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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


作者:王道  日期:2015-12-04 20:13:20



★百年斯文存续世家和韵流风
  ★一个文武世家的漫长史诗
  ★书画大家、昆曲名家张充和女士以102岁高龄亲笔题写书名
  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于108岁高龄亲笔为本书题词
  沈从文的“小五哥”张寰和先生为书名题字
  ★随书附赠张寰和先生题字书签一套
  ★制作珍藏毛边本,毛边本随书附赠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传承人设计、纯手工制作的藏书票(沈从文孙女所绘张家老宅)
  ★西泠印社朱琪老师特为本书篆刻“吉友之家”印章
  ★腰封展开后立即变身海报一幅
  《流动的斯文》是我的一个心结,一旦开始,就要一往无前。这么长时间来,南下北上,去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人,查找了很多资料,拍摄了不少图片。接着就是一个人的“来料加工”了。要感谢的人很多,要感谢的事很多,但我觉得就此书要做几点必要的说明。
  在面对张家浩瀚的文化时,我越是调查下去,越是觉得自己的才疏学浅,但又有着要坚定走下去的决心,这是一种矛盾,担心做不好,却又要全力以赴。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写作,更是一次受益匪浅的学习过程。每次交流时,周奶奶总是说,你真是比张家人还了解张家文化。我心里知道,这只是一种客气,但同时更是一种鼓励。
  这本书,自觉张树声兄弟与清史相关的章节,并非我所擅长,我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小勇”闯荡过去了。而在人们不算太熟知的张冀牖和学校方面,我着墨稍多些。张★百年斯文存续世家和韵流风
  ★一个文武世家的漫长史诗
  ★书画大家、昆曲名家张充和女士以102岁高龄亲笔题写书名
   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于108岁高龄亲笔为本书题词
  沈从文的“小五哥”张寰和先生为书名题字
  ★随书附赠张寰和先生题字书签一套
  ★制作珍藏毛边本,毛边本随书附赠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传承人设计、纯手工制作的藏书票(沈从文孙女所绘张家老宅)
  ★西泠印社朱琪老师特为本书篆刻“吉友之家”印章
  ★腰封展开后立即变身海报一幅
  《流动的斯文》是我的一个心结,一旦开始,就要一往无前。这么长时间来,南下北上,去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人,查找了很多资料,拍摄了不少图片。接着就是一个人的“来料加工”了。要感谢的人很多,要感谢的事很多,但我觉得就此书要做几点必要的说明。
  在面对张家浩瀚的文化时,我越是调查下去,越是觉得自己的才疏学浅,但又有着要坚定走下去的决心,这是一种矛盾,担心做不好,却又要全力以赴。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写作,更是一次受益匪浅的学习过程。每次交流时,周奶奶总是说,你真是比张家人还了解张家文化。我心里知道,这只是一种客气,但同时更是一种鼓励。
  这本书,自觉张树声兄弟与清史相关的章节,并非我所擅长,我是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小勇”闯荡过去了。而在人们不算太熟知的张冀牖和学校方面,我着墨稍多些。张家六兄弟的内容分布不均,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张家大弟宗和章节就是借鉴了他的《秋灯忆语》完成的),为此我与张爷爷、周奶奶以及编辑也探讨过多次,但按照现有掌握的资料,无法更好地扩容,只能在以后的修订本中继续采访、调查和增补。张充和在接受香港《镜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过去是重男轻女,现在是重女轻男了。女的很容易出名。我的几个弟弟都学有所长,老大宗和是教授;老二寅和是《申报》记者;老三定和是作曲家;老四宇和是植物学家;老五寰和继承父业,教育家;老七宁和是乐团著名指挥。没见他们出什么影响大的新闻。”可见,除了我们熟知的张家四姐妹外,张家六兄弟的文化渊源很有必要继续挖下去。这本书只是我对张家文化研究的一个开始,随着我脚步的继续前行以及对新发现著作的“啃读”,还将会有一些文字呈现。
  在书稿*后校对的时候,张家的支脉族亲有喜讯也有哀伤的消息。周有光先生喜迎109岁生日,让人鼓舞和欣欣,京城知识分子为之庆祝;而宗和的夫人刘文思在深圳黯然去世,让人伤感。在苏州的周孝华奶奶说:老先生(周有光)只要不生病,身体好着呢。刘文思真是个大好人,知道疼四姐充和,对宗和照顾得也好,孩子们都很喜欢她,我们都会怀念她的。
  此书在写作中,曾得到陈子善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我与编辑力邀陈老师作序,并将书稿打印出来给他看,无奈他“档期”太满,教务又忙,未能如愿。马年元宵节前夕与他联系,陈老师说“文债”太多,建议“果断放弃”,并一再表示“无可奈何”,同时对拙著表示肯定。在此,对于陈老师的谦虚和热心,表示感谢,并与他相约,此书将会继续等他的序,期待修订版时能够读到。
  在*后校稿的时候,元和的千金凌宏女士越洋传来大好消息,充和女史在马年正月,欣然提笔为本书题名,102岁老人对合肥、对九如巷有着特殊的感情,外人自难深入体会,在此对充和女史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此,要对所有的张家后人表示衷心感谢,并对很多热心整理和提供张家文化资料的后人表示钦敬,张老圩子、张新圩子已经斑驳,建筑已经颓废,但圩子周围的河流依旧强劲地向前,有形的“水”、无形的《水》都在继续显示着张家文化的可持续力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而攻坚强莫能胜之。”这是沈从文先生喜欢的一句话,他对于水的理解,正如本书开头说的那样精彩。
  王道
  2014年3月
  作者简介:
  王道,安徽太和人,青年作家。
  目录:
  引子陆英的1920
  第一章淮军将领张家崛起长毛子带来了机遇秀才张荫谷长子张树声李鸿章组军张家与苏州的“交锋”张树珊之死还原文士本色权力巅峰与政绩未完的先声《张靖达公杂著》小记第二章短暂的张华奎“清流”狂潮出色的“教案”“憔悴”的外交第三章我们的大大从扬州冬荣园到合肥龙门巷寿宁弄的快乐时光完美的母亲第四章一个父亲的传奇“贵公子”全家出走乐益女中私立学校与党派至情至性,诗样人生继室韦均一温暖的父亲乐益女中纪念册及其他第五章张元和:爱在昆曲浪漫时天生宠女一介之玉名动上海滩情定并蒂莲从上海到台湾大姐,想念你第六章张允和:风月消磨,春去春来出生闹学女人难途昆曲张允和的新锐思想第七章张兆和:三三与二哥月光泻满了一房九如巷的汽水和甜酒新婚生活两地书慈让与谦卑缓缓同行——献在兆和三姐遗像前第八章张充和:自有笙歌扶梦归合肥祖母古色古香回家偶记从乐益到北大笙歌扶梦诗情书意走天涯珍重今生未了缘寻常家事《仕女图》归来,归来第九章张宗和:《秋灯忆语》悲欢家事乱世姻缘苦旅新生老圩劫难三十年来是书生深深的怀念第十章张寅和:低调的诗人张寅和女儿致张允和的一封信(摘选)第十一章张定和:音乐奇才细作的“张三”疯狂的音乐人生最是一曲动人第十二章张宇和:走进大自然朴实的性格卓著的事业第十三章张寰和:最后的守井人调皮的张家小五沈从文的小五哥摄影先锋乱世婚礼与盛族联姻低调的校长九如巷“一宝”第十四章张宁和:中国交响乐第一指挥作者手记寻找一个家族的斯文九如巷“上课记”北京“朝拜”合肥“下乡”姑苏“寻旧”张家的“高干干”源远流长后记《流动的斯文》述写晚清官宦张家数代人的故事,虽不复杂曲折,却也荡气回肠,令人动容。从合肥龙门巷到苏州九如巷,张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潮的汇集交融之地。张冀牗及其子女们,两代人并不相同却又相通的文化追求,书中描绘得真切生动,有声有色。张家姊妹固然才学超群,张家兄弟同样出类拔萃。他们或文采风流,或曲声悠扬,或历尽磨难,或扬名海外,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无不折射着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
  ──陈子善
  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
  ──董桥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叶圣陶
  从中(《水》)我看到了一向被忽略的知识和力量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葛剑雄《流动的斯文》述写晚清官宦张家数代人的故事,虽不复杂曲折,却也荡气回肠,令人动容。从合肥龙门巷到苏州九如巷,张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潮的汇集交融之地。张冀牗及其子女们,两代人并不相同却又相通的文化追求,书中描绘得真切生动,有声有色。张家姊妹固然才学超群,张家兄弟同样出类拔萃。他们或文采风流,或曲声悠扬,或历尽磨难,或扬名海外,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无不折射着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
  ──陈子善
  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
  ──董桥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叶圣陶
  从中(《水》)我看到了一向被忽略的知识和力量的人文精神的价值。
  ──葛剑雄
  寻找一个家族的斯文
  苏州沧浪亭有一副对联,非常有名:“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是一副集句联,上联出于欧阳修的《沧浪亭》,下联选自苏舜饮的《过苏州》。联中点到了沧浪亭的核心:水。
  在沧浪亭明道堂还有一副对联:“泉石憩名贤,伴具区(指太湖)烟水,林屋云峦,独向尘寰留胜迹;簿书逢假日,更解带乱耘,停车问俗,岂徒觞咏事清游。”这是同治十二年(1873),清朝巡抚张树声重修沧浪亭时所题,其中也提到一个“水”字。
  一百多年后,大洋彼岸的耶鲁学者张充和回到苏州的家,游览沧浪亭,对视文徵明像,临走时脚步不禁停在了门口的水轩上,那里有一块石碑《重建沧浪亭记》,撰碑人张树声正是张充和的曾祖。
  不远处的苏州九如巷三号有一口古井,古井的院后就是张充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旧址,这古井之水滋润着一大家子,还孕育出一本世界最小最美的家庭杂志《水》。编辑人员正是张家四姐妹和六兄弟。他们全部来自合肥,他们家乡的圩堡也都是临水而建,这既是为了防御外界,也是出于生活需要。
  来来往往,百年时光,张家人穿过宅院的护城河,穿过历史重地淝水,顺水而下,顶盔掼甲,战马嘶吼,杀到江南;再到居功从仕,施政一地,造福一方;到张家后人承接殷实家产,再次顺水而下,落户江南,卖田办学,育人荫后,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条涓涓水流。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张家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水”的文化,那一脉流动百年的,不是别的,就是斯文。
  我的寻找,就是从这个不声不响的词语开始的。
  九如巷“上课记”
  一个冬日的午后,因为采写一组在海外的学人生活,其中牵涉到张充和,我偶然走进了九如巷三号张家。冒冒失失地上去摁门铃,开门的是周孝华奶奶,之前只知道她是老师。简单几句问候,我就被迎进了院子。
  老井、无花果树、蔬菜、花木、老房子,还有随意晾晒的衣服,全都朴素地展示在一片平静的天空下。这里是苏州的闹市区,但闹中取静。再往里走,进入里屋,见到了久仰的张家第五子张寰和先生。
  见到老人,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张家四姐妹,因为他们之间太像了,尤其是那个高鼻梁。一旁的周孝华说,张家孩子最好认了,都是大鼻子。但张家的孩子,身上还有一种大家之气,一种经历了种种时代后的平和之气。
  前前后后,我与张寰和先生进行过几十次的长谈,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任何人的是非,有的只是风趣和平和。就连说到全家下乡劳动八年、“文革”被批斗、审查、进牛棚,以及张家房产被占,他都是一脸的平和,还不时以安慰口气说:“和别人比起来,我还算是好的了,没怎么挨打。”
  但是他的耳聋,明明与那些历史逆运有关。
  与张寰和先生交流,需要依靠助听器,但有时效果也不太好,就以写字板辅助。后来我索性把问题和话语用四号字都打印好,这样交流就顺畅多了。每次有客人前来拜访,老人就会不厌其烦地弄好助听器线路,试好音效,然后再递给对方。但更多的时候,客人觉得省事,就直接与周孝华对话了,他则静静地坐在一旁用眼睛“听”着。那可能是一种寂寞,也是一种折磨。
  但是老人家很是幽默,每当客人起身告辞,他就说:“无声电影要结束了。”
  每次与老人交谈,我都尽量全程录像,回来看回放,发现老人的记忆力超好。有一次,我拿了一份杂志给他看刊登的大姐元和的诗句,全文为:“三朝四次煳锅底,锅底煳当唱曲时。何处夫君堪此事,廿年洗刷不颦眉。”他一看就说不对,“这是四姐充和的诗”,还说出了《水》刊发的具体日期,找来一看,果然印证不爽。沈从文上门追求三姐兆和的场景、张家昔日的大庭院摆设、父亲让四哥睡在走廊里锻炼胆量的过程……他都记忆犹新。
  张寰和先生是个摄影家,玩过的相机全是当年最新潮的产品,张家四姊妹的很多照片都得益于他的勤拍。现在很多出版物用的经典照片,几乎都出自他手,但只有极少数给予署名和稿费的,对此,他一笑而过。若是没有那场大运动,他会有更多的照片保存下来。几十年前把照片剪碎扔进下水道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在与老人交谈中,唯一令他黯然神伤的那张失去的照片,是他与母亲唯一的合影,亦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被摧毁了。
  张寰和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被政治系录取,抗战后转入西南联大,跟着沈从文逃难大西南。他多才多艺,当时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发表了不少散文,他还与三哥定和配合创作抗战歌曲,发表后拿到的稿费都买了冰激凌“请客”了。
  蔡元培、马相伯、巴金、萧乾、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刘文典、匡亚明……老人昔日的同学和交往友人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其中巴金到苏州来看哥哥时,还问老人借过钱。有一次,老人突然向我打听起了一个人,华子寿,说是华罗琛夫人的儿子,还说这位夫人是法国人,来到中国从事文学创作,写过《恋爱与义务》,还被拍成了电影,是金焰和阮玲玉主演的。我回去一查,果然是经典影片。可惜关于华子寿未能查到更多的资料。老人曾在武汉东湖与之交往,从萍水相逢直到至交好友。老人的朋友大多是如此交上的。
  有一次,张寰和先生突然郑重其事地提醒我,以后来归来,不准带礼物,否则不予接待,出差带的东西也不行,“君子之交淡如水”。
  突然觉得,每一次去九如巷拜访都是一次“上课”。也难怪,张老先生本来就是乐益女中的校长和老师,先后在多地教学。只是他“讲课”的方式平易近人,非常生活化。
  就如同朋友之间聊天,当然是无话不谈。有时候,他也要求停止拍摄,说这一段是私人聊天,然后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要有个君子协定。”我当然会绝对遵守。所谓“君子坦荡荡”,不过如此吧。
  很庆幸,九如巷留下了五子张寰和先生,张家的故事他几乎无所不知,很多细节很是动人,难怪沈龙朱先生曾言,真希望有人能够把五舅讲述的故事完整记录下来。很庆幸,我能亲耳听到那些动人的情节,并依靠科技手段实录下来。
  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九如巷的春夏秋冬,每一次前去,除了张寰和的娓娓道来,动人的还有院子里的花木草蔬。香椿、无花果、月季、鱼腥草、紫苏、梅花树、牡丹……每一样都有来历和故事,套用沈红写作奶奶张兆和的话,它们都是周孝华奶奶的“后宫佳丽”。每次看到它们都会想起美国生活艺术家的书《塔莎的花园》,这些清丽的花木本身,就是张家一部生活史。
  最后再说一个爷爷与奶奶的片段,每当爷爷指定某物在某地让奶奶去寻来时,奶奶就说我找不到,言下之意是希望爷爷多活动腿脚和双手,就连倒水都要尽可能地让其自行,但奶奶的眼睛会一刻不离地盯着。每当此时,爷爷都会笑呵呵地“执行”。奶奶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深知,年龄大了,不活动就会出现机能退化。
  这个场景,让人想起了张兆和“逼着”沈从文走路,指标是每天走五个来回。但走完两个来回后,沈从文就会问:“够了吧?”“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沈从文笑了。刚走完一个来回,他又说:“这是第四次了吧?”似乎带点孩童撒娇耍赖的劲头儿。“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哄人。”张兆和说。
  这是学者李辉的记录。
  张寰和与沈二哥是生死之交。
  北京“朝拜”
  北京的天空很大,尤其与苏州比起来。每次进京都会生出两种感觉:赶考、朝拜。拜访朝内大街的周有光先生犹是如此。
  2013年1月23日,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刚过一百零八岁生日的第十天,我如约走进了先生的书房,激动和欣喜自不用言表,更多的是惊讶。原以为如此茶寿的人瑞,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言语不清楚了。但周老先生精神大好,双目有神,安坐在略显逼仄的书房里,有条不紊地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的“朝圣者”。
  见面后,他知我来自苏州,开门见山即问:听说苏州新恢复了一条河道啊?还在清淤?算起来,老先生居住在苏州时还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了,在他的印象里,南园和乌鹊桥弄还是荒芜一片,是菜园子、花农、清水河流、简陋的舍房、疏落有致的临水民居。他恐怕想都想不到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老先生坦然面对。“早期时,曾有比利时首相访问中国,特地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去看看苏州,看看江南水乡,但一去看了,连说不像了,不像了。”讲述时老先生一脸的笑意,到底是哪里不像了呢?河道不像了,脏了,被填埋了不少;城市面貌变了,房子多了,楼高了,地方拥挤了。这是发展的必然,老先生说,不只是苏州这样,全国各个城市都是这个形势。北京也是的,你看原来的北河沿、南河沿、南池子都是有河道景观的,后来慢慢填掉了很多,只剩下地名了。接着老先生的话,我向他介绍,新恢复的河道在昆曲博物馆门口,叫中张家巷河,还没有完全打通,现在苏州正在全面治理河道脏臭,情况正在好转。
  说完了河,说苏州话。老先生说,清朝时,京城大人家都流行雇苏州保姆,为什么呢?因为苏州话,虽说苏州话不是官话,但在交流和作文中很重要,一些文艺作品也多含有苏州话,所以这些人家都想让孩子早点学好苏州话。
  老先生侃侃而谈,说话极富有条理性,一事不完,不讲另事,简洁有序,不愧为语言学家之前辈。一旁的周有光之子周晓平介绍说,父亲胃口极刁,喜欢苏州的玫瑰腐乳,喜欢扬州的三和四美酱菜,给他买其他牌子,一吃就说,不是那个味。可见老先生的敏感健捷。
  欣慰的是,这次他在苏州的亲戚,即孩子五舅舅张寰和、五舅妈周孝华精心准备好了玫瑰腐乳和苏式糕点,可以一解老先生朴实的馋瘾了。
  北京天寒地冻,但老先生小书房里温暖如春,听他侃古论今,说事论闻,大长见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他的年龄,也忽视了自己的身份,只剩下两个纯粹的人,在言语来往,而坐在老先生书桌对面的,更多的是倾听和记忆。直到离开那间书房良久,还在回味着老先生的话: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再去拜见老先生前,我预先打印了此书写作的两个书名,想请周老定夺,老先生手持放大镜仔细地看了,然后慢慢斟酌。后来,周有光之子周晓平先生也过来看看,觉得直白些的比较好,父子俩似有些分歧,最终待定。但周有光还是答应了我的题字要求,写下了:历史进退,匹夫有责。后来再去时,周老先生又补写了一句:要从世界看中国,不可以从中国看世界。他还欣然题写了本书书名。
  周先生的题词寓意深刻。犹记得周有光先生对我名字的解读:“你的名字好啊,王道。中国儒家讲究王道,不搞霸道那一套!哈哈。”我告诉他,其实这名字没啥意义,就是希望向他学习,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来。
  在北京时,我与周有光先生约定,会邮寄给他张允和曾祖的《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后来正好因为《周有光文集》首发式,周晓平先生与女儿周和庆女士来到苏州九如巷,与五舅舅、五舅妈亲情相会,我就趁机将收集到的《张靖达公(树声)奏议》转给了晓平先生,又接着上次在北京的采访,问了他一些中学时从苏州被地下工作者接到香港的神秘经历,同时还将收集到的张允和早期作品和一幅幼年时老照片赠予他们。
  后来我又两次走进周有光先生的书房,倾听老先生谈古论今,说政经生活。有时还遇到他与名人辩论一些流行的话题,譬如关于幼儿园是否应该开英语课的问题。他思维清晰,坚持观点,并以自己为实例据理以争。其间不乏玩笑声声,令人畅快。与他交往中,我又谈及了这本书以及张充和的文集情况,他欣然为本书题签,说这件事很有意义,说张家的文化很开明。但提及为张充和的艺术写篇评论,他连说写不了,说她是大才女,说她懂的专业我都没法评论。但他自己也表示,对于书法、昆曲都是喜欢的,只是没有时间罢了,人一生只能顾及到一两个专业,你做这个事情就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在与周家交往过程中,周晓平的儒雅、谦虚和低调令人心生钦佩。曾经多次出现在张允和先生笔下的周和庆女士也是温润如玉,她曾纠正我用笔时把笔帽脱落一旁的毛病,说是爷爷教的,这样子是文人的一种失礼,并曾指教一事:家庭遇大事可交由女性决定,肯定不会错的。
  总觉得这是周有光老先生的“家庭思想”核心,他给了张允和“温柔的防浪石堤”,也促成了她充分的“女权主义”。周和庆女士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仍没有忘记这个大家族的“中国式女权”。
  我乐意将此内容转达给妻子,让她监督实施。
  合肥“下乡”
  1943年秋,苏州乐益女中创办人张冀牖先生在家乡肥西“三山”地区落葬。非常时期,仪式简陋,墓地正对着大蜀山,山上有日军的驻地,军营、炮台隐约可见。时隔七十年(2013年),张老先生墓地是否安在?清明前夕,我与妻子前往合肥市肥西“三山”。“三山”,即昔日淮军大本营,大潜山刘铭传部,紫蓬山周盛波、盛传兄弟部,周公山张树声部。
  三山以张树声部为主,正是他协助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后官至直隶总督,掌控中央枢纽。张树声为张冀牖的祖父。辛亥事起,张冀牖携家眷出走沪上,最终落脚在苏州九如巷创办女学。到“七七”事变起,张冀牖无奈停校归家乡去,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到合肥后,首先与张家后人、著名画家张煦和取得联系,他非常热情,坚持要带我们同去。到了肥西县后,见到了肥西县地方志专家、淮军研究学者马骐先生,他轻车熟路,带队上山。车入山区,绿荫茂密,远近皆有山峦,相互勾连,山不算高,不时有水景、人家映衬,倒有几分情节感。三山属丘陵地带,起起伏伏,比常规梯田还要跌宕,联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金戈铁马,更能体会其中的传奇性。
  寻访线索是张寰和提供的,张冀牖第五子,乐益女中最后一任校长。世事变迁,恍惚七十年,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是1938年10月13日去世的,享年四十九岁,当时他们姐弟都在后方,没能回去奔丧。后经了解,张冀牖避难老家肥西乡下,偶患疟疾,缺医少药,死于突然。张寰和于1943年秋赶回主持落葬,并将先前在苏州去世的母亲陆英灵柩合葬。
  依稀记得,墓址在大蜀山西骆小河湾,群山环抱,一湾清溪绕过,墓葬山丘上。一路深入三山,一路寻访当地老人,尤其是八十岁以上老人,线索时断时现,当地人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指点和帮助。山丘林立,田壑成行,青山碧水中,不时能见到墓碑坟茔,到底哪一座才是张冀牖夫妇归根之处?
  由于地名太过于模糊,无人知情,有的人连这个人都没有听说过。后来终于打听到有人认识当年参加葬礼的圩勇,但此人已在“文革”中去世。带着几分遗憾和不舍,留下联系方式,委托当地乡人及政府继续协助寻访。
  山道狭窄,车行其中,颠颠簸簸,冷不防就会行到“绝路”。不禁心生感叹,如此僻壤,走出了淮军将领群,他们从江北打到了江南,其中就有在苏为官两年的巡抚张树声。他恐怕想不到,若干年后,肥西也走出了他的孙子,到达苏州,卖掉了家中的田产,斥资二十五万创办女校,并拿出固定比例对贫困生免费,对前来报考者还包管午餐。家族有人说他是“败家子”,他依然追加投资。女校培养出的人才不但有张家四姐妹,也有葛琴、叶至美、许文锦、黄连珍等才女。
  开明绅士?有趣公子哥?教育家?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张冀牖的模式都得到了实现。生逢乱世,只能遗憾离场,听说他下葬的那天,日军的炮声还在墓旁隆隆作响。站在大蜀山下,看满目青绿,山屹水流,仿若有一个不甘的声音在回响,那是发源于九如巷的一代先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是临别时张寰和先生对我的叮嘱。访张冀牖夫妇墓址不得,倒收获了一堆“故乡事”,譬如张老圩子已经变成中学,昔日与张为友的教育家陶行知塑像已经进入张家大院,还有四姐妹曾得庇护荫下的百年梧桐正叶茂枝繁。
  肥西青山埋下张冀牖,姑苏城里铭记张校主。
  依稀记得,踏访结束后回到合肥的酒店,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食物中毒,上吐下泻,高烧不止,胃病复发,浑身虚脱。由此联想到张老先生当年的疟疾急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后来服了药,症状稍减缓,孰料半夜又接到老家电话,说外公去世了,希望我能赶回去送一程。
  一大早不敢吃饭,乘坐第一班长途大巴往老家赶去,却最终未能送外公最后一程。但见到了情绪良好的外婆,内疚的心,稍稍有些宽慰。
  物是人非,世事变迁,家族传代的更迭是历史规律,最终留下来的,都是最美的传统和精神。此次肥西之行,不但亲眼目睹到了当地的灵山秀水,感受到了淮军圩子的“水抱山环”绝美意境,更深切感受到了一个家族“走出去”的执着和艰辛。
  记得在山里访问到张家后人张以映时,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人正在杏花树下静静地读书。他是一位老私塾,曾保留着张家的家谱,说有几部家谱都在“文革”中偷偷烧掉了。而张家的中兴之子张树声的墓地,也在“献计献宝”运动中被掘开了,他看到了老祖宗的面容,大胡子,长胳膊,长指甲,胸前一串宝珠被人拿走,如今连个墓碑都没有了。“反正那些年,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张家人,谁不害怕呢!”
  从地方志中可见,淮军几个大家族都曾遭到批判,因为他们的先人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成了地主,因为他们都成了“剥削阶级”,他们的家族,就是他们的“原罪”。
  但世事如水,谁都无法阻挡流动。张家经历了几代人的复兴,融入了芸芸众生的行业中,有教师、作家、音乐家、农业专家、会计、书法家、科学家等等,他们身上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家族的气质——不声不响的斯文。
  合肥之行特别感谢张煦和先生、马骐先生、肥西县焦坡乡大堰小学校长李永苍等人的热情引导。
  姑苏“寻旧”
  在张家孩子的回忆文章中,常常会出现一个黄姓厨子。听张寰和说,原来家里有一个厨子,后来去了上海大码头去做饭,就让徒弟到张家来做饭。黄姓厨师真名黄耀轩,湖北黄陂人。能不能找到这个人的后代?意外的是,他的女儿黄连珍就生活在苏州,而且是乐益女中的毕业生和教师。
  在苏州大学附近一个陈旧的小区里,我如约见到了九十六岁的黄连珍,精神矍铄,双眼有神,拄着拐杖,一提起乐益女中,一下子就把她的记忆拽回到了小学时光。
  “我爸爸是在军阀混战时,被抓壮丁抓去了上海,我们也跟着跑到了上海。”黄连珍说,父亲做得一手好菜,早期时还曾为钱大钧(国民党将领,苏州籍)做过饭。但他重男轻女,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不是太重视女孩子上学。
  全家人转到苏州后,有人让黄耀轩开饭店,但他没胆子开。到了九如巷张家做包饭,全家租住在九如巷头一套房子里。黄连珍当时上小学五年级,有时跟着父亲进张家,“有时我还帮他们家做账”。按照传统,黄连珍小学毕业了,就要辍学在家帮忙了,当时家里弟弟生病,生活也不宽裕。
  这个时候,张冀牖为她开了一扇门。经过考试,她被吸收为乐益女中的免费生,吃饭住宿都不要钱。“我在女生里面算是比较皮的,整天喜欢和体育打交道,吊环、篮球什么的,所以饭量也很大,一顿要吃五碗饭,那时候有老师双休日不来,就把饭菜让给我们吃了。”
  从五年级一直上到初中毕业。当时由于乐益女中取消了高中班,不得已考进了上海的体专,她在乐益女中练就了体育强功。从此开始了体育教育事业,后来还去新疆八一农学院教了二十年体育,直到退休回到苏州。
  黄连珍对苏州有着别样的感情。她说这一生有两次感激,一是对母亲的感激,“人家都给女儿裹脚,她很开明,留了我的脚”;二是张冀牖校主,“她给了我做体育老师的机会”。依稀记得,当时的恩师是丁景清〔1〕,“大美女”,体操明星。在校园里,也能见到张校主,“就喊他校主好”,没有架子,感觉很慈祥。“也见过张充和,她比我高一届,她穿着很朴素,剪着短发,整天蹦蹦跳跳的,很好玩。”她印象深刻的是,张家常常唱昆曲,几个孩子都跟着学昆曲。
  在学校里,黄连珍参加了篮球队,跟着乐益女中队“南征北战”,经常出去参加比赛,有一次还获得了全市的冠军,当时篮球公司还奖励给我们每人一双球鞋,价格很贵的,不是打比赛都舍不得穿。后来,黄连珍还当上了乐益女中篮球队长,多次率队出征,至今她还珍藏着那时的比赛照片,英姿飒爽,青春迸发。
  1933年黄连珍毕业,当时一个班只有六个人,但毕业典礼仍然很隆重,离开乐益后,她从没有忘记过张家人。抗战时,意外地在四川遇到了逃难的张家人,让她惊喜。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乐益女中做老师,带体育课。
  但是至今她还不知道张校主的具体去世日期,只是一提起来就会落泪,说想去祭拜一下,但已经无法实现。她工整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我亲爱的母校,我永远忘不了你。
  我在寻找乐益女中毕业生、老师时,又惊喜地发现了一位。特级教师童英可。
  1978年,江苏省评出第一批特级教师,苏州有三位,童英可名列其中。古老的胥江之畔,一栋老楼里,居住着耄耋之年的老人,墙上悬挂着名人祝贺书法“鹤寿”。清瘦的老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孱弱,无论是坐还是站着,姿势都很正,发黑、齿白,一脸的慈祥。看她小小的个头,你很难想象当年她在全国大赛的平衡木上的潇洒劲。
  童英可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从乐益女中毕业的,春季班,学的也是体育。当初从昆山来报名,就是冲着校名来的,觉得“很好听”。而且乐益女中的学费也比一般学校便宜五元钱(每学期)。当时学校里大约有一百个学生,校长好像是韦布(著名导演,张冀牖小舅子),张校主一般都在学校巡视巡视,笑眯眯的,人很和蔼。“不过他看上去蛮老的,脑门有点秃了,戴着眼镜,来回走走。”张家孩子见到过宗和,“他教过地理课,安徽腔很重”;还见过充和,觉得他们那时都很忙碌。
  印象深刻的是,张校主曾让她跟着张家孩子学昆曲,“唱的是《大红袍》,到现在还会唱呢”。不过,更让童英可喜欢的还是那首校歌:“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童英可说,乐益女中的学风很进步,当时属于“赤化”,进步老师很多,鼓励学生们阅读进步作品,鲁迅的作品几乎都读过的,还去一些隐秘的书店购买“禁书”,“就在苏州玄妙观西脚门书店,记得我曾经买过一本《永生》,偷偷摸摸的,老板卷好了,快速地递过来”。
  虽是体育专业毕业,但童英可的论文写得很棒,常常被刊登在《北京体育大学报》之类的专业刊物上,如今仍有约稿不断。童英可把自己的文笔归功于在乐益女中的锻炼,“文学家顾诗灵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当然,童英可最拿手的还是体育,那时学校里有篮球队、田径队、排球队,都有专门的场地训练,童英可也曾带队出去比赛。毕业时,教育局抽考,考英语、语文什么的,不及格不能毕业的。当时快赶上打仗了,“我们几个学生拿到毕业证后,就匆匆忙忙造了一个木头亭子送给母校,表达感恩之心”。后来她被振华学校聘为教师,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借到乐益女中代课,但振华学校不放她走,等黄连珍回去后,她就离开母校了。
  后来,童英可成了国家等级运动员,多次参赛获奖。从事了四十多年的体育教育的她,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次体育课上的投掷练习中,被一位同学不小心将投掷物投到眼睛上,痛得她泪水直流,但她那时却仍连声安慰那位同学说不碍事。
  她的师德至今为很多学生感怀,而她则对母校说:感恩乐益女中,给我的培养与教导。
  在对乐益女中师生的寻访中,还有一个人没来得及访到,成为遗憾,但她留下了一本实物。她就是当年被叶天底改名字的王伊珠。
  1992年,八十五岁的王伊珠临终前,将自己的女儿胡美玉和女婿范存笃叫到床边,将一本通讯录郑重地交到他俩手中,并嘱咐他俩好好保管这本通讯录。这本通讯录是1925年她从苏州乐益女中毕业时学校所制,里面包含了当时学校所有教职员工的信息,其中还有苏州第一代地下党员的信息。
  后来,胡美玉去世,范存笃就一直保管着岳母的这本通讯录。通讯录里面共有一百二十六位师生的信息,校长是韦均一,老师有十六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也名列其中,学生有一百零九名,初中、高中的都有。通讯录里师生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籍贯、通信地址等,其中学生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岁,除了苏州本地的,还有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学生。
  如今,这件实物复印件已经送到了九如巷张家,又回到昔日的乐益女中旧址。
  张家的“高干干”
  在对张家后人寻访过程中,张寰和提供的一个线索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张充和的奶妈即张定和的保姆高干干的后人就住在苏州。
  之前我曾采访过国学教授钱仲联先生与其保姆亲情相处的故事,直到老先生去世后,保姆夫妇还住在钱家的房子里,据说这是钱先生的遗嘱。其故事情节不亚于香港温情片《桃姐》。
  每次说到高干干,张家人从不把她当成是外人,已经自觉地将其列入家庭成员。
  八十岁的丁福元是高干干的外孙。他说,高干干真名刘玉珍,因为外公姓高。外祖母来自扬州,做帮工时来到了苏州,洗衣服做饭,杂务,什么活都干,很辛苦。外公是个大烟鬼,没钱就逼着外祖母要。外祖母实在受不了,就不回去了。在张家做工后,外祖父去上门找,人家知道他,门房就不让进去了。
  外祖母记性很好,会说扬州话,和张家媳妇陆英处得很好,还帮着她算账。她带的孩子是张定和,音乐家,但在抗战时期婚姻突变,人很烦恼,孩子也没人带,外祖母就去了重庆帮着带,一直带到北京。北京我也跟着去了,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我十六岁,就跟张定和长子以大一起玩。后来我生了肺病,咳嗽得很厉害,怕传染给张家的孩子,就与外祖母返回苏州了。
  外祖母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民国时进入邮政系统工作,应该是外祖母的功劳。这是个公差,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了。但这个舅舅不争气,吸大烟,舅妈跟人跑了,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总之是失踪了。
  女儿就是张家人一直提到的金大姐(据说因为外号“小金子”)。金大姐真名高国志,从小跟着母亲在张家做事,吃住在张家,嫁人后仍与张家保持亲密联系。战后,张家人从后方回来,她第一个想到买好日用品送过去。
  金大姐几个孩子也都与张家有联系,她的女儿丁秀贞在抗日期间随张元和在上海,照顾左右。丁的男朋友就在顾传玠开在上海的药房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秀贞与男友又随着张元和夫妇去了台湾,洗衣服、做饭、带孩子,什么家务事都做。结婚后,丁氏夫妇搬出张家,在台湾自谋营生,有房有车,去年还回来看我们。记得两岸没通信时,我们就写信到美国,由张充和中转到台湾姐姐家。
  丁福元说,自己一个哥哥当年被周有光介绍进入中旅,后来从川沙政府退休下来,待遇还不错。
  高干干在张家的年数甚至超过了不少张家孩子。她先是把张定和抚养大,然后接着照顾定和的长子以达,还抱过定和的女儿以童半年多,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但家里的重担又落在了她身上。丁福元说,父亲没有什么特长,不能照顾家里,全靠外祖母张罗着,应该说张家的工钱给得很殷实。
  我拜访高干干后人时,他们拿出了珍藏的高干干(左)和女儿金大姐的老照片,她们都在张家帮过忙,至今为张家感念
  额头,人很精干,张家上下都对她特别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勤劳和忠诚。张定和说:“我想,假如天给她以机会学习数理化,她一定是个出众的人!”
  高干干常念叨着陆英的优点,她的精明可能受到过陆英的影响,或者说她们相辅相成。她牢牢地记着陆英临去前的嘱托,至死不渝。
  张定和在病床上得知高干干在苏州去世后,忍着病痛为“姆妈”(张定和对高干干的称呼)创作了一首歌曲《趁着这黄昏》。词是高干干哺乳过的充和写的。
  高干干是活到八十一岁去世的,丁福元夫妇把她埋葬在了苏州西郊藏书镇善人桥,可谓善人归善地。
  21世纪90年代初,丁福元所在的小区拆迁改造,当时就租住在古城区一处老房子,但周围环境很差,有养猪户,臭得要命,苍蝇乱飞、噪音不停。丁的孙子也出生了,但找好房子又没有钱,苏州全城也没有亲戚,就去九如巷找了张寰和夫妇。张寰和二话不说,让两个女儿搬东西离开,把房子腾出来给了丁家住,一住就是两年多。
  无论是在张家,还是丁家,高干干留下来的故事,都还没有真正结束。
  源远流长
  关于斯文的出典,《书经》有云:“克昌厥后,斯文在兹。”《论语子罕》记有:“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在寻找一个家族的斯文时,有一天我带着十五个月大的儿子端端去沧浪亭对面的苏州文庙闲逛,正巧遇到一个展览:“斯文在兹——中国文庙建筑艺术图片展”。其中共收录了我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近八十座孔庙的近四百张高清图片。眼前的这些建筑华丽而壮观,令参观者不禁生出敬畏之心。再看看走进文庙的人群,都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沉淀心灵,压抑浮躁,回复最纯粹明净的心境。
  联想到2011年,台湾诗人郑愁予去美国拜访张充和,两人不急不慢地聊着旧事、文学。张充和以轻缓地语速说:“我很早就是一个人了,我经历过很多,困难时期,抗战,什么生活我都可以过,都可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大在乎。”
  句句坦然,字字如金。
  忽然想起了郑愁予先生的诗句: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点点滴滴,絮絮叨叨。扬州、南京、合肥、上海、西安、成都、重庆……回望自己对张家文化实物的发现过程,有艰辛,有遗憾,也有惊喜。为了寻找宝带桥古碑拓片,我踏雪苦访,记得那天得到时高兴得饭都忘记吃了。当在网上发现一件关于张家的史料时,马上拍下来找张爷爷核实,然后决定是否购买下来,有一次看到一张乐益女中的奖状,似乎有假……为了寻找充和的旧文章,四处访问,有一次还差点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发火,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无礼。
  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感谢张家人及张家四姐妹的后人给予的无私支持,尤其是张寰和爷爷和周孝华奶奶在资料和图片方面提供的支持,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恐怕我也没有勇气和能力完成这本书。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有“君子协定”,不是所有的谈话内容都能公开。此外还有很多宝贵的内容,限于篇幅无法展开,留待以后丰富。在此说明一点,张家的很多图片流失在外,于公于私刊用,似乎主动给予署名和稿费的并不多,但张家从不计较。
  有不少人曾经建议,乐益女中暨九如巷三号的文化和传奇,完全可以好好规划建个纪念馆,我就这一情况与张寰和先生谈及,他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愿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张家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我对张家“斯文”的追寻不会就此结束,这只是个开始。
  注释
  〔1〕丁景清,女,江苏苏州人,早期任教于乐益女中。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授。民国十五年(1926)毕业于上海爱国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擅长舞蹈、艺术体操。编著有《现代歌舞》第一、第二集及《和平花操》、《怎样编写团体操》。1978年、1979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先后参加1950年、1964年全国第一、第二届运动会团体操的编排及训练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和刘少奇主席的亲自接见。
  引子陆英的1920
  合肥张家的故事要从一个女人开始,一个本该姓张,却没有姓张的女人。〔1〕她叫陆英,来自扬州。
  陆英出身大家,生下来就住在扬州繁华的东关街一处叫冬荣园的大园子里。她所嫁的张家孩子,祖父正是官至直隶总督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一号人物是李鸿章)。
  1917年,三十二岁的陆英生完第八个孩子后,又怀孕了。她带着两个仆人,一路风尘地从上海赶到苏州,为全家十几口人及随从的佣人、干干〔2〕、厨师、门房等寻找一处居所。对于几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她的条件近乎“苛刻”。
  经过一番选择对比后,陆英选中了靠近苏州古胥门的一处大宅院——寿宁弄八号。那里有大花园、大花厅、荷塘、假山、回廊以及几十间分布分明的楼房,宅院内树木繁多,郁郁葱葱。宅院周围是大户林立的朱家园和有着古老历史的吉庆街,不远处的胥门是苏州八大城门之一——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吴国大将伍子胥,城门外是流淌向太湖、大海的护城河。如今,陆英最小的儿子张寰和——他就出生在这栋古老雅美的宅子里——只能隐约回忆起,这处宅子出过一位大官员,是昆山姚姓。说这话时,他已是九十五岁高龄。
  1918年,陆英带着全家人离开上海,搬到苏州。家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卧室,读书和课余休息也有专门的区域,陆英和她的丈夫张冀牖各用各的书房。
  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寿宁弄八号,我们童年的乐园,这里可能是以前一个大官宦人家的宅子,可我们哪里顾得上去考证宅子的历史,去打听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细数那些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的房子。我们三姊妹的闺房在第三进房子的楼上,开窗就可以看到后花园。”〔3〕张允和,在张家四姐妹中排行老二,是四人中最早结婚的一位,性格积极主动,为人心直口快。搬进寿宁弄那一年,她虚岁十岁。这里缺席的四妹张充和,此时正在合肥老家,与收养她的叔祖母生活在一起。
  1920年春天,七岁的四妹张充和回到了自己家里,张允和说“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
  “一九二零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又甜又嫩的童年。那年我十一岁,我们有姐妹兄弟九人,父母双全。第二年,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很奇怪,前面四个都是女孩,后面五个都是男孩。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一岁。孩子们都在双亲的爱护教导下,健康地成长。”〔4〕这一年,也是陆英最开心的一年,她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经济丰裕、生活便当、佣人惬意、孩子开心。这一年她还发起了“教保姆认字”的热潮,孩子们负责教授各自的干干。这个细节,也成为孩子们永远的快乐记忆。
  但这甜蜜、美好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一年,这个家庭的绝对主心骨陆英就突然去世。那一天是1921年10月16日,阴历九月十六,陆英时年仅三十六岁。去世前,她怀着已经九个月的第十个孩子,后引产,但几天后这个女婴即夭折。陆英之死,基本锁定为拔牙感染所致。当时她从苏州去上海看了牙疾,医生为她拔了牙,但回到苏州后,发现感染趋于恶化,毒素侵入了血液。后来,张允和回忆:“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但同时,张家的孩子也怀疑,母亲是为繁重的家务拖累而死。
  陆英比丈夫张冀牖大四岁,结婚时张冀牖刚满十七岁。十一年前,他们从老家合肥搬迁到上海时,除了夫妻二人及三个孩子外,还有张冀牖同父异母的妹妹、五位年老的孀妇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另外还有三个女儿各自的奶妈、保姆,一大群仆人和无数行李。〔5〕
  母亲去世后,伤心的孩子们记住了很多与大大(合肥方言,意为“妈妈”)有关的事情,其中就包括母亲教的歌谣,有的是关于老家扬州的,如《西厢记》:
  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又有《杨八姐游春》:
  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小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6〕
  张家孩子们尽可能地记住发生在寿宁弄大宅院的所有故事。张允和到了晚年还记得寿宁弄里的紫玉兰和白玉兰的不同香味,她捡拾起后让厨师炸了当零食吃,“像茨菰片一样,又脆又香”。还有家庭课堂外那棵“荷包杏子”,香甜而悠远。
  张寰和回忆,早期时,母亲曾想将寿宁弄宅院买下来,因为觉住得比较便当,毕竟打算长期落脚在苏州,而且孩子们也都喜欢上了这个宅院。但陆英的这个打算因故夭折了。这处宅院的东山墙是一个防火墙,黑黢黢的,很高大,紧邻外面的一家大当铺。据风水师说,这样的结构和方位是不吉利的,于是陆英就放弃了购买,“后来想想其实也是一种迷信,那么好的宅院,就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让张寰和更为惋惜的还有一事。大概是母亲去世前一年,母亲带着他在寿宁弄宅院的假山上拍照,当时他很小,不大愿意配合拍照,母亲就随手拿了一片大树叶子,吸引着他往前看,“她站在我身后,还用双手拎着我的耳朵,好让我站好了对着镜头,就这样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一直被保留着,但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无情撕毁了。这唯一的一张与大大的合影,让老人无限感慨,一直铭记于心。
  从此以后,陆英的照片,面世的仅有一张。这一张照片在张家孩子们写回忆录时,广为传播。陆英那张穿着西式礼服的老照片,端庄秀美,仪态大方,风情内敛,不但没能满足人们对这位神秘女子的了解,反倒更加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她是传统的,是大家闺秀,但她又是前卫的、开明的;她是淑慧的,是贤妻良母,但她又是雷厉风行的,有心智,手也快。临死前,她镇定地安排着孩子们的未来和剩余财产的去向,这项工作让张家孩子受益到成年。
  2012年,陆英的老家扬州出版了一套《扬州美人》的纪念邮票,以她形象绘画的一幅图片列在其中,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典雅美。
  令人惊喜的是,就在张家人以为陆英的图片仅留下一张时,一张她早期带着两个女儿回娘家的图片,见诸媒体。经过张寰和的鉴证,那站在扬州冬荣园的女子,身穿传统立领斜襟盘扣宽袖绣花上衣,神态安逸、静美、坦然,正是大大陆英。
  这张明显区别先前那张西式装束的照片,似乎注定了:她的故事将会继续。
  注释
  〔1〕晚清女子嫁人都要随夫姓,如张陆氏。
  〔2〕“干干”是合肥方言中对保姆的称呼。张家孩子说,奶妈哺乳,保姆不哺乳,就是干带,故称之。
  〔3〕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张家旧事》,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张允和:《王觉悟闹学》,载张允和著:《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5〕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合肥四姊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页。
  〔6〕张允和:《我的母亲》,载张允和著:《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第一章淮军将领张家崛起
  长毛子带来了机遇
  扬州女子陆英嫁到合肥张家不是偶然。陆英祖籍不在扬州,在安徽合肥。她的身世紧密地与晚清政坛的圈子联系着。在某一年,她的父亲陆静溪从合肥迁居到扬州,因为他做了盐官。这座以盐商著称的城市曾吸引皇帝多次前来巡游,继而留下了晚清别具风格的盐商文化,包括饮食、休闲、园林、女性等。
  时值晚清,扬州陆家深知张氏家族的鼎盛。陆英的未婚夫叫张武龄,他的祖父张树声,曾官居直隶总督,那是很多为官者一辈子的渴望和梦想。合肥与扬州之间,交通以水路为主,有五六百公里的样子,这样的距离不禁令人生疑:张家为何舍近求远为长房孙子择偶?
  一条比较符合逻辑的线索就是,张树声的夫人姓陆,是合肥本地人,如果她和扬州陆家是一宗的话,就是“亲上加亲”。但截至目前,此说还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撑,张家后人在面对求证时也难以给出答案。现在张家保存的张华奎书信,从内容中倒是有些端倪,张华奎携家眷从合肥出发去四川任职,在途中致信给堂兄,其中提及“……三婶母赴扬办理七妹喜事系伯纪弟与胡瑞五同往,静溪在扬亦可就近照料,似可无虞也”。致信时张华奎刚刚收养了从别房过继来的儿子张武龄(张冀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1889)。信中提到的“扬州静溪”想必即是陆静溪了。如果这条线索成立,也就解开了张陆两家舍近求远的姻亲之谜。
  但还有一条线索值得关注,有文章〔1〕称:陆静溪的夫人系李鸿章侄女,即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女。而张树声早年与李鸿章戎马相伴、生死相交,他的一个儿子就迎娶了李蕴章的女儿识修,并收养了后来的张家四兰之一张充和。如此一来,张家再次迎娶陆家的女儿,更是“亲上加亲”的好姻缘。
  扬州学者韦明铧曾就此事做过调查,记述陆家母亲是李蕴章女儿,并且陆家的住宅冬荣园正是买自合肥张家。〔2〕这样一来,似乎张家与陆家结亲更是理所当然了。只是这一线索也遭到了质疑,大致意思是李蕴章四女儿嫁给了张树声的儿子张华轸,后来还收养了张充和,“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这名李鸿章的侄女,才以讹传讹地被误认为是陆英的嫡母”,“笔者查阅有关李蕴章家族的相关资料,李蕴章共有八个女儿,除了第三个女儿早夭外,其他的七名女婿中没有姓陆的,他们的相关信息也与扬州陆英的父亲陆静溪不符”。〔3〕
  这桩悬案留待以后慢慢解析,不管如何,张树声的兴起及张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李鸿章的乡情观念。
  秀才张荫谷
  记得第一次去张家拜访的时候,遇到张武龄第五子张寰和夫人周孝华(淮军将领周盛传的后裔)说到太平军时,用的词是“长毛子”。就连张家的女婿周有光先生(张允和夫君)也在著作中称呼太平军为“长毛”,说他家因为与“长毛”打仗家道中落,而张家则“家道上升”。这些似乎多少显示了这个家族当年与太平军的关系。
  张树声,字振轩,又字振仙,廪生出身,安徽肥西聚星乡人,《清史稿》和《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均有专页介绍。合肥当地有首民谣《十杯酒》〔4〕在提到李鸿章的同时也提到了张树声,足见两人的地位关系。张允和回忆说:“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多是李(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5〕
  张树声的父亲张荫谷是一位秀才。“三举不第,重闱待养。遂弃诗书,督家政,孝友任恤,推之族姻里闾,敬爱如一家”。这是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同治十二年(1873)撰写的《张公荫谷墓表》中的语句。该文大致介绍了张荫谷的生平和张树声的发迹史。
  明朝时期,张荫谷祖上从江西迁居到安徽庐州合肥县。据《张公荫谷墓表》称:“至公曾祖讳从周,居周公山。山介大潜、紫蓬二山间,巍然众望。人遂称周公山张氏,族浸以大。”在张家后人的文字叙述和言谈中,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都不是生疏的字眼,他们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出身,以及门风的来源。
  天下太平时,张荫谷成为乡民公推的德高望重者,常常出面主持公道,为人极讲法度规矩。他膝下有九子,以张树声最为突出。张树声继承父志,中秀才后,等待继续应考。张荫谷对儿子的教育有文有武,要求严格,让他们不敢懈怠。而他自己以身作则,堪称“慎独”,“生而端毅,刻励为学,无子弟之过。仁心义质,与年相长”,“公状貌凝重,有坚卓不摇之概”。李鸿章此语或许有些美誉,但从后来一系列事迹看,如果张荫谷没有良好的德行,是很难服众的,尤其是在乱世之中。
  太平军未起事时,长江一带已经有乱的迹象,其时盗贼增多,土匪猖獗,“叛乱分子”已经出现,法律渐渐失去了威力。有一次,“寿州(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境内)盗起,突入掠公(张荫谷)乡。公急聚乡人,部以兵法击之走”。当时张荫谷不禁叹息一声:“天下其将乱乎?”
  于是,张荫谷开始广纳各路豪杰,将一些习武之人统统网罗过来,与儿子们往来切磋。他不仅对这些人好生招待,还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要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当时很多乡人摸不清他的用意,然“已而粤西贼起,蔓延江淮,遂窃踞庐州,捻贼又乘间纵横出没,公乡屹立贼薮中凡七八年”。“粤西贼”即太平起义军,“捻贼”即活跃在长江以北安徽北部及江苏、山东、河南三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两者起事后,不断蔓延。合肥位处南北中间地带,属“绝对军事要地”,是太平军和捻军必攻之地。但是秀才张荫谷带领乡民在双重夹击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屹立七八年,堪称奇迹。
  后来,义军实施招降计,对当地大户和官军威逼利诱。张荫谷早就有所警惕,他拿出所有家当,招纳贫户,组织团练,扩充武装队伍,既是自卫,也是对官军的声援。后来他直接命长子张树声、次子张树珊率领精锐,“从剿无、巢、英、霍、太、潜(以上均为安徽各大城市)诸邑。所向有功”。有一次,张树声兄弟率队在庐江白石山阻击来自巢湖的太平军,效果明显,受到了官府的关注并得到嘉奖。当时,地方官军常常觉得自卫吃力,甚至经常有本地的最高负责人和各种叛乱力量自行签订协议,乡团势力的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张荫谷远见“兵祸且亟”,更坚定了组织团练的决心。他在召集乡人保卫自己的同时,开始建造一种原始而特殊的军事设施:堡寨,后人称为“圩子”。堡寨最早筑于周公山下殷家畈,“峙粮储器,阻河以为险,从而归者万余家,耕种各以时宜”。张荫谷的举动带来了蝴蝶效应。周围乡镇的大族大户相率筑堡,其中有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董凤高等,他们后来都成为统辖一方的文官武将,刘铭传一直升到直隶提督。
  当然,这些地方人士并非个个出身磊落,如刘铭传早期的形象被描写为“无赖、私枭”,他是在家中遭受剧变后,无奈加入清军的。“铭军”刘铭传为乡民,“盛军”周盛波、周盛传均为乡民,张树声为廪生,张树珊、张树屏亦为乡民。〔6〕周盛传后人周孝华曾经说过,当时几位加入团练的首领,基本上都念书不多,恐怕只有张家是秀才出身,因此大家都愿意跟着张家起事。由此,众首领“诣公(张荫谷)奉公约。公虚怀酬答,命诸子结为昆弟。忧乐共之”。至此,张荫谷的凝聚力已经形成。
  这是一场历史巧合吗?秀才张荫谷筑堡扩军的时候,清政府也开始重视地方团练势力,咸丰皇帝亲自批准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奏折,在执行人中就有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李鸿章考取进士后,被授职务是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被重用希望不大。
  1854年二月,李鸿章父、刑部郎中李文安经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保荐,回乡办团练。李部团练,除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所带乡兵外,其余如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相率加入。而且张氏兄弟在庐江白石山一战,还让李文安得以享受功劳,记名知府,并得以号令四乡团练。但李文安在1855年七月暴病身亡,由此各部团练纷纷回乡自卫。但以张荫谷为首的西乡团练已经受到官府注目,前后有合肥知县马新贻、庐州知府李元华等拉拢招请,并授以职位,如在被淮军招募前,张树声为同知,刘铭传、周氏兄弟为千总。〔7〕
  官府对西乡团练的关注是有背景原因的。当时团练分为官团和民团,当太平军兵分多路直捣庐州时,势如破竹,首克庐州。当时的官团由于缺乏组织和作战经验,再加上清军失去了战斗力,相互“示弱”,就连当初受李鸿章怂恿,上奏咸丰帝办团练的吕贤基(时任工部左侍郎)也投水自尽了。当时官团主要集中在合肥东乡和北乡,太平军与捻军呼应进军庐州,恰恰是在西乡遭到了顽强抵抗,西乡“尝连摧粤贼陈玉成,捻贼张落刑大队数万,斩首无算。皆贼中号称巨猾善战者也。由是义声威望冠江淮南北,贼噤舌相戒‘勿犯三山’。三山者,以公(张荫谷)居周公山,左则大潜山刘君(刘铭传),右则紫蓬山周君(周盛波)也”(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由此足见张荫谷的军事才能和协调能力。
  眼见清军不断溃败,一些官团和民团也有了新的打算,各立山头,竞相称大,都想着趁机做大做强自己,以此得势获利,甚至有人形容官团与民团的关系是:“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8〕就连民团之间也互相倾轧、斗争。有的明着是团练,实际行谋反之意。生逢乱世,有谁愿意坐以待毙呢?当时凤台县就出了一个大人物。“凤台苗沛霖假团练为名,树党自固,浸成逆谋。淮北地方千余里,相推奉为职志。”这是李鸿章在《张公荫谷墓表》中对苗沛霖的记述。
  苗沛霖这个人物在晚清颇具代表性。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北伐,淮河流域贫苦农民纷纷响应,结捻起义。地主豪绅为保安全,集资筹粮,大办团练以抗义军。苗沛霖认为有机可乘,狂喜道:“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他奔走乡里,向豪绅地主献策:“徒团不足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由于他地位微贱,开始无人理睬。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蒙城、凤台、颍上一带的团练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后,地主豪绅才采纳苗沛霖“筑寨、积粟、治兵”的意见,推举苗沛霖为“练长”操办团练。
  苗沛霖很善于练兵和打仗,他撕衫为旗,只用一年时间筹粮筹款,筑寨练兵,就修成了苗家圩(当地人称为“紫禁城”),把苗练训练成“出则布阵,入则为营,编以队伍,齐以金鼓,束以号令”的队伍,就连他的妻妾也能骑马射箭,出击战斗。他率队对抗捻军,多次打了胜仗,受到了钦差大臣胜保的欣赏和奏封,负责操办淮北团练。苗沛霖连破二十八个寨堡,杀害了捻军首领葛仓龙。但是苗练的军纪作风很是糟糕,淮北民歌唱道:“涡河水向东流,俺跟苗贼结冤仇;俺的婆子他霸占,俺的爹娘刀割头。”但因苗沛霖攻捻有功,他的地盘不断扩增,战功不断累积。此后他却左右摇摆于义军和官军之间,直至诱杀了英王陈玉成,才再获清廷重用。但在后期,他频频受到弹劾,兵力锐减至两千人,后来举兵反清,被僧格林沁部杀死。
  苗沛霖以一介乡民,能够获千余里辖地,被各地乡绅拥戴,自有其道理。但在当时,距其不远的张荫谷并不看好他:“公(张荫谷)独斥其罪,戒乡人毋相连染。而沛霖卒坐逆诛,惜公不及见矣!”张荫谷直斥苗沛霖谋反罪责,并告诫乡人不要与之接触,或是受到他的蛊惑,这个人早晚是要受到惩罚的。只是在苗沛霖被杀时,张荫谷已经不在人世了。苗沛霖死于1863年12月,对于他的死,有人评价是:心比天高,目比寸短!至于张荫谷,李鸿章说他是在特殊时期,攻坚克难累死的:“遭值时艰,奋起为乡社保障。扶良化枭,口喑心瘁,遂以积劳告终”,“距嘉庆癸亥年十月三日生,年五十有八”。张荫谷死于咸丰庚申年(1860)九月十三日。
  张荫谷去世时,“远近百里,相聚哭赴。以为公尝活我,而又恨天不假年,不使公重睹承平,稍抒忠愤于万一也”!当时对太平军的镇压仍未结束,他的逝去,意味着守圩自卫的任务落到了长子张树声的身上。
  从张荫谷一族看,“公祖讳世科,太学生。考讳杰。皆有名德。妣李氏。……公暨配孙氏、鲁氏、李氏……”(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张家祖上即出过太学生这样最高级的生员,到了荫谷、树声一代又都是秀才承传,读书这一根主线始终是绷着的。另外,在张家的配偶中一再有李氏出现,似应有与李鸿章家族结姻的可能。在张老圩子时代,张、周、刘等家族结亲已有先例。后来张树声其中一个儿子张华轸,娶了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
  从李鸿章撰写的张荫谷事迹看,最早时,庐州被攻陷后,他随父亲李文安奉皇命回乡组织团练,当时张荫谷即遣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相随左右,为初战告捷出了不少力,由此在李鸿章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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