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永昌 日期：2014-08-20 10:36:10
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作者简介：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字次宸，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目录：
第一卷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第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
第三卷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
第四卷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
第五卷民国十三年（1924）
第六卷民国十四年（1925）
第七卷民国十五年（1926）
第八卷民国十六年（1927）
第九卷民国十七年（1928）
第十卷民国十八年（1929）
第十一卷民国十九年（1930）
第十二卷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
第十三卷杂记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第一卷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第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
第三卷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
第四卷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
第五卷民国十三年（1924）
第六卷民国十四年（1925）
第七卷民国十五年（1926）
第八卷民国十六年（1927）
第九卷民国十七年（1928）
第十卷民国十八年（1929）
第十一卷民国十九年（1930）
第十二卷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
第十三卷杂记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营制饷章
记奉军
记曹仲珊
记胡佩庚
再记员志青
记别廷芳
记彭家珍
记郑毓秀
记杨、濮、王、陈四友
记贾宣之
记刘喜奎
论人才
崞县徐氏族谱序跋
王序
吴序
陈序
阎序
贾序
自序
贾跋
自跋
墓园碑记
始祖天才公碑[谨按此为墓园原有古碑]
崞县城北马家围徐氏先茔碑
沿沟村徐氏先茔墓田碑
沿沟村代州道徐氏先茔墓田碑
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
崞县徐先生纪念碑
兴国寺义阡记
赵跋
徐永昌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我家先世原为代州之振武卫人，至远祖天才公，始于明末天启、崇祯间迁崞县东关，我高祖满库公，再迁城西北舅家之沿沟村。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一日我降生于此，兄弟姐妹共四人，我居季。幼随父母到大同，在我八九岁时二姐殁，其后兄亡。光绪二十五年大姐死（已经出嫁），二十六年六月一个热天，我母病故，同年十月，与我相依为命之慈父亦逝世。二姐之死我脑海中还不大懂得什么，父母之丧，真使我骇觉惊醒。母死时正闹拳匪之乱，八月初，西太后与光绪帝至大同，其年冬，毅军抵此。我于丧父月余之某日，到南关曹叔（大同人，于永昌为父执）之店去看曹叔，于其柜房遇武卫左军卢营（管带卢葵卿）的徐老先生（先生名椿龄，字芳年，营口人，时在武卫左军后路后营任书记），老先生见我身着重孝，问为谁氏子，曹叔为道身世，老先生大为怜悯，且因同姓，拟携我从军，我正感于前途茫然，遂即入营，后来卢营大部分到天镇设防，我随其小部分留驻阳高后方。
［沈注］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生永昌时庆年已四十四岁，乃往大同某粮店任管磨制面工作，未一载，赵氏病殁，永昌尚不满两岁。继母张氏原居孀，率其前夫所生一子二女来归，年均长于永昌，俱改姓徐。长兄吉昌早逝，长姊适胡，次姊待字，亦先后殁，继之张氏与庆去世，永昌遂孤苦零丁孑然一身矣。至“曹叔”为一车马店老板，永昌幼年常往打工，其名氏不详。请参阅汾阳王式通撰“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见本书第二七页）及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8年版）。
［按：毅军与武卫左军一同护驾，因毅军总统宋庆，兼统武卫左军，又武卫左军成军时，其官佐均来自毅军，故无论军中或社会各方，仍皆以毅军称之，几不知有武卫左军。甲午中日战后，直隶总督荣禄，以北洋大臣主持训练五个新军，即聂士成之武卫前军（以淮军为基础）驻芦台、开平一带，董福祥之武卫后军（以甘军为基础）驻甘肃、袁世凯之武卫右军（以所练新军为基础）驻马厂、小站，宋庆兼武卫左军（以毅军为基础）驻山海关一带，荣禄自兼武卫中军（以八旗兵营为基础）驻京畿。］［沈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作，慈禧三度临朝训政，囚载湉于瀛台，诛康广仁等六君子，命直隶总督荣禄即日来京，管理兵部，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复命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及北洋各军均归荣禄节制。十月荣复奏准改编成立武卫全军，分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四军，另募中军万人，自领之。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聂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董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宋字祝三，山东莱州人。袁字慰廷，河南项城人。
我小时住大同南关牛家的宅院，此宅内外二院，各住三家。记得里院新搬来一家高姓，有女十七八岁，来时即病，不能举步，不久死去。迟了一半年，里院与我家很熟的吴姓十五六岁女孩，名美人子的死了，再过半年，我的二姐死了。我二姐与美人子均清秀，不很壮硕。又过半年，外院王家，是一种地人家，有女润子，十三四岁，很壮硕的亦死了。又过不久，外院刘家女孩名仙子的，十二三岁也死了。二、三年中连丧五女，年均不大（十二三至十七八），又不一定是传染病（我时年幼，不知他们所患是否一个病，若是传染病，我二姐应先传染我，且亦不能传染二年之久），而同院中尚有二三女孩则仍好好的，这是偶然抑非偶然？我母伤心于二姐之死，又因我父与人家做生意，在鼓楼西街，常有病，回来太远，即在鼓楼西街找一房住，不到一年房东太太死了，又迟半年，我兄亦死了，我母因住此伤心，又搬到泰宁观附近某巷樊家宅院（樊老先生曾做过某县守备武职，其第四子曾作阎伯川先生卫队团长，其第三子与我年相若）。我们住内院，外院住一开铜铺的人家，出来进去，见其太太脸黄黄的，不久死去。樊老先生有儿子、儿媳、四孙与二孙媳，其次孙媳，我呼为樊二嫂的，二十岁不到，迟半年也死了。她死后几个月，我母逝世，又过三个多月，我父逝世。短短一年多，先后又是四人。这些事故果真都是偶然么？何以偶然的如此巧而惨怛，若非偶然，那又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我绝不信什么风水运气，可是此等遭遇，常使我念念不忘，无法解答，岂真有所谓数耶？我认为能说的通的，当然还是偶合。不过如属偶合，可以不论，如是数，则值得当成一个问题去研究，以求解决。
四书以外五经中，我只涉阅过三经，《诗经》我看的不过十之一二，《易经》则未尝略涉，故对易无所知，但我们乡党人士，多通习之。我所交游，如续西峰、弓海亭等读书虽有多少，闲尝均谈易理，贾煜如先生亦尝说其先人善演周易，我即联想到我父亦尝推演易卦，母病危时，有天已经不省人事，气息几于难测，大家都在张罗后事，父忽走开，自去演卦，旋即说不要紧不要紧，当时谁也不敢相信，病人已渐气绝，还说可以不死，既而母真苏醒，令人惊喜。若仅就当时情形看，不由人不信，但又过一二十天，我母终于不起，前卦所云，或亦偶然。心念此事，故并志之。
［沈注］续西峰，名桐溪，崞县人，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北路民团长、山西巡警道。弓海亭，名富魁，崞县人，曾任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贾煜如，名景德，沁水人，曾任山西北路观察使，累官至考试院院长。
拳乱时，地方上许多儿童都去学义和神拳，他们自谓有神附体，人莫能侮。我曾对一与我同年之邻家樊氏第三子学神拳者，借故推之拉之，他竟随手歪倾，与平常一样，一点抵抗力未曾增加，我窃告父，所谓神附，都是假的，可是当时这些小孩们，竟能将大人骗过。
我小时有一不可解之谜，二姐在世时，当大同南关正月十五有三天最热闹的露天搭台戏，女人们白天都不愿去看，到晚上上灯以后，台下无灯，看不见人。我与二姐去看戏，女孩出门迟迟，是一阴天，我先出去，等她不来，我又回到大门以内，二门以外，门道很暗，忽见一火球，很快速地绕了一个小圈子，一转钻入水道不见了，我随即找寻，此时二姐适亦提着灯笼出来了，亦未寻见，究系何物，不能确悉。直到民四、五年我住陆军大学时，有晚看戏回来，在房后小解，又看见那样的一个火球，由水沟中进来，一打转又跑出去了，时当午夜，我正诧异，并在回想小时所见火球情景，忽听得墙外有叫卖食物声音，于是我立悟到是夜间行人手提灯笼一晃一晃的灯光，由水道射入，随其晃动而打转，有如火球，实即此也，天越黑火球越亮，可以说一直谜了我二十年，至此才得解答。
翌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初春，本路部队，经由阳高南行，过雁门关到忻州，驻约一二月，因我贪玩不大听话，徐老先生曾言着人仍送我回大同，后亦不知因何未送。春末，部队经太原开到清源乡（民国后改县），驻二十多天，于是部队走上党，我们营底（亦即辎重）经祁县、介休、灵石韩侯岭、霍州、闻喜等地，继续走大车路南行，在介休我第一次看到窑洞。过韩侯岭的前一两天，正连阴雨，早起出店，走不多远，即入深泥道路，一脚踩下，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念鞋袜本已破旧，索性将另脚所着，一并弃之，赤足走泥中，倒也自在。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我第一次赤足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真不堪其苦。在霍州以北十数里处，有一很长的高坡甬道，我营大车，因下坡收剎不住，将驾驶头目的腿辗断。上年河东旱灾、大饥，似在闻喜，店主指过路七八小孩之一，说：可怜此子，尚不知其一家三代（翁媳孙），今天要服毒寻死。闻县衙门所与之救济，仅薄棺埋葬而已，可见我晋当时苦旱惨状之一斑。过闻喜后，似经解州境，即向东走茅津渡，过河到陕州。记得在距观音堂十几里路处，路半湿而光平，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足突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几分，疼得钻心，后来亦不记得如何走到观音堂。到观音堂后，同伴们才分给我一双鞋袜。由观音堂东行，在洛阳（当时称河南府）驻两天，又由孟津过河，经怀庆府，到清化镇，距清化镇一二十里路，两旁皆是竹林，北方人未见过生竹，有的人竟取一竿肩之，但久见不觉其贵，行数里后，亦即弃之。我们从大路跟大车走得慢，部队从小路走上党，经高平关下来，早到清化镇，等候会合。在清化时，我周腰及两大腿内侧，遍长红粒，奇痒难受，有人说在太阳地晒之可愈，实行半日毫无效果，后来离开此地，不记得何时治好。在清化镇驻约半月多，又走卫辉府，经彰德、磁州、邯郸、临洺关、顺德、柏乡而达赵州。宋宫保（名庆。清制不立太子，而沿明制设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官衔，太子少保称为宫保）时正驻此。赵州有桥，最出名，民间俗传为鲁班所修。在赵州驻约一个月，到乐城正定。正定有大佛寺，多谓佛像高三丈六，人人都去看，而我不知何由未去。由正定到祁州（安国）驻几天，到博野，博野驻一两月，到定州，再走保定。在距保定几十里路时，下起极大的雷雨，其日有人让马我骑，与另一骑同行，雨是越下越大，水则平地盈尺，赶到雨止天晴，我忽在马上打盹，时已走近保定，骤然前面尖呼叫一声，马即惊奔，将我摔下，竟至昏厥。后知为火车鸣汽笛声，其时火车刚通保定，为我初见，迨我醒来，只见胸前血染，同伴搀扶我说正到保定南关，又昏迷了，再过一天，我才醒来，是在保定之刘爷庙。驻两日后，便第一次乘火车到琉璃河，即暂驻此。
时已秋天，我第一次看见螃蟹，琉璃河中插一铁杠，传为王彦章（后梁寿昌人，字子明，有王铁枪之称）撑船的篙。又所住商店，颇述去秋以来驻此的印度兵，如何奸及老妇（年轻者皆避之远处）以及种种骚扰情事，可见战败国人民无保障之惨痛矣。驻月余，天凉时又经涿州而到南苑，先驻五里店，中移八里庄，最后驻小红门。是年秋冬之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逝世，似离年关（我们在小红门过的年）不远。宋宫保殁于通州，卢营长哭之至痛，可见当时军中上下情感之笃。是冬，有伙伴高某，领我第一次去北京，记得曾到天乐园去看戏，在天桥大路上见印度兵来往不断，但未看到西洋兵和日本兵。
我第一回上北京是同高什长从八里庄去的，其时天坛门口与先农坛门口的北边，都是火车站（京保、京津），火车即始于此，那时前门楼（联军入京时焚毁）重建工程，只起立两柱，架一横梁，但彩画得很鲜亮，不知是当时建筑前门楼的一种礼法，抑是因西太后回京，不可无门楼，而象征为之。此为我入京所第一眼看到的。我们清晨起床即走，到京在正阳门大街鲜鱼口南路东之都一处吃饭，是一卖饺子的饭馆，只一二样小菜，如熏干肉煮咸菜之类，饺子在门外煮，门内甬道很深，有丈余宽，两边排桌坐吃，中间走路，只容一人，两人对走，须侧身而过，甬道最后端有一张很大的龙椅，雕刻得很讲究，传说康熙帝曾来此小吃过，以后此处即设一龙椅，不再动用。中间甬道上有高出半尺的鱼背形积泥，不知已若干年，凸凹不平，非常难走，但被认为风水攸关，不肯清除。当时前门大街，中间是光石板路，两旁为摊贩，再两边是走大车的土道，简直是两条深泥路，再向两边才是铺面，很热闹亦很嘈杂肮脏。高什长领我在鲜鱼口天乐园看一回戏，演的是金钱豹，行头当然比我们在外省所见的漂亮，可是戏中角色，由台口往后即随便说话，不如乡下戏班规矩。天桥以北，珠市口以南路西，隔几家即有一清唱馆，下午我们回时，经过其处，即进去看看。犹忆有一家，高入听，我不好意思进到里面，但因高在内，我亦不能独走，即站在门口看，觉其中有一女孩很好看，高见我尽的不坐，看了一场给钱而出，偕往南走，随问我好看否，我说好看，他问为何不坐下，我说不好意思，他问还想看么，我说想看，高于是又领我回去看，他又坐下，我仍站在门口；过一回唱罢，那个女孩收钱，走过面前，方觉其并不好看，我乃悟到无论看什么，远近往往不同。以上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
我七八岁时在大同南关上过学，先生姓厉，时已七十多岁，长于篆书。记得他在我的书本上题篆体二字，我问他这两头尖的字，是种什么字，他说是篆字。本来我因父亲养病家居，常教我念书写字，当时上学到半年左右，厉老先生对我所写的“仿”，总怀疑不是我写的，每隔几天即说一回，后来我父命将笔砚带校去写，其日我一早即去，写完以后老先生很高兴，在“仿”上批了很多字，等回家我父看后，说是夸奖的话，全家人都欣喜。第二天我仍到校去写，因去得略晚，同学们渐渐来多，围在身旁，扰嚷不休，写完以后，老先生又批了很多宇，我父一看，大不高兴，说我没有恒心，是一种顶要不得的事，大加申斥。这是我小时受到印象很深的刺激，觉得人要无恒，是最要不得的，我一生做事生怕无恒，此种心理，可说是受此刺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