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环球人物》杂志社 日期：2016-09-05 19:01:33
《环球人物》10周年典藏书系发行量破50万，《环球人物》10周年纪念重磅力作！杨天石、学诚法师、罗伯特·库恩（《江泽民传》作者）、张颐武、孟宪实、蒙曼、潘石屹、梁小民、吴晓波等，诸多名家力荐！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解读时代大气象，重温人文理性的光辉与魅力，见证改变世界的力量。 《国民党人物春秋》 ◇知情人讲述，真实还原国民党高层人物形象揭秘国民党近百年的发展演变◇杨天石、罗伯特·库恩（《江泽民传》作者）、张颐武等鼎力推荐！封面人物：马英九◇九位国民党领导人与中共的恩怨情仇宋教仁遇刺背后的隐情张学良评价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沈醉曾想毒死毛人凤宋子文，曾想取代蒋介石王亚樵：蒋介石惧怕的民国*杀手国民党高级战俘改造真相中国“黑室”英雄：预测珍珠港事件马英九、连战交恶内幕国民党内斗30年国民党腐败史
本书简介：
张友坤：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笔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的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笔者：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他版本有何不同之处？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四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四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张学良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笔者：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笔者：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然而，究竟是哪几个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心腹、也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应德田，他说：“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写得）并不好。” “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 笔者：提到西安事变，就不能不说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据说，他们之间有很多误会，而有些误会是因为两人都说方言，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而引起的。是这样吗？张友坤：张学良是东北人，直到晚年，乡音未改。他自己披露，和蒋介石的矛盾起源于蒋听不懂他的东北话。“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张学良举例说，蒋介石问他愿不愿意去办某件事，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就是愿意去，蒋介石却认为这是疑问句，表示“不去”的意思。张学良还说：“蒋先生一生气就讲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 笔者：除了语言误会，他们二人根本性的分歧是什么？张友坤：政治观点上，说穿了就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不同。张学良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党。1992年，他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笔者：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贡献只有黄埔军校”。您认为这番话是根据事实，还是夹杂个人情感因素？张友坤：当然会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张学良被幽禁期间，条件一度很艰苦，连洗脸水都没有。过去种种原因，他不想或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态度。在这次的《口述历史》中能看到，就政治层面讲，张学良一反过去吹捧蒋介石、大骂共产党、贬低自己的态度，转而赞扬毛泽东、佩服周恩来。谈到毛泽东和万里长征时，张学良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他点评周恩来：“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道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对蒋介石，张学良如此评价：“我本来是很尊重蒋先生的，但后来就不尊重他了。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他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他还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等等。 笔者：但是张学良一直尊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还在蒋去世之后写了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对于这副挽联，您是怎样解读的？张友坤：张学良向来都是把政治问题与个人感情分开的，可惜的是他把个人感情看得太重，超过政治。我认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割不断、理还乱，恩恩怨怨几十年。他明知自己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已不可调和，但仍对其“讲忠讲义”。即使他承认蒋介石并不值得尊重，但写挽联时关怀依然放在政见前。 “我最爱的在纽约” 笔者：张学良的爱情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是如何评价的？张友坤：张学良对感情一向坦率，他曾说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在谈到赵一荻时，他更是坦率得惊人，直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口述历史》中很多地方提及与张学良交往颇深的女性，但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内容做了删减，有些人则只保留了姓氏。 笔者：张学良曾评价自己的人生：“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友坤：他终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参加抗日战争。他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都被蒋介石拒绝。 笔者：张学良晚年为何定居夏威夷，既远离台湾，也不愿回大陆？张友坤：我自己分析，应该有五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期望。1991年，他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表示，愿保留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过于亲近两岸任何一方，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两边走走，做点工作。二是环境干扰。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旋涡的闲云野鹤，其实不然。他始终都是各方关注的人物，想回东北家乡走走，还须向“总统”请假，说明他并非寻常百姓。他怕回来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家庭方面。和他共患难的赵一荻怕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生活又改变。四是身体原因。回来的最佳时间应是张学良赴美不久，那时他身体还健康，此后就日渐衰弱，赵一荻也一病再病，两位老人都只能靠轮椅行动。第五，张学良说，他回大陆的条件是两岸关系的缓和，越缓和，他回来的条件就越成熟。 笔者：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张学良，您对他的认识是否改变过？张友坤：民国不乏英雄，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他集蓝色（国民党一级上将）、红色（说自己是共产党）、褐色（崇拜墨索里尼）、黑色（胡匪崽子）、粉色（花花公子）于一体。每个人对他都有不同的解读，但张学良一直很清醒。他说：“有人说我好，我也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我坏，我也没有那么坏，上帝那里有本账。我自己有缺点、有不足，我自己知道。”（撰文：《环球人物》杂志社）国民党内斗30年 2013年9月11日，国民党考核纪律委员会（以下简称考纪会）决定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一宗横跨蓝绿阵营的“司法说情案”，引爆了国民党内的“九月政争”，震惊各界。岛内舆论将这场政治风暴称为“台湾政坛9•11”。 “司法说情”，马英九“开铡斩王” “司法说情案”源起于“全民电通案”。1998年，民进党“立法委员”（简称“立委”）、全民电通投资公司总经理柯建铭通过股票违规买卖获得1200万元新台币（按现行汇率，1元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充抵他欠公司的债务。新竹市检方认为柯建铭涉嫌背信罪（即违背任务罪）及违反商会法案。2009年，新竹地方法院判处柯建铭有罪。柯建铭上诉到台湾“高等法院”，2013年6月18日，“高等法院”一审改判柯建铭无罪。为了避免被检方上诉，柯建铭利用自己担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的职务之便，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求情。王金平接连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勇夫、“最高法院检察署（简称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要他们跟办案的“高检署检察官”林秀涛打招呼，不要上诉。林秀涛同意了，于7月8日以无罪定案。柯建铭逃过了上诉。9月6日，“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召开记者会，称在监听柯建铭案的过程中，监听到了王金平与柯建铭、曾勇夫、陈守煌的相关对话，领导特侦组的“检察总长”黄世铭已向马英九报告此事。当晚，曾勇夫宣布辞去“法务部长”一职，事件的焦点迅速集中到王金平身上。9月7日，马英九表示，对王金平涉嫌司法说情“感到十分沉痛”，认为此事伤及司法公信力，重创国民党形象。马英九对正在马来西亚参加二女儿婚礼的王金平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返台，说明情况。马英九一向温和，此次却一反常态地迅速出手，直接拉高整个事件的基调。有人猜测，他的目的是突出此事的严重性，千方百计把王金平扯进这个案子，让王金平无法脱身。在这种情况下，王金平若提早返台，就是心虚的表现。于是，王金平恰好有“女儿结婚无法即刻回台”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气定神闲地待在马来西亚，反倒显得马英九“不通情理”。与此同时，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出面表态：“这几年台湾的司法公信力一再降低……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政党内部的恶斗，弄到连社会的最后一道堤防——司法都要陪葬，我们非常忧心。”一番话直接把“司法说情案”引向国民党内部的“马王斗”。9月8日下午，马英九再度召开记者会，痛批“如果这不是关说（意为说情），那什么才是关说”，怒斥王金平侵犯司法独立，认为“这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总统府”随即发新闻稿痛批王金平“公信破产”，国民党也放出打算把“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扶正的消息，“行政院长”江宜桦则表示“已经做好（面对一个）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的准备”。直到9月10日晚上，王金平才姗姗来迟，飞抵台湾。在数百名支持者及媒体的包围下，王金平在桃园机场举行了记者会。他嗓音沙哑，情绪激昂：“本人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勇夫及‘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目的是提醒‘法务部’及‘高检署’要依法不要有滥权上诉的情形，并非关说……特侦组在未有本人说明的情况下，片面认定事实，趁本人‘出国’期间召开记者会，指控本人涉及司法关说的行政不法事件，等同未审先判，根本违反程序正义，特侦组实属滥权。”王金平还强调，从政多年来，自己与国民党始终同舟共济、不离不弃，“如果因为片面认定金平违法，错失了全党团结的契机……甚至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而导致执政优势完全失去，支持本党之民众将无法接受这一后果”。但马英九似乎铁了心要将王金平逐出国民党。9月11日上午8点30分，马英九赶在国民党考纪会开会前召开记者会，抢先定调，称王金平“已不适合担任‘立法院长’”，劝其知进退，“为国民党保留最后一丝尊严”。一个多小时后，王金平抵达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停留15分钟，递交了一封署名“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的陈情书，便离开了。王金平前脚刚走，马英九后脚就赶到，强调此事让自己心情沉重，“难过到睡不着觉”，但基于大是大非，“仍须有所选择”。一位与会人士向笔者转述称，马英九一度激动得哽咽，红了眼眶。随后，马英九一直坐镇国民党中央党部。两小时后，国民党考纪会以损害党誉为由，撤销王金平党籍。台湾《中国时报》将这一幕形容为“开铡斩王”。 诉诸法律，“马王斗”进入“第二季” 在9月11日之前，事态似乎朝着马英九主导的方向顺利推进。但9月11日之后，形势逆转。笔者了解到，被撤销党籍后，王金平委托律师兵分两路，买“双保险”，分别向台北“地方法院”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假处分”是指由法院作出裁决，让权利的变动在诉讼结束前暂时冻结，维持现状，而请求人需要提供一定金额的担保），要求暂时阻止国民党将他的党籍丧失证明书送交“中央选举委员会”（简称“中选会”）。因为“中选会”管辖“立委”选举事务，有党籍的“立委”失去党籍，就失去“立委”资格。若“中选会”承认党籍，就承认“立委”资格。王金平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继续行使党员权利和“立委”权利。与此同时，王金平在公开场合摆出“哀兵”姿态争取同情，绝不“批马”，也绝不对国民党出恶言，为重回国民党争取“感情分”。9月13日下午，台北“地方法院”作出裁决。据相关文件显示，准许王金平以938.1210万元新台币做担保，在其“另提出的确认党籍存在之诉讼判决确定前，可维持其资格身份之原有状态”。这意味着，王金平暂时保住了国民党党籍、“立法委员”和“立法院长”的职务，扳回一局。日后，王金平可以正式提出确认党籍的诉讼。这种牵涉政治斗争的诉讼，通常要审上两三年，届时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和王金平的“立委”任期都要结束了，无论判决如何，马英九都是不败而败，王金平都是不胜而胜。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马英九想看到的。律师出身的他也迅速诉诸法律，把“马王斗”引向“第二季”。9月16日下午5点39分，国民党对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决正式提出抗告。国民党的委任律师陈明指出，这次抗告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律师团罗列了台湾“最高法院”和日本等国对类似案件的裁决，指出政党对党员的处分是政党自治事项，普通法院没有审判权；二是王金平的“立委”资格在注销党籍的公文送到“立法院”时就已经消灭，已经丧失的资格不存在保留的可能。抗诉结果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马英九已经身陷“司法说情案”的泥潭，不能自拔。据台湾年代电视的调查显示，受此案影响，民众对马英九的执政满意度暴跌至9.2%，比当年陈水扁任内的最低值10%还低。9月17日，王金平照常主持了“立法院”会议。 连战“挺王”，马英九腹背受敌 随着事态的发展，“马王斗”进一步牵出台湾政坛各方力量的站队和斗争。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为首的“连系”人马毫不迟疑地选择“挺王”，责备马英九“公报私仇”。连战首先借其幕僚丁远超之口，批评马英九不应如此羞辱王金平，应予其基本尊重。对此，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罗智强强硬回应：“不是马‘总统’不给王金平基本的尊重，是王金平没有给司法基本尊重。”这让“连马分歧”浮上台面。近年来，马英九希望连战退居幕后，但连战照旧活跃在国民党诸多重要场合，双方早已交恶。随后，连战之子连胜文也帮王金平出气，暗讽“马政府”是“锦衣卫横行的大明王朝”，要不然“为何在人家‘出国’嫁女儿时做这样的事”？连胜文说，对王金平未审先判撤销党籍，“这跟关说一样，让所有民众无法接受”。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也趁乱补上一脚。他发表声明，称马英九抢在国民党考纪会开会前举行记者会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您这样公然下指导棋，公然施压，我认为这是中国国民党考纪史上最耻辱的一天！”支持马英九的人则盛赞他“救国救党”。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率先表态，呼吁民进党不要再转移焦点，要求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追查柯建铭四处请托的真相，拿出勇气处置柯建铭。不分区“立委”苏清泉也旗帜鲜明：“有人说‘马英九没有朋友，王金平没有敌人’，没有朋友（的人）虽然孤僻，但至少清廉；而朋友多的人一天到晚乔事（意为解决纠纷），连不该乔的也乔。大家要用智慧去思考，哪一种对党、对台湾损害较大？”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更是以自己为例说，如果有一天是他卷入“司法说情案”，相信马英九的做法也是一样。并反问大家，如果马英九对“司法说情案”立场不清、闪烁其词，“大家会原谅他吗？”相关舆论也甚嚣尘上。台湾《新新闻》周刊认为，真正让马英九“痛下杀手”的，是连战、吴伯雄、郝龙斌与朱立伦等国民党“四大家族”密谋在9月底“起义”，计划在国民党全代会上提案，要求马英九必须对2014年“七合一”选举（即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大台南市和大高雄市“五都”市长，“五都”议员，其他县市长，其他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等七项选举于同一天举行）负全责，若国民党选得不好，马英九应辞去党主席职务，而他们看中的接替人选正是王金平。 同争主席，马王十年恩怨 王金平和马英九年龄相差近10岁，代表着国民党内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王金平成长于国民党的传统氛围中，相信金钱在选举中的力量。请客吃饭是他常见的笼络模式，他也因此积攒了广阔的人脉。据报道，某次“立法院长”改选前夕，他就毫无来由地安排国民党“立委”李庆华给另一名“立委”、作家李敖的办公室送去200万元新台币，却只字不提要李敖做什么事。相比之下，马英九则被岛内一些人士视为国民党“百年老店”新希望的象征，正直、清廉，非常厌恶请客吃饭、送礼这套国民党传统“文化”，希望加以改革。前民进党“立委”朱高正曾一语道出马、王的不同：“马英九没有朋友，王金平没有敌人。”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连战任期届满，国民党改选党主席。同为副主席的马英九、王金平展开激烈争夺，这是二人第一次正面交锋。马英九阵营暗指王金平搞的是“黑金政治”，王金平阵营则攻击马英九在2004年陈水扁凭“3•19”枪击案连任时，未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坚决反击民进党。互泼污水让两人有了深深的心结。到最后，王金平赢得了党内元老李焕、宋时选以及百余名骨干党员的欢心，马英九则赢得了基层党员的好感。2005年7月16日，马英九获得72.4%的选票，当选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结果出炉后，马英九前往王金平竞选总部致意。他抵达时，王金平已上车准备离开。马英九伸手敲了一下车窗，却没有得到王金平的回应，场面十分尴尬。此后，马英九一再表示，要将国民党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留给王金平，以落实自己在竞选中提出的“王马共治”的政见，但王金平始终没有答应。素来赏识王金平的连战，在选举时一直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此时，考虑到马英九强大的吸票能力能帮助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连战开始力促“马王和解”。在连战、吴伯雄等人推动下，马英九和王金平握过手，并过肩，甚至喝过交杯酒，一度塑造出国民党团结一心、共谋大事的新气象。2007年5月，马英九获得国民党提名，准备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连战建议马英九尽快与王金平见面。马英九也表示：“王金平目前是我唯一力邀的搭档人选。”但王金平在与亲朋好友吃饭时语意双关地说，选举时“主菜”才重要，不能“主菜”端不出来，整天围绕着谁做副手这种“配菜”议题打转，“与谁配根本不是重点”，“加分效果也非常有限”，以此婉拒马英九的邀请。最终，马英九选择了萧万长做副手。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王金平是“立法院长”。台湾政坛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马王心结”就会被媒体拿出来大做文章，甚至传言民进党要“联王治马”，王金平只好出面解释：“你用膝盖都能想得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但两人政见确有分歧。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签署。但协议被送到“立法院”后，马英九、王金平对审议方式争执不下（根据台湾相关规定，海基会以财团法人身份签订的协议，先由“行政院”核定，再送“立法院”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马英九坚持ECFA应被视为条约，不须经专门的委员会审查，直接交由“立法院”开会表决即可。王金平却认为ECFA是两岸协议，不是条约，应该交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实质性审查，且必须尊重民进党意见。2012年，马英九连任国民党党主席后，两人在一些重大议案以及“立法院”运作方面经常意见相左。马英九的一些重要议案，如“美牛案”（允许美国牛肉进口）、“邮电双涨案”（邮电价格改革）、“证所税案”（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核四公投案”（就第四核电厂是否停建举行公投）等，就经常因为民进党“立委”闹场，被长期拖延，难以表决。马英九认为，碰到民进党故意阻挠议事的情况，王金平应该动用警察权，把民进党赶出去。但王金平说，他不希望将来史书写到自己时，自己被描述成“第一个在台湾‘立法院’动用警察权把反对者抬出去的人”，那样就变成他一辈子的污点了。2013年6月，《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王金平又是如此，一面要求实质性审查，一面放任民进党闹场，把协议卡在“立法院”。这不仅影响今后“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的签署，还影响未来台湾与新加坡“经济伙伴协议”的签署。在经历了此前无数次的争议、分歧后，马英九终于忍无可忍。为了日后能顺利施政，他决定快刀斩乱麻，抓住“司法说情案”的机会，对王金平进行彻底清算。 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马王斗”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笔者采访了以揭露政治弊案闻名的国民党中常委、前“立委”邱毅，以及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石青。 笔者：你认为马英九对于王金平的处理是否合适？邱毅：马英九犯了三个很严重的错误。他如果聪明的话，原本可以私下和“监察院长”商量，找几个值得信赖的“监察委员”，依仗特侦组提供的材料弹劾王金平，然后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紧接着再由国民党考纪会依据“监察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结论开铡。这时候再开除王金平党籍，王金平就趴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能说。可是马英九很急，自己跳出来，等于是干预司法。这是第一错。第二错，忽视了人情。台湾是一个很重人情的社会，台湾民众本来是很支持马英九的，但9月8日，王金平嫁女儿的当天，马英九召开记者会说“这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他这么做，很可能使王金平女儿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但王金平回到台湾后并没有批评马英九。相比之下，大家就觉得马英九太咄咄逼人，开始同情王金平了。第三错，标准不统一。2007年时，马英九曾被“高检署检察官”侯宽仁以贪污特别费起诉。他被一审判决无罪后，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也曾带着一群媒体到特侦组找“检察总长”陈忠民，希望陈忠民授意侯宽仁不要上诉。这不也是关说吗？马英九的幕僚现在辩称，那次关说是公开的，而且失败了，王金平这次是私下的，而且成功了。但是严格来说，关说没有成功与失败、隐匿与公开的区别。 笔者：既然已经处于下风，马英九为何还是态度强硬？邱毅：首先，马英九是被台湾反贪腐浪潮推到“总统”这个位置的，但他上台后支持率一直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而“立法院”经常出现打架、闹事等现象，给民众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王金平于是就成了马英九向民众解释施政混乱的原因。其次，马英九要王金平做一个国民党的“立法院长”，但王金平认为自己首先是“立法院长”，其次才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当特侦组把“司法说情”的相关资料送到马英九手上时，他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能助自己拔掉王金平这根“毒草”，所以绝不肯退让。 笔者：从目前情况来看，此事可能朝着哪几个方向发展？胡石青：有三种可能。一是马英九利用这次机会彻底树立了权威，王金平最终一败涂地。二是王金平与马英九死耗，利用各种机会拖着不脱党，直至自己“立委”和马英九“总统”任期同时届满。国民党内部形成“不分裂的分裂”，内耗更大。三是王金平出走，这样做，相当于送给民进党机会，让他们利用台湾的选举制度争取相对多数，在2016年选举中胜利。现在来看，第一种可能基本成为泡影，第二条路最符合王金平的利益。一旦他和马英九耗到“立委”和“总统”任期同时届满，马英九不可能再参选“总统”，他自己却能打着“被迫害者”的旗帜召集一批人，然后通过地方选举再次当选“立委”。只要他当选“立委”，“立法院长”几乎可以肯定还是他的。结果就是，他的政治生命比马英九更长，未来的政治影响力比马英九更大。这是王金平能谋取的最大利益。 笔者：国民党会因为这次“马王斗”失去执政权吗？邱毅：这次“马王斗”对国民党的影响主要有两点。其一，马英九的支持率处于低位，若再失去王金平这个能拉拢中间选票的人物，在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中，民众很可能因为怨恨马英九而不投国民党。其二，国民党现在人人自危，都认为马英九太狠了，不讲人情，这也对国民党自身的团结产生了影响。胡石青：是否会丧失执政权，关键要看国民党在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中是大败还是小败。目前，“五都”市长中，国民党三席，民进党两席。如果明年国民党大败，失去一半以上，只剩两席，就很可能在2016年丢掉执政权。如果只是小败，国民党保住了三席，只在其他县市丢掉一些位置，这场内斗也就算过去了，2016年不会因此丢失执政权。 笔者：“马王斗”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胡石青：短期的影响是给《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原定进程增加了很大变数。如果王金平留在“立法院”，是会和以往一样，继续对协议搞实质审查、逐条审查，还是对马英九有所妥协，让协议尽快通过，目前还难以预测。另外，原定马英九和苏贞昌就协议进行辩论，民进党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拖着不辩论。因为协议对台湾有利，只要辩论，结局就跟ECFA的辩论一样，民进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马英九是稳赢的。 第一次分裂：“非主流派”全面失败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如此严重的内斗。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给予反对党合法地位。就在民进党崛起，从外部动摇国民党一党独大局面的同时，1988年1月，蒋经国的去世又让国民党内部失去了控制派系斗争的领导力量，很快就发生了首次党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蒋经国执政后期，起用了三位“重臣”，即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参谋总长”郝柏村，分别执掌党、政、军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去世后，却是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以“副总统”身份继任“代总统”。当时，只有接任党主席一职，才算取得实权，所以李登辉继任“代总统”并未解决国民党权力继承问题。蒋家人首先跳出来，阻挠李登辉担任党主席，李焕、俞国华等人也对李登辉接任党主席构成威胁。他们形成了“官邸派”，在1988年1月2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主张推迟党主席选举，以争取时间另挑满意的人选。李登辉则拉帮结派，力主尽快选举。中常会开得十分胶着。双方僵持一小时后，列席会议的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突然要求发言，直陈外界对党主席继承问题议论纷纷，如果现在不提出人选，“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语毕，转身离席而去。宋楚瑜的“临门一脚”，扭转了会场形势，李登辉最终争到了代理党主席的头衔，他也记下了宋楚瑜的“拥戴首功”。这次选举将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暴露无遗，看似设计周密的党、政、军三权平衡局面，实际上脆弱不堪。此后，伴随着李登辉固权、集权的过程，国民党内部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权力纷争。1988年7月，国民党举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李登辉与李焕结盟。李焕提出“主席产生继续采用‘起立’而非‘投票’的方式”，以维护李登辉的权威。起立表示支持李登辉的，成了“主流派”；不起立表示反对李登辉的，则是“非主流派”。结果李登辉当选主席。随后，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主流派”的李焕得票高居第一，宋楚瑜居第三，而“非主流派”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得票数排名35位。1989年6月1日，李焕接任“行政院长”。1990年初，李登辉“代总统”任期将满。当时，“总统”是由“国民大会”选举的。为了寻求支持，李登辉遍访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但是，当他拜访资深“国大代表”、李焕夫人潘香凝时，却吃了闭门羹。此事成为李登辉、李焕决裂的信号，意味着李焕转投“非主流派”。1990年3月，李登辉出任台湾“总统”，5月就职后，即调任“参谋总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既赶走了李焕，又趁机将军权收归己有。为稳住郝柏村，李登辉一度对外宣称自己和郝柏村“肝胆相照”。然而，从1991年下半年起，二人分歧日益暴露。进入1992年后，围绕“总统”选举要不要采用直接选举的形式，二人冲突全面爆发。1993年1月，郝柏村被迫辞职，标志着国民党“非主流派”在与李登辉的斗争中全面溃败。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直接选举开始。“非主流派”推选林洋港、郝柏村，以“公民连署”的方式参选，李登辉从中作梗，撤销两人国民党党籍。结果，“林郝配”只获得不到15%的选票，惨败。至此，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8年内斗以李登辉的大获全胜画上句号。 第二次分裂：宋楚瑜脱党自立 在李登辉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头号功臣非宋楚瑜莫属。除1988年国民党中常会上的“临门一脚”外，1989年宋楚瑜接任国民党秘书长后，又按照李登辉的意愿，对党的机器进行了重大改造，协助李登辉全盘掌控国民党中枢权力，二人之间可谓“情同父子”。1992年年底，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宋楚瑜被迫引咎辞职。可不到半年，李登辉调台湾“省主席”连战转任“行政院长”，将宋楚瑜推上台湾“省主席”的位置，给了他更大的舞台。事后看来，宋楚瑜对李登辉这个人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上任，他就采取了有所防范的行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用“省政府”（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国民党在台湾设立行政长官官署，后改为省政府。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仍设“省政府”）拥有的财政、行政资源，掌控“省议会”的势力。根据国民党与民进党达成的协定，1994年将直接选举产生台湾“省长”，以此作为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的前哨战。作为最后一任官派的台湾“省主席”，宋楚瑜也加入到台湾“省长”的提名战中。在1994年7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台湾省代表大会上，李登辉特意做出与宋楚瑜搂腰拍背的动作，高调“挺宋”，两人之间的关系达到顶峰。这个画面一经电视播出，当晚，宋楚瑜的最大竞争对手吴伯雄便宣布退选。1994年12月，宋楚瑜获得6成支持率，顺利当选台湾“省长”。宋楚瑜上任后，勤走基层。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上最值得骄傲的是走遍了全省309个乡镇”。宋楚瑜还将人脉扩展至社会各系统，岛内军队、外交、财经、情报、媒体等领域，都能见到他的影响力，甚至连民进党的一些县市长也奉他为神明。让宋楚瑜没想到的是，他的高调主政，已经成为李登辉“扶植本省精英，实现政权本土化”的绊脚石。1996年，李登辉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开始遏制宋楚瑜。1997年6月，李登辉宣布进行“省级机构虚级化”改革。宋楚瑜起初认为，这仅仅是精简功能。但他很快意识到，李登辉此举的核心目的是遏制自己，便抓住“省政府”员工担心工作不保的心理，公然与李登辉对抗。1997年12月，国民党与民进党联手通过“冻省案”（指冻结省级机构，此后台湾“省长”成为虚职）。宋楚瑜使出绝招，在任期尚有一年时，宣布“请辞待命”，让国民党高层陷入被动境地。随后，他凭借当台湾“省长”时的政绩和民望，在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以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更在岛内各项民意调查中获得了高达85%的施政满意度。1998年，李登辉指定由连战参加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并指示手下劝说宋楚瑜当连战副手。宋楚瑜本就不甘心屈居人下，也瞧不起连战的水平。连战为表示对“连宋合”的诚意，主动登门拜访宋楚瑜，却吃了闭门羹，便留下一张字条。但宋楚瑜见到这张字条后更怒，因为正文是印刷体，末尾签名是连战印章，竟不是亲笔签名。至此，“连宋合”成为泡影。最终，宋楚瑜不惜采取脱党的方式参选。1999年12月，连战幕僚指使人揭发宋楚瑜在台湾中兴票券公司有大批来历不明的有价证券。2000年2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控告宋楚瑜侵占约3亿元新台币的党产，由此掀起了“兴票案”。宋楚瑜应对不当，中间票源流失。这直接造成宋楚瑜的败选。2000年3月18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宋楚瑜以微弱票差输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但是，宋楚瑜毕竟获得了466万张选票，意味着他已经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资本。2000年3月底，宋楚瑜正式宣布成立亲民党。这是国民党的第二次大分裂，国民党民意支持率沦落到第三，排在民进党和亲民党之后。 第三次分裂：李登辉被清除出党 2000年初，就在连战、宋楚瑜的内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公开声称，自己是“李登辉路线的继承人”。不少与李登辉交往密切的人，也公开表态支持陈水扁。由此不难看出，李登辉对连战的支持实际上是有所保留的，尽管他在公开场合高调支持连战，也多次为连战辅选造势，但连战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以近40%的得票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宋楚瑜以近37%的得票率居于其后。连战虽有庞大的国民党选举机器为后盾，得票率却不足20%，可谓惨败。当晚，投票结果一公布，无数国民党支持者聚集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多次试图冲击大楼大门，“李登辉下台负责”的口号此起彼伏，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这种场面持续了5天。3月24日，李登辉宣布辞去国民党党主席职务。2001年8月，部分“拥李”的国民党党员宣布成立“台湾团结联盟党”，并宣称李登辉是该党“精神领袖”，李登辉也公开为该党候选人辅选造势。国民党中央先是开除了“台湾团结联盟党”成员的党籍，随后在9月21日正式做出撤销李登辉党籍的决定。国民党出现了第三次分裂。为挽救党的颓势，继任党主席职务的连战在之后几年采取了多项行动，除全面改组党的机器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重建与宋楚瑜的关系。国民党宣布撤销对宋楚瑜“兴票案”的诉讼，为“连宋重合”打开了一扇门。2003年2月14日，两人特意挑选情人节这个日子会面，达成“国亲合、连宋合”，携手参加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协议。有消息透露，两人还做出了“当选后亲民党重回国民党”的承诺。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04年选举中，陈水扁在关键时刻凭借“3•19”枪击案取得微弱优势，“连宋合”惜败。此后，虽然连战、宋楚瑜先后展开大陆行，开创了新的政治生涯高峰，但连战苦心营造的让亲民党重回国民党、国民党重现大团结的梦想已成泡影。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因三次分裂一去不复返。2008年，马英九率国民党夺回执政权，但他能拿到6成的选票，与陈水扁的8年贪腐密切相关，“不是大家喜欢国民党，而是大家太讨厌民进党”。201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时，选情几起几伏，最后得票率不到52%，领先民进党候选人不足80万张选票。外界普遍认为，这可以说是国民党目前真实实力的写照，今后选举胜负的差距不会超过100万张选票。 分裂根源：国民党是“利益的结合” 回顾国民党近30年来数次大分裂的历史，国民党中常委、前“立委”邱毅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石青认为，国民党的病根在自身。 笔者：近30年来，国民党各派明争暗斗不断，其根源是什么？胡石青：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历来派系错综复杂，它创建之初，就是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什么人都可以加入。所以内斗是有历史根源的。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实行威权统治，他在1952年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基本上消灭了派系，能“定于一尊”。到了蒋经国时期，为了实现他的“民主化”目标，确保国民党在地方“民主选举”中获得胜利，他必须让各种地方势力进入国民党。到了李登辉时期，各种派系的进入和旧国民党的力量相互交织，形成“主流”与“非主流”的派系之争。到现在，党主席越来越缺乏权威性，多个派系频繁内斗。邱毅：国民党本就是个阴柔的政党，各种力量都希望自己能在党内拥有最大的权力，所以军统跟中统斗，军统、中统里又各自有不同的系统，这是国民党内斗的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内斗的传统，慈禧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国民党就是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蒋介石就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相比之下，民进党更容易出草莽英雄，比如，民进党现在挺蔡英文，是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看起来像能主政的样子。而在国民党内部，谁都不服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当领袖。 笔者：国民党高层通常会在内斗后选择出走，另立山头。这是为什么？胡石青：国民党每个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有自己的草根组织，党不过是他的一面旗帜。这一点，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得更明显，候选人只是挂着国民党的旗帜，实际上他们跟国民党只不过是同盟关系。 笔者：也就是说，国民党党员和党的关系很松散？胡石青：对。民进党是一个“理念的结合”，党员跟党的关系很近，几个高层也内斗，但斗输了，低个头，再卷土重来，基本上不会搞出走。而国民党更多的是“利益的结合”，不合就走。 笔者：这种内斗造成的分裂对国民党元气的损伤很大？胡石青：国民党从当初能稳拿7成的选票，到现在很勉强才能争取到过半选票，就是内部不断分裂的结果，很多可以得到选票的力量都分裂出去了。 笔者：既然国民党是一个派系斗争频繁的政党，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党首？胡石青：还是需要一个魅力型甚至是威权型的人物。马英九这几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威权型人物。 笔者：现在国民党内，包括郝龙斌、胡志强、朱立伦这些年轻一辈的“中生代”，有威权型人物吗？胡石青：这很难说，当初看马英九，觉得他是一个魅力型人物，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能成为国民党的主心骨。但这5年，他的民意支持率下滑了很多。很难说“中生代”上台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现在还是地方性人物，一个人掌握全权和掌握地方权力的表现会很不一样。 笔者：你也说到了，这些“中生代”是从地方走出来的，他们上台后会不会上演又一轮内斗？即使出现威权型人物，是不是也无法改变国民党这个痼疾？胡石青：确实很难改变。一种可能是，将来“中生代”里出现类似王金平这样做事圆融的人，通过自己的圆滑手段摆平各方势力，形成一个暂时的平衡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出现威权型人物，能凭借自己的民意支持度，用强硬的手段，把对手一个个斗垮。（撰文：封思倩黄滢许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