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韩洪泉 日期：2014-03-21 13:06:16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曾国藩，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作者简介：
张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大校军衔。
韩洪泉：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目录：
前言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第1章
修身与齐家
01家世与家风
02“用破一生心”
03兄弟
04妻妾
05儿女
第2章
从湘勇到湘军
01墨绖出山
02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03“唯涤公马首是瞻”
第3章前言
前尘往事：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第1章
修身与齐家
01 家世与家风
02 “用破一生心”
03 兄弟
04 妻妾
05 儿女
第2章
从湘勇到湘军
01 墨绖出山
02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03 “唯涤公马首是瞻”
第3章
太平军的劲敌
01 屡败屡战
02 “以杀人为业”
03 太平天国的成全
04 秦淮浩劫
05 李秀成之死
第4章
湘军?楚军?淮军
01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02 “二把手”胡林翼
03 “狂师爷”左宗棠
04 “好学生”李鸿章
05 曾、左、李
06 天下湘军
第5章
政坛纵横
01 升迁之道
02 权柄之争
03 捭阖之术
04 天津教案中的“替罪羊”
05 洋务运动的主将
第6章
立德与立言
01 理学家
02 “平生风义兼师友”
03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
04 《讨粤匪檄》
第7章
在历史的长河中
01 幕府鼎盛
02 耕读传家
03 “惟楚有材”
结束语
“曾国藩热”的冷思考
附录一
曾国藩与湘军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清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清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运动，也不惜倾尽全力。据说咸丰帝曾许愿：“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要知道在清朝只有满蒙贵族才可封王，自从三藩叛乱以后就再没有汉人封王的成例，可见咸丰为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下了血本。也许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汉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环顾统兵将帅，大都是满洲旗人，胜利的果实根本不会轮到汉人摘取。偏偏是湘军一路走来，戴上了胜利的桂冠。此时咸丰已死，继任的统治者会把王冠也戴到曾国藩头上吗？
曾国藩得到的赏赐是：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
按爵制，王之下，依次是公、侯、伯、子、男。据清人的统计，清代汉人封王者寥寥无几，仅有开国之初的吴三桂（平西王）、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靖南王）、尚可喜（平南王）、孙可望（义王）等帮助清军打天下有功的明王朝或起义军降将。三藩之乱后，统治者吸取教训，对汉人决不轻易封王，即使公侯以下爵赏也不轻授，而对旗人却格外优容，获封爵位者大有人在。然而在汉人之中，封公、封侯者也不乏其人，如年羹尧以军功封一等公，岳钟琪以平定青海封三等公，孙士毅以平定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以及参与平定越南内乱封一等谋勇公。曾国藩十年统兵征战，统筹东南全局，其功勋不在平定三藩之下，即便不肯封王，封个公爵丝毫不为过，而且也不是“旧制所无”。
人们更关注的一点是，携新胜之威的曾国藩，门生故旧遍于天下，所部湘军战绩赫赫，似乎已经有了问鼎中原、窥探神器的能力，他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空穴来风，其源有自。在1864年前后，关于曾国藩拥兵自立和部下、朋友纷纷劝进的传闻非常多。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还专列《曾国藩不做皇帝》一小节，采撷各种逸闻传说，作了生动的描绘。如左宗棠曾写过一联试探曾国藩的心思：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又说胡林翼早在数年前就问他：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李元度则写给他一张纸条：
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后世史家，不少都附会此说。当代学者姜鸣，便把曾国藩列为19世纪中国在野而最有希望成为皇帝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洪秀全、奕?）。“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革命者陈天华，从反满的立场替曾国藩可惜：
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大功才立，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于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得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章太炎则认为，可以从曾国藩支持刊刻王夫之的著作一事中窥见他的心思：“既振旅，始为王船山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也。”又指出，“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章太炎：《检论》）
曾氏兄弟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本是学术之举，章太炎怎么说是“悔过之举”呢？因为王夫之是明末的一位反清志士，他同顾炎武、刘宗周等大学者一样，反对清军的铁骑踏进中原，怒斥满洲贵族屠城、圈地等野蛮行为，并积极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章太炎认为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表现了他心中对帮助清政府屠杀义军而不能助成反满大业的愧疚之情。太炎先生长于考证索隐，但此说显然曲解了曾氏兄弟的本意，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若要臆测曾国藩在此事上的心态，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曾国藩真的具有拥兵自立的实力吗？曾国藩真的具有反满问鼎的性格吗？
至1864年夏，各省的湘军官兵总数大约有三十万人，包括：曾国藩直辖部队约十二万人，其中曾国荃所统率的约有五万多人；左宗棠在浙江辖六万余人，包括蒋益澧部在内；沈葆桢在江西辖一万余人；刘坤一在广西统辖原刘长佑部、肖荣芳部，合计约有一万余人；刘长佑在直隶统辖约三千人；毛鸿宾等在广东辖近六千人；刘蓉在四川、陕西两省统辖约四万人；江忠义、席宝田在湖南统辖约三万人；李云麟、石清吉和成大吉等在湖北统辖三万余人；田兴恕在贵州所遗湘军约一万余人。①６０而同一时期，清廷所拥有的经制兵绿营在册总数也不过五十万人，排除虚报之兵尚不满此数，且战斗力低下，在同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暴露无遗。在此前后，湘军体系先后有几十人出任各地督抚要职，单是1864年7月，在任督抚者也达十四人之多，包括总督六人：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岳斌，巡抚八人：阎敬铭、刘蓉、曾国荃、沈葆桢、严树森、恽世临、郭嵩焘、李鸿章。在当时全国
十八个行省中，湘军将帅包揽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的军政大权，势力之盛古所罕见。如此说来，作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如果要挥师北京、取满族天下而代之，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账不能这样算。
首先，“湘军”不等于“曾家军”。湘勇从一开始就不是曾国藩所创，当他与王錱决裂以后，湘军始终存在着两股并行的力量，一股是曾国藩所训练和带出湖南作战的湘军，一股是省内系统的湘军，省内湘军的著名将领包括王錱、江忠义、刘长佑、刘坤一等，湖南地方官员也先后派出多路援军，加入在省外作战的湘军，同时派出多支湘军援助广东、贵州、四川等省作战并自成体系，如在贵州的田兴恕即是。后世统计湘军数量，都是这个大湘军的概念，并不等于曾国藩所统辖的湘军。而且由于其间曾国藩的职务变动，特别是1857年离开部队回到湖南长达一年多，使得直接归他统带的部队也是旋得旋更，不断变化。1858年曾国藩再度出山后，原来的主力部队罗泽南部已经归胡林翼指挥，杨载福水师则由江西供应，塔齐布死后所遗部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这样曾国藩原来的湘军已经解体，此时归他统辖的是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的部队，以及胡林翼拨给的鲍超部和李续宾拨给的朱品隆、唐义训两营，全军一万一千多人。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又陆续扩招了一些湘军，特别是曾国荃所部迅速膨胀，才使“曾家军”日渐壮大起来。
其次，“湘系”不等于“曾系”。传统意义上的湘系，泛指与湘军有关的将帅及人物为代表的当权势力。天京之战后，这个湘系远远不能等同于曾系。以各地督抚来看，且不说田兴恕、刘长佑等与曾国藩关系并不密切，就是原来与他关系很近的左宗棠、刘蓉等人也已经自成一家。阎敬铭本是胡林翼一支，胡林翼死后他虽出任山东巡抚，后来又执掌户部，但与曾国藩一脉关系疏远，谈不到什么渊源。与湘军渊源最密切的李鸿章及其淮军，可李鸿章早已羽翼丰满，虽然李鸿章始终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如果曾国藩让他参与夺权呢？这个才高志大的学生多半不会从命。左宗棠刚刚因为曾国荃放走幼天王一事狠狠参劾了曾家兄弟一本，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口舌之争，关系搞得非常僵。何况左宗棠向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理、不顾情面，既傲视天下又不肯屈居人下。如果曾国藩敢拥兵的话，只要清廷一道圣旨，左宗棠无疑会第一个杀将过来，做一个“再造统一”的大功臣。即便是湘系之内，曾系的力量也是很单薄的。
再次，直系湘军内部也已出现严重的分化。鲍超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之一，平时曾国藩几次将拨往霆军的粮饷武器等截往曾国荃的吉字营，早已使鲍超心怀不满。此时霆军已经拨往江西，协助沈葆桢防守。而沈葆桢这位林则徐的贤婿，继承了岳父的耿介之风，目无余子，因为争夺饷源与顶头上司曾国藩闹得不可开交，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清政府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饷源均分，但这样已经是明显地压制曾国藩，限制他的权力。曾国藩气得逢人便骂沈幼丹（沈葆桢的字）忘恩负义。水师统领杨岳斌（即杨载福，同治即位后为避皇帝名讳改名岳斌）本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此时已经升任陕甘总督，超出了曾国藩的控制范围。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曾经非常友好，称他为“涤丈”，但此人眼中不揉沙子，看不惯曾国藩对曾国荃的偏袒，更痛恨曾国荃的跋扈残暴，甚至两次劝曾国藩杀弟以大义灭亲，又指责湘军纪律日坏、曾氏治军无方。曾国藩去信说：“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憾之若是？”针对治军问题又说，“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书信?复彭玉麟》）1864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又把曾国藩在水师中的心腹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曾国藩气愤地责问：“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以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同上）
复次，作为长期带兵的统帅，曾国藩深知湘军战斗力下降、“不复可用”的情形。此时的湘军，已经是暮气沉沉，腐朽透顶。特别是将领贪得无厌，大肆搜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聚财。本来湘军营官以上将领的收入十分可观，如李续宾自咸丰六年接统罗泽南一军，至八年三河败死，就已经积存俸银数万两。但“患莫大于不知足”，为了满足一己私利，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也就是说，湘军的腐败已经超过了曾国藩最为痛恨的绿营。如同治元年（1861年），鲍超军一万多人，因病故伤亡及逃走共减员四千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却仍要千方百计领取全饷。左宗棠曾写信告诉曾国藩，朱品隆、唐义训两军，人数实不足额，仅半数多一点。曾国藩回信说：“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验查，殊不可得。”又说，“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若军务不速完峻，正不知迁流
之何极耳。”上行下效，官兵相率为恶，已经积重难返。各营之中，行军带家室，出外抽洋烟，深夜不归营，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后期湘军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在湘军将领中，“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将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王闿运：《湘军志?江西篇》）。曾国藩告诉左宗棠，军兴日久，各将已经不敢出战，催之不动，责之不畏。俨然已经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正如曾国藩所判断的，湘军“不可复用”了。
最后，以曾国藩的性格也绝不会走上自立之路。因为他追求完满、凡事谨慎；又因为他熟读史书，更了解清朝的制度。他多次强调做事要追求“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认为这恰是人生最好处。曾国藩的性格，正如费正清说：“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黄袍加身，需要冒极大的危险，他可以把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但不能把一生功名付诸流水。立德、立功、立言，他已经接近“三不朽”的至高境界，怎么会轻易去做冒险的事情，成也好，败也好，青史册上如何留名？他一生标榜以一“诚”字处世，岂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排名第一的武林高手孙老先生反而被排在第二的上官金虹轻松打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凡事想得太复杂、追求太细致，不敢轻易出手，欲求完美，反受牵累。曾国藩也是这样。同时，他通读二十四史，知道任何一朝的内乱都会带来长期的动荡，兵连祸接，生灵涂炭，当事人往往遭受后世诟病。唐末五代纷争，契丹乘机入主中原，并割去了幽云十六州之地，百姓五十年间未得休息；明朝末年，内乱与外患同时发难，清军入关后又有大顺、大西、南明并立争杀，清朝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平息下去。古今中外，“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下台的事情”。观之国内，“曾记湘军”没有一战而胜的把握，曾国藩也没有振臂一呼举国响应的号召力，战端一起，必然是大军混战，永无宁日。而观之国外，强敌环伺不止一日，中国之乱正好为外敌所乘。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中国已经没有理由不平息一切战乱隐患、全力争取和局以图自强了。这一点，曾国藩应该是深知的。他只有寄希望于清政府上上下下从此振作自强，以实现王朝的中兴。让他产生希望的是，当时的清政府自上到下，确实显示出了发愤自强的全新气象。
曾国藩没有黄袍加身，也没有拥兵自重，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