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媛,刘贺岭,胡幽静 日期：2021-12-17 03:53:20
对于母亲的记忆，在他心里就像打翻了的调料罐那般五味杂陈。
“自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瘫痪在床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也不知道她瘫痪了多久，我也想过要问问她为什么变成这样，但是我怕她落泪，索性压根就不问。”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那充满着慈爱的眼神照亮了他们5个兄弟的童年。母亲总是用不多的话语强调着做个好人的意义，在母亲关切目光的陪伴下，他们平平安安地成长着。
更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几乎等同于盲人的弱视父亲。他说：“父亲是个好人，沉默寡言、任劳任怨、老实巴交。”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从来都不和他们兄弟几个说太多的话。盲人世界的孤独和寂寞，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与此同时，定会为你打开一扇门。虽然他的父亲永远没有机会用坚毅而平和的目光鼓励他们，更不可能用和蔼的眼神望望母亲，再望望他们。然而，父爱如山，他的思想好像能够看见一切，正是他的思想给予了孩子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因为看不见思想之外的有形世界，所以父亲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对于生活的决策权，都交给了年纪不大的三儿子赵友山。“我的父亲不管什么事，都听我的。”他说得自然而然，但感觉责任如山。正是父亲深沉、含蓄的爱和信任，给了他既坚定又持久的力量感。
按说他是家里的老三，理所当然地应该等着哥哥们的照顾，可他舍不得让体弱多病的哥哥们和年幼孱弱的弟弟们干活，就这样，他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也成为了全家人的主心骨。
他说过，最难熬的就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寒冷的疼痛感深入骨髓。他没有厚衣服，没有棉鞋，有的只是简单的信念：我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人都活下去。
他把从地里捡回来的苞米叶子撕成细细的小条，先垫在父亲和哥哥们的鞋里，然后再垫在弟弟们的鞋里，最后才轮到自己。他和弟弟们穿的鞋都是哥哥们穿过的，所以总是大、不跟脚，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他把鞋的后帮钻出一个小小的洞，把绳子穿过去，再把绳子系在脚脖子上。至于棉衣，那说出来就更令人心酸了，“我的棉衣，都是街坊邻居看着我可怜给我的，衣服又脏又破，好几处都露着棉花，样子虽然不好看，但是它毕竟是个能挡风的东西呀!”
在村子里，他的懂事是出了名的，所以，乡亲们因为赵友山这个好孩子而对他家格外地关照。因为他常做好事，被村里人称为第二个雷锋。
“我真的很怀念小时候我生活的小村子，虽然我们村子一共就30来户人家，可是大家都亲得像一家人。不瞒你说，当时比我们家还困难的家庭没有几个，或者说根本没有，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村子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我们村子都是夜不闭户的，谁家都不上锁，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想去谁家，推开门就进，亲极了。大家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总是给我们送饭、送粮食，我知道他们给我们的也是从日常生活中省出来的，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记得他们，我最感谢的也是他们。”
7岁，正值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年纪，但他的7岁，没有那般轻松，有的是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做一顿饭容易，做一大家子人的饭而且是天天做，就没那么简单了，而这些，就是作为孩子的他实实在在的生活。小小年纪的他，因为营养跟不上，个子跟同龄孩子比看上去小小的，可你别小瞧这个瘦弱的小伙子，他有的是办法。“那会儿我还没有灶台高呢，但是这难不倒我，我就找砖头，垫在脚底下，拿着大铲子在锅里炒菜。我那时才7岁，用刀切菜总切不好，经常切到手，血就流出来了。母亲看了总是心疼得直流眼泪。”逢年过节，他还会为全家包豆包、包饺子，家里的日子让他过得有滋有味，家里人吃着他做的香喷喷的饭菜，脸上露出满意的模样，这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渐渐的，他不仅成为做家务的行家里手，也成为这个家庭履行父母义务的执行家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经济，那时，中国农民都是靠着到生产队挣工分来养家糊口。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正式开始对农村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农业互助组，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号召下，全国人民都加入到了火热的农业生产当中，赵友山的童年就是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中度过的。1958年，大跃进又开始了，这时候赵友山8岁，8岁就开始到生产队劳动了，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因为年纪小，所以生产队没有让他干重活，就把他分到老年组，每天要做的就是和老人们一起种白菜、萝卜、瓜果等等。那时候，成年的壮劳力能挣得8个工分，老年组每个人只能挣得4个工分。可即便是老年组的工作量，对于他这个不起眼的孩子来说，也算不上轻松，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拥有那么大的精神头，既要在生产队干好活，又要像往常一样给家里人做饭。
在那或是夏日艳阳，或是寒冬腊月的童年时光里，他和他那瘦瘦小小的影子一起都留在了乡间的小路上，尽管疲惫不堪，可他的眼神中总是闪烁着希望和坚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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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的过程中，赵友山先生曾多次提到“命运”这个词，无论是年少家贫、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生意赔赚、事业起伏等等，他都会用“这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命运是天注定，该着河里死，井里死不了”作为结论。
之所以总讲到“命运”，大概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认可先苦后甜的过程。这不禁让我想到和赵友山先生的几次接触。
第一天我和赵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他当时正在纠结究竟要不要写自传，我安静地坐在他旁边，想听他说理由，约莫着过了几秒钟，他告诉我：“我觉得还是不写了吧！我的书给谁看呢？谁会关心我呢？”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答，我用了和他的沉默同样长的时间来思考答案，张口说：“您的经历能够鼓舞更多的人，用您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要违背自己良心。”他看着我微笑，说：“让我再想想好吗？”
有人敲门，我为了避嫌，想要离开，他说：“没关系，你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他开门，迎进来了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在他们的来言去语中，我听出来了，他们是来为赵友山先生做关于石油流通协会的工作交接的。当我望着赵友山先生从保险柜里把他为协会做的资料交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不禁唏嘘：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这样抛家舍业的，究竟为了什么？
几天之后，我接到赵友山先生同意接受采访的电话，我如约来到了他位于紫金宫饭店的寓所。我们从下午1点，一直聊到了晚上8点。我和他分别坐在两个并排的沙发上。整个采访的过程，他的思路非常连贯，他清晰地讲述着每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看看做的记录，还特意为了让我跟上他的思路，停顿下来等我。当一天的采访暂告一个段落之后，他给了我满满一个手提袋的资料，其中关于他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关于石油、关于协会、关于反垄断。
后来，我们进行了几次从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9点的大密度的、高强度的采访。他没有主动要求过休息，更没有敷衍了事，当我坐在桌子旁边的时候，他的两只手轻轻地搭在一起，时不时地还招呼我吃水果。我在惊讶他的专注、严谨、认真的同时，更佩服他的记忆力，对于特别有意义的事件，他竞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时间、地点、人名等等。
他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我听得真真切切。
当他讲完了他的故事之后，我对他的采访也进入了尾声。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他把放在门口的一箱酸枣汁塞进我手里，我推脱着不要，他坚持要给我，不仅如此，他顺手拿上了房门钥匙，拎着酸枣汁，和我一起走进了电梯，走出了紫金宫饭店。
“车停在哪儿了？”他问。“就在那儿”我指着路边。
“哎呀怎么停在那儿了，停车费很贵的！”他说完，就提着酸枣汁，加快了脚步，冲着收停车费的人说：“停车多少钱？”
“100。”收停车费的人说。
“停一天，怎么那么贵？不能封顶吗？这不是乱收费吗？机场还是80块钱封顶呢？机场24小时才80块钱。”他说。
“我有发票，有的是，不能便宜了，再说这车停了一天了！”收停车费的人撸起袖子，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别在车雨刷器上的记着停车时间的小条。
“80吧！就按机场收费。”收停车费的人说。
“就80吧！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边说，边从兜里掏钱，我赶紧从钱包里拿出了100块钱，塞进了收停车费的人手里，他一把就把我的钱从收停车费的人手里拽了出来。就这样，他为我交了停车费。我的钱被他结实的手攥过之后不再平顺，虽然凹凸不平，却像雕塑一样充满力量感。
对于赵友山先生的理解，准确地说，是从我反复地听采访录音时渐渐感悟出来的。我的心情跟随着他的经历起落，而今我仍然历历在目的是整个录音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自己”，只这一句，我知道，在他心中，当事业尘埃落定之后，他选择了接受，更感受到了他的无奈，其实他不知道，在多少年与他风雨兼程的亲朋好友的陪伴下，他从未孤独。
对于男人，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执著追求的事业有了成果。
赵友山无疑把石油反垄断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经营。
现在，民营油企原油进口终于落地，赵友山先生19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中国石油行业反垄断终于破冰。
赵友山先生无疑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
祝福赵友山先生在下一“战”中继续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