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江 日期：2016-02-27 21:05:00
首部深刻解读钱锺书著作思想的中文传记，张文江探索中华文化向上之路的首部作品。钱锺书先生说：“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在此书之中，我们可以认识张文江教授如何解读钱锺书先生的各类著作及其与中西文化之关系，也可以透视张文江教授对于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钱锺书先生以其广博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沟通中西古今之文化，张文江教授则重新梳理了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历程，探索其发展轨迹与成就，使我们能够亲切地认识钱锺书先生这位二十世纪的文化伟人。
本书简介：
钱锺书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之名。在钱先生生前，即已有多部研究著作及传记出版，近年来，更是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张文江教授的《钱锺书传》，出版后曾经钱锺书寓目，并曾与作者通信讨论若干细节，是一部获得钱锺书认可的传记。
本书按时间顺序，将钱锺书的一生划分为早年生活和求学、意园神楼、沧浪之水、槎通碧汉、群峰之颠五个阶段，将其经历与著作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作了深刻的解读。尤其是从结构系统的角度对《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钱氏著作进行了分析，别具只眼，对理解钱锺书的思想极有帮助。末附《钱锺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和《钱锺书简易年表》，对钱氏一生的行事与著述有简要梳理。本书对于钱锺书的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被普遍视作撰写最好的钱锺书传记之一，虽然属于钱锺书研究的早期作品，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张文江，1956年生，上海人。1978—1985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施蛰存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著作有：《管锥编读解》、《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记述）、《〈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外一篇）》。整理潘雨廷先生学术著作十余种。
目录：
自序
第一章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１９１０—１９３８）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二、从清华到牛津（上）
三、从清华到牛津（下）
第二章意园神楼（１９３９—１９４９）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二、《围城》意象
三、“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
第三章沧浪之水（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二、碧海掣鲸———《宋诗选注》
第四章槎通碧汉（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一、“衣带渐宽终不悔”
二、天琭琳琅（上）———《管锥编》四种文献结构自序
第一章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１９１０—１９３８）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二、从清华到牛津（上）
三、从清华到牛津（下）
第二章意园神楼（１９３９—１９４９）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二、《围城》意象
三、“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
第三章沧浪之水（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二、碧海掣鲸———《宋诗选注》
第四章槎通碧汉（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一、“衣带渐宽终不悔”
二、天琭琳琅（上）———《管锥编》四种文献结构
三、天琭琳琅（下）———《管锥编》十部书简义
第五章群峰之巅（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一、跃上成就的高峰
二、“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上）———《谈艺录》补订本
三、“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下）———《七缀集》
结语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一、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二、若干可能存在的局限
附录一钱锺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
一、写作分期
二、著作系统
附录二钱锺书简易年表
后记
又记
再记
前言自序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自序
钟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奥林匹斯山上，那学艺之神同时又是谐谑之神，他那锐利而又带一些狡狯的目光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我们的“钱锺书研究”，他会有些什么表情（《钱锺书研究》第二辑《编委笔谈》）。我在写作手边的这部书稿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段话。
我接触钱锺书著作是在进入大学的初期，最初读的作品是《围城》和《谈艺录》。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尚茫然不知自然、社会、人生及学术之所谓，如烟如雾，处于朦朦胧胧的状态中。《管锥编》初读时也茫无头绪，对此书逐渐有所了解是后来的事。当时读得比较明白的是《旧文四篇》，对作者纵横浩博的横向对比力量，感到极大的震撼。当时我对钱锺书著作极其钟爱，凡钱锺书有著作出版，必多购数种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录一遍，这也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热忱。我还多次把钱锺书著作推荐给友人，友人读后也极为欣喜。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杂览各类书籍，涉及许多范围。而在现代文学范围内，我最喜欢的有三家，以为它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贯通文化和文学，内涵丰富，空前绝后。在这三家中，鲁迅是当时现代文学史公认的中流砥柱。尽管他有极长，也有极短，现有的一些固定观点似乎并非正确，但其重要性早已确立，绕过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文学史全然不知的两家中，就有钱锺书。钱锺书是比较幸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锺书的声名如日中天，文学史也不得不面对直接的现实。现在的青年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当时的课堂上从教师到学生都不知道钱锺书的情形，但这却是我当年读书时的真实状况。鲁迅、钱锺书以外，我还曾经钟爱过另一位作家（我不愿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其成就和精彩至今尚未被认识，文学史要进一步破除一些框框，是不是尚需时日呢？我在进入大学以前，基本已读过鲁迅著作，而钱锺书著作则是陆续接触到的，综合了许多新鲜的感觉。我至今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随电台学习外语时，无意中听到外国电台采访钱锺书的谈话，钱锺书略带抑扬的无锡口音给人一种亲切感。那是最初的直接印象，我知道《围城》最初从那里而来。一件事是《管锥编》出版时的情形。《管锥编》第一版是分册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第二册，第二年年初才陆续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家书店，以及我陆续买全《管锥编》时的期待心理。《管锥编》现在已经出到第三版了，当年的那家书店也早已改换门庭，但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由于我对钱锺书著作的钟爱，在大学时我练习写了一篇评论《谈艺录》的文章（当时《谈艺录》补订本尚未出版）。在友人的介绍下，钱锺书出乎意料地迅速给了我回信，信中鼓励我对经典建立第一手的认识，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内）不必多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至今仍然感受并且回味。我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的教益，而钱锺书先生是没有直接接触而给我教益的人。人对伴随着自己成长的人和事通常是怀有好感的，我对钱锺书先生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我在大学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读书渐多，我对文学的关心逐渐减退了。接触到的各类事实使我感到，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重要方面，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文学的之中和之外，远远还有着其他内容，执着文学，决非究竟。就这样，在大学毕业以后，随着我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保存的一些资料也逐步散佚。我对钱锺书著作态度的这种改变，和钱锺书著作本身的客观价值无关，而是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现象。凡是有求学求知经历的人，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出现多次，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消有长，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坏事。然而，时间没有停留。八十年代是钱锺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社会在逐步了解钱锺书，经常有新的发现，令人欣喜。这一时期我主要在阅读一些其他的书，关心一些其他的问题，但由于钱锺书著作的广阔涉及面，这些书、这些问题和钱锺书著作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有时翻阅钱锺书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发，产生过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搁置一边。在这一时期，我尝试做一些事情，也尝试写一些文稿，积累了一些资料和经验，虽然没有进步，年华却这样虚度过去了。１９８８年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我和陈思和先生闲谈，谈话中我提到了对钱锺书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议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不妨参考一下。陈思和先生当即鼓励我写一篇大型的文章，把这些想法发表出来。１９８９年１月至４月，我集中精力写了一组文章，实际形成了一部书稿，以评论钱锺书著作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现在这部传记的雏形。完成以后，走出书斋，才感觉到书斋以外，社会上的形势已经衍变得如火如荼了。１９８９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出时间陆续修改书稿，发表了一部分篇章。当时文学界正在掀起钱锺书研究的热潮，我的工作虽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汇入这一潮流之中，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当出版社约请我写一部包含钱锺书著作评论在内的传记时，我却犹豫了起来，我感到了这里的限制。
我觉得我不一定是写作钱锺书传记的合适人选。这不仅因为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领域里的巨匠，学问浩博无涯，极难研究和评论。而且也因为我后来逐步了解的学术文化和钱锺书从事的工作虽然可以有部分的联系，但在志向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这使我感到难以发挥。关于传记本身，钱锺书早年有过名言：“自传就是他传，他传就是自传。”如果除去当初的尖锐讽刺意味，这段话也可以是传记的正面标准，它实际揭示了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互相补充和沟通的双向过程。这样的双向过程在传记写作中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它帮助传记作者认识传主，也帮助传记作者认识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由于钱锺书是所谓天纵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无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性向上的歧异，这样的双向过程到了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了。这使我常常感到一种障碍。传记作者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素质的，我希望将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客观的原因。钱锺书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基础并不雄厚，对钱锺书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点，写传记的条件确实不够成熟。我自己虽然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资料工作，但远不是占有资料最多的人。在我认识的一些研究者中，颇有精勤用功的人，也许在将来由他们来写作才更为合适。事实上我也期待着这一天，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钱锺书致张文江信一》文江同志：
在《读书》上看到你的文章，十分感佩。正想打聽，恰好毅衡同志來信并轉尊信，大為驚奇。我認識北大的張隆溪同志、我院的毅衡，已覺得是可畏而未可限量的後生了，想不到還有更可畏的更後生在！希望你把外語學得更好，對中外典籍有更廣更深的認識。例如來信引Emerson語，極見你读書有心得。蘇格拉底那句話的原始記載是DiogenesLaertius，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BkⅡ，§33；Rabelais，GargantuaetPantagruel（中文有譯本？）BkⅢ，ch.9中“那末你就結婚罷”“那末你就不要結婚罷”的反復辯論可算是蘇格拉底那句話的箋釋。
我舉這兩個例，絕非向你炫博，用意是要你看到對經典第一手的認識比博覽博士論文來得實惠。近人的學術著作（包括我的在內）不必多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敬以二句奉贈。臂痛不能多寫。專此復謝，
并致敬禮！
錢鍾書上（一九八一年十月）廿四日
《钱锺书致张文江信一》文江同志：
在《读书》上看到你的文章，十分感佩。正想打聽，恰好毅衡同志來信并轉尊信，大為驚奇。我認識北大的張隆溪同志、我院的毅衡，已覺得是可畏而未可限量的後生了，想不到還有更可畏的更後生在！希望你把外語學得更好，對中外典籍有更廣更深的認識。例如來信引Emerson語，極見你读書有心得。蘇格拉底那句話的原始記載是DiogenesLaertius，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BkⅡ，§33；Rabelais，GargantuaetPantagruel（中文有譯本？）BkⅢ，ch.9中“那末你就結婚罷”“那末你就不要結婚罷”的反復辯論可算是蘇格拉底那句話的箋釋。
我舉這兩個例，絕非向你炫博，用意是要你看到對經典第一手的認識比博覽博士論文來得實惠。近人的學術著作（包括我的在內）不必多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敬以二句奉贈。臂痛不能多寫。專此復謝，
并致敬禮！
錢鍾書上（一九八一年十月）廿四日
《钱锺书致张文江信二》
文江先生撰席：忽奉賜書並大著；自慚老物餘生，何足勞君用為題目？刻畫無鹽，疏鑿混沌，真有昌黎所謂“汗生顏變”之感。容當細讀。“年譜”未及弟去春住院三月臥手術臺上六小時割去左腎事。衰疾相因，已成廢朽。
草此復謝，即叩
新禧
弟錢鍾書敬上（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
楊絳同候
一、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考察文字记录的历史，约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然后到现代这样几个阶段。明清以前属中国古文化，清以后进入中国现代文化。在中国古文化中，先秦、两汉似可为一个阶段，先秦文化的自由发展最为灿烂，两汉则经学渐成。魏晋、隋唐、宋元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互相冲突、吸收、印证，隋唐为其间高峰。明清至今的阶段有其共同特点。这是一个东西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认识的阶段，也是认识世界文化并且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在继续，二十世纪处于其间，也许正是其中的转折点。历史走到今天，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十年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百年的时间不会白过，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民族，近百年来遭受的灾难，经历的痛苦，面临的机遇……留给了我们深重的思考。这里有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问题，这里也有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两个问题互相关联。二十世纪已经将近结束，回顾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矛盾，成就与经验，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在二十世纪的范围中考察现代这一概念，包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坐标，那就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和１９１７年的新文化运动。两场革命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外来文化直接促进的产物。有着巨大历史功绩的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推翻清朝的统治，而且在于推翻两千年的帝制。“五四”运动的意义，也不仅在于推翻清末的腐朽文化，而且在于推翻两千年封建文化。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功过是非，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它们毕竟划出了时代，之前和之后，文化气氛判然有别。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中国几代学者，有着自身的追求和努力。理解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及其人格，应该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
中国现代文化范围太大，中国现代文学范围也太大，我们不作评论。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相关的部分，却是一个相通性论题，从这里我们既能切入中国现代文化相当重要的侧面，也能透视中国现代文学若干重要的内涵。在这一领域内，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也有一些作出了坐标性成就的人物。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相通的领域中这样的人物不多，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中，应该有鲁迅、胡适等人，而在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则应该有钱锺书。“五四”以来，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学贯中西，又精通古今的学人不多，鲁迅是一位，钱锺书也是一位。自然还可以列举一些，但是这个数字确实有限。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中，鲁迅等人的研究开展得较早，钱锺书研究的展开则是近年来的事。鲁学研究蔚为大观，钱学研究初具规模，都是令人高兴的事。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相关领域里，如果想完全绕过钱锺书，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钱锺书的学术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笔财富。认识这笔财富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当前首要的是应该将它放在时代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柯灵先生指出：“一方面是世界性政治地图的重绘，独立自由的钟声响彻云霄，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辉煌，我辈何幸，觏此盛世！但另一方面，却是战祸连绵，内忧外患不断，意识领域剧烈冲突，心理平衡严重失调，新社会难产的长期阵痛。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涨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学为人，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分量。”二十世纪是空前复杂的世纪。精神世界和物质社会的碰撞冲突，导致了人们心灵上强烈的震颤和悸动。从文化角度来说，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意识对民族文化重审，冲击着知识阶层习惯的治学态度和处世原则。在这样大动荡、大变化、大重组的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获得和失落都是空前的，每个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时代作出反应，且不能不作出反应。学术著作也是一种反应方式，《管锥编》、《谈艺录》、《围城》就是钱锺书的反应，所谓时代考验人，人也考验时代。脱离这些背景来读钱锺书著作，就难以理解和深入，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
鲁迅、胡适与钱锺书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治学上也各自探索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从历史的范围来考察，他们之间，以及其他各种人物之间，不能不产生一些关系。在文化建设中他们都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尽管这些成绩还远有再深入的余地。读鲁迅著作，他在终其一生不屈不挠与旧文化斗争中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他把自己看作是肩着黑暗的闸门让后人通过者，甘为人打扫奥斯洛牛圈，让后人在这块干净土地上建楼。鲁迅认为自己是座桥，这是既雄壮又悲凉的心态。钱锺书也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不赞成别人研究他的著作，反对建立钱学，这里既蕴含着他本人作为过来人的经验，也蕴含着对后来者的期望：那就是为学者要有开阔的胸襟面对世界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直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打通中西古今，不要在某一家某一派里停留，当然更不要在他本人那里停留。希望后人超越和发展自己，这样的见识是可贵的，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开拓未来。
钱锺书治学道路有一个转折过程。他十五岁在苏州教会中学期间，开始读《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典文献。二十岁入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二十五岁考入英国牛津大学，以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此刻他开始系统的研究，“择其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集笺两校，史文对照，它显示了钱锺书着力于诗眼文心的眼光，但是校勘旧学悖论，钩出沉珠之珍，就治学方法而言，似乎尚在中国传统之内。“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谈艺录》序言中，钱锺书眼光有了变化，成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由中国文化的内证内校，到运用中西文化的互证互校，反映了钱锺书治学方法的根本性转变。他把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反思和整理。这种拆除时空间隔的观点，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有价值的认识角度，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知识界，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争论可谓多矣，《谈艺录》的宣言，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钱锺书避开中西体用之争，用平等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文化传统，择其善者而用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跳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选择。晚年的《管锥编》依托我国经史子集的十部书，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万种，对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涉及甚为广泛的梳理和批判。《管锥编》以《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十部中国文史哲典籍为骨架，用希腊、罗马哲人的哲学著作，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以及印度佛学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等著作进行彼此间比较。这种人类文化一体化的宏伟眼光，是他一生追求理想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谈艺录》序言的具体实践。
把鲁迅与钱锺书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放入时代考察，更令人有一种敬仰之感。在动荡不定、战乱频繁的历史环境中，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能坚持我们民族文化，那样韧性地与窒息人的俗文化抗争，没有心灵的纯正，远大的目光，崇高的追求，是难以想象的。载沉载浮的年代，一方面为追求者带来了痛苦、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创造了无数升浮荣华的机遇。人生能认清诱惑不容易，人生能摆脱诱惑更不容易。今天面对洋洋大观的鲁迅和钱锺书的著作，我们感到面对的是一位位巨人，一块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丰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凝聚毕生心智所造的巨大丰碑，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即使从认识世界文化的意义上说，也应该深入认识中国文化，何况中国文化确有其极精华的内容，正有待深入认识和体验呢。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立场既不可执，又不可失，当化而通之。世界文化如果隔离中国文化于外，必然是残缺不全的，而中国学者在文化建设中所作出出类拔萃的成就，必然也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二十世纪是世界各民族相互交往的世纪，这是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现实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中西古今的文化现象有同有异，有本有末，有变有不变，其中有种种曲折，处处活跃。钱锺书那种审视、把握、判断中国古今文化的眼光，及其所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这样的品格，他应该完成对前人思想文化的继承、批判和扬弃，从而开拓出一条文化发展的新路的话，那么，鲁迅和钱锺书这两代学者都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面，以自己的实践和努力，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行了多种有意义的探索，开启了一代新风。他们也是英雄，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文人英雄。时代还在发展，他们走过的路还要继续下去，从这意义上说，认识他们获得的成就，评论他们的不足，对后来者是会有助益的。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在于它的自我更新能力。文化的新旧在于认识文化的人，人对世界文化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他本人就达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种契合。
我们毕竟已经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时空对我们是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