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与人心txt下载_余世存

作者：余世存日期：2016-08-23 11:59:56

◆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完整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世道与人心》的主角是求道者或知识分子，他们专注于治心，或继往圣绝学，或开一代新风，或以身作则，成就全新的人格。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激荡，对于代表“道统”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似乎永远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儒释道耶回，哪一种才是个体安顿和文明转型的药方？作者将这种艰难的摸索与蜕变称为“被闷熟的成长历程”，而书中从龚自珍到顾准的人物谱系，正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
　　作者简介：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目录：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001
　　为天地立心
　　武训：回向尘世的圣愚/003
　　王凤仪：儒家的慧能/013
　　袁焕仙：轨万有之一行/023
　　龚自珍：衰世中的诗人/029
　　宋恕：罪己与问人/044
　　弘一：性命呈万有/050
　　熊十力：天不丧斯文/061
　　陈寅恪：大成至学/072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090
　　王明道：我必得见他的公义/102
　　林同济：人格与价值/109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001
　　为天地立心
　　武训：回向尘世的圣愚/003
　　王凤仪：儒家的慧能/013
　　袁焕仙：轨万有之一行/023
　　龚自珍：衰世中的诗人/029
　　宋恕：罪己与问人/044
　　弘一：性命呈万有/050
　　熊十力：天不丧斯文/061
　　陈寅恪：大成至学/072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090
　　王明道：我必得见他的公义/102
　　林同济：人格与价值/109
　　为生民立命
　　张謇：天地之大德曰生/117
　　王闿运：最后的帝王师/133
　　徐继畬：睁眼看世界/141
　　严复：新知旧法之间/148
　　蒋光慈：当文学遇到革命/152
　　闻一多：多面真名士/164
　　顾准：我已经哭过了/169
　　钱理群：告别的时刻到了/177
　　晏阳初：人类之子/188
　　为往圣继绝学
　　黄侃：何敢特立而独行/209
　　刘文典：狂与真/219
　　吴清源：超男的神话/223
　　蒋廷黻：权宜的人生事业/227
　　傅斯年：阳气不足的知识精英/236
　　丁文江：学术与政治/243
　　张荫麟：历史学家的识见/256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264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271
　　何炳棣：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275
　　唐德刚：自立而后立言/282前言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br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br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正如本书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他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革命变异的时代，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本书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本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无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来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李叔同：性命呈万有
　　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他们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多数也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聪慧，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书法。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十八岁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05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10年毕业回国，任职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图案教员。1913年，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画报主编。《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浮等人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17年旧历正月初八，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李叔同恰好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师从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六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四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十四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十八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三十岁一直想出家。 
　　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同时他又好布施，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 
　　顾准：我已经哭过了
　　二十多年来，“顾准热”几乎没有消退过。但二十多年来，能像顾准那样活出一种时代命题的人格和思想仍有待人们去发现、传播。这是“群集环境”的悲哀，当其中的歌咏队员在歌颂前贤时，当代的精神正在受难，当粉丝们颂扬同代流行的一如成功人士般的才学时，时代的“牺牲”仍在无人闻问地献祭。 
　　文明的阶段性演进多是以新的悲剧终结前一个悲剧。前悲剧中的角色经过沉淀开始示现其实相，而新悲剧中的角色还在名相中沉沦，在本能中匍匐在时势权力之下。布罗茨基说过这类悲剧，它无非是社会或年代沿革路线的一时变易。时过境迁，粉丝及其时贤偶像都会过去，被消费的前贤仍是难以企及的悲剧英雄。布氏说：“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我最初听到顾准的名字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常到舒芜先生家聊天，有一次听他讲到“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从舒芜先生的话语里，我听到了他的丝丝遗憾，后来明白那是反求诸己的懊悔、惭愧。我那时年轻，正有些理想主义，对顾准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反思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对他的“反潮流”精神和人格力量仍敬佩不已。 
　　我翻读顾准的文字，朴实、思辨、真诚，有早期革命党人的理想情怀和力道。毫无疑问，顾准是性情中人，“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文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顾准是思想家，他们那一代人的知识储存中，很重要的一块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们的思辨文风也给了他们影响，但他们中能够跳出马克思影响的人不多。因此，我也一度以或苛刻或宽容的眼光去看顾准的文字，最后的结论是，他的生活值得致敬，他的心路值得同道者读取，他的言路思路对今天读者心智的挑战、启迪，似乎是不够的。很久以后，一个朋友说起顾准一类的思想者，说他们在极端年代言说的常识，对后极端年代的人已经不构成智力的意义，他们更具有符号一类的意义。这也是一些“知识的傲慢”对顾准们挑剔的原因之一。 
　　但顾准仍有革命党人和傲慢的知识人所不及之处，那就是他眼里无权威。一些知识人掉书袋不说，甚至言必称引政治宗教权威、文化权威，等而下之称引流行或说当令的大咖。但顾准是他自己，在诗人认斯大林为爸爸的年代，顾准批评斯大林，说他“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顾准确实没有为后人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但他学以致用的能力却为很多人所不及，如他在“文革”前极为精准的预言：“中国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我对顾准的阅读是很表面的，读其书，想其人，我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但他也太有局限了，太“单向度”了。文明史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在他那里，只有智力可以顾及或无须抵达。他一生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睁眼即要过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生活，但1970年9月16日的日记，顾准写道：“休息日无事可做，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这就是他那一代革命者、思想者的精神。他可能难以想象孔子的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他可能难以理解中国文化，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追求意义大概是顾准那几代人的人生使命。就像高尔泰给北岛看他在牢改营里写的文字，比火柴盒稍大的纸片上，是上万的文字，这是他在非人状态里的人性思考，即使当时毫无希望得见天日，他也要用文字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引证孔子或中国文化的高明就不免轻薄，须知顾准和高尔泰们是在地狱般的情境里做出担当的。 
　　1971年元旦，顾准感慨：“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晚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萦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产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而在七年前，顾准翻译过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熊氏说过，“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活出顾准那样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顾准可能想过这一问题，但他还是那样活了。只有对自己时代有清楚认知的人才明白顾准的平易而健康、温情而坚定。2005年，我出版了《非常道》，收录了顾准的几则话语，其中一则是：“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后一句话，很多人曾引过，但只有度过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如果转型年代的人也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然更好。 
　　三四年前，我在写作解读易经的《大时间》时，无意中发现人的命卦系统，在梳理北半球上千历史人物时，查出顾准是跟莱布尼茨、米沃什、黑塞、陈寅恪、卡夫卡等人同命，属于大过卦人。大过，是一切建筑乃至上层建筑的脊梁，它孤独地撑起一方天地，承担起全部的重量。但在历史的风暴旋涡中它该如何渡过，如何面对惊涛骇浪？如果有灭顶之灾怎么办？中国的先哲给大过卦系辞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我为这类发现曾经长久地惊奇，但在书中，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我只是列入，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也许，每一个生命与这个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深刻联系还有待将来揭开其秘密。 
　　顾准经受了岁月的淘洗，只要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越接近本质，人们对顾准的理解也就越接近真实。在中国生活中，顾准是极少能给人安慰的现代资源。庄子曾有寓言说明人生社会的某种虚妄：伟大的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先生不要；鸸子见过唐尧后来见许由，许由问他，唐尧给你加持了什么？鸸子回答说，伟大的尧对我说，要讲仁义，要讲是非。许先生说，那你何必再来见我！你已经被唐尧的仁义是非洗过脑了，你已经不明白天道了，你只以为假仁假义的人道是对的！ 
　　以此寓言来看顾准的一生，宁不让人感慨?！天道好还，但天道在哪里？诗人说过，不要踏过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顾准就是在那黑夜里歌哭人道主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