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乙 日期：2016-07-30 17:51:16
舒乙先生在《我的父亲老舍》中，细述了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讲述了一个自称为“写家”而不是作家的老舍的文品人品，使我们渐渐走近了一个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智慧、幽默、勤劳的老舍的身边，将为您呈现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大家。《我的父亲老舍》由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所作。开篇序言中，他这样写道：父亲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父亲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此书从生活角度剖析老舍的一生，使读者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位文学家！的确，老舍用自己的生命和文字实践了这些可贵的品格，这也是他作品始终焕发光芒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简介：
老舍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
在《我的父亲老舍》中，老舍的儿子舒乙细述了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讲述了一个自称为“写家”而不是作家的老舍的文品人品，使我们渐渐走近了一个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智慧、幽默、勤力的老人的身边。
《我的父亲老舍》从生活角度剖析老舍的一生，使读者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位文学家！
目录：
关于父亲（代序）第一章童年，母亲的影响第二章青年，阅历社会大课堂第三章英伦，一个“写家”的雏形第四章齐鲁，成熟的“文件”第五章抗战，“提只提箱赴国难”第六章归国，“人民艺术家”第七章晚年，创作的二度辉煌第八章身谏，太平湖的记忆第九章死亡，崇高的生命主题第十章北京，老舍的文学地图第十一章生活，情趣化的别样创作1打拳2唱戏3养花4说相声5爱画6玩骨牌7和孩子们交朋友8下小馆9念外文10写字11养猫12旅游13行善14分享15起名字16自己动手17给人温暖18收藏小珍宝19剖析自己第十二章父亲，遥远而永久的怀念1父子表深2傻小子画画3和爸爸过年4教子八章5最后的粮票 第三章英伦，一个“写家”的雏形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要聘请一位教华语的中国老师，经过埃文斯的推荐，父亲于1924年9月14日到了英国。父亲和埃文斯在缸瓦市教堂、燕京大学都有过交往。此时埃文斯已回到英国当教授。
下了船，上了火车，到了伦敦车站，父亲正发愁上哪儿去，抬头四下打量，正好瞧见埃文斯教授向他招手。埃文斯领着他到离伦敦十一英里的巴尼特。埃文斯住在这里，所以也在附近的卡纳旺路为父亲找好了房子。他告诉父亲，是和许地山住在一块儿。这消息使父亲十分高兴。进了屋，许地山正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北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一使劲儿，常常把钢笔尖插入账本里去。
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和东方学院的代表签了合同。合同规定：父亲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讲师，教“四书和中国官话”，任期五年，年薪二百五十英镑，来往路费由学院出。
合同使祖母伤心。她听说伦敦多雾，饭食又断不定是个什么样，而儿子身体本来单薄，一去就是五年，能不能活着回来是个大问题。她暗暗地落泪。父亲把自己的老同学大部分都托拜到了，除了一事之外别无所求：希望大家都常来看看老母亲，和老太太聊聊天，唠唠家常，给她些安慰。
父亲用毛笔写了一个条幅，四个大字“笃信好学”写得工整有力，送给好友白涤洲，作为临别赠言。大字旁边有一行附注小字：“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父亲抱着这种全心全意探求真知的愿望，告别了老母和朋友，踏上了西去的航程。而且，真的，父亲把不求富贵名利的原则恪守了一辈子。
父亲在英国生活过得依然很清苦。按照英国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三百镑，进牛津和剑桥则要四五百甚至五六百镑。父亲年薪二百五十镑，一个月不过二十镑零一点，只比小店铺的伙计略略地多一点。可是，父亲既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要寄钱回国养活老母，自然是顾此失彼，难上加难，日子过得比一个穷学生还要窘困。过了两年，实在无法应付，他只好打报告要求增薪，理由有二：一、自认工作勤奋，工作量超出了原有规定；二、家有寡母。说得实事求是。最后学校同意加到一年三百镑。
穿，父亲一年四季穿一套青色哔叽西服，屁股、两袖、胳膊肘都早已磨得闪闪发光。一件毛衣，冬天穿上，夏天脱下，将就着过了五年。
住，父亲前后搬过四次家，最长的一次是和埃杰顿夫妇在荷兰公园詹姆斯广场合租三间房，父亲出房租，埃杰顿夫妇管饭。三年期满，房东要涨房租，只好分手，搬到托林顿广场的学生公寓，每月房租十英镑十先令，包括早餐和周末两天的两餐在内。有一个周末，公寓同住的都出去游玩去了，中午吃饭就剩下父亲一人，饭厅的女招待十分不高兴，假如没有这位孤独的客人她便可以自动放假。父亲看在眼里，告诉这女人：“晚饭我不来吃了，我出街。”那女招待却气哼哼地冷笑：“太好了，太好了。”父亲深感穷人到处受奚落，遭白眼，心中愤愤不平，但这种不愉快的小事又真是太多，后来父亲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反唇相讥，对英国人的等级观念痛加抨击。
吃，英国的烹饪历来声誉不佳，只会白水煮和愣烧。父亲说到英国的饭食，只是频频摇头，因为说起来伤心。学生公寓是社会的最底层，伙食自然糟糕。房东多是老寡妇或老姑娘，她们的饭，在按价给货之外总要再榨点油水留己，维持着饿不走房客就算对得起人。常年“一切从简”的结果，父亲饿得精瘦，面色惨白，很像伦敦的冬天。五年之后，虽然能活着回来拜见老母，但腹内空空，一点脂肪没有，得了严重的胃下垂。父亲说，他的胃疼完全应由英国人负责。他还说，在伦敦他发明了一种胃病特效药——中国小饭铺的汤面，一先令一碗，服下立刻见效。可惜，这样的灵丹妙药不能常用，因为多花一先令也要计算半天。
英国守着海，可是父亲没下过海，偶尔到海边看看，也绝不肯下去。他说：脱了衣服，骨瘦如柴，如同晾排骨，丢到海里，马上就沉底，绝对漂不上来。
工作，东方学院的工作倒是非常有特点。
东方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五十二个学院之一，位于城内的叫芬斯波雷的私人小公园旁，有二十间教室和一座漂亮的图书馆。学院学生有四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全年听课的只有九十人。学院有中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梵文、班图文、历史六大学系，每个学系有一名教授，小语种没有教授，只有副教授或者讲师，共开三十五门课程，绝大部分是亚非语种。当时中文学系的教授是庄士敦，此人在中国当过官，并以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而闻名。不过，别以为他会教中国人英文就必定能教英国人中文，其实，他的中文并不行，只是伦敦大学有个死规定，教授非由英国人担任不可，不管学问怎么样。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章程，别人管不着。好在别的学系有些好教授，东方学院的名声还说得过去。教授既然只是个牌位，担子就都落在两位讲师身上了，英国讲师叫爱德华，是位女将，是东方学院的毕业生；另一位中国讲师便是父亲。为了叫起来方便，父亲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柯林·舒，是“人民的胜利”的意思。中文学系全年累计有学生四十名左右，但程度不一，要求不一，学制不一，年龄不一，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七十多岁，其中有考硕士学位的，有念学士学位的，有短期速成的，有只学文字而不管该怎么念的，有学说北京话的，有学商业术语的，有学历史的，几乎一人一样。不管程度和要求如何，只要交了学费，全得教，这样，就只好一人一班。这个办法使老师们相当辛苦，父亲教的课程除了说官话即北京话和四书之外，还有《史记》、《诗经》、佛教、道教等等，所以父亲后来曾经建议学校将他的课程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名著”。有一回来了位要学中医的，教授让父亲开课，父亲说“开不了”，不得已，庄太傅自己和这位洋郎中对付了半年。东方学院的课一年分三学期，有寒、春、暑三个假。
加起来，一年差不多有五个月假。平常每周上五天课。假期中，假如有学生提出来愿意上课，老师也得教，学费自然归老师。
由于有较长的假期和一个安静而敞亮的图书馆，父亲有了写小说的客观条件。他的头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儿完成的。尽管父亲不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但喜欢这个图书馆，在“笃信好学”的信念中，他在这儿大量地念，大量地写。
“哼，”他说，“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可惜，始终未能如愿。
到伦敦半年之后，父亲开始想家，想母亲，想朋友，想北京城，想祖国，想和国内联系在一起的一切。
大体说来，父亲开始写小说，是有四个动机。思念故乡是头一个。
“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好多好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
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老舍：《景物的描写》）这是父亲的几句话。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经验。这经验首先来自父亲本身。
北京，父亲的老家，在父亲头脑里不是一些印象，而是立体的、准确的、具体的、特定的境界。对北京，父亲可以做到信手写来，头头是道。
写北京，把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布置在北京，这就是一种写作冲动。
父亲的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
越不在北京，越想北京，越写北京。北京是他的写作源泉。
为了学英文，父亲有意识地，并非消遣地念小说。一开始，没什么选择，东一下，西一下，念得很杂、很乱，其中有很有价值的名著，也有描写女招待嫁给皇太子的胡说八道。但是念了几本之后，特别是念了狄更斯的作品，父亲觉得写小说必是很有趣的事，他愿意试试。
“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父亲说，“况且呢，我刚读了《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对西洋文学的羡慕产生了模仿的冲动，这就是父亲的第二个写作动机。
父亲的经历使他肚子里装着数不清的故事、插曲、人物和情节，大部分是他自己参与过的，把这些现实的有趣的传奇的情节，穿在一起，也许，就是长篇小说。“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些，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十年之后，父亲想起十年前他在伦敦写第一本小说的情景，曾经这么总结过，说的完全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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