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祺 日期：2016-07-20 19:18:43
传记作为一个文类，日益受到大众喜爱，甚至溢出了专业研究的范畴。杨正润教授作为国内较早涉足传记研究的学者，多年来耕耘不已，成果拙著，除却专著之外，眼前这本书即是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些论文或文章几乎涵括了传记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品格，亦有研究实绩。既有岩石的质地，亦有彩虹的炫目。
本书简介：
本书系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现代传记文库”之三。著名学者杨正润先生在学术势头正旺之时，将大部分的精力转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传记研究，并最终将之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现在看来，这是先生基于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敏锐判断，预感到“传记时代的来临”的契机。莫洛亚在《传记面面观》中曾说：“真实具有岩石般的坚硬，个性具有彩虹般的光彩，但是罗丹和他以前的希腊雕刻家们有时能把人的肌肉难以言述的曲线和变化不定的光泽注入大理石之中。”在莫洛亚看来，“岩石般的坚硬”和“彩虹般的光彩”是优秀传记的精髓，这也是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在许多人赞羡先生取得如此“彩虹般的光彩”成就之时，我们更希望人们去触摸那“彩虹”背后所折射出的“岩石般的坚硬”品格。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成立于2012年1月。该中心旨在顺应社会各界对传记事业的迫切需要，发展我国的传记文化，通过深入开展传记研究，力争建立现代化的传记学科，培养传记人才，拓宽与世界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空间。传记中心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1&ZD138），并创办《现代传记研究》集刊。袁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目录：
，也没有查到几本。带着疑惑，我进一步考查历史。我又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传记，而是出现过大量传记作品，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主体就是人物传记。此外广义的传记，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更是车载斗量。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传记作品很多，但是其中优秀传记太少，难以传世。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伍尔芙带头写过四部传记作品，而且对传记进行了研究，她写出的传记论文，奠定了现代西方传记理论的基础。此后传记迅速发展，传记作品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受到西方这一潮流的影响。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传记的落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关心传记、写作传记，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写传记。尤其是胡适，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远见。在他的倡导之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很快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自传，胡适、沈从文等人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自传中的经典之作，新文学左翼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写有大量自传类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动乱等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现代传记逐步形成第二个高峰，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从几十种攀升到几百种；九十年代达到几千种；近年来更是达到上万种，远远超过小说的年出一千多种。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是属于时代的，先秦是散文，其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小说从明清延续下来，现在开始让位于传记了。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在一篇专文中惊呼：“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传记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传记的繁盛需要学术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要创新应当考虑两个因素：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说得好：“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源于新材料。”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就有赖于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卷轴、流沙简牍、宫廷档案等，有了这些材料，就有了学术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除了新材料，还需要新方法，有了新方法才能有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得到新发现。我很幸运，在我关注传记、决定从事传记研究的时候，不但传记正在进入高峰期，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新方法也出现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方法论的年代，国外那些已经并不很新的方法和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方法，比如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都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今天看来，那个时代虽然免不了幼稚，其中包含着种种偏激、肤浅、误解，但成就也是空前的。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论。我发现，西方文论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传记研究革新的可能。长期以来把传记同小说靠拢，用小说的标准来评论传记，或是依靠一些传记家写下写作感受来指导传记，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了，应当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中汲取养料建立现代传记理论。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传记研究从此成为我终生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阅读大量传记作品，掌握材料。前后总共花了大约十年工夫，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清理和研究，写成一部《传记文学史纲》。在这部著作中，我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十个主要国家或民族三千多年传记文学的历史，重点论析了其中几百部代表作品。这样我对研究对象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另一件是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掌握新方法。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介绍治学经验：要把什么学问吃透，最好的方法是给学生开这门课。于是我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给硕士生开了二十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专题研究”，给博士生开了八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课程名称没有变，但我每年讲授的内容都不同，讲课的过程是我一步步深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为了避免现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和生吞活剥的通病，对各种流派，我不仅关注它们的理论建构，而且考察它们的批评实践。我的老师张月超教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于是我在研究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对莎剧的解读，这样我对它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容易把它们融入传记理论。我发现西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西方的主体理论、身份理论、对话理论、叙事理论等，都是传记理论中可以参考和吸收的。我还指导了九篇研究传记的博士论文和几篇硕士论文，带领他们编写了一部《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9）》和一部《外国传记鉴赏辞典》，指导他们写作的过程同样是我深化对传记认知的过程。我还为自己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一部《雪莱传》，得到了对传记的感性认识。在有了比较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完成了一部《现代传记学》，这也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我的传记理论包括本体论、范畴论和书写论三个部分，我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体系。每当我看着这七十多万字、厚厚的一部书，心中会升起许多感慨。传记是一个古老的文类，正在焕发青春。我在传记领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第一步，其中有许多缺陷、不足和遗憾。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正在传记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也感到庆幸：当学术的发展使传记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我选择了它，这是一个正确的、及时的选择。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现在我又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我觉得，在交大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传记，把本领域代表人物的成就同他们的经历联系起来考察，传记已经成为任何学科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中就包含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三位物理学家的传记。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传记和传记研究不但进入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而且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具理性在物质活动中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只有伴随着人文关怀，它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传记是人生和人性的记录，传记是人类精神的纽带，在人类盼望着和谐共存的今天，世界需要传记；我也相信，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同样需要传记。我当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