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姆，孙戈 日期：2014-08-20 10:31:27
为了将灵魂从某些观念中解放出来，只因这些观念在他的灵魂中徘徊了太久，1938年时年64岁的萨默塞特·毛姆写作了《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却并非自传；这是一本告白笔记，却分寸得当。《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堪称作家个人信经的高峰之作。
从本书中你会分享到一名职业作家对风格、文学、艺术、戏剧和哲学的理性思考，毛姆精妙的写作技艺也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毛姆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当岁月的磨砺将他变为一位坦然、睿智的老人，当他邀你共进下午茶并想和你闲谈几句，无论你喜不喜欢他，请不要拒绝。
作者简介：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生于巴黎，曾在法、英、德等国受教育。创作丰富，题材多样。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作品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著有自传体小说《人性的枷锁》，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寻欢作乐》、《刀锋》等。亦擅长写短篇小说，曾受到莫泊桑的影响。写作了近三十部剧本，最有名的剧本是《圆圈》。除文学作品外还发表了随笔与文艺批评，如《总结》、《作家笔记》、《随性而至》、《回顾》等。1952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1954年，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侍从”称号，成为皇家文学会会员。毛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现代作家。
——乔治·奥威尔
毛姆叔叔说，他所寻求的是一本可以一次性回答所有困惑的书。而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总结》，作为毛姆野心的至高表达，就是这么一本书。
——毛尖1
《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一书既非自传，亦非回忆录。我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将生命历程中发生的种种写入我的作品。有时一段经历可做主题，我就虚构一系列的事件来表现这个主题；更为常见的是，我会把浅交或近友作为自己作品中人物塑造的原型。在我的书里，事实和虚构相互交织，以至于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即使能记起那些事实，我也没有兴趣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已经将它们派作更好的用途了；再加上那些事实本身看起来也相当乏味。我这一生丰富多彩，有时还充满趣味，但它称不上是冒险的一生。我记性很差，一个精彩的故事如果不再听一遍就永远都想不起来；但即使再听上一遍，还来不及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我就又把它忘得精光。就算是自己讲过的笑话我也从来都记不住，我只好继续编新的笑话。如果没有这一缺陷，我很清楚，人们与我的交往大概会更加惬意吧。
我从来不写日记。现在想来，在作为剧作家初尝成功后的那一年，我要是留下日记该有多好，因为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很多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的日记该会是一份有趣的文字记录。那时贵族和地主在南非造成了混乱局面，人们对他们的信心也因此瓦解；但贵族和地主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旧保持着过去的自信。在我经常前往的几个政客的宅邸，他们谈话的口吻就好像经营大英帝国是他们的私事。大选尚未举行，他们就讨论诸如汤姆是否应当执掌内政部，狄克去爱尔兰是否满意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讨论让我听来觉得很古怪。我想今天不会有人去读汉弗莱·沃德太太[汉弗莱·沃德太太（Mrs.HumphryWard，1851-1920），英国严肃小说家，活跃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最著名的小说是《罗伯特·埃尔斯梅尔》（RobertElsmere）。--译者注（除非特别指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做说明）]的小说了，尽管也许很无趣，但我记得有几本小说还是很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统治阶层的生活。当时的小说家对此还是相当关注，即使是连一个贵族都不认识的作家们，也觉得有必要对有地位的人多施笔墨。现在如果有人拿起当时的戏单，看戏里有多少人物是有贵族头衔的，任何人都会觉得惊讶。那时的戏院经理认为这样的人物才能招徕观众，演员也乐于出演。不过，随着贵族政治影响力的衰减，人们对他们的兴趣也不如从前了。戏迷们开始乐于看到表现他们同阶层人物的情节，这些人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是处理国家事务的专业人士。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开始流行：如果对于主题而言并非必要，作家就不该在作品中引入有衔人物。在当时，让公众对下层阶级产生兴趣还不大可能。与这一阶级有关的小说和戏剧通常被认为是肮脏污秽的。如果这一阶级取得了政治权力，人们是否普遍会像他们长久对贵族生活，以及一时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那样，对下层阶级生活产生同样的兴趣呢？这一问题饶有趣味。
在这一阶段，我结识了一些人，从他们的阶层、名望或地位来看，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注定会名垂青史。我发现他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杰出。英国人热衷政治，我经常受邀前往一些人的宅邸，在那儿，政治是居主导地位的兴趣所在。也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著名政要，在他们身上，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出的才具。我于是总结出，或许太轻率：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非凡的智慧。自那以后，我在不同的国家认识了相当多身居高位的政客，对我而言，他们思想的平庸还是使我感到疑惑。我发现他们对生活中的普通事务所知不多，也很少能在他们身上发现精妙的思维或是生动的想象。我曾一度认为，他们之所以身居要津乃得益于他们的口才，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如果你无法抓住公众的耳朵，那你就几乎不可能爬上权力的宝座；而众所周知的是，辩才未必常与思想力相伴。但我见过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聪明的政客，处理公共事务都相当成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事实一定应该是这样的，统治一个国家需要特别的才能，而这一特别才能即使不包括一般才能也能很好地存在。同样，我认识一些事务型人才，他们获财万贯，企业兴隆；但一碰到和他们的工作无关的事务，他们就显得甚至连常识都至为缺乏。
我在这一阶段所听到的谈话也不像想象的那么机智，其中鲜有令人玩索回味之处。谈话通常轻松（尽管并不一直如此）、活泼、友好且流于表面。严肃话题不在谈话之列，因为他们觉得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些话题令人不自在，害怕太过专业似乎也使得他们不去谈论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就我的判断，那些谈话基本上止于高雅的打趣，听到值得重复的妙语的机会并不多。有人会以为教养的唯一用途就是让人堂而皇之地说废话。总的来说，我所知的最有趣、最能给人以持续愉悦的谈话者是埃德蒙·戈斯[埃德蒙·戈斯（EdmundGosse，1849-1928），英国诗人、批评家。作品有《父与子》（FatherandSon）等。]。他读书虽然看上去不精，却也博览群书；他的谈话尤其充满才智。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强烈的幽默感，以及恶毒的辩舌。他是斯温伯恩[斯温伯恩（AlgernonCharles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批评家。作品有《诗与谣》（PoemsandBallads）、《日出之前的歌》（SongsbeforeSunrise）等]的近交，讲起这位诗人来使人入迷；他虽然不可能认识雪莱，但他谈及雪莱的时候就好像他们曾为至交。他已和名流们交往多年。我想他是个虚荣的人，他心满意得地观察着那些名流荒谬的举止。我确信经他之口，那些人要比实际上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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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会见名流抱有热情，我曾一度对此迷惑不解。靠跟朋友说你认识名人来获取声望，只能证明你自己微不足道。名人们琢磨出一种手段来应付他们遇到的人。他们戴着面具示人，面具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们却很小心地隐藏起真正的自我。他们扮演着人们所期望的角色，熟能生巧，不过要是你以为他们的公众形象同他们内在真实的自我是一回事的话，那你就太傻了。
我曾经迷恋--深深地迷恋--几个人；不过总的说来，我对人感兴趣并非因为他们本身，而是因为我的工作。我没有像康德教导的那样把每个人看作他们的终极目的，而是把他们当作对我这个作家或许会有些许帮助的素材。与声名显赫者相比，我一直更加关注无名之人，他们才常常是本来的自己。他们没必要装成另一个人来保护自己不受世人侵犯，或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里，他们的个人特质有更多的机会得以发展；而因为他们从未置身于公众的目光之下，要把什么事遮着掩着的情况也就从来不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表露出自己的怪癖，因为他们从没想到那是古怪的。说到底，我们作家必须研究的还是普通人；国王、独裁者、商业大亨，在我们看来是相当不够令人满意的。写这些人的故事是经常诱惑作家的一种冒险，而种种努力换来的失败表明，这些人太罕见了，根本没办法成为艺术作品中一个合适的领域。他们无法经艺术加工后还显得真实。而普通人才是作家更为肥沃的土壤。他们的出人意料、独一无二和变化无穷，都是取之不尽的素材。伟人通常是始终如一的，而小人物则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是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们为你储藏的惊奇永无止境。就我而言，如果要在一个荒岛上待一个月，和一个兽医在一起的日子要比和一位首相的好打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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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将尝试着整理自己关于生命历程中特别感兴趣的事物的想法。然而这些结论，一旦我得出，就开始像汹涌的大海上沉船的残骸一样，在脑海中漂浮。对我来说，如果以某种顺序将它们排列妥当的话，自己似乎就会更清楚地发现它们的本来面目，从而也就有可能赋予它们某种连贯性。很久以来我就想着应该做出这样的尝试，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开始一段长达数月的旅程时下决心付诸实施。机会似乎很理想，但我总发现脑海中充斥着如此多的印象，看到了如此多新奇的事物，结识了如此多唤起我想象的人，以至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回想。那瞬间的经历如此逼真，我根本没法调整自己的心绪去审视它们。
我讨厌以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阻止我下笔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尽管我以这样一种立场写了很多，但我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从事创作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能够将自己视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使得我在通过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发言时感到更自在。和决定自己的想法相比，决定他们会想些什么要更加容易。后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种乐趣，而前者则是一种能拖则拖的苦差。可是现在我不能再拖了。年轻时，人们眼前的岁月那么漫长，以至于他们很难意识到，总有一天那些日子会成为过往；甚至在中年，对生活抱有平常的期望，人们也还是很容易找到借口拖延该做却不想去做的事；然而最后，不得不考虑死亡的时候还是到来了。各处的同龄人相继离世。我们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因此--众生皆如此），但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逻辑前提，直到我们被迫认识到在事物发展的普通历程中，我们的终点已经不再遥远。偶尔瞥一眼《泰晤士报》的讣告栏，就会意识到六十多岁已经是很不健康的年纪了。这使我长久以来就认为在写这本书之前自己会归西，因此我最好马上动笔。待到写成，我就能平静地面对未来，因为我已经使一生的工作有了圆满的结尾。我不能再劝自己说还没有准备好动笔，因为如果说到现在我都还不能就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事情下定决心的话，将来我会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我很高兴最终能将长时间在意识的不同层面中漂浮的所有这些想法收集起来。它们一旦写成，我也就结束了和它们的纠葛；我的思绪可以自由地装载其他事物。因为我希望这不会是我写的最后一本书。人不会在立下遗嘱后马上死去，立遗嘱是以防万一。安排好各种事务，人也就为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做了很好的准备。等我写完这本书，我就会知道自己立身于何处。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余下的岁月做自己选择要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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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不可避免地在本书中说很多之前就已经说过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将此书取名为《总结》的原因。法官在总结一桩案子的时候，会扼要重述摆在陪审团面前的事实，并发表对律师陈词的评论。他并不提供新的证据。既然我已经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写入作品中，那么很多我要说的话自然也能在那些作品里找到。在我的兴趣范围之中，很少有过去从未曾触碰过的话题。我现在所能尝试做到的全部，就是将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合成一幅连贯的图画；在书中的各处，我或许还会更加详尽地阐述某些观念，之前由于受小说和戏剧体裁的限制，这些观念我都只是点到为止。
本书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书中所写对我而言是重要的，是关于我自己的，因为我只能探讨这些影响过自己的主题。本书非关我的所作所为。我无意赤裸裸地袒露心迹，并对希望读者进入自己内心的亲密程度做了限制。在某些事情上，我还是愿意保留自己的隐私。没有谁能讲出自己的全部真实情况。不仅仅是虚荣心让那些曾努力向世人展露自我的人无法讲出全部的真实情况，兴趣的方向、对自我的失望，以及因做出看似不正常举动的惊骇，都使得他们过分强调那些比他们的预想更加普通的事情。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叙述了曾强烈震撼人类情感的一些偶发事件。他的描述那么直白，以至于歪曲了他的价值观，这些偶发事件在书中也被赋予了比在他的生活中更高的重要性。这些偶发事件以外，还有大量的合乎德行或至少中庸的事件，卢梭省略了它们，因为它们太过普通，看上去根本不值得被记录下来。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善行不加注意，却深受自己恶行的折磨，这是经常书写自我的一种人。他略去自己的可取之处，因此表现出来的只是软弱、无原则，以及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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