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正华 日期：2014-04-07 11:56:42
本书讲述晚清第一清官的人生历程。他生在安徽，却在少年时回归祖籍湖南，自此成为湘军的一员。他由陆军转水师，逐渐获得了曾国藩的欣赏。他一生与左宗棠为友，与李鸿章为敌，中兴四杰间演出了无数好戏。他忠心于曾国藩不惜舍命请他造翻当皇帝，却屡次要求杀掉曾国荃；他一生清廉；他一生只爱自己的“小姨”，为寄托哀思一生画了万朵梅花；他虽然强悍却又有着温柔。
作者简介：
廖正华。图书策划人，作家，历史研究者。1983年生于湖南，2009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自幼喜好传统文化，毕业后一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曾参与编撰湖南省政协文史委重大史志类图书《湖南百年图库》，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其创作理念为“从草根的视角，用通俗的方式，讲述精彩的历史”。
目录：
上篇?生平篇
第一章?少年情事
第二章?锋芒初露
第三章?墨绖从戎
第四章?湘潭、岳州之战
第五章?田家镇、湖口之战
第六章?二战湖口
第七章?安庆之战前后
第八章?合围江宁
第九章?创建长江水师
第十章?雪帅夺印驱雨帅
第十一章“彭青天”美名传千古
第十二章?主持两广军务
下篇?对比篇上篇?生平篇
第一章?少年情事
第二章?锋芒初露
第三章?墨绖从戎
第四章?湘潭、岳州之战
第五章?田家镇、湖口之战
第六章?二战湖口
第七章?安庆之战前后
第八章?合围江宁
第九章?创建长江水师
第十章?雪帅夺印驱雨帅
第十一章“彭青天”美名传千古
第十二章?主持两广军务
下篇?对比篇
第一章?一生的楷模与恩师：彭玉麟与曾国藩
第二章?永远的朋友、战友：彭玉麟与左宗棠
第三章?一生仇敌：彭玉麟与李鸿章
第四章?二号首长：彭玉麟与胡林翼
第五章?为官偶像：彭玉麟与包拯
附录：彭玉麟年谱
后记
曾国藩：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若论天下英雄，当数彭玉麟、李鸿章。
左宗棠：论治军之严肃，彭（玉麟）视杨（载福）为优。出处进退缓急，罔不心安理得，求之古大臣中，尚不多见，何论今人？
李鸿章：老彭有许多把戏。
张之洞：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
陈宝箴：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是生平得力语，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
《清史稿》：玉麟刚介绝俗，不通权贵。每出巡，侦吏不法辄劾惩，甚至以军法斩之而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
唐浩明：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求官、跑官、钻官、买官，又有多少人为了升官，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还有多少人或颟顸无能，或老迈病弱，却依旧占着一个职位不放。像彭玉麟这样一生辞谢六项崇职要缺，甘愿做苦役实事，甘于做普通百姓的人，衡之古今官场，实在是凤毛麟角，难寻难觅。
上篇（传记篇）下篇（分析篇）第三章一生仇敌：彭玉麟与李鸿章彭玉麟与李鸿章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曾国藩大营中。两人见面后不久，就差点打了一架，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话说这一天，彭玉麟、左宗棠在曾国藩幕府中争论湖南人和安徽人谁更能打仗。当时，李鸿章刚来到曾国藩幕府中，他的处境是相当狼狈的，因为他之前组建的团练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处境之下，李鸿章仍不改口中无人的秉性，竟与战功赫赫的彭玉麟、左宗棠，就湖南人还是安徽人更会打仗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当时，安徽人虽也和湖南人一样组建了不少团练，但战绩远不能和湘军比。彭玉麟、左宗棠说着说着，便开始嘲笑安徽人不会打仗，把一旁的李鸿章弄得很是尴尬。
李鸿章一向自视甚高，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待彭玉麟、左宗棠说完后，他便长篇大论，以曹操、朱元璋为例，替安徽人辩护。当时，参与闲谈的大多是湘军将领，基本上都是湖南人。于是，大家一起攻击李鸿章，把李鸿章惹火了。
李鸿章指着彭玉麟，大怒道:“好你个雪琴!你是在我们安徽的地面上出生的，你父亲安徽为官近二十年，你也在这边呆了十六年，今天你却要帮这群湖南佬，来羞辱我们安徽人吗!”
在彭玉麟的心口中，他始终是个湖南人。虽然他在安徽呆过十六年，但湖南是他的祖籍地，之后他又在湖南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意识里，他是纯粹的湖南人，和安徽人扯不上联系。
最让彭玉麟不能接受的是，李鸿章居然将他父亲的事情作为论据。彭玉麟心想:李鸿章这回是真急了，辱人不及父母的基本原则都不顾了，得好好教训他一下。于是，他一声不吭，走到李鸿章面前，挥起拳头便向李鸿章砸去。李鸿章躲闪及时，侥幸逃过一拳。
在座的湘军将领一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去拉住彭玉麟。一场武斗因此得以避免。
曾国藩去世之后的彭玉麟与李鸿章，处在一种全面对峙的状态中。两人除了彭玉麟斩杀李鸿章的堂侄李秋升、彭玉麟逼退李鸿章的同年兼嫡系李宗羲、在处理樊口闸问题上彭玉麟与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针锋相对、彭玉麟参劾李鸿章的妻兄赵继元等具体案例外，还在两个大的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个，即彭玉麟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不同。相对而言，李鸿章更强调外，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甚至照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来达到富国强兵的口的。彭玉麟则更强调内，认为国家的富强主要靠自身政治的清明，购买铁甲舰、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路等等洋务活动都是在学西方的“皮毛”，不是根本之策。
继1874年(同治十三年)侵略台湾失败后，日本于1875年(光绪元年)又侵略朝鲜，并在第二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解除了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又正式吞并琉球，改设为冲绳县。惨痛的事实一次次震动清政府，同时也促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速度加快。
要建立近代海军，必须先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最初主张自己制造，后来转向以向英国和德国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因为当时在中国造船，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国外买船，李鸿章尤其属意大型铁甲舰，多次建议清廷购买铁甲舰，以震慑日本等国。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
与李鸿章不同，在中法战争之前，彭玉麟一直反对大量购买铁甲舰。他主张海军舰艇应以自己造船为主，多造十一七、八丈长的小轮船，用于防守海口。
十九世纪一七十年代，西方列强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造中国铁路。
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洋务派主将恭亲王奕诉，“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但奕诉认为“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
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铜，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但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祯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1877年(光绪三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妥速筹策”。
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建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但最终因为缺少经费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建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
1880年(光绪六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奏清廷，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得知后，立即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洋洋洒洒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
与李鸿章积极推进铁路修筑事业不同，中法战争之前的彭玉麟坚决反对修筑铁路。他认为修建铁路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财产，有利于外敌人侵，会夺民生计。他请求清廷停止讨论修建铁路，而从修铁路的预算中抽出十分之一来，造十艘十一七、八丈的小轮船，用以防守海口。
中法战争期间，在郑观应的影响下，彭玉麟开始大规模接触外部世界。他开始留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开始主张多买多造铁甲舰，并且改变了他之前的那种以铁甲舰护卫两岸炮台的想法，主张出洋作战以掌握制海权。
同时，彭玉麟逐渐意识到，求强必须先求富，有钱了才能买铁甲舰、克虏伯巨型大炮。于是，彭玉麟主张大办近代矿业。
这是彭玉麟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转变，自此以后，他在洋务上的许多观点，与李鸿章基本一致。不过，此时的彭玉麟依旧认为，国家的富强得靠政治的革新，坚船利炮是不能救中国的。这个道理，其实李鸿章比彭玉麟更懂，但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的革新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李鸿章注定只能当一辈子的“裱糊匠”。
彭玉麟与李鸿章的第二个大分歧，则是中法战争中主和还是主战的分歧。
1882年(光绪八年)底，法国内阁改组，新内阁实行极端侵略打一张主义，中法关系迅速恶化。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清廷上下几乎一致地认为，应该予以还击。有的大臣认为应该保护越南，以确保越南对中国的藩属体制不被破坏，如果任由法军占领越南，不闻不问，则不但琉球不能恢复，而且朝鲜也会出现危情。另有大臣则强调越南与中国的唇齿相依的关
系，认为“保越”才能“固边”。
就在这时，出现了日本利用法国侵越的时机，开始侵略朝鲜的态势。因而，朝廷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觉得朝鲜、越南均为属国，两者相较，应以朝鲜为先为重。满族名臣宝廷说:“既失云贵，不可失朝鲜。”汉族名臣邓承修也指出直隶、渤海的战略地位并非滇粤可比。李鸿章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这也是他在处理中法战争中相关事宜时奉行妥协路线的思想基点。
就在清廷任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主持两广军务前夕，清廷命李鸿章赶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授权他节制全部广东、云南、广西边防军。但李鸿章心里却想着越南不如朝鲜重要，不愿去广东。他通过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的关系联系到中枢大臣、清流派主将李鸿藻，成功促使朝廷收回成命。李鸿章的这一态度，与接到朝廷诏书就立马赶赴广东的彭玉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83年(光绪九年)年6月8日，李鸿章和法国新任公使脱利古在上海会晤。结束完会晤后，李鸿章向总署汇报说:中国海军现在还在筹建和训练中，只有北洋的扬威、超勇和南洋的扬武、超武几艘铁甲舰可以用于保卫海疆，各地都是兵单铜匾，与法国开战无疑是以卵击石，如今之计应当先与之周旋拖延，争取时间想别的办法。第二天，他又给张之洞写信，说
明法国是想因越南“1小”而“逞强贪利”，拒不承认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中法关系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开战，中国胜算不大。李鸿章苟且求和的想法，暴露无遗。
到9月份的时候，广东沙面洋人聚居区里发生了中国人焚烧洋人房屋的事情，而地方官听之任之。朝廷派彭玉麟赴粤办理防务，他也不对此事进行追究。此外，彭玉麟对来访的外国人概不接待，并且贴出告示，准许中国人仇杀法国人，又禁止各国商船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