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山，南哲主编 日期：2021-12-17 03:52:59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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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周恩来辞世以后，大量回忆、记述和研究周恩来生平业绩的文章、书籍面世，表达了人们对生前从来不愿宣传自己的周恩来的深深怀念。我们从历年来发表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的有关周恩来一生的文章中精选出许多精彩、感人的内容，加上新近撰写的一些段落，编成这本一百余万字的书，为的是进一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并使人们对周恩来的一生有一个较为完整、清晰和生动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向始终怀念周恩来的人们献上的一份心意。
本书所选的内容，涵盖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各个历史时期，有的是老同志的回忆，有的是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记述，有的是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的纪实佳作。为统一体例、避免重复，并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包容最大的信息量，我们在遵从原意的基础上对原稿作了一些删节和编辑加工，并努力对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作了订正，还为大部分文章重新拟了标题。
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的大力帮助、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力平同志曾经审阅过书稿，李海文、廖心文、熊华源、安建设等研究员曾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过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辑一本百万余言的政治人物生平类长篇，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程，尤其它反映的又是周恩来这样一位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世纪伟人，因此，书中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并谅解。
编者
1997年春初编记
2018年春再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