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继 日期：2015-11-23 15:28:18
蒋百里曾是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巨头的座上客，曾在西安事变中斡旋化解危机并与蒋介石渐行渐近，抗战时期他的文字、言论、战略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与信念。蒋百里能文能武，能诗能书，关于蒋百里，时人评价他：“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有光芒使敌胆寒”“他的言论，抵过千军万马”“假使国家是一架机器的话，那么百里先生绝不是一个轮子，或是一颗螺丝钉。他是国家生命的电力，全体民族的脑筋！”蒋百里先生可书写的东西很多，本书作者多年研究蒋百里先生，史料丰富翔实，下笔却能化繁为简，深情有致，秉笔直书，不夸大，不讳言。
张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对蒋百里先生的生平和军事思想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好几种研究百里先生的论著，为宣传百里先生的杰出贡献及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吴德健
本书简介：
蒋百里，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校长，国民党政府高级军事顾问。人说蒋百里的一生皆传奇，本书《从幕僚到战略家：蒋百里》在此点之外，诠释的却更多……他曾留学日本，又赴德国深造，学成满腹，施展却难，曾辗转于军阀帐下为其出谋划策，最终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以大放光彩。抗战时期他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欧开展外交工作，得以会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德国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抗战时期，他的《日本人》被认为是分析日本最深刻最精准最经典的著作，是抗战期间对敌研究必读书；他的“抗日持久战”“抗日必胜论”“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等言论激励了时人抗日，被赞誉为“功在文坛，不下战场”。
作者简介：
张学继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现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作品有《陈其美与辛亥革命》《张学良全传》《白崇禧大传》等。
目录：
前言
“凭空像一个霹雳般地，我接到您的噩耗……即刻我的神经立刻痉挛起来，心也震动了！……我们几个孩子需要您，临危的祖国需要您……”我无数次地读过蒋英女士在1938
“凭空像一个霹雳般地，我接到您的噩耗……即刻我的神经立刻痉挛起来，心也震动了！……我们几个孩子需要您，临危的祖国需要您……”我无数次地读过蒋英女士在1938年写的这篇《哭亡父蒋公百里》的悼念文章，每读一次，都会让我感慨成千，作为一个父亲，蒋百里先生为慈父之典范；作为一个爱国者，蒋百里先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年是百里先生逝世75周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学继教授来信说他的大作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请我写序。作为著者多年的朋友，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因为百里先生是我们海宁硖石人，他逝世后，海内外学者研究他生平与思想的论著不断问世，举其大者，如《蒋百里传》（陶菊隐）、《蒋百里评传》（曹聚仁）、《军学权舆——蒋百里传》《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王冉之）、《蒋百里军事思想研究》（刘仕平）、《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杨汉之）、《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的奠基——将百里思想研究》（吴仰湘）以及《蒋百里年谱》（许逸云）等。百里先生本人的著作在他生前身后也一再出版，广泛发行。集其大成者为20世纪7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6卷本本《蒋百里先生全集》。在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百里先生的名著如《国防论》《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新孙子兵法》等也一再出版。但即便如此，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蒋百里其人其事的恐怕还不是很多。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教授这部详尽的传记，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全面系统地了解百里先生杰出的贡献及其伟大的人格，这是值得衷心祝贺的好事。同时，我个人也常感到很幸运，作为百里先生的同乡晚辈，能在家乡为先贤略尽绵薄之力，通过举办“辛亥革命乡贤人物”“钱学森书信展”“蒋英生平图片展”“蒋百里诞辰130周年”等不同主题的展览，让家乡人民逐步认识和了解这位从本土走向世界的军事天才，并直接参与了“百里梅园”和“蒋百里纪念馆”等相关纪念设施的筹备工作。我向来为蒋公的才华及军事学理论上的贡献所折服，也为其超然之品格感到由衷敬佩，然而，论及对百里生生平事迹的了解，却远不如张教授来得详细清楚，张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对蒋百里先生的生平和军事思想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好几种研究百里先生的论著，为宣传百里先生的杰出贡献及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部好的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百里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感动过几代人，我相信，他一定还会感动更多的中国人！更多更多的年轻人！吴德健于海宁2013年3月28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剖析蒋百里出使意大利、德国，在外交上虽然收获有限，却在德国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又一部不朽名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他在书后有交代：在去年11月11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5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8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头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那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和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二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断的摘出来而稍加整理的。现在不敢自私，把他公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将出来。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的告诉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蒋百里上面所说的那位“红颜白发的仙人”，即德国西门子电机公司经理爱斯德，此人曾任德国远东舰队舰长，驻防中国山东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攻下青岛，爱斯德为日军俘虏，并被押往日本东京囚禁了三年。因此之故，爱斯德对日本人深为痛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爱斯德获释回德国后，留心研究日本，成为“日本通”。而蒋百里则是中国的“日本通”，他从1901年赴日留学起30余年，坚持每天阅读日文报纸。他认为抗日必须先知日，每个中国人都应阅读日文报纸，以了解日本动态。当时日文报一元一月，故自“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提倡“一元救国”，即号召大家看日文报纸，知晓日本动态，以做到知彼知己。中、德两个“日本通”的偶然相遇，于是就有了抗战时期轰动一时的研究日本人的著作诞生。这本书虽说取材于爱斯德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是蒋百里30多年来研究日本的结晶。全书包括绪言及正文十三章。十三章的标题分别是：(1)几个自然条件。(2)几段历史事迹。(3)明治大帝。(4)欧战。(5)固有的裂痕。(6)军人思想之变迁。(7)政治。(8)财政经济。(9)外交。(10)精神上的弱点。(11)黄金时代过去了。(12)结论物与人。(13)这本书的故事。蒋百里开篇即写道：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那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点同情之泪呢？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如今我像歌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蒋百里具体分析了日本人悲剧性格产生的几种自然条件：（一）情热的人种。从日本人的习惯，诸如洗澡、衣服、饮食、居住来看，日本人种无疑地是从南方移去的。其中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的移民，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俗，在日本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为日本国国土，经过50年的开拓，中国的东三省——满洲，20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来他可以自由移民。但统计数字的雄辩，确实告诉我们，日本这种移民企图已经怎样的失败。日本人怎样的不愿到北方去！（二）地理上的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他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材料。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他缺少了伦敦的雾。（雾锻炼了英人体格之强健与眼光之正确。）a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养成中国人特有的气度。）b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三）鱼。日本唯一的宝贝，即无限止的海上生活资源——鱼，又给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种影响。日本古代拿鲤肉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不会动。恐怕切腹这个风俗，与吃鱼有关系吧。因为鱼非新鲜不可口，日本人吃鱼便要把鱼活活的宰死了吃，才有风味。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四）世界各国的酒都是越陈越好。白兰地一百年，绍兴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鲜，越新越好。而大量饮酒在日本人却认为豪杰的象征，尤其陆海军将领，对于酒，都是经过长期奋斗而升级的。所谓“死且不懼，卮酒奚足辞”？（五）音乐。假如你在月明之夜听日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黄昏时分听日本农夫的民谣，假如你在灯红酒绿中听他们的三昧线，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音色。外国人要学他，一定呼吸会转不过来。在中国琴弦，因为过高而断，是个不祥之兆。假如拿中国的琴来和日本的三昧线琴弦一定会断。（六）花。“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呀！但她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因为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要凋谢的象征。好像武士当他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刹那间。（勇敢是可赞美的，但太悲观了啊。）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的时代，节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束是“人事无常”。直译的意义就是：“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接着，蒋百里剖析了日本所谓的武士道与大和魂。他说，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们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俭朴、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女性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除此以外，日本人还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精神”，即所谓“大和魂”。这个大和魂，不仅外国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说明。据我看来，Litz论美学曾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人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一刹那间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但其中有厌世悲观的色彩。蒋百里指出，日本武士的长处就是所谓“道”，但它的背面有一个阴影，就是“不道”。因为日本面积很小，在武士时代又分作几百个小国，彼此毗连邻接，他的首领随时有被袭击的可能，他对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侦探术就特别的巧妙。几百年来，日本人养成了一种间谍的天才。日本的上层社会，常常不自觉的喜用诈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蒋百里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日本社会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烦闷。随着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日本社会贫富对立、社会分化加剧。第二个影响就是诱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德国失败了，英国也在战争削弱了，而日本却在战争中增强了国力，日本可以自由进展到西伯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的海军来保护，日本还趁机攫取了中国山东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亚细亚都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虽然害怕美国，但美国远隔太平洋，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必须经过日本群岛的关门不可。欧美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日本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蒋百里指出，在历史上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面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面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日本就像一艘渔船遇到了飓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一低又低到了地狱，国内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应运而生，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战争！革命！蒋百里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种种裂痕和矛盾：第一个裂痕就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军人操纵政治，是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还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到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下级军官。第二个裂痕就是海军与陆军的对立。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互相争夺预算。日本海军想取得世界霸主地位，不仅企图封锁亚洲海岸，还想控制整个太平洋；日本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他世界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律宾都是他的目标。假如日本执政者对陆海军中的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就会被另一方指为卖国贼。第三个裂痕就是日本下级军人与社会的对立。日本实行征兵制，入伍当兵的大多数是处于日本社会最困苦不堪的农民子弟，这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常常受到日本上层社会的讥笑和侮辱，他们对于日本财阀，对于日本政党，就产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他们希望内政改革，但在他们的努力改革运动（十月事件、三月事件）失败以后，在日本青年军人思想中产生了极大的烦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趁机活动，煽动青年军人闹事。第一次是想向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国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策划的，但为警察发觉，没有成功；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策划的，但却被长官发觉，也没能成功；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这就是“二二六”暴动。由此可见，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蒋百里在分析了日本的政治后指出，日本的政治，“除了阴谋、煽动、威吓以外，我不知道政治运动中还有何种方法。我不愿将日本这种一般的恶性的政治内幕揭露出来。不过在上述的几种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还有两件事，是日本所独有而值得记述的。”第一，是日本政治家的不幸。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这是日本开国以来不断的事实。维新动乱时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后，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而自杀于战场，大久保被指为国贼遭暗杀；大隈因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亡。这是日本极盛的明治大帝时代最重要的四位人物，均遭了横祸。又如日本最大政党政友会的首领几乎个个横死。星亨为首，继之者为原。田中大将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犬养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高桥以78岁高龄亦被军人击死。60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可望善终，然而也是屡屡遇险。至于民政党首领，总理大臣滨口，财政大臣井上，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运命。此外，幸免的冈田海军上将、铃木侍从武官长，牧野宫内大臣，也受了相当惊吓，这种疯狂的事实，还波及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中国钦差大臣李鸿章，直到现在，还有送短刀给英国首相艾登的。蒋百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第二，后台操纵日本内阁的命运。日本内阁的背后总有一群人在那里操纵着，内阁的生死，完全决定在这群人手里。自明治大帝死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元老操纵时期；第二是枢密院贵族院操纵时期；第三是青年军人操纵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自有议会以来因众议院多数反对而辞职的，只有两次。在野党欲推翻政府，不在对于大众演说，而在秘密与内阁的后台接洽。当伊藤公开组织政党时代，山统就竭力反对，而对抗的方法，一面收买议员，一面就是蓄养浪人，而遗后世以无数恶例。在“外交”一章中，蒋百里分析了日本二重外交的由来。他指出，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无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数是贵族的游戏品。但当时陆海各派各地留学生，倒能通达语言，深入各国社会。所以参谋本部的外国情报，比外交部常来得早。自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参谋本部的地位自然提高，故遇到重要事件发生，军人对外交常有容喙之权。特别在中国，有许多浪人做侦探，都是由参谋本部接济的。外交官人数有限，自然不及参谋本部情报网的细密。随着日本军人势力的增长，外交官只能仰军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赞成，而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一手造成的。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外交声明与军队的行动往往相反，这种情形的出现，“我们不敢说外交人员撒谎，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释它。”蒋百里指出：“比较缺少自省力的日本国民经‘胜仗’、‘发展’、‘大陆政策’尽量的鼓舞人民的气势，结果自己收缩不下来，例如日俄战后的东京烧打事件。”在“精神上的弱点”一章中，蒋百里剖析了日本国民在精神上的空虚与矛盾。日本的文明除去从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和思想，从欧美输入的机器和科学，就所剩不多了。因此，几千年来，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但自日本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后，却妄自尊大夸示他独有的能力，并且将原先的崇拜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于是在良心上发生一种矛盾，日本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拿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日本对外扩张的道路上野心愈来愈膨胀，得了朝鲜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蒋百里嘲笑说，日本人研究外国情形，有许多秘密的知识，比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