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邺,陈珩 日期：2021-12-17 03:50:25
虽说赫尔曼没有机会受完高等教育，但在当时，高中程度的教育已经可以保证他有足够的知识资本进入上层社会；而且，由于他的聪慧和好学，也使得小爱因斯坦在上小学之前就获得了好的家庭教育和知识的熏陶。爱凶斯坦的妈妈葆琳娜的家族居住在斯华比亚地区北部的杰本豪森(Jebenhausen)，它距格平根市(Goppin——gen)不远。葆琳娜的父亲尤利乌斯·德兹巴赫尔(Julius Dorzbacher)是一个粮商，拥有“大笔家产”。1842年，像许多犹太家庭改姓一样，德兹巴赫尔家族把姓改为德国通常用的姓科赫(Koch)。
爱因斯坦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相互敬重和恩爱，如果不是赫尔曼不断地企求办更大的工厂，最终导致破产，他们的家庭本应该更加和谐和美满。赫尔曼是一位脾气好、思想开朗而且很会享受生活的乐观主义者，虽然他由于不善经营而屡受挫折，但这并没改变他对人生的乐观主义态度。每当紧张工作之余，他会带着家人到慕尼黑美丽的乡村，沉醉于那像切开的西瓜片一样尖顶的红瓦村舍，以及布局均匀的一片片树木参天、枫叶烂漫的茂密的森林之中。他还喜欢在巴伐利亚式的火炉边，对妻子和儿女朗诵斯华比亚剧作家、诗人席勒的剧作和犹太诗人海涅的诗歌。在这种惬意的天伦之乐中，他的幽默、乐观和对智慧的向往，常常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犹太人的习俗，早已在他的家庭中不留痕迹地消失，如果说还有些保留的话，那恐怕只有每到安息日的午饭时，他们家里的餐桌上会出现穷苦的犹太学生。这是犹太人从占留下的风俗：帮助那些穷苦的莘莘学子。
赫尔曼是被德国彻底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中的一人，这从他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他的穿着和气质，完全不再像传统的犹太人。在辛格的小说《庄园》中，或卡内蒂的自传式小说《被拯救的舌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犹太人的打扮是黑色长袍，黑色帽子，浓密的扭成一团的黑胡子；表隋总是忧郁而惊恐，走起路来总是匆匆忙忙，惟恐在路上遇到飞来的横祸……但是从赫尔曼的照片上看，他的派头是当时德国工业家典型的打扮：西装，带有花点的领带，向两边分开的短发，夹鼻眼镜，上唇颇有点像德国皇帝的短胡须，挺胸扬头。整个一个普鲁士人的形象！
爱因斯坦的母亲葆琳娜是一位安静、祥和、贤淑的妇女，由于良好的教育，她还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很高的幽默感，而且气质里还有几分喜欢揶揄挖苦人的品味，她的嘲弄据说既有感染力也有时会伤及别人(这一特征传给了阿尔伯特)。
在忙完了家务之后，她最热衷的事就是弹钢琴，德国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给她带来了精神上致高的享受。每当朋友、同事到他们家来拜访时，她也总是愿意为大家在钢琴上激情地弹奏她喜欢的曲子。爱因斯坦后来对小提琴的迷恋，与他的妈妈重视音乐教育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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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想为尊敬的朱家骏先生献上一本书，今天我终于完成这一个多年的愿望。
朱家骏是我的姐夫，茵茵姐姐的先生，他不幸因病于1988年英年早逝，时年58岁。今年是他去世20周年，这本书就是在他去世20周年之际献给尊敬的家骏哥的。
我有太多的理由说明我不能忘记他。
有一次，在他去世后好几年，我不记得是在电视新闻还是在电视剧上，忽然听到曾经非常熟悉的歌声：
大青山(呀)，山连山，连绵起伏望不断……
黄河水(呀)，长又长，源源不息流不断……
这时一望无垠的山峦和山问奔流的黄河，伴随歌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愣住了。这熟悉的歌声，这如此激扬浩荡、热情奔放的歌声，让我的思绪迅即伴随着画面飞扬到那广阔无垠的内蒙古山峦河流之上，像老鹰一样飞翔、盘旋……
随着歌声迷醉地飞翔了一会儿之后我才想起，这不是家骏哥作曲的《大青山》吗？听我姐姐说，这首歌在50——6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非常流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我也听家骏哥多次唱过，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让我激动和醉心。多年沉积在心头的思绪忽然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有这样热爱大山和黄河的作曲者，当然应该有大仁大爱之心，当然会在任何恶劣形势下毫不犹豫地同情、理解和帮助受苦受难的朋友和亲人。
我第一次见到家骏哥是1972年。那时我和弟弟杨振声都在老家湖北省红安县杨家冲当农民，我还因为戴有右派帽子受到管制。母亲也因为我们的不幸遭遇回到老家．陪着我们受苦受难。不用多说，我们的境遇相当艰涩而困难。那时我从兰州大学物理系回到老家已经6年，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没有希望，只有无穷的管制劳动、批斗、游行……我有时真的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1972年，家骏哥全家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到“大三线”湖北省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厂做工会工作。他立即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到杨家冲来看望妈妈和我们兄弟。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激动得好几天无法入睡。我知道，这次探亲对他来说确实冒着巨大的风险，稍一不慎就会受到他所在单位严厉处罚。多少人由于这种不灭的亲情而家破人亡，他不会不想到这一点。我的许多亲人、同学和朋友的冷脸，早已使我的心几乎冷到绝对零度；我也十分自觉地避开与所有亲朋的交往。因为每当我想表示亲情时，要么会使彼此难堪，要么会给亲朋们带来灾难。但是家骏哥那崇敬和热爱大青山和黄河的巨大胸怀，使他敢于和乐于冒这个当时是巨大的风险；他的浪漫主义情怀更使他把这种危险的行为视为一种乐趣和挑战。我不能不感谢他那么重视亲情的爱心，和那大无畏的挑战勇气。现在的人可能无论如何也不懂得这一探亲行为所冒的风险，也可能想不到它给我和弟弟带来的意义————如果说它让我有了勇气挨过苦难，乐观地生活下去，也绝不为过。
终于盼到了他来的一天。我们村子在大别山山区，非常封闭，很少见到外边来的“工作人”(我们那儿农民对所有拿工资的人都这么称呼)，所以他的到来引起了全村老少爷们的轰动。全村人很快都喜欢上了他，因为他与乡亲们一起劳动，虽然他的劳动样式由于不合规范而让乡亲们乐开了怀，但是他那认真劳动的精神却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而且他很会唱歌和很愿意唱，只要有人请他唱，他立即把高扬、动人的歌声献给老少乡亲们：大青山、杨子荣智斗座山雕……
他的到来给乡亲们带来从没有的欢乐，给妈妈、我和弟弟带来温暖、亲情和鼓励。他还应我的要求给我带来一本列宁写的《论“左派”幼稚病》。他走以后我的处境居然有了一些好转，乡亲们似乎对我另眼相看，以前对我非常不客气的人也客气了许多。
1976年初，我那一生受尽苦难和我挚爱的妈妈去世了。1978年初，为了安慰我和弟弟失去母亲的痛苦，家骏哥来信邀请我们兄弟两人到他工作的汽车城十堰市去过春节。那时我真的就不明白，在全国都还处于“狠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化大革命两三年要来一次”的恐怖年代，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请我这个“阶级敌人”到他家过春节。我与弟弟商量许久还不能确定，到底我应不应该去。我实在不想让姐姐幸福的一家受到我这个灾星的牵连。但是，家骏哥很快寄来30元钱(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送信的邮差说：“谁给你寄来这么多钱？”)，汇款单的附言上写着：“收到汇款立即启程，我们等着你们来共度春节。”
而且他还告诉我，在宜昌工作的妹妹也受邀去十堰，姊妹兄弟四人几十年来第一次大团圆共度春节。家骏哥想得多么周到啊！看到这些汇款单上的附言，我的眼眶立即被泪水塞满，也决定去他们家，不让他那博大的仁爱之心受到伤害。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那个春节，是我20年第一次最开怀、最高兴的春节。1978年正好也是我被划右派的20周年，这不堪同首的20年我一直被当做敌人对待，谁都可以任意侮辱我、责骂我、指使我，但是在他们家度春节的那十天，我再次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高兴之余我给三个外甥讲起了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写的《月亮宝石》，以及苏联电影《侦察员的功勋》，让只知道样板戏的外甥们如醉如痴。
多么难忘的1978年春节啊！我的心从冷冻中艰难地苏醒过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起我曾经的意气昂扬，想起我20年前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可是，这一切只是短短的十几天；回农村去以后呢……不敢多想。那也许是更加深沉和更加难耐的痛苦。
没有想到的是，当年6月县里下文通知：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了；接着在8月底我成了中学教师，在红安县八里中学教高中物理。更加幸运的是，由于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大哥和当时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的帮助，我于1981年2月初奇迹般地从红安县调到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物理系任教。在商谈这次调动过程中，家骏哥几次陪我到学院找朱九思院长。家骏哥长期做工会领导工作，非常善于与人打交道，而我当时由于20年在农村在管制下生活，已经根本不会与人打交道，特别是领导人物。家骏哥的陪同和帮助，对我的调动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到了武汉以后，家骏哥也由十堰市调到湖北省建设厅任工会主席。他的工作使得他经常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好书，被称为“书痴”的我，因此也有机会先睹为乐。有一次，他把刚刚出版的两本书借给我看，那是杭州大学信德、仲南两位先生编选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
他对我说：“希望这两本书给你带来希望和力量。”我真应该感谢他，这本书不仅给了我巨大的教益，也让我猛醒。我至今还记得在这本书最后一章里，波兰裔美国作家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结尾处，写到历尽生活磨难的小说主人公菲谢尔森博士突然感悟到生活的真谛，辛格写道：
从宇宙高处俯视人间，就连一场世界大战也无非只是短促的军事游戏罢了。那无量数的恒星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在它们的预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彗星，行星，卫星，小行星始终绕着那些发光的中心在打转。在宇宙的急剧的动荡中，有些世界诞生了，有些世界消亡了。在那星云的动乱中，原始的物质形成了。不时有一颗星星挣脱出来，横扫过天空，留下火似的一条痕迹。这是八月里，天上经常有骤雨似的流星。对啊，神圣的物质是延伸的，无始也无终。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永恒的，无期限的，具有无限的属性。它的波浪，它的泡沫在那宇宙的大锅中舞蹈，起着沸腾的变化，追随着永远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果锁链；而他菲谢尔森博士呢，在他那不可避免的命运支配下，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博士闭上了眼睛，听任微风来吹凉他额上的汗珠，吹动他的胡须。他在夜半的空气中深深地呼吸，把他那发抖的手支撑在窗台上，喃喃地说道：“神圣的斯宾诺莎啊，宽恕我吧。我变成一个大傻瓜蛋啦。”
菲谢尔森博士的感悟在当时着实震撼了我的灵魂。实际上，我在经历20年苦难以后，即使到了大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菲谢尔森博士一样“变成一个大傻瓜蛋”了，不知道如何应对突然来的生活巨变，也几乎没有了进取的信心。菲谢尔森博士的醒悟，也使我醒悟了：我要尽快确立自己的未来，不能在中国正处于大转变的时刻，自己却由于是“一个大傻瓜蛋”而在叹气和迷茫中度过余生。要知道“从宇宙高处俯视人间，就连一场世界大战也无非只是短促的军事游戏罢了。那无量数的恒星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在它们的预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
我要继续在20多年前“预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当然，毕竟损失了20多年时间，我从一个23岁的青年成了46岁的人，而且以前学的知识本来就不多又大部分忘记了。但是，在努力思考我的苦难经历给我带来的不利和有利局面之后，最终觉悟到避开劣势善用优势，我应该还来得及做一点事。于是开始研究物理学史和诺贝尔获奖者的经历。
20多年来，我写作和翻译了近50本书，其中绝大部分与物理学历史、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关。
这一切与家骏哥在最艰难时刻给予我的爱心和帮助、鼓励是分不开的。家骏哥是一位执著的仁爱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的精神应该像大青山那样连绵起伏望不断，像黄河水那样源源不息流不尽。
我同样不能忘记我们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先生在关键时刻给予我的帮助。还要感谢我哥哥杨建军的帮助。
家骏哥的女儿朱学丽，我的外甥女，与她爸爸一样，有无限的激情，有美丽的浪漫情愫，她现在在西雅图，她知道我最缺少的是外文资料，因此不断敦促我需要什么英文资料尽量告诉她。有一次她同圉探亲，一下给我带回沉沉的九本书。她还嫌带少了，回来前还不断用电子邮件催问我还要什么书，但我觉得书是很沉的东西，几本已经让我非常歉疚，不能再增加。当这九本书送到我书房时，我的惊喜无法形容！我的女儿杨晓艳在近五六年来，也从新加坡给我带回和寄回六七本有关爱因斯坦的外文书。她们的热情帮助是我能编成此书的重要冈素之一。
武汉出版社的彭小华社长和邹德清先生热情地接受和出版这本书，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万忠、王冠含两位女士认真细致的修改，使这本书终于能够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和帮助。
是为后记。
杨建邺
于华中科技大学宁泊书斋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