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利·李·坡 日期：2016-06-29 09:17:28
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短篇小说惯以恐怖故事、谋杀疑案和科学难解之谜为主。他的作品里带有一种奇特、阴暗、诡异的气氛，和你想象不到的离奇的情节，当你翻开他的书，就已经启动了那扇暗黑暗的大门，你会被他带入一个深寒的世界。他的作品影响了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东野圭吾和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等名家。更是好莱坞钟爱类型的文学作家。爱伦·坡逝于巴尔的摩，得年40岁，死因不明。正因为这样，他与他的作品蒙上了难以推测的神秘。
本书简介：
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1849）是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美国浪漫主义思潮时期的重要成员。其最知名的作品当属《乌鸦》（TheRaven）、《泄密的心》（Tell-TaleHeart）以及《黑猫》（TheBlackCat），作品形式精致、语言优美、内容多样，有着独一无二的风格。爱伦·坡以十四行诗、神秘故事和恐怖小说闻名于世，他是美国短篇故事的最早先驱者之一，又被尊为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进而也被誉为科幻小说的始祖。爱伦·坡及其作品曾让一代热爱美国文学的人为之倾倒，但其贫困潦倒的生活、不良的嗜好，也让很多人对真实的爱伦坡抱有谜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喜欢看爱伦·坡神秘故事与恐怖小说的人，也一定对爱伦·坡充满好奇，更是带着谜一样的眼光来看待真实的爱伦·坡。
作者简介：
哈利·李·坡（HarryLeePoe）是美国田纳西州杰克逊联合大学信仰与文化中心主任、学者，著述颇丰。他也是埃德加·爱伦·坡的后代，爱伦坡基金会主席，曾于2007年受邀主持过爱伦坡作家研讨会。
目录：
前言第一章被误读的爱伦·坡第二章苦难的问题第三章美的问题第四章爱的问题第五章正义的问题第六章宇宙之谜第七章真实的爱伦·坡后记前言本书探讨了埃德加·爱伦·坡所思考的一些主要生命问题。在此，我不会探讨爱伦·坡提出的所有问题，也不会穷尽其作品中任何问题的全部内容。我原本可只讨论某一个问题，但那样的话，这本书就很难完成了，因为爱伦·坡对生活的态度并非是支离破碎的，我们不能脱离整体只研究一个方面。爱伦·坡所关心的就是整体。
直到20世纪最后10余年，包括研究爱伦·坡并同情他的学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爱伦·坡写下长达143页的散文奇书《我发现了》（ Eureka）说明他本书探讨了埃德加·爱伦·坡所思考的一些主要生命问题。在此，我不会探讨爱伦·坡提出的所有问题，也不会穷尽其作品中任何问题的全部内容。我原本可只讨论某一个问题，但那样的话，这本书就很难完成了，因为爱伦·坡对生活的态度并非是支离破碎的，我们不能脱离整体只研究一个方面。爱伦·坡所关心的就是整体。直到20世纪最后10余年，包括研究爱伦·坡并同情他的学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爱伦·坡写下长达143页的散文奇书《我发现了》（Eureka）说明他已经走向了疯狂。过去10年，我有幸能与许多重要的爱伦·坡研究学者进行交流。他们大多数都承认，阅读这本书让他们感觉莫名其妙。所以，面对这样一本书，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放弃。然而，这本书并非为那些选择放弃的人所写。爱伦·坡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在他写作生涯之初就散见于他的诗歌、故事、散文和批评文章中。《我发现了》中随处可见爱伦·坡对自己之前作品的引用和改述。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大爆炸”（BigBang）理论，预言到我们所谓的“黑洞”，否认科学界对产生引力的无形以太的理解，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这些观点的产生伴随着爱伦·坡创世神学的构建及对苦难问题的哲学思索。多年来，我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就是探索科学与宗教的重叠领域。它曾使爱伦·坡着迷，为他挖掘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潜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爱伦·坡刚开始尝试创作科幻小说这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时，人们只是简单的称其为“恶作剧”；直到20世纪，这种文学都没有专门名称。 由于所涉主题，本书并非想写成文学批评。相反，我从哲学和神学的视角来讨论爱伦·坡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书中有必要把爱伦·坡的作品既视作文学作品也视作科学理论。但我为此满怀谦卑之心。虽然我的博士学位主修神学，而并非美国文学，但我实则研究过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达到了学士学位的水平。在书中，我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背景，试图避免越界；如果确有越界冒犯之嫌，我希望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成是我个人热情的表达，而不是说明我并没有的权威。爱伦·坡围绕其所提重大问题的想法，尽管我的理解可能会有明显的疏漏，但我相信，本书可以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具使用，让他们去探索散落在爱伦·坡作品中但却属于文学领域之外的一些问题。本书作者系爱伦·坡堂兄威廉·坡（WilliamPoe）的子孙，威廉曾在奥古斯塔（Augusta）、蒙哥马利（Montgoermy）和巴尔的摩（Baltimore）生活过。我现任里士满市爱伦·坡博物馆（PoeMuseumofRichmond）主席。因此，我在书中会参杂着对爱伦·坡的同情，对那些带着格里斯沃尔德谬误色彩的爱伦·坡严肃研究没有丝毫耐性。关于本书主题，我一开始怀着不可知论的态度，我并不知道我会发现什么。但最终，我发现了思想与信念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写作本书花费时日不长，但准备过程却历经数年。一方面，2009年时值爱伦·坡诞辰两百周年，期间我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本书正是对讲座主要内容的总结。另一方面，我的成长过程深受爱伦·坡的影响。孩提时代，我的母亲带我来到查尔斯顿博物馆（CharlestonMuseaum），一个玻璃展框里展出了爱伦·坡的微型人像：他站在沙利文岛（Sullivan'sIsland）岸边，眺望着大海。“他是你堂亲呢，”母亲说到。有天晚上，父亲正在家中进行家世研究，从我祖父的文件柜里抽出了一个文件夹。“这是爱伦·坡写给我曾祖父的一封信，”他给了我一张大型影印照片时说道，“但我父亲必须卖掉这封信，才能支付我哥哥的药费。”上了3年级，当我去看罗杰·科尔曼导演、文森特·普莱斯主演的电影《厄舍古屋》时，才第一次明白爱伦·坡是谁。到了5年级，我母亲带着我来到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D.C.）休春假，回家途径里士满，看到州议会大厦的地上竖立着爱伦·坡的雕塑。上9年级后的那个夏天，我找到了一份停车场服务生的工作。漫漫长夏，我读完了爱伦·坡所有的短篇小说故事，以此打发无聊时光。九年级，我们阅读了《泄密的心》（“TheTell-TaleHeart”）。11年级我们阅读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TheCaskofAmontillado”）。老师告诉我们，爱伦·坡是一个疯子，他是在喝醉酒或者吸毒以后写故事的。直到1999年，在里士满举行的纪念爱伦·坡逝世150周年活动中，我有几次发言。正是在那一周举办的“首届爱伦·坡国际会议”上，我对《我发现了》一文萌生了兴趣。曾几何时，我一直对科学和宗教比较感兴趣，而爱伦·坡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令我深为着迷。接下来数十年，令我疑惑的是，似乎无人意识到，当所有物理学家还难以想象到“大爆炸”理论时，爱伦·坡早已预言到了。2004年夏，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爱伦·坡、艾默生和霍桑的大会上，我结识了任教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俄国学者艾尔维拉·欧丝波娃（ElviraOsipova）及德国科学家雷内·范·斯路特勒（RenévonSlooten）（他研究过《我发现了》中的科学观点并有相关著述）。两者都使我产生了对《我发现了》中所探讨的宏大问题的兴趣。近年来，随着“爱伦·坡研究协会”（PoeStudiesAssociation）的成立及其刊物的创建，围绕爱伦·坡及其作品的研究经历了重大转变。对爱伦·坡作品给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一过程并非一触而就。20世纪初，几乎只有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哈里森（JamesHarrison）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治·伍德伯里（GeorgeWoodberry）两位做过尝试，但都势单力薄。在接下来一代的研究学者当中，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瑟·霍布森·奎恩（ArthurHobsonQuinn）、托马斯·奥利夫·马博特（ThomasOlliveMabbot）及约翰·沃德·奥斯特罗姆（JohnWardOstrom）为爱伦相关的传记作品和批评文章树立了新的标杆。紧随其后的研究者，包括伯顿·波林（BurtonPollin）、本·费舍尔（BenFisher）和拉斯利·达梅伦（LasleyDameron），他们进一步促进了爱伦·坡研究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著名的爱伦·坡研究学者人数众多，不胜枚举，但我想对几位该领域的大家致以谢意，他们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斯科特·皮普尔斯（ScottPeeples）让我赞叹爱伦·坡遗产之厚重，理查德·柯普勒（RichardKopley）让我知道，爱伦·坡在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尤其是推理故事时，是如何使用现实材料的。与下列诸位的交谈中，我也获益匪浅：杰拉尔德·肯尼迪（GeraldKennedy）、艾尔维拉·欧丝波娃、德怀特·托马斯（DwightThomas）、迈克·迪斯（MichaelDeas）、芭芭拉·坎特卢浦（BarbaraCantalupo）、亚历山德拉·乌拉科娃（AlexandraUrakova）以及史蒂夫·拉赫曼（SteveRachman）。在爱伦·坡诞辰200周年之际，我有幸能够通过举办多达40场讲座分享本书的观点。在此，我必须感谢我的堂兄，自南方大学（UniversityoftheSouth）的乔治·坡（GeorgePoe）教授。他助我构想并实现在很多地点举办展览的想法，展出我个人收藏的爱伦·坡初版作品及其他藏品。这一系列的展览始于位于西瓦尼（Sewanee）的南方大学，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场讲座。在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CharlestonLibrarySociety）举办展览的过程中，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ofCharleston）的斯科特·皮普尔斯先生为我提供了帮助，并邀请我参与了他同里克·赞德（RickZender）及来自南加州塞特多大学（TheCitadel）的吉姆·哈钦森（JimHutchinson）进行的一场专家小组讨论。我有幸受美国科学协会（AmericanScientificAffiliation）执行会长兰迪·艾萨克斯（RandyIsaacs）的邀请，在他所在的贝勒大学（BaylorUniversity）的年度大会上举办展览。我提交了一篇有关爱伦·坡“大爆炸”理论的论文，并有机会与詹妮弗·怀斯曼（JenniferWiseman）和大卫·莱克龙（DavidLeckrone）——两位先后担任“美国宇航局哈勃望远镜”（NASAHubbleSpaceTelescope）高级项目科学家——交流爱伦·坡的宇宙学观点。来自费城“麦特奈克萨斯协会”（MetanexusInstitute）的埃里克·威斯洛吉尔（EricWeislogel）的邀请给了我第二次交流爱伦·坡科学观点的机会。我也很感谢能借机与维拉诺娃（Villanova）的天文学家艾德·迪文尼（EdDevinney）探讨《我发现了》一文。他为双星光曲线分析开发了“威尔逊—迪文尼”（Wilson/Devinney）计算机代码。在年度“弗吉尼亚图书节”上，我来到了爱伦·坡的母校弗吉尼亚大学做演讲。在此，我感谢兰西·达蒙（NancyDamon）、凯文·麦克费登（KevinMcFadden）和凯莉·米勒（KellyMiller），是他们给了我演讲的机会。弥赛亚学院（MessiahCollege）历史科学教授泰德·戴维斯（TedDavis）邀请我在该学院“中部宾州宗教与科学论坛”（CentralPennsylvaniaForumofReligionandScience）演讲，我与他关于爱伦·坡所生活年代盛行的科学观点的谈话，十分富有教益。借在费城举办的“第三届爱伦·坡国际会议”之机，我探索爱伦·坡有关想象的观点。爱伦·坡诞辰200年纪念活动期间，“爱伦·坡故居国家遗址”（EdgarAllanPoeHouseNationalHistoricSite）展出了我的部分藏品，同时邀请我在爱伦·坡逝世16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我在致辞中谈到了推理故事所蕴含的预设。我衷心感谢“美国公园管理局”（USParkService）的海伦·麦肯纳乌夫（HelenMckenna-Uff）和卡里·戴尔特霍恩（KarieDiethorn）两位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和支持。同样是在费城，我与爱德华·佩蒂特（EdwardPettit）进行了一番畅谈。爱伦·坡诞辰200周年之际最为特别的是，我受邀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里展出我的藏品。期间，艾尔维拉·欧丝波娃也组织了一次有关爱伦·坡的大型学术会议，我作了大会报告。欧丝波娃教授对我的周全照顾和细心关怀令我不胜感激，她不仅不辞辛劳将爱伦·坡研究带入俄国，而且还热情地为我展示了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的荣光。没有玛格丽塔·马德拉克（MargaritaF.Mudrak）和伊丽娜·尼基缇娜（IrinaA.Nikitina）两位翻译的帮助，我将难以享受这次会议过程中太多的美好。为了举办这次会议，一些机构也予以合作，我在此向以下机构致以谢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文化委员会、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戏剧图书馆、圣彼得堡国际合作协会以及圣彼得堡艺术中心。我必须感谢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给予我的优待和关怀，尤其是弗拉基米尔·N·瑞泽夫（VladimirN.Zaytsev）、亚历山大·巴克阿热夫（AlexanderBukharev）、安顿·V·里科马诺夫（AntonV.Likhomanov）、奥尔加·尼克拉夫纳·库里希（OlgaNikolaevnaKulish）、伊丽娜·林登（IrinaLynden）、阿勒克桑德·巴克热耶夫（AleksandrBukreyev）、艾莉娜·博科斯加亚（ElenaBokhonskaya）及纳斯提亚·库德里阿夫泽娃（NastiaKudriavtseva）。感谢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希拉·格沃特尼（SheilaGwaltney）及其他工作人员对这次展览、会议及我个人所给予的支持。这些工作人员中，尤其感谢埃里克·约翰（EricJohnson）、艾莉娜·施米尔诺娃（ElenaSmirnova）、玛利亚·德洛娃（MariaDelova）、叶卡特琳娜·鲁巴尔斯卡亚（YekaterinaRubalskaya）及维拉·塞甫斯塔诺娃（VeraSevestyanova）。在圣彼得堡期间，我有机会在两所大学做演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艾莉娜·阿彭科（ElenaApenko）邀请我前往该校语文学院给研究生做一场演讲，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的奥尔加·费丽莫诺娃（OlgaFilimononva）邀请我给该校本科生做讲座，我向他们表示谢意。圣彼得堡之行后，我来到俄罗斯另外三个城市的大学做演讲。在莫斯科，美国使馆的玛利亚·洛娃（MariaLvova）和丽莎·格雷戈里（LisaGregory）为我安排行程，陪同着我，有时还做我的翻译。感谢高尔基文学研究院（GorkiLiteraryInstitute）和艾莉娜·科索科夫（ElenaKoshokova）邀我为一个班的学生讲课，感谢能够同院长和研究院成员共进美味的午宴。感谢塔缇阿娜·维纳迪克托娃（TatianaVenediktova）邀我去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学学院演讲。感谢娜塔莉阿·萨奇戈娃（NataliaSuchugova）邀我去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RussianStateUniversityfortheHumanities）。高尔基研究院教授亚历山德拉·乌拉科娃（AlexandraUrakova）给了我莫大帮助，是他帮助我安排行程。尤其感谢她在“引导”我流连于俄罗斯的同时，愿与我分享她有关爱伦·坡的深刻见地。在叶卡捷琳堡，美国领馆克里斯多夫·G·伊斯特拉蒂（ChristopherG.Istrati）在斯拉夫亚娜·萨加彦（SlavyanaSagakyan）的帮助下，为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尔国立大学（SverdlovUralStateUniversity）筹备了两场演讲，并安排了与当地诗人和艺术家的午宴。十分感激校方全体教员的热情款待。我与诗人斯拉娃·M·拉比诺维奇（SlavaM.Rabinovich）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俄罗斯学者对爱伦·坡的理解。在彼尔姆（Perm），美国领馆的索菲亚·斯勒萨恰克（SofiaSlesarchuk）和她的助手维多利亚·莎齐洛娃（VictoriaShakirova）给了我帮助，并主持了我在彼尔姆图书馆（PermLibrary）“美国角”（AmericanCorner）的一场讲座。在彼尔姆国立师范大学（PermStatePedagogicalUniversity），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所大学最古老的礼堂举办讲座。十分感激亚历山德罗芙娜·克留奇科娃（AlexandrovnaKryuchkova）及全体教员邀请我举办讲座，为我沏了一杯芬芳的茶，十分关照我。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参议员林赛·葛兰姆（LindsayGraham）及其随从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Williams）和劳伦·爱德华兹（LaurenEdwards），他们帮助并支持我往来于各个办公机构之间，让我能够成功举办诸多重要的文化活动，如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与爱伦·坡相关的文化活动。爱伦·坡诞辰200年之际，我遇见的那些人让我明白，单单通过与他人进行交谈和通信，就可以获得新的见解，就可以新的方式理解旧的观点。特别感谢沃利·克伯格（WallyCoberg）与我谈论爱伦·坡的人生经历，感谢辛西娅·波珀（CynthiaPopper）和萨琳娜·钱伯斯（SelenaChambers）同我探讨《我发现了》一书。爱伦·坡博物馆之所以仍是我的快乐之源，是因为那些与之相关的人。虽然担任着博物馆主席，但我对爱伦·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感谢馆长克里斯·塞姆那（ChrisSemtner）向我以及世界上所有需要博物馆帮助的人给予的热心帮助。确保博物馆能够顺利运转的董事会各位成员一直是我强大的后盾，其中几位对我的帮助极为重要。在此，我必须提到霍尔特·埃德蒙兹和本·沃森两位。他们在我探究爱伦·坡的很多活动中都陪伴着我。另外两位董事会成员鼓励我收集爱伦·坡的作品：苏珊·塔内个人对爱伦·坡作品的收藏蔚为壮观，她是第一位建议我展出我的藏品的人。彼得·福恩是世界上收藏爱伦·坡物品最多的人（包括一个仍然运行的钟摆）。他使我承认，收藏爱伦·坡物品可以作为一件值得坚持始终的事业。我也要感谢那些“爱伦·坡青年作家大会”（EdgarAllanPoeYoungWriters’Conference）的与会者。年复一年，他们也曾就我在这本书讨论的诸多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我尤其想要感谢格雷斯·威廉姆斯（GraceWilliams）、卡洛琳·雷纳（CarolineRaynor）和埃里克·迪克森（EricDickerson）。这些年来，没有诸位博物馆助理主任与我共事，帮助我，这些会议不会取得成功，也不会有意思，他们包括弗朗西丝·坡（FrancesPoe）、朱莉安娜·惠滕·帕克森（JulianneWhittenPaxson）、切尔西·米提克·施莱格尔（ChelseaMytykSchlegel）以及凯瑟琳·基普（KatherineKipp）。参观爱伦·坡博物馆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英语教师，他们让我们知道，在没有讲到爱伦·坡之前，他们的美国文学课堂兴味索然，因为学生很崇拜爱伦·坡。一有时间，我也会和校园参观团聊天。在此，我要感谢那些老师，学生及校长，是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我能够试着把本书涉及的所有观点讲给他们听。由于爱伦·坡的诗歌和小说起初是用以朗读的，在我与他人合作表演朗读他的作品时，我看到了其诗歌的节奏美对观众所产生的效果，我从中受益匪浅。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来自联合大学音乐系的特里·麦克罗伯茨（TerryMcRoberts），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合作一次。兰布斯大学（LambuthUniversity）的杰伊·奥尔（JayOrr）每逢生日当周，都会主持一场年度爱伦·坡之夜的活动。同时，他还会在麦迪逊镇图书馆（MadisonCountyLibrary）组织一场爱伦·坡读书会。另外，感谢希瑟·劳森（HeatherLawson）邀请我前往密西西比州赫尔南多的“赫尔南多公共图书馆”（HernandoPublicLibrary）演讲。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没有我所在的联合大学（UnionUniversity）校长大卫·多克里（DavidS.Dockery）、院长卡拉·桑德森（CarlaSanderson）、教务处副处长吉恩·范特（GeneFant）及系主任格雷格·索恩伯里（GregThornbury）的支持，我很难开始我的爱伦·坡探究之旅。尤其是系主任，感谢他让我在系内讨论会上发言，期间，我谈到了本书的很多观点。感谢他们所有人对我的鼓励。一直以来，联合大学爱玛沃特斯夏季图书馆（EmmaWatersSummerLibrary）的工作人员不论怎样，都会尽力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玛丽安娜·杜森伯瑞（MariannaDusenberry）给予我巨大的支持，帮助我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准备本书手稿，我对此表示感谢。我的学生助理迦勒·斯托林斯（CalebStallings）一直都在帮助我。除了我的堂兄乔治·坡以外，我的其他很多家人都出席了这一年中的很多爱伦·坡相关活动中，我感谢他们在精神上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凯瑟琳·坡（KatherineLittlePoe），她一直鼓励着我。在所有参加我的讲座和展览的堂亲表亲中，我要感谢贝丝·韦尔伯恩（BethWelborn）及其丈夫比尔（Bill），伍·托马森（WooThomason）及其丈夫比尔，嘉莉·坡（CarriePoe），哈伯·坡（HarperPoeVergeldeDios）及其丈夫约翰（John）。感谢托妮·苏伊特尔（ToniSuiter）在爱伦·坡博物馆董事会为我提供帮助，感谢查尔斯·坎农（CharlesCannon）在通信中鼓励我。我的家人在我探索爱伦·坡的历程中一直与我同甘共苦。我的妻子玛丽·安（MaryAnne）刚和我结婚时，并没有想到我们的客厅里会出现一尊爱伦·坡半身像。我的孩子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名字中的坡暗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感谢他们在过去这些年对我的支持，感谢他们在2009年一路陪伴着我辗转各地。我的女儿丽贝卡·坡（RebeccaWhittenPoeHays）和女婿约书亚（Joshua）在2009年一月陪我到里士满。那时，我在美国邮政总局爱伦·坡纪念邮票发布仪式上和爱伦·坡博物馆纪念爱伦·坡两百周年正式开始仪式上做了致辞。我的另一个女儿玛丽·坡（MaryEllenPoe）和整个家庭一起陪我来到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做演讲。另外，两个女儿和我一起曾到圣彼得堡，参加领事招待会，开启了我在那里的爱伦·坡展览之旅。过去两个世纪，我们家族的诸多家风能够幸存于基因混合，对那些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却为此保密的人们，我表示感谢。哈里·李·坡写于田纳西州杰克逊市2011年1月哈利•里•坡很好的描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生，很巧妙的抓住了爱伦.坡的相关内容，本书内容清晰生动，十分值得一读。”——布雷特.齐默尔曼(BrettZimmerman)，约克大学副教授第一章 被误读的爱伦·坡在大众想象中，爱伦·坡的一生是悲剧的。一想到他，很多人都想到他郁郁寡欢，沉湎在自己的悲苦当中。不错，他会有绝望的时候，但人类的境况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经历着自己所独有的悲剧。人类此番共同宿命引出了苦难的问题。每个文化、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在思索着，我们为何要历经苦难？如果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其意义又在何处？纵观爱伦·坡一生可以知道，我们多数的苦难和痛苦都是因为失去了至爱的人：有时是因为他们的死亡，正如爱伦·坡的母亲、哥哥、养母、赞助人和妻子；而有时是因为他们的背叛，正如爱伦·坡的养父和他青年时代的未婚妻（主要是因为她父亲的干预）。在痛苦与失落中，爱伦·坡知道了什么是长久的爱与美。尽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思考过苦难的问题，但鲜有人将苦难与爱和美这些“正面”的问题相提并论，更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些问题与正义的问题有何联系。 当我们质问人类为何历经苦难时，我们必是首先假定，我们身处一个正义有序的宇宙，任何事情都可以用正义或非正义加以判断。苦难的问题是对宇宙正义性的质问。只有当宇宙首先告诉我们正义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才能去质疑宇宙的正义性。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是喜剧、侦探故事，还是恐怖故事、科幻作品，爱伦·坡的作品都将“负面”的苦难问题与“正面”的爱、美及正义问题一起思考。他在自己的诗歌和几百篇论文和评论中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爱伦·坡坚信，艺术家应该努力在作品中创造“统一效果”，使诗歌和小说情节的所有要素能够无缝组合成统一的整体，在读者身上产生预想的效果，这是爱伦·坡小说和诗歌写作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在《我发现了》（发表于1848年的一首充满神秘色彩的散文诗或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论文）中，爱伦·坡总结道：通过宇宙的“作者”所创造的“统一效果”，苦难、美丽、爱与正义的同时存在变得合情合理，富有意义。笛卡尔的文化思想成功把思想与身体、物质和精神分开，但爱伦·坡却强烈反对这一点。他在《我发现了》中认为，艺术和科学是密不可分的，物质和精神是跨过了死亡疆界而存在的统一整体。他意识到，正是人类的想象在这种表面的划分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些观点代表了对爱伦·坡的另一种解读，径直越过了一些传统的解读成果。本杰明·费舍尔（BenjaminFisher）曾说，爱伦·坡的一部作品至少有49种解读视角，而此处对爱伦·坡所有作品的解读方式与文学研究者的视角存在差异。其不同之处体现在方式和风格上：这里并非从文学批评视角去探索爱伦·坡，而是带着神学和哲学领域的问题解读他。我们对爱伦·坡的理解也许永远无法相同，更不可能完全一致。这部分是由于爱伦·坡引起读者进入了自己故事和诗歌。他成功带给读者完美的“统一效果”：恐怖故事营造恐怖效果，喜剧故事带来喜剧效果，其中《乌鸦》一诗产生了阴沉、忧郁的效果。读者参与了故事，从而也参与了故事的解读。这种互动的结果是，有些层面的意思爱伦·坡从未想过，但他的作品却“唤起”读者这样的理解。爱伦·坡的作品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就是其作品中所存在的留白（这一种艺术技巧是美国南部礼貌对话的典型特征，即使是在孩子面前讨论最粗鄙的丑闻，孩子们也察觉不出谈话对象所谓何物）。他把很多东西留给读者去想象。不同的想象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恐怖。在一些关键地方，当读者本期望爱伦·坡会细致入微地描述美或恐怖的场景时，他却拒不描述，而是通过文中营造的情绪，唤起读者此类感受。他让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塑造意象、搭建联系进而获得隐含意义。 在《我发现了》中，爱伦·坡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宇宙是什么样的。与他同时代及接下来一个世纪的所有哲学和科学观点不同，爱伦·坡眼中的宇宙是在不断扩张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现实。他所理解的宇宙里，“大爆炸”以后才出现了自然法则。因为科学，他洞悉到了所有这一切，并且看得更远。他也认为存在着上帝，而宇宙即是上帝“最完美的存在之所”，痛苦、爱、美丽以及正义在其中交织契合，最终有了意义。 形象重构：不一样的爱伦·坡 为在本书中解读爱伦·坡的作品，重新审视爱伦·坡的形象将会有所裨益。1849年夏天，爱伦·坡回到了里士满的家。正是在这里，他曾度过了自己20年左右的年轻时光。这一年，爱伦·坡续签了与《南方文学信使》杂志（SouthLiteraryMessenger）的受聘合约，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曾在这家里士满的杂志担任编辑。《乌鸦》一诗此时已让他蜚声文坛，他一晚上所作讲座就能挣得他三个月的薪水，使他能够回到财务宽松的状态。所以，他此次回家，可谓衣锦还乡。归家当年，爱伦·坡正值诗歌创作的巅峰，一连写下了《黄金国》（Eldorado）、《安娜贝尔·李》（AnnabelLee）和《钟》（TheBells）。 在这之前的一年，爱伦·坡发表了其自诩为代表作的《我发现了》，把得到学界认可和赞誉的所有希望都倾注其中。回到里士满，他信心满满，梦想创建属于自己的全国性杂志——随着美国开始从曾使爱伦·坡财务状况饱受打击的一系列严重经济衰退中复苏过来，爱伦·坡逐渐具备了创办期刊所必要的支持条件。最后，回到里士满的爱伦·坡重燃了与埃尔米拉·罗伊斯特·谢尔顿（ElmiraRoysterShelton）的旧日恋情，里士满的谢尔顿，其丈夫最近去世，她与爱伦·坡曾经青梅竹马。夏日结束之际，他们定了婚，准备结婚。田园诗般美妙的1849年，时间转瞬来到秋天，爱伦·坡离开里士满，前往纽约，到那儿接他的姑妈玛利亚·克莱姆（MariaClemm）——爱伦·坡已故妻子弗吉尼亚的母亲——回到里士满参加他的婚礼。不幸的是，爱伦·坡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路过巴蒂摩尔时逝世。 大卫·科波菲尔与爱伦·坡 在那欢乐的同一年，爱伦·坡一位伦敦的朋友开始着手写作一部发表在月刊杂志上的连载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是《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其作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在1842年游览费城时与爱伦·坡会过面。狄更斯曾说在其漫长而富有影响力的文学生涯里，爱伦·坡是唯一一位他曾经全力帮助出版作品的作家。狄更斯在1942年就知道了爱伦·坡的名声，因为正是爱伦·坡对狄更斯小说的评论，使狄更斯成为了美国大受欢迎的作家。狄更斯游览费城期间，他私下与爱伦·坡有过两次深入交谈：不管是谁，爱伦·坡都会让对方饶有兴致地倾听自己有关国际版权法的观点。狄更斯等作家从自己作品在美国的盗版中一分钱也拿不到，而这样的法律则可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狄更斯在1867年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中前往巴尔的摩看望了爱伦·坡穷困潦倒的姑妈玛利亚·克莱姆，送给居住在“济贫屋”的她一大笔金子。我们可以想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可以使狄更斯去看望克莱姆夫人，并赠予她如此慷慨的礼物。爱伦·坡在1848年到1849年间写给狄更斯的书信很可能在狄更斯1860年烧掉所有信件时被毁掉了。至于狄更斯写给爱伦·坡的信，爱伦·坡去世后，他的文件都被他在文学上的敌人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RufusGriswold）盗取，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是，有足够的材料告诉我们，狄更斯和爱伦·坡曾经相互通过信件。 一般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狄更斯的自传性质的小说，而理解这种传统看法，我们凭依的仅仅是巧合和揣度。狄更斯的父母因欠债入狱以后，他在12岁时就在一家黑鞋油作坊工作，孤单一人住在寄宿旅店。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小说《大卫·科坡菲尔》记述了狄更斯自己的生活。除了这一点有些自传色彩以外，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似乎不像查尔斯·狄更斯，反倒更像爱伦·坡。如同爱伦·坡，大卫·科波菲尔的童年很早就没有了父亲。如同爱伦·坡，大卫的母亲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离世了。如同爱伦·坡，大卫有一个恶毒、无赖的继父，并且最终主动离开了后者。如同爱伦·坡，大卫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家，得到了姑姑的照顾。如同爱伦·坡，大卫的姨妈因为第三方的不忠诚而失去了财富（对爱伦·坡而言，姨妈玛利亚的父亲在美国革命期间将整个的财富都借给了新生的政府。后来，尽管政府从不否认这笔债务的合法性，但却拒绝偿还这笔债务）。如同爱伦·坡，大卫深爱着一位不能操持家务并且过早逝世的年轻女性。如同爱伦·坡，大卫与自己的小夫人彼此亲昵相称——“大卫”（David）被称作“多迪”（Dody），“埃德加”（Edgar）被叫做“艾迪”（Eddy）。如同爱伦·坡，大卫美丽的娇妻逡巡于弥留之际，最终死去。如同爱伦·坡，大卫因为他美丽娇妻之死而陷入深度抑郁，转而倾注于酒精和孤独。如同爱伦·坡，大卫蜚声文坛之后回到了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孩儿身边。所有这些都更像爱伦·坡，而与狄更斯的经历不同。 不过，这些都是旁证，没有哪处笔记，哪篇文章，或者哪个文学界的流言可以说明，狄更斯在1849年开始在月刊发表《大卫·科波菲尔》时头脑中考虑过爱伦·坡。但我们仍能这样去对比，则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只能勉强透出狄更斯的影子，但却能在几乎所有的侧面映照出爱伦·坡的形象。狄更斯研究学界一直不明白，大卫·科波菲尔与《远大前程》（GreatExpectation）中的皮普（Pip）缘何同时成为狄更斯的自画像，如果《大卫·科波菲尔》的原型是爱伦·坡的话，那么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很多人都知道爱伦·坡，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关于他的信息却都是错误的。爱伦·坡变得神秘莫测，只有那些真正感兴趣去了解他的人才能最终懂得他。了解爱伦·坡并不难，但是大多数人宁愿选择一个被误解的爱伦·坡。不过，如果有人想要去探索爱伦·坡的话，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即是最好不过的一个形象模型。 大众偶像爱伦·坡 总体而言，爱伦·坡的一生是快乐的，终其一生体验了伟大的爱情和亲情。爱伦·坡的故事似乎由《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反派尤赖亚·黑普（UriahHeep）记录了下来。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爱伦·坡，精神错乱，酒气熏天，吸毒成瘾，一副病态恐怖的模样；痴迷于死亡，不满于社会，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放荡不羁之徒。大众，甚至是原本可以称得上杰出的文学学者对爱伦·坡如此诡谲的误解，究竟缘出何处？埃德加·爱伦·坡和一小撮美国人一样，一直是几十年里国际社会备受瞩目的人物。他是美国这片土地上唯一一位真正的文学巨擘，也是拥有偶像般地位的知名神秘人物。2009年爱伦·坡诞辰两百年之际，他所受到的广泛关注，媲美于一般只有摇滚歌手才能享有的崇拜。爱伦·坡的200年诞辰恰逢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200年诞辰，但相对这一年纪念爱伦·坡200年生日的近乎疯狂而言，后两者在各自的领域获得的公众关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注意到爱伦·坡这一名字的数十亿人群中，无论是主动去关注的，还是间接通过媒体或者娱乐行业接触了解爱伦·坡的，能够完整理解爱伦·坡的也许不过一千来人。格里斯沃尔德和谬误的产生 1849年10月7日，爱伦·坡在经由巴尔的摩去往纽约时逝世。而爱伦·坡谬误的形象在10月9日就开始形成了：《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主编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y）在报上出版了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写的一篇关于爱伦·坡的讣告。格里斯沃尔德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名字，而是使用了化名“路德维格”（Ludwig）。格里斯沃尔德笔下的爱伦·坡形象精神错乱、放荡堕落、令人憎恶，从而制造了爱伦·坡形象的谬误。格里斯沃尔德使用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想象手段，把爱伦·坡刻画成一个病态的、反社会的异类： 他行走于大街小巷，偶尔精神疯癫，偶尔心情抑郁，通过嘴唇的动作可以察觉出他不甚明了的咒骂。抑或，他向天凝望，露出虔诚的祈祷之势（这祈祷从来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感到——或他自称——自己已经受到了诅咒），为的是在那一刻已经成为他崇拜的对象能够快乐。有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到自己被痛苦侵蚀的内心，满脸覆盖着阴云，他会冲向急风骤雨之中。他会身着湿透的衣服，双臂狠狠地挥打着风雨，持续整个夜晚。他说着话，就好象在与神灵对话一般，在这样的时刻，似乎只有他才可以将这些神灵从天堂召唤过来，置身天堂的各扇门周围，他无法安宁的灵魂想要去忘却他身体所遭受的疾病。 对爱伦·坡的这段描写成就了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唯一成功的“小说片断”。这一可怖的文段正好以其逼真的特质欺骗了公众。格里斯沃尔德并没有止于有关爱伦·坡的这篇讣告。爱伦·坡逝世不到一周，他就拜访了爱伦·坡的岳母玛丽亚·克莱姆，她与爱伦·坡曾在一起生活了18年。他告诉克莱姆，爱伦·坡生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他死后由格里斯沃尔德为他编辑著作。格里斯沃尔德成功说服克莱姆夫人将爱伦·坡文学作品的委托权交付给他。然而，尽管格里斯沃尔德所编辑的四卷本爱伦·坡全集大获成功，但克莱姆夫人从销售中没有获得一分钱回报。他在第二卷中对爱伦·坡的介绍被大众所接受。由于克莱姆夫人将爱伦·坡所有的作品都交给了格里斯沃尔德，所以他能够为了塑造爱伦·坡恶魔般的形象而更改作品中的文字。 丹尼尔·霍夫曼（DanielHoffman）探讨爱伦·坡的那部谈话式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标题也极富个性——《爱伦·坡！爱伦·坡！爱伦·坡！》。他在文中说到，格里斯沃尔德“在爱伦·坡死后将这位已故作家的名字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之成为了放荡荒淫、道德沦丧、堕落污秽的代名词，为此他苦不堪言。”针对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性格的诋毁，W·H·奥登（W.H.Auden）评论道： 一个人可以讨厌他人，也可以在他死后中伤他，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能够如此费尽心机，如此殚心竭虑地去抹黑一个人的名誉，说明两人存在长时期的憎恨，而这一点总是令人震惊：任何一种情绪长时期存在的情形实属罕见，爱伦·坡这个例子更是如此，因为这种憎恨毫无缘由。 对大多数人而言，爱伦·坡仍然是格里斯沃尔德塑造的那一个黑色形象。1942年，亚瑟·霍布森·奎恩（ArthurHobsonQuinn）出版了他著的权威版爱伦·坡传，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肆无忌惮的人格攻击之猛烈才最终公之于众。在书中，奎恩同时出版了爱伦·坡的原版书信和格里斯沃尔德的改动版书信。但到了1942年，对爱伦·坡形象的损害已经无可挽回，有关爱伦·坡的谬误形象已经建立在了所有文学选集里，坚不可摧。对爱伦·坡真正感兴趣的学者固然应该是注意到了奎恩的传记，也发现了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生平进行过极大的诋毁、捏造，但是，爱伦·坡的谬误形象，即他邪恶、疯癫的形象，业已扎根于大众的思想当中，成为了美国学校教师和大学文学教师谈论爱伦·坡时的传统形象。更有甚者，格里斯沃尔德似乎成了爱伦·坡相关信息的可靠来源，受人尊敬。他自称“牧师博士”格里斯沃尔德（“theReverendDoctor”Griswold），这为他带来了必要的“信任状”，他能够带着权威谈论任何主题，似乎确信他的话能够像福音一样被人接受。直到今天，重要的爱伦·坡研究学者都把格里斯沃尔德视为一位浸信会（Baptist）牧师，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异常成功的骗子艺术家。天主教徒有弥撒（Mass），圣公会信徒有《英国国教祈祷书》（BookofCommonPrayer），而浸信会信徒有的却是月度商务会议的纪要。礼拜式教会会花费精力在教会年历中安排庆祝日期灵活的节日和圣徒日，而浸信会信徒则会把同样的精力放在记录保留中：他们清点成员人数，记录他们每周的出勤情况，他们的洗礼数量和葬礼数量。 为了现在的我们，浸信会信徒跟踪记录着谁被授予牧师圣职（ordain），谁被授予许可（license）。对浸信会信徒而言，授予圣职和授予许可是两回事。教外人士可能会来到浸信会集会，请求教会“许可”，或者允许他们参与布道。“许可”意味着某一教堂同意某人证明上帝对他的感召，让他拿出合适的证据，来证明圣灵（HolySpirit）赐予了其布道的能力。在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的脑海里，布道的念头曾经闪现过，但最终消失了，浸信会教堂也从未授予他福音宣教的圣职。在19世纪40年代，格里斯沃尔德却为自己加盖了“教士”称谓所带来的神圣光环，享受了这一圣职带来的所有权利、特权和无限坦途。到了40年代中期，他晋升自己为“博士”，意欲比肩圣·托马斯·阿奎那。格里斯沃尔德自诩为神职人员，他对爱伦·坡的攻击对神职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编辑的爱伦·坡作品集中收录了他为爱伦·坡写的一篇冗长的回忆录，从头至尾都“英明神武地”散播着他对爱伦·坡的中伤，而那些后来发表爱伦·坡生活“片段”的杂志，往往是在收罗格里斯沃尔德最“精妙”的言论，满篇的尖酸刻薄。1854年，伦敦一家名为《休闲时刻：家庭指南》的杂志（TheLeisureHour:AFamilyJournalofInstruction）发表了格里斯沃尔德解读爱伦·坡的最为简洁的文章。文章一开篇就大肆鞭挞爱伦·坡的父母，随后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谁都能想到的结论： 其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其中一位——至少是他的母亲，血管里流淌着大量所谓的野蛮血液。而作为一名演员，她的职业不太可能消解这样的血液，让她变得清醒……这就是这位诗人的出生，它理应被记录下来，以便于理解他很多的思想和性格。 所以，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形象的塑造被大众想象奉若神明。这位作者注意到爱伦·坡曾在英格兰居住过五年，但仅仅因为爱伦·坡没有在任何一个故事中参照英格兰的某个环境或场景，他就对其横加指责。事实上，爱伦·坡有六篇重要的故事都以英格兰为背景，包括《丽姬娅》（“Ligeia”）、《威廉·威尔逊》（“WilliamWilson”）、《气球骗局》（“TheBalloon-Hoax”）、《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ThreeSundaysinaWeek”）、《人群中的人》（“TheManoftheCrowd”）以及《厄舍古屋的倒塌》（“TheFalloftheHouseofUsher”）。格里斯沃尔德此番诋毁说明，人们对待爱伦·坡的无知开始聚集。（10）此处用奥古斯都·霍普金·斯特朗（AugustusHopkinsStrong，1836—1921）的例子来说明格里斯沃尔德对爱伦·坡的描述是何等的成功。斯特朗是19世纪晚期及二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加尔文宗神学家，是受过耶鲁大学教育的浸信会牧师，曾担任过罗切斯特神学院（RochesterTheologicalSeminary）院长40多年。他在1886年出版发表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Theology）直到今天都仍然在版。尽管证明格里斯沃尔德歪曲爱伦·坡生平的文字证据慢慢浮出了水面，但斯特朗仍然出面为格里斯沃尔德辩解： 我们不要忘了，爱伦·坡指定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作为自己的文学执行人，并委托他为自己撰写传记。格里斯沃尔德是他那个时代最能干的编辑。他离现实最为接近，对爱伦·坡的生活经历也最为熟悉。他的故事对爱伦·坡名誉的损毁之严重，故而后来的作家把这些故事中的黑暗色彩都归结为私人恩怨。尽管紧随其后的半个世纪迎来了新证据的发现，但却无法否定格里斯沃尔德的核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