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 日期：2016-04-22 15:30:40
俄罗斯的文学史亦是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这条源远流长的河带上点缀着耀眼的繁星，每一颗星都是一座丰碑，每一条连线都会串成一个故事。在这条美丽的河带上，蒲宁与纳博科夫便是闪烁其上的两颗星，前者是俄罗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后者则吹响了时尚与现代的先锋号。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在纳博科夫年幼时便已成名。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浓稠地浸染着纳博科夫的童年，自然地，纳博科夫也饱受着蒲宁文风的熏陶，纳博科夫热爱祖国的文学，但“天才派”的归属感让其迈开果敢的步伐，在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一部《洛丽塔》让纳博科夫享誉全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之传承师者有道，今之一帜后生可畏。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名字是俄罗斯文学上的绑定体，孪生兄弟般的“爱与妒”书写了跌宕起伏的“较量哲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虽是一句情诗，却生动地描述了这对“前浪”与“后浪”的文学角逐。《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永恒的珠星。
本书简介：
伊凡•蒲宁（1870~1953年），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落叶》《松树》《新路》《乡村》等。1933年其作品《米佳的爱情》获诺贝尔文学奖。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年）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他在美国创作了文学作品《洛丽塔》，这是一部在二十世纪备受关注并且享誉全球的小说。他们生活于同一时期，也同样是流亡同胞。他们是艺术天才，纳博科夫和蒲宁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是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者，也是极其复杂的个体。在这本新作中，备受赞誉的作家学者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MaximD.Shrayer）将两人复杂的文学关系与个人关系娓娓呈现，聚焦于俄罗斯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丰富移民史（从德国和法国移民到美国，后又移居瑞士）。他们的文学传奇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铸就的？文学天才的较量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纳博科夫和蒲宁之间的较量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鲜活了移民文化历史，也给文学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这本书既是一本传记文学，也是一部流亡文化史，将对全世界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吸引力。
作者简介：
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MaximD.Shrayer）1967年生于莫斯科，他的父母分别为作家达维德•施拉耶尔-彼得罗夫和翻译家艾米利亚•施拉耶尔（波兰）。施拉耶尔曾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于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199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波士顿学院（BostonCollege）教授。作为双语作家及翻译家，施拉耶尔出版了很多英文及俄文著作，曾于2008年荣获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2012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奖。施拉耶尔的自传体著作包括《期待美国》（WaitingforAmerica）和《离开俄罗斯》（LeavingRussia）；短篇小说以《阿姆斯特丹的审判日》（YomKippurinAmsterdam）为名结集出版；另外，还出版过3本俄文诗集：《草原牧群》（Табуннадлугом）、《美国浪漫曲》（Американскийроманс）以及《纽黑文奏鸣曲》（Нью-хейвенскиесонеты）。 施拉耶尔的著作已经被译为德语、克罗地亚语、日语等多个语种。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现在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在波士顿。
目录：
前言／001序较量诗学／009第一章“请别太严厉地责难我……”／001第二章“委屈”／046第三章“……在心中鞭策您的后代”／097第四章“……她在日内瓦湖畔死于早产”／128代结论“……连屠格涅夫都不如的无韵文作家”／162鸣谢／181附录／184人名索引／184插图注解／193缩写说明／196前言较量诗学
1929年11月9日，法学教授兼文学批评家，后来做了修士的基里尔·扎伊采夫（Кирилл Зайцев），在巴黎的报纸《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Россия и较量诗学1929年11月9日，法学教授兼文学批评家，后来做了修士的基里尔·扎伊采夫（КириллЗайцев），在巴黎的报纸《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Россияиславянств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蒲宁’的世界与‘西林’a的世界”（«Бунинский»мири«Сиринский»мир）b的文章。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1929年11月的《当代札记》（Современныезаписки）杂志上刚刚开始刊登纳博科夫的小说《卢任的防守》（ЗащитыЛужина）。同一期杂志也节选刊登了蒲宁的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ЖизньАрсеньева）（1928—1933年；完整版：1952年）。扎伊采夫觉得这两份文本出现在同一期刊物里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位批评家写到：“能给读者带来‘喜悦’（引号内原文为斜体）的书相当稀少……”扎伊采夫把阅读蒲宁的小说比作吸氧，他接着又说：就这样，您就从蒲宁的诗意高空直接坠入西林的地下精神世界的绝对黑暗。……西林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可不论如何，在您仔仔细细地读完最后一行后，会怀着怎样巨大的安慰合上书本啊。感谢上帝，不必再继续阅读这充满暗示的压抑呻吟，它所出色描画的，是那些无所凭借、也不为什么而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是人，而是似人之物，既不思索他们周围的世俗之美，也一点不去思索人性的灵魂之美，他们是天生眼盲的鼹鼠，在既无意义也无目标的漆黑无底洞里，无助、本能且不负责任地拱来拱去。像西林一样看待生活是多么可怕！而像蒲宁一样看待生活又是多么幸福！不论К.扎伊采夫对纳博科夫成就的评价如何偏颇，如何错误，这种比较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纳博科夫是蒲宁在文学上的对手这一命题业已存在。在1929年11月扎伊采夫这篇文章出现之前，纳博科夫已经在柏林出版了两部诗集和两本长篇小说，还在柏林的《鲁尔报》（Руль）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诗歌、随笔和评论。当时纳博科夫还有一部短篇小说与诗歌集《乔布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Чорба）即将出版。尽管在1929年之前，纳博科夫也已经在首屈一指的“大部头”侨民杂志《当代札记》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但在《卢任的防守》1929年刊登出来和1930年出版单行本之前，纳博科夫在巴黎还不是很有名。正是这第三本长篇小说的问世，才让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圈里引起了轰动。用妮娜·贝尔贝洛娃的话说，“这位俄罗斯的大作家就像凤凰，诞生于革命与放逐的火焰和灰烬之中。我们的存在从此有了意义。我们整个一代人的清白已得到了证明。”不过还在1926年时，后来任伯克利大学俄国文学教授的格列布·斯特鲁韦（ГлебСтруве）就曾在巴黎的《复活报》（Возрождение）上为纳博科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Машенька）（1926年）写过评论，称纳博科夫是蒲宁的“徒弟”：“对于那些喜欢比较和追溯作家所受影响的人来说，如果不算屠格涅夫，那对西林的长篇小说影响最大的就得说是蒲宁了。蒲宁可以当之无愧地把西林当做自己的徒弟。”两年后，巴黎《当代札记》的合作编辑、后来与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共同创立纽约《新杂志》（Новыйжурнал）的批评家、诗人米哈伊尔·采特林（阿马里）【МихаилЦетлин(Амари)】在评论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王、后、杰克》（Король,дама,валет）（1928年）时，明确指出了纳博科夫与蒲宁的创作之间的关系：作者感受到了大城市（此处指柏林）及城市生活、街道、小夜店和大商场的丑陋、粗俗及梦魇般的气氛。的确，这就是柏林，俄罗斯人眼中的柏林，一个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蒲宁笔下的彼得堡的作家眼中的柏林。想必西林看过《绞索耳》（Петлистыеуши），这是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也会像蒲宁作品常见的情况那样令他感到意外。1929年，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亚历山德罗·阿姆菲捷阿特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Амфитеатров）在贝尔格莱德的俄文报纸《新时代》（Новоевремя）上对纳博科夫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玛申卡》和《王、后、杰克》做出了评论：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者西林，是位充满幻想的唯美主义者和抒情诗人，有着美妙的印象主义倾向，他将会拥有相当远大的前程。他是个擅学之士。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中，他时而模仿Б.扎伊采夫，时而模仿И.А.蒲宁，不过也以“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成功地展现出了自己的风貌。西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后、杰克》—一部力作：聪慧、才华横溢、富于艺术性的心理分析之作—是深思熟虑和发自内心的东西。既然小说中的人物和整个场景都不是俄罗斯的（作者观察的区域是柏林的德国布尔乔亚富人区：若不是因为西林典型的俄罗斯式文笔，人们简直会以为这是一篇译著），那么他也应该去掉在这类我（可能不够准确地）概括为“外国味儿”（экзотическое）的异域文学中那种过于屈尊纾贵的派头。20世纪30年代初，包括弗拉基米尔·魏德勒（ВладимирВейдле）、亚历山德罗·库普林（АлександрКуприн）、格列布·斯特鲁韦、格奥尔基·费多托夫（ГеоргийФедотов）和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Ходасевич）在内的一整批作家和批评家都将纳博科夫看成了蒲宁实实在在的文学对手。《卢任的防守》给格列布·斯特鲁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纳博科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西林的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Сирина）（1930年5月）。这时，斯特鲁韦开始为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中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地位”进行辩护了，谈及纳博科夫的文学导师问题时，反驳了对纳博科夫模仿蒲宁的责难：“尽管《卢任的防守》中仍有个别地方授人以柄，让人把西林向着蒲宁拉近，但在这里已完全不能说是模仿了：整篇小说的构思中丝毫看不到蒲宁的影子。”b1931年4月，在巴黎《新报》（Новаягазета）的调查中，库普林选出的“近十年最优秀作品”为蒲宁的《中暑》（Солнечныйудар）、瓦伦丁·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Катаев）的《盗用公款的人》（Растратчиков）、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尤里·奥廖沙（ЮрийОлеша）的《嫉妒》（Зависть）。在这次调查中，霍达谢维奇选出的是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纳博科夫的《卢任的防守》和奥廖沙的《嫉妒》a。宗教哲学家和时评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在巴黎的杂志《数》（Числа）的调查中指出：“就在最近这几年，无比贫弱的海外文学倒使我们拥有了非常重要的作品：蒲宁和西林的作品。”1932年，历史学家兼批评家尼古拉·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Андреев）在当期的《当代札记》文学栏发表评论，精辟地概括了批评家们是如何看待纳博科夫在侨民无韵文界的地位的：迄今为止，西林仍是许多人所反对的作家。或许还有着某种蔑视他的风气……对于他创作的性格，人们可以喜欢，也可以很不喜欢，可以称他为蒲宁的继承者，也可以把他与低级趣味的西方小说家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法既不可信也无关紧要），但诚实地就文学事实而言，却既不能否定他画家般的异禀—他发掘人们习以为常的死气沉沉的视觉形式，并用发掘出的东西来展现世界的精湛技巧，也不能否定他了不起的布局谋篇的艺术—他在组织这些引人入胜的材料时，在细节与复杂性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智。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博科夫和蒲宁的对立平衡甚至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引起了几次反响—他们被放到了老一代俄罗斯侨民作家和年轻侨民作家的对立平衡这个更大的尺度之上。美国批评家艾伯特·帕里（AlbertParry）在一篇对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概述中称赞了纳博科夫，同时将蒲宁斥为文学界的遗老之一：“对于像蒲宁、伊万·什梅廖夫（ИванШмелев）和米哈伊尔·奥索尔金（МихаилОсоргин）这些化石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创作出与他们置身的侨居环境相关的令人难忘的出色作品了。他们过分拘泥于俄罗斯的传统和过去，而西林、阿尔达诺夫、贝尔贝洛娃等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还能够创作出非俄罗斯题材的出色作品。”帕里对蒲宁却是大大地看走了眼：他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7月，可没过几个月蒲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最终为蒲宁赢得了赞誉，一时间把他变成了世界文学名流，也提高了他在侨民界的知名度。蒲宁的获奖对俄罗斯的海外文化气候造成了一次“电击”。这次颁奖之前，在从巴黎到里加、从哈尔滨到芝加哥的侨民出版物上就已经兴起了一股批评讨论的浪潮。批评讨论的基本话题是流亡中俄罗斯文学的未来。能否在与活的语言环境隔绝的情况下创造或保存文学文化？俄罗斯侨民文学与苏联文学有什么区别？在最近几十年里俄罗斯的海外文学发生了什么变故？谁会继承老一代侨民作家努力从布尔什维克的毁灭之下拯救出来的俄罗斯文学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这些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批评家和作家们在出版物中展开了讨论，年轻的俄罗斯诗人们也在巴黎的咖啡馆和布拉格的酒馆里发起了辩论。蒲宁荣获诺贝尔奖的事件一时间改变了批评界讨论的目标。怀着不可调和的反苏情绪的蒲宁成了最重要的俄罗斯作家，赢得了最高的国际知名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由于纳博科夫已经成了首屈一指的侨民作家，所有的批评家—不论如何看待蒲宁—都开始倾向于将纳博科夫与蒲宁作比较。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缔造纳博科夫传奇的人物之一—格列布·斯特鲁韦，虽然仍坚持认为纳博科夫是蒲宁的文学弟子，却断言除此之外这两位作家就再没有更多的差别了。1934年，季娜伊达·吉皮乌斯（ЗинаидыГиппиус）和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Мережковский）的秘书弗拉基米尔·兹洛宾（ВладимирЗлобин）在一篇讽刺性的评论中对蒲宁与纳博科夫作了比较：“您可认识西林之手？大师之手啊！早已着了蒲宁的先鞭。但仍不出老套：‘我的手在写，可不知为何……’”在出版物和俄国文学沙龙里，纳博科夫的名字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他开始被承认为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新领军者，对于刚赢得诺贝尔奖的老师而言，既是继承人，也是对手。如果不算那些——说蒲宁是影响过青年纳博科夫的作家之一的——只言片语，那么在战后这些年里，人们对这两位作家跌宕起伏的关系可谓是研究得极少c。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学者还不能自由地研究纳博科夫的创作，也没有途径接触到保存在西方的档案。对于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关联，在苏联解体前的官方文学研究界我们可以找到两种基本观点。1965年，亚历山德罗·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Твардовский）在九卷本的蒲宁作品集前言中称纳博科夫为蒲宁的“追随者”a。8年后，蒲宁研究者奥列格·米哈伊洛夫（ОлегМихайлов）在一篇泛泛介绍蒲宁“文学遗产”的文章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在纳博科夫的俄文版自传《彼岸》（Другиеберега）中有个著名的段落，写的是纳博科夫与蒲宁在巴黎的餐馆里会面，米哈伊洛夫在评论这一段时写到：“这位侨民文学的彼得·施勒米尔，连与祖国相连的影子都丢掉了的纳博科夫，除了技巧与天赋，和其他作家—甚至是最一般的作家—也没什么差别。”在这里，纳博科夫被冠上了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АдельбертафонШамиссо）的小说《彼得·施勒米尔奇遇记》（НеобычайнаяисторияПетераШлемиля）（1814年）主人公的名字，这个人物做了桩胆大包天的交易并失去了自己的影子。显然，苏联批评家把纳博科夫比作施勒米尔，指的是他转向英语创作这件事。对于两次大战之间在欧洲度过的差不多20年的侨居生活，纳博科夫刻意用了一种简略、含糊、拐弯抹角的说法，西方批评家就是受到了这种说法的迷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以及他在美国和瑞士期间接受的采访和书信中，他有意识地弱化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环境—特别是蒲宁的创作—在他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纳博科夫成功地影响了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轻信并耽于感性的安德鲁·菲尔德（AndrewField）。更难理解的是，纳博科夫大部头传记的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yanBoyd）记述了几次这两位作家间的会面，却没提到过纳博科夫与蒲宁之间的文学对话，也没有提过这段对话留下的档案遗存。“第二拨”与“第三拨”的侨民学者处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优越的地位，但这些批评家同样也从战前的先辈那里部分继承了将纳博科夫视为“非俄罗斯”作家的错误观点。因此，马伊娅·卡甘斯卡娅（МайяКаганская）把纳博科夫“从《玛申卡》到《洛丽塔》（Лолита）”的小说创作动态—从俄罗斯文学转向英美文学—说成是一种本质上的“离弃”，就完全不是偶然的。对战后的研究者来说，那些在书信或私人谈话中人云亦云随口而出的简单教条也没有什么帮助，比如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曾简短地回答过罗马尼亚学者提出的蒲宁与侨民文学关系的问题：“关于年轻的移民小说家我确实没什么可回忆的。蒲宁尽管承认西林-纳博科夫的才华，但却无法忍受他。”（1969年6月24日）今天的研究者未必能完整地重构出纳博科夫与蒲宁私人关系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他们二人会面与交谈的见证者们—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妮娜·贝尔贝洛娃、伊利亚·冯达明斯基（ИльяФондаминский）、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米哈伊尔·采特林（阿马里）等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些在蒲宁侨民生涯不同时期接近过他，曾经见证他对那位年轻同代人反应的文学家们【亚历山大·巴赫拉赫（АлександрБахрах）、罗曼·古尔（РоманГуль）、列奥尼德·祖洛夫（ЛеонидЗуров）、加林娜·库兹涅佐娃、尼古拉·罗申（НиколайРощин）、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ИринаОдоевцева）、安德烈·谢德赫】也都不在人世了。并非所有的见证者都有机会或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不是所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要成功地重构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收集和对比那些埋在档案馆的“石棺”里、不常对公众开放的发黄书信与日记里的大量事实与细节。特别是借助于一些与蒲宁和纳博科夫创作对比分析相关的档案研究，我还是得以将这二人复杂的关系—从友谊到较量—部分地构建了出来。从编年史学的精确视角来看，可将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关系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1933年蒲宁获诺贝尔奖；1933年蒲宁与纳博科夫终于在柏林见了面。第二阶段—从1933年到1940年纳博科夫迁往新大陆；这个时期纳博科夫声名鹊起，也成了文学界第一流的明星，甚至使蒲宁黯然失色。第三阶段以蒲宁创作短篇小说集《暗径集》（1943—1946年）为中心；这个阶段结束于1953年蒲宁去世。而蒲宁去世后，纳博科夫则重新向着他们战前的交会点—也向着蒲宁的作品本身—回归。古之传承师者有道，今之一帜后生可畏
——《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书评
张浩
俄罗斯的文学史亦是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这条源远流长的河带上点缀着耀眼的繁星，每一颗星都是一座丰碑，每一条连线都会串成一个故事。在这条美丽的河带上，蒲宁与纳博科夫便是闪烁其上的两颗星，前者是俄罗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后者则吹响了时尚与现代的先锋号。
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在纳博科夫年幼时便已成名。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浓稠地浸染着纳博科夫的童年，自然地，纳博科夫也饱受着蒲宁文风的熏陶，纳博科夫热爱祖国的文学，但“天才派”的归属感让其迈开果敢的步伐，在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一部《洛丽塔》让纳博科夫享誉全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之传承师者有道，今之一帜后生可畏。
历史的时空交错：“老师”输给了“子侄”古之传承师者有道，今之一帜后生可畏——《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书评张 浩俄罗斯的文学史亦是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这条源远流长的河带上点缀着耀眼的繁星，每一颗星都是一座丰碑，每一条连线都会串成一个故事。在这条美丽的河带上，蒲宁与纳博科夫便是闪烁其上的两颗星，前者是俄罗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后者则吹响了时尚与现代的先锋号。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在纳博科夫年幼时便已成名。俄罗斯的传统文化浓稠地浸染着纳博科夫的童年，自然地，纳博科夫也饱受着蒲宁文风的熏陶，纳博科夫热爱祖国的文学，但“天才派”的归属感让其迈开果敢的步伐，在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一部《洛丽塔》让纳博科夫享誉全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之传承师者有道，今之一帜后生可畏。历史的时空交错：“老师”输给了“子侄”伊凡•蒲宁（1870—1953年）比纳博科夫（1899—1977年）年长近30岁，在纳博科夫呱呱坠地的时候就已声名鹊起，可戏剧化的是，年幼的纳博科夫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改写了历史，纳博科夫的后起让蒲宁危机感重重，也弥补了30年的罅隙，俄罗斯文学史上最璀璨的两颗巨星相遇了。蒲宁与纳博科夫仿佛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孪生兄弟，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另一半，二人的故事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将蒲宁与纳博科夫联系在一起的，是俄语语言，是交错的时代，也更是侨民生活的共同体验。在《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一书中，作者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MaximD.Shrayer）通过二人频繁往来的信件，还原了蒲宁与纳博科夫彼时真实的心理，揭示了二人复杂的文学关系——“相反个性的相互吸引与危险的过分亲近所构成的‘爱与妒的历史’、喜悦赞赏与苦涩失落的历史”。“一山难容二虎”，蒲宁与纳博科夫彼此欣赏，也彼此愤恨，他们用了一生的时间去书写一部“较量史诗”。这部“较量史诗”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1933年蒲宁凭借《米佳的爱情》获得诺贝尔奖之时，这一年，蒲宁与纳博科夫终于在柏林会面，后者对前者的敬仰不由分说；第二阶段始于1933年，止于40年代纳博科夫移民西欧，此时的纳博科夫正开启着一个新的“文学界”，一流的声誉不禁让“老师”蒲宁黯然失色；第三阶段始于40年代，止于1953年蒲宁逝世，这一时期，蒲宁凭借小说集《暗径集》激起了最后一片涟漪，在向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前辈回归的同时，也追逐着自己的“子侄”纳博科夫，着实是一场欲罢不能的角逐赛。蒲宁逝后，纳博科夫凭借新作《洛丽塔》又一次游弋到了浪潮的峰尖，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那就是天才派。”共同的侨居体验：深爱祖国，却流亡异乡蒲宁与纳博科夫的“较量史诗”深深地镶嵌于俄国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革命之前的蒲宁深爱着乡村的美景与自然的和谐，创作作品多清新隽秀，游山玩水的乐趣才能带给他无尽的创作灵感。而革命爆发后，蒲宁怀念旧贵族的奢美，也眷恋俄罗斯的旧传统，这让他对大革命的态度冷漠至极，不得不远离故土，踏上流亡之旅。自此以后，蒲宁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逆转，“思乡病”让蒲宁的笔墨浸着消极、孤独、悲观的情绪，包括诺奖作品《米佳的爱情》亦然，“流亡文学”成了蒲宁身上独特的标签。蒲宁后半生游弋于西欧，至逝世时，也未能落叶归根，我们可以在蒲宁的作品中找到很多“流亡文学”的因子。纳博科夫虽然年轻于蒲宁好几十岁，却依然没能躲过革命的洗礼与流亡的结局。俄国革命爆发后，纳博科夫先后侨居与英国、德国及美国等地，流亡在外的纳博科夫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自己的祖国。也正是源于这种“本是同根生”的归属感，蒲宁与纳博科夫之间有着一种别样的情感，二人频繁的信件就是最好的证明。蒲宁与纳博科夫作为当时俄罗斯文学的前沿人物，满心书写着自豪与骄傲，也正因为这一点，媒体频频将二人的名字“相提并论”，也将二人的作品加以比较，“爱与妒”的命运在所难免。在《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一书中，马克西姆•Д.施拉耶尔细致的描述、缜密的考证将蒲宁与纳博科夫每一处谨小慎微的心理加以放大，一部“较量史诗”生动又活泼。这不仅是二人复杂的文学关系史，也是一部丰富的流亡文化史。结语蒲宁与纳博科夫的名字是俄罗斯文学上的绑定体，孪生兄弟般的“爱与妒”书写了跌宕起伏的“较量哲学”，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享誉全球，“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虽是一句情诗，却生动地描述了这对“前浪”与“后浪”的文学角逐。《蒲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永恒的珠星。第一章“请别太严厉地责难我……”为了厘清蒲宁与纳博科夫之间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与文学关系，且让我们来看他们的历史。一切的源头始于蒲宁与纳博科夫父母的结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Набоков）（1869—1922年）与蒲宁同岁，是立宪民主党最显赫的人物，1920年春季和初夏，他正在柏林和巴黎，为从伦敦迁居到柏林做准备—他的立宪民主党战友伊奥西弗·格森（ИосифГессен）和奥古斯特·卡明卡（АвгустКаминка）已在柏林定居。当时这位作家还年轻，他的父亲来到巴黎后，暂居于弗拉基米尔·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ВладимирАргутинский-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家中，这位公爵曾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担任艺术批评家，他此时的身份是俄罗斯帝国驻巴黎使馆的二等秘书。我们凭借直到В.Д.纳博科夫去世前不久这段时间里的一些书面证据，可以得知他们交往的情况。蒲宁之妻薇拉·穆隆采娃-蒲宁娜在1920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昨晚我们在托尔斯泰【即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лексеяТолстого）】府上用餐。纳博科夫是个保有堂堂仪表之人，给我留下一种已超脱尘世的印象。他举止彬彬有礼，很有彼得堡人的风范……昨天谈的是政治话题，其中也谈到了沙皇。谈到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иII），他说谁也不喜欢他，还说他也无能为力。1920年6月15日，В.Д.纳博科夫邀请蒲宁共进早餐：1920年6月15日，巴黎，星期二弗朗索瓦一世路7号（7,rueFrançoisI.）深深敬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您与尊夫人明日肯赏光与我们共进早餐，我与我的朋友—我寄居之所的主人—阿尔古京斯基公爵将不胜荣幸。阿尔古京斯基公爵为人温文尔雅，曾是А.П.契诃夫（А.П.Чехов）的朋友，是5个月前从那个苏维埃国家逃出来的。我想，您与他相处是不会感到不快的。若您首肯，不必回书。此处离您很近，乘坐9路有轨电车，在荣军院桥下车，您就可到达弗朗索瓦一世路—午餐安排在中午1点，若有招待不周之处敬请原谅。请赏光前来。您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22年3月29日，蒲宁娜在日记中专门记述了В.Д.纳博科夫在柏林被刺的事件：纳博科夫被刺了！我还是不能相信！……我随时都记得纳博科夫，记得我们每一次匆促的相聚。第一次是在托尔斯泰家，第二次是在我们那里，在圣父酒店里。他也曾邀请我们在阿尔古京斯基家用早餐。……纳博科夫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还不能说使我着迷。听他从容平缓的讲话是令人愉快的。后来我又和他在泰菲（Тэффи）家见过一次，他在那里表现得活泼、率真。……但最主要的是，我欣赏的是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他，他讲起话来既漂亮又聪明……后来，蒲宁娜在回忆录中写了一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Набоков）（1934年9月30日），回忆自己在巴黎与В.Д.纳博科夫见面的情形：我第二次见到他（第一次是在1920年4月8日，在А.Н.托尔斯泰家用餐时）是在圣父酒店（отеляSts.Pères）的大堂。他前来邀请我们去他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古京斯基家用早餐，他当时暂住在阿尔古京斯基家。他和我说了几分钟话，谈吐的简捷自如令我吃惊。这种简捷属于俄罗斯贵族，在彼得堡人身上很少见。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古京斯基是个很独特的人，他总是说与您们相识很荣幸—告辞的时候重复了好几遍。早餐是在阿尔古京斯基公爵的书房进行的，就在没铺桌布的桃花心木书桌上用餐，他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种稀罕物与艺术珍品。在与蒲宁见面后过了一周，纳博科夫的父亲从巴黎回到了伦敦。1920年夏天，纳博科夫一家迁到了柏林。1920年8月3日，纳博科夫的父亲就一件普通的出版事宜给身在巴黎的蒲宁写了一封信。信件寄出的地址是格吕内瓦尔德，这里在当时是俄罗斯侨民的落脚之地。20世纪30年代末，纳博科夫在长篇小说《天赋》（Дар）中歌颂的就是柏林的这个地区。1920年8月3日，柏林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埃格尔街1号（Berlin-Grunewald,Egerstrasse,1）深深敬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И.В.格森给Л.Н.安德烈耶夫（Л.Н.Андреев）的遗孀写了一封信，询问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准许出版安德烈耶夫的日记节选。遗憾的是他至今尚未收到回信。如您所知，这份手稿是偶然落到我手上的，我是从Н.К.列里赫（Н.К.Рерих）那里得到的，而如果没有遗孀的同意，我和列里赫都无权支配它。关于文集，我们还要再询问她一次。我们会尽快办理，得到答复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如果有可能，会发电报—通知您。您真诚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920年12月，В.Д.纳博科夫曾在一封信中，看似无意地征询过蒲宁对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诗作《森林》（Лес）的看法—这首诗就发表在В.Д.纳博科夫编辑的柏林报纸《鲁尔报》上：1920年12月12日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埃格尔街1号亲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您以无与伦比的诗歌带给我和《鲁尔报》全体读者的艺术享受，我向您致以谢意。当然，也只有您才能写出这些诗句。在这充满忧郁和绝望的阴暗日子里（说的显然是1920年11月弗兰格尔军在克里米亚的溃败），忽然现出如此纯美的光，如此无与伦比的完美形式—如同珍珠项链般闪烁着虹彩斑斓的各色光芒……这是巨大的、罕见的、已被人忘怀的欢乐。为了这欢乐，感谢您。为将这种美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我们已倾尽全力。为了避免讨厌的换行符，我们在排版时让《东方》（Восток）占了两栏的位置，第三栏也空着。这样一来就立刻产生了一种我们不曾料到的宽裕感。希望您会喜欢这种字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选中了它，几乎让出版社的德国编辑都失去了耐心，为此他还解释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在世的俄罗斯诗人印诗。这一次并没有出现印刷错误，总体而言都很不错。如果您在《鲁尔报》上看到了我儿子的诗【署名“康塔布”（Cantab.）】，请跟我写写您对它的看法。殷切期待您的支持。您真诚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1920年11—12月的《鲁尔报》上，纳博科夫以康塔布为笔名发表了诗歌《森林》和《回归》（Возвращение），康塔布（“Cantab”，是“Cantabrigiensis”的缩写，意为“剑桥的”）是对剑桥大学毕业生的通常称呼。如我们所知，В.Д.纳博科夫非常自豪于儿子的文学活动，他在1920年4月20日与蒲宁初次见面时就已谈起过这件事。薇拉·蒲宁娜在1920年4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从В.Д.纳博科夫的谈话可以看出来，“他儿子是个诗人兼作家，很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娜还写过一次比这晚得多的见面—看来是在1921年6月：后来我们还在弗朗索瓦一世路（在阿尔古京斯基家）碰到过……他（В.Д.纳博科夫）很疲惫，话题也转向了他的孩子们：—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女儿对您，对您那些比较有俄罗斯民族气息的文章感到恼火……但我的儿子正相反—他是您的忠实读者。扬（Ян）（蒲宁的小名）问起了他的儿子。纳博科夫就完全变了个样：—他是个很棒的孩子，很少操心，心地善良。只是我不明白：他的才华从何而来？—他说这话时带着毫不做作的天真，让人觉得有如神灵附体。—是的，可能您的身上就有这种禀赋的种子！—我说。—啊，不是的，瞧您说的，我可是一丁点才华也没有……他一写作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偶尔在夜里看见他，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双目炯炯，头发都立起来了……怎么样，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想见见他吗？—我一向怕做预言，不过我感觉得到，他会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只是为什么有着如此优秀的姓氏，他却要用西林作笔名？—是啊，但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作为礼物，蒲宁给В.Д.纳博科夫寄了一本自己新出的短篇小说集《旧金山来的绅士》（ГосподинизСан-Франциско）（1920年），书中收录了一些他革命前创作的最优秀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根据В.Д.纳博科夫1921年2月19日的一封书信可以断定，蒲宁赞扬了纳博科夫的诗歌。这给了В.Д.纳博科夫机会，让他在给蒲宁的回信中附上了一份1920年圣诞节的《鲁尔报》剪报，内容是他儿子的3首诗【《约瑟的异象》（ВидениеИосифа）、《十字军战士》（Крестоносцы）和《孔雀》（Павлины）】和一篇短篇小说《惬意》（Нежить），这次的署名是“弗拉基米尔·西林”（Влад.Сирин）（1940年迁往美国之前，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主要用В.西林作笔名）。这位年轻作家的父亲还请求蒲宁允许自己把儿子的一些诗作a寄给他，并提议在蒲宁和库普林的帮助下将它们发表在新发行的巴黎周刊上。为此，В.Д.纳博科夫又给蒲宁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21年2月19日：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埃格尔街1号1921年2月19日亲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直到此时我才得以给您写信，并感谢您亲切的来信、您寄来的书和您在书上的题字。我患上了带有轻微卡他性炎症的流感—在床上躺了4个星期，直到一周前才开始好转……您的书带给了我无限的欢乐。有两篇小说【《克拉莎》（Клаша）和《轻轻的呼吸》（Легкоедыхание）】我还完全没有读过，我怀着深深的喜悦阅读了它们，并重读了所有其他的篇章。很多诗歌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简而言之，您带给我的是真正的欢乐，发自肺腑地感谢您：我不得不一再地向您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也很高兴地阅读了您对我儿子诗作的评价，并转告了他。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印在圣诞节那期《鲁尔报》上的他的诗和小说，这次他已经署上了新的也是最后的笔名。就这样吧。我从报上看到，在您的参与之下，巴黎出了一份新的文学周刊。如果附在上次信中的那些诗增益了您对他的嘉许，能否再另选出几首诗歌寄给您，并请求您将它们“推荐”给А.И.库普林？今天我党的成员聚到我家来议事，讨论的问题也包括在巴黎创立您即将加入的组织。这件事也因我的病受到了耽搁。您何时会为《鲁尔报》给我们寄来新的诗作或无韵文？我们十分期待。您真诚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上是史前史，而历史本身则开始于1921年3月18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写给蒲宁的第一封信中呼应了В.Д.纳博科夫写给蒲宁的信。纳博科夫当时还是剑桥的学生，在1921年3月18日格吕内瓦尔德埃格尔街1号非常敬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寄给您的是几首诗—是碰运气选出来的—也想借此机会告诉您，您对我那些胆怯的创作所写的话是怎样地激励了我—尤其是这些美言正是出自您—在我们这个亵渎神明、文理不通的时代里唯一一位平静地为美服务，感受一切美的作家—您在人类的灵魂和潮湿沙地上紫丁香色影子画出的图形中感受美—每一首诗、每一行字中都透着无与伦比的纯净、深沉与明亮。请您原谅我这语无伦次的表达：这是何等困难，就像是坦白爱情—由来已久的爱情—一样。总而言之，我想告诉您，这想法—在这无限孤苦的日子里可以向谁说话的想法—给了我无尽的安慰。十分敬爱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深敬爱您的В.纳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