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蕤 日期：2016-06-08 21:54:40
该书作者是著名作家王蒙已故之妻作品。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河北南皮人，著名作家。16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小说被错划为右派。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我和王蒙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五十多年来始终在一起，彼此不曾分开。
我们曾有过一贫如洗的日子，蒙受过各种屈辱；我们也拥有过“荣华富贵”，受到过怀疑和误解。
我和他从京华帝乡到遥远的边陲，从故乡到天涯海角，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五星级酒店到地窝子，飞过太平洋，漫游大西洋……
一切的一切对我全然都不重要。我的生活信条是：只要我和王蒙在一起，即使前方有个悬崖，必要时我也情愿跳下去！
作者简介：
方蕤，本名崔瑞芳，女。作家王蒙之妻。1933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她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历任北京109中学、乌鲁木齐三中、七中、十四中与伊宁市二中教师，生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离休高级教师。陪伴丈夫王蒙将近六十年，于2012年3月去世，享年79岁。
目录：
难忘初恋
情感波折
特殊婚礼
身世不幸
少年才华
不忘恩师
名字由来
“右派”经历
瞬间决定
金鱼死了
忽然展翅
舌战之后
落下话柄
为何反常
新居趣事难忘初恋
情感波折
特殊婚礼
身世不幸
少年才华
不忘恩师
名字由来
“右派”经历
瞬间决定
金鱼死了
忽然展翅
舌战之后
落下话柄
为何反常
新居趣事
多一双眼
老王哥哥
房东进言
育婴日记
他乡故知
离开新疆
长子山儿
次子石儿
女儿伊欢
难舍亲情
孙子名言
秘密旅行
嫁夫随夫
都是话痨
看法不二
关于绯闻
旧宅小院
山村“别墅”
人生两爱
购物请客
语言魔怔
猫道主义
“下台”之后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
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
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
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