德·威尔逊并很快搬入唐宁街。第二天，他就邀请玛格丽特·撒切尔加入他的内阁担任教育与科学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