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郁 日期：2014-03-14 09:56:14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为孙郁先生研究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专著，以传记形式呈现，又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作者以传主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以时代背景、同时代的作家及传主的师友为纬，从现实和精神层面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创作观和文学价值。作者为文有学者的严谨，分析细致深入，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同时，避免了学院文章的枯燥、单调，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简介：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起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已出版《鲁迅忧思录》《走不出的门》《文人的左与右》《张中行别传》《鲁迅藏画录》《混血的时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者、批评家。
目录：
1、一个儒者
2、在昆明
3、爱的文学
4、教授诗人
5、拍曲
6、浦江清
7、朱德熙
8、文道
9、李健吾
10、黄裳
11、午门上
12、大众之音
13、老舍先生
14、安之若命
15、样板戏1、一个儒者
2、在昆明
3、爱的文学
4、教授诗人
5、拍曲
6、浦江清
7、朱德熙
8、文道
9、李健吾
10、黄裳
11、午门上
12、大众之音
13、老舍先生
14、安之若命
15、样板戏
16、革命话语
17、乡土气
18、废名
19、人间世
20、梨园内
21、文人画
22、贾平凹
23、林斤澜
24、各自的路
25、杂学
26、美国之行
27、聊斋新义
28、狂放之舞
29、食与色
30、墨痕内
31、张爱玲的眼光
后记
我认识汪曾棋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只有五年。
他去世的消息是我在报社连夜发出去的。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此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一个退休的女作者，为其文约来几篇评论文字，发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以及他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傲气十足的作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失望感。可是汪先生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只有张中行、孙犁和汪曾祺三人。孙先生无缘见面，汪先生和张先生给我的印象之深，则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汪曾棋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是从他内心流露的孤独。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对时弊的不时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蒲黄榆，我那时就住在附近；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我也多次去过。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潢，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和自己的父辈一样随意，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直到我为他逝世十周年举办展览的时候，内心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那份眷恋和敬意。我觉得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达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
汪曾棋的人缘好，像他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他的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的柔风。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面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关于汪曾棋的生平，已经有多部作品介绍，研究者日见其多。我一直喜欢他的自述。在《自报家门》中，他写道：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汪曾棋谈到自己的家谱多少还是有些自豪的。他的爷爷是清末的“拔贡”，自然有文墨；父亲则是地方的文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士大夫的喜好也带在身上。他很有感情地说：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问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x”。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睛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旬，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j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