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嘉骊 日期：2015-12-27 20:18:21
《忆韬奋》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为《忆韬奋》所作之前言，试图从其父的译作中为韬奋先生的行动指导找到理论根据——即马列理论学说，确如篇末所言，为《忆韬奋》增加了“一点‘胜利’的红色”。
目录：
》，积存了不少资料，为我编这本书，争取了时间，提供了方便。我编选内容的着眼点是多一点有史料保存价值的文字，少量纪念文章。
重读书里的文章，感慨多多。三十年过去了，文章的作者大多已作古，可珍贵的是他们留下的文字，很多是亲身感受，第一手资料，真情，真实，对后继者研究韬奋是活的珍贵的史料。
今年春节，三联书店的王秦伟同志来访，真是无巧不成书，谈起纪念活动，我建议他接受再版这本书。他二话没说，拿起那本样书，说：“好的，我拿回去看看。”不久，有了回音。他带着一位助手来了。当然是好消息：同意出版，后面最好再加点内容。
加什么内容?这本书的不足是大背景交待不够。那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大后方，国民党政府处于统治地位。韬奋这支宣传抗战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生活书店从小到今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是父亲邹韬奋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作为他的女儿，义不容辞，应该有所表示。
三十年前，一九八五年，为纪念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编了一本纪念集《忆韬奋》，有一百多篇文章，四十多万字，学林出版社出版。邓颖超邓妈妈还为内封题了字。之前，正巧编了一本《韬奋著译系年
目录：
》，积存了不少资料，为我编这本书，争取了时间，提供了方便。我编选内容的着眼点是多一点有史料保存价值的文字，少量纪念文章。
重读书里的文章，感慨多多。三十年过去了，文章的作者大多已作古，可珍贵的是他们留下的文字，很多是亲身感受，第一手资料，真情，真实，对后继者研究韬奋是活的珍贵的史料。
今年春节，三联书店的王秦伟同志来访，真是无巧不成书，谈起纪念活动，我建议他接受再版这本书。他二话没说，拿起那本样书，说：“好的，我拿回去看看。”不久，有了回音。他带着一位助手来了。当然是好消息：同意出版，后面最好再加点内容。
加什么内容?这本书的不足是大背景交待不够。那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大后方，国民党政府处于统治地位。韬奋这支宣传抗战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生活书店从小到大，至一九三八年，已发展到五十五家分支店，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发展和正能量的宣传，对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生活团队是如何对付国民党的横蛮压迫和摧残坚持战斗的，我搜索自己的大脑记忆，选了四篇文章。
一、《重见天日》
这是一组韬奋当年送审文章，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不止一次批上“免登”“应予免登”“扣留”“扣”等字样的文章。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被扣的文章还能找得到吗?《韬奋全集》已经从几个出版社邀请了几位资深编审在动工了。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比较容易找，容易搜集；被扣留埋没的稿子到哪里找?冥思苦想，想到了“档案”。一九九一年五月，韬奋纪念馆的几位青年同志和我找准目标，直奔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档案。凭翻到的卡片找到了原件。认真鉴别，竟是韬奋的真迹。共十一篇。我们按档案馆要求，动用上海市委宣传部、妈妈的工作单位，开了证明，办了正式手续，拿到了复印手稿。十一篇，数量显得少了点。再少，这也是国民党迫害进步文化罪行的证明。这些文章，都已编入《韬奋全集》，重见了天日。想用压制的手段来进行政治迫害，消灭真理的声音，十一篇真迹失而复得是一个极有力的明证。办不到的。
二、徐伯听《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的经过》
韬奋文：“书店一个个又被封闭是事实，忠诚于文化事业的青年干部一个个又锒铛入狱也是事实，我又怎能昧着良心，装作痴聋呢?…暴风雨似的摧残来势越来越凶!”“被迫到这样的田地，我伤心惨目想到为抗战文化而艰苦奋斗的青年干部遭受到这样冤抑惨遇而无法援救，任何有心肝的人，没有还能抑制其愤怒的。我愤怒得目瞪口呆，眠食俱废!”沈钧儒文：“记得是这一月廿日后哪一日子了，那是一个最不祥的夜晚，忽然见你匆匆推门进屋，行色像有点仓皇，手里拿着几份电报，眼眶里含着带怒的泪，告诉我昆明、成都、桂林、曲江、贵阳五处分店先后都被当地政府无理由的封禁。你说：‘这是什么景象!一点不要理由，就是这样干完了我的书店!我无法保障它，还能保障什么!我决意走了!’我听了好久，想不出一句可以劝慰和挽留你的话来，只说了一个字：‘好。，，，
“面对国民党的横蛮压迫和摧残，他(韬奋)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拒绝参加三月一日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他胸有成竹，想好应对迫害的方案，秘密出走，另辟战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苏中根据地，韬奋曾解答一位书店同仁沈一展的提问，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徐伯昕主持，汇总了各地寄来的种种受迫害的罪证，写出这篇“经过”。这是一份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罪行的声讨书，分送给各位参政员。
三、徐伯昕《生活书店是怎样接受党的南方局领导的》
徐伯昕实干、忠诚、坚定，与韬奋精诚合作近二十年，是生活书店事业发展的开创者之一，直至一九四八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联合为三联书店。
这篇文章徐自称写得不完全，即使这样，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澄清一些问题。地下党是秘密工作，单线联系，不完全是正常的。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能补充材料，写出续篇。的研究也许不无小补。这是译者所希望能够贡献的一点微意。”“每篇来源的原著书名，都附记在每篇的末了，以供参考。”“理论和实践是应该统一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个思想家，不能不顾到他的时代和生平。尤其像卡尔和伊里奇一流的思想家。我们要了解卡尔怎样运用他的辩证法，必须在他对于革命运动的参加中，在他对实际问题的应付中，在他的经济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哲学里面，才找得到；关于伊里奇也一样，他的一生奋斗的生活，便是唯物辩证法的‘化身’，我们也必须在他的实践中去了解他的思想。”“革命的思想家的奋斗生活，常常能给我们以很深的‘灵感’。我每想到卡尔和伊里奇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关于伊里奇，我最感到奇异的，是以他那样的奔走革命的忙碌，还有工夫写了许多精明锐利正确的著作，后来仔细研究他的生活，才知道他有许多著作是在流离颠沛惊涛骇浪中写的；是在牢狱里，是在充军中，是在东躲西匿干着秘密工作中写的。”“伊里奇在将被暗刺以前，最后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永远的纪念。”“他在被刺的那一天下午(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还到莫斯科的米克尔逊工厂(MichelsonFactoly)去参加会议，他在这会议里演说词的最后一句是：‘胜利或死亡!’(Victoryordeath)即不向前求胜利，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伊里奇当时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也是我们今日为民族解放和人群福利而应有的奋斗精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者，我所以要研究一些思想，是为着做新闻记者用的，更不怕‘牺牲’什么‘尊严和高贵’。或许有些朋友也和我一样地忙于自己的职业，要在百忙中浏览一些关于思想问题的材料，那末这本书也许可以看看，此外倘若抱着什么奢望，那是要不免失望的。”
《<读书偶译>后记》(七月十五日炎暑中挥汗写，记于江苏高院看守分所)，收人单行本。
摘要：“我向来有所写作，都偏重于事实的评述；关于理论的介绍，这本译述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虽则理论和事实本来就不能截然分离的。依我个人看来，——也许是由于我向来工作的性质和方向，——评述事实似乎比介绍理论来得容易些，尤其是比用翻译来介绍理论来得容易些。因此，我在译这本书的时候，时刻注意的是要尽量使读者看得懂；倘若更能进而使读者感觉到不但看得懂，而且觉得容易看，看得有趣味，那更是我的莫大的愉快!同时被羁押的老友李公朴先生听到了我的这愿望，在我看完第一次校样的时候，他自告奋勇，说他愿‘代表’未来的读者，仔细替我再看一遍；每遇有他认为不很容易懂的地方，无论是一字一句一段，都很热心地提出‘质问’，我也很虚心地领教，认为有修改必要的时候，就尽量修改。我在这里应该很诚恳地谢谢李先生。”“张仲实先生的学识湛深，尤其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造诣，是我所非常敬佩的，我的这本书的第二次校样还请他很仔细地看过一遍。承他给我不少切实的指教，有好几处的名著译文，还承他对俄文原本仔细对了一下。本书里用的画像，有许多都是承张先生替我从各处搜集拢来的。他为了我的这本书，费了不少时间和功夫，这都使我非常感谢的。”“在羁押中写作，不能多带参考书，遇有需要查阅参考的时候，往往写条子麻烦外面的几位朋友，托他们代为一查。受到我麻烦的除张先生外，还有金仲华和胡愈之两先生，我应该在这里一并志谢。”
这篇“新版前言”就以简介韬奋的《读书偶译》为结束语吧，增加一点“胜利”的红色。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邹嘉骊
他乘坐的汽车是东南某省的公路车。他身边带着一份重庆某某汽车公司顾问某某的身份证明书，有一位极熟的朋友和他作伴同行，但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两个人在汽车里只好装作不相识。
他的隔座是一位某省省政府参议之类的人物。在无聊的旅途中彼此搭讪着聊起天来。先是问尊姓大名，高就哪里，他就把背熟了默记在心里的身份证明书上那一套说了，自以为应付得非常圆满，岂料那位参议接着就问：“贵公司共有多少辆汽车？目前汽汕市价如何？”这一来可把他弄窘了，总算急中生智，说他是个技术顾问，事务上的事情向来不加过问，勉强地敷衍过去。
有一次，车子在一个站头上停了下来，乘客纷纷走到太阳光下去散步，忽然有一个青年，急步抢到他面前，喊着说：“你不是韬奋先生吗？”他和他的朋友都吃了一惊，他连忙说：“你认错了，我并不是的……”那个青年怅然失望而去。
到达柳州，他和他的朋友分了手，独自一个人乘湘桂铁路的夜班车去桂林。走进车厢，坐定以后，就把白天在柳州买的报纸打开细细地阅读。他虽然离开了重庆，还是挂怀着重庆一切的动态。这时有一个青年打从车厢里经过，走过他的座位的时候对他疑惑地看了一看。半分钟那个青年又走了回来。他连忙把报纸移上些，将自己的面庞遮住，那个青年来回地隔开走到第四次，立定了探身近前轻轻地问：“你是韬奋先生吧，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某某某。”原来这青年是生活书店的一个职员，他喜出望外。
车到桂林，由这个青年照料他，去寻访一位在本省有相当地位、并且也是救国会的同志的广西朋友，这个朋友殷勤地招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