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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李鸿章


作者:布兰德  日期:2014-11-09 14:40:27



 布兰德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期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之久。他曾经采访过李鸿章,接触过晚清时期许多重臣,从而掌握了大量难能可贵的一手历史素材。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布兰德讲述了身处风雨飘摇时代的李鸿章坎坷的一生:艰苦创业建立淮军;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竭尽全力攻打太平军;英明卓识推进洋务运动;目光远大集中有限力量组建北洋水师;坚韧不拔处理一系列棘手的外交关系;周游海外宣传中国文化和理念;饱受屈辱签订《辛丑条约》……作者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对李鸿章进行了评价。
  作者简介:
   布兰德(1863-1945),英文名是J.O.P.Bland,英国人。1883年来华,考入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录事司。1896年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1898年8月,奉英国代理总领事之命,设法将逃到上海的康有为送上英国邮船前往香港。布兰德与晚清时代的许多政治要人接触密切,对清朝宫廷生活非常熟悉,是清王朝由衰而亡的名副其实的见证者。主要作品有《李鸿章》、《慈禧》等。
  目录:
  目录:
  
  总编前言
  第一章导言:李鸿章所处时代的中国形势
  第二章早年生活及家族
  第三章中国官员李鸿章
  第四章外交家李鸿章(一):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第五章外交官李鸿章(二):中俄关系海外之行1900年和谈
  第六章海军和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第七章经世家与政治家李鸿章
  第八章人物方程式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后记
  声明
  目录:
  总编前言 
  第一章导言:李鸿章所处时代的中国形势 
  第二章早年生活及家族 
  第三章中国官员李鸿章 
  第四章外交家李鸿章(一):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第五章外交官李鸿章(二):中俄关系海外之行1900年和谈 
  第六章海军和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第七章经世家与政治家李鸿章 
  第八章人物方程式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后记
  声明  ★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清史稿·李鸿章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梁启超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清史稿·李鸿章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梁启超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第六章海军和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在那些旅居中国的欧洲人眼中,李鸿章是外交上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而在中国人眼中,李鸿章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保卫了大清国的尊严与荣誉。
  诚然,国人与外国人的考虑问题的方向完全不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精于管理的人才往往会成为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而李鸿章为人们所忽略的一点,是他在哲学著作中简明文雅而又造诣颇深的文学功底。因为李鸿章于1894年的力挽狂澜,欧洲人对李鸿章在与日本和谈前后的沉着与机智赞叹不已。随后,李鸿章的世界环游是值得铭记的,增强了其作为政治家的声望。
  不过,国人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他费尽心血的海陆部队,他因此而树立起的威望,以及他在中方惨败后的声名扫地。在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水师溃不成军后,众多官僚也对李鸿章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李鸿章不仅难以胜任高官,而且应引咎退出官场。我们知道,要不是慈禧的全力庇护,李鸿章恐怕早已因玩忽职守而死于非命了。巨大的国耻下,李鸿章在外交与治国方面的显赫功绩,早已被愤懑的国民们所忽略。
  不可否认的是,在考验来临之际,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可谓不堪一击。那些对于中国官员制造假象的能力不甚了解的外国人,难免会在内心发问:上至太后慈禧,下至文武百官,都对北洋舰队内部的运作以及直隶陆军的隐患知根知底。
  那么,参与朝政议论时,李鸿章的同僚及反对者们,为何会对他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并报以热情的赞美呢?不过,东方与西方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事态败露之前,只要表面上的和睦还能够维持,就不会有人出面予以拆穿。也正因如此,作为表面上强大无比的海陆两军之父,李鸿章享有了数不尽的荣誉与财富。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让欧洲人十分不解:作为国家级(而非省级)的防御组织,海军与陆军的大权多年来竟掌握在李鸿章一人手中,而身兼直隶总督及外交大使的他,理应不会有太多时间去料理军务。
  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他的总督能力太弱,并且无以西方科学为基础去开发新兵法的动力,更谈不上以欧洲模式去组建海军。但面对此任务时,李鸿章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做好了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准备。
  除此之外,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李鸿章也获得了朝廷的一致认可,这也让他在随后的事业中,得到了其他总督难以申请到的资金支持。独宠之下,李鸿章的权势可谓一手遮天,同僚们(或许张之洞除外)对此只能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们的反对声自然也是不痛不痒。
  不过,当我们纵观李鸿章的雄心壮志与最终成就时,我们难免要问:李鸿章对于陆海两军的判断,有多大程度的自我欺骗?是什么样的误导,才让他以为购买了军舰与枪炮之后,即使无需太严格的训练,就能让士兵们与西方列强与日本相抗衡?难道说,敏锐而充满智慧的李鸿章真的认为,在腐败与低效率的领导下,北洋水师就拥有了对抗外国军队的一战之力?
  曾经侍奉李鸿章的宓吉先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为李鸿章做了客观而充满同情的辩解(注1)。在他看来,对于洋人强大的原因,李鸿章并未知根知底。作为“瞎子中的独眼龙”,他只能凭借着自我的判断,而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中国一方面从欧洲及美国请来导师,一方面将国人送往国外学习,企图学习到新思想的核心。可惜,此举并没能振兴中华。凭着以上两种途径学到的知识,也不过是些皮毛。李鸿章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中国仍难逃“列强铁骑下的泱泱大国”的悲惨地位。
  以上的评价,可谓客观而准确。不过,如果李鸿章曾致力于“新教义精神”的传播,那么我们将更有理由相信,他确实倾尽了全力。对于他最终的悲惨境遇,我们也将报以更多的同情。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在清正廉洁方面,李鸿章悲哀地充当了反面典型。继未言传也未身教,自然也就谈不上播撒廉洁的种子。而贪污与腐败,让李鸿章的工作不名一文。与此同时,由于贪污受贿及其他裙带关系,李鸿章的管理甚至还不及许多同僚,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诚然,如我们所知,李鸿章从一开始,就为那些慕名而来的朋友与亲信提供了油水颇丰的肥差。
  客观地讲,在李鸿章声名最盛的年头(1886-1894),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沦为了其家族及党羽搜刮财富的机器。也正因如此,军费的短缺导致了军队的半瘫痪状态。由于党羽们的玩忽职守,导致买卖官至的风气在李鸿章的衙门内屡禁不止,与庆亲王在北京的衙门并无差别。这些滥用职权的官员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后文会提到)。他的兄长李瀚章,也是举国闻名的“无底钱袋”。
  与此同时,李家的几位公子,也免不了在大环境下随波逐流。由于与大名鼎鼎的腐败典型李莲英的亲密来往,以及对金钱无尽的贪欲及富可敌国的财富,李鸿章的贪婪可谓无人不晓。
  不过,我们也可由此推测:初任总督之时,李鸿章确实因爱国之心而准备大展宏图。不过在腐败问题的逐级渗透下,海陆两军的各个机构都难以良好运转,最终的名存实亡也在情理之中。
  1890年,由于李鸿章的纵容,属下们将琅威里舰长驱逐出了中国海军,最后一支纪律严明而战斗力出众的军队也分崩离析。在李鸿章的默许下,舰队和兵工厂开始了商业运作。这种官办管理(受到日本密切关注),为中国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之败埋下了祸根。
  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李鸿章的支持者们都试图证明,他之所以没能建立起坚持有力的国防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权力太过分散,中央集权的行动遭到了各省的阻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中央并未强制各省采取相同体制,李鸿章的改革仍局限于地方。也正因如此,广州、福州、南京及其他兵工厂的负责人们各行其是,将产业托付给了那些缺乏专业知识,而且职责不明的亲友。
  李鸿章本人,则始终拥护着地方的传统。在组建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计划(1861年)浮出水面后,身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表示了极力反对。他认为中央不应建立起这样一支独立于各省政权的海军,并最终迫使朝廷放弃了此计划。
  后来,在官至直隶总督后,即使野心勃勃的李鸿章对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趋之若鹜,他那举国集权化的意图也未被人们发觉。虽然李鸿章声明,要以身作则,进行大力改革。但是他手下的陆军、要塞、舰队、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无一不是地方性的。
  中日战争,实际上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的战斗。与南部军队和南洋水师相比,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并不缺士气,他们缺少的是军费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李鸿章之所以在旅顺及威海卫建立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借此享有特殊的待遇,及户部发放的财政支持。
  如果说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那么他的陆军便是区域性的。与其他总督一样,李鸿章在进行部队编制时沿用了国家的老传统。让人惋惜的是,从他的平生记载中,我们看不到他曾做出任何行动,去打破保守体制一一即面对西方列强时,能组织起一支像样军队的体制。我们难免产生疑问:高瞻远瞩且明光敏锐如李鸿章,为何会沦为一成不变的体制下的奴隶?
  凭借着他的智慧,应该可以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天翻地覆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财政一一决定一切的基础因素。封建的家庭体制,是地方行政体统的来源。
  因此,在核心处,这种体制就存在着弊端。在这种地方体制下,李鸿章有能力(且做到了)为亲友、党羽及同乡们提供职位。即使是仿照西式训练法的部队,士兵们也大都来自安徽,且由李氏家族的几位成员担任军官。例如,北洋水师的司令官,便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几位有着海外教育背景的军官,却来自福建(不得已下退而求其次)。1890年,在琅威里离职后,混乱的军纪导致了部队的纷乱,这也让日本抓住了机会,一举锁定胜局。
  对于这一体制的认可,意味着李鸿章对合理军事原则的抛弃。体制的弊端,让亲属及党羽们谋取了大量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难免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给军队制造实力强劲且目标明确的假象。
  至于徒有表面的强大被戳穿时的惨状,历史给出了明证。在那些效忠于李鸿章的欧洲人看来,官场的腐败是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不可一世的军队于战争中不堪一击后,作为腐败事业的知情人与领导人,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所以会失败,与他领导的体制有关,也与他本人脱不开干系。
  从李鸿章以军事首领的身份赢得荣誉的时期,一直回顾到他与戈登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会发现:他展现出的才华,符合人们对官僚学者的期待一一他充满智慧,战略才华过人,善于避开风险,文学造诣出众,忠于职守,善于在会计总监的职位上运筹帷幄。
  李鸿章坦言,他始终与戈登处于敌对状态。原因就在于,戈登每每提出发放粮饷的要求时,李鸿章都在极力逃避。而作为另一名杰出的军事人才,白齐文也与李鸿章因此发生了争执,并最终归顺了敌军。
  在对几名叛军首领实施暗杀时,李鸿章表现出的东方式战争观与缉拿白齐文时无异(死活不论),这一点并未因与英国军官的来往而有所改变。虽然有着独到的政治策略与远见,但是在军事眼光上,李鸿章与同僚张之洞(注2)一样原始而粗浅。他的认识,符合明朝的军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身背弓箭,带着骇人的面具对敌人进行恐吓。
  攻打捻军时(1866一1867年),命运之神又一次站在了李鸿章这边。1865年,捻军已将僧格林沁打败,挫败了曾国藩于山西及湖北将他们击溃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是太平军的分支。在长江流域被清廷平定后,他们便分散开来,以小股游击队的形式继续战斗。
  即使面对这些战斗力羸弱的游击队时,李鸿章也会尽量避免与对手直接交火。他采取的方针,是将捻军围困于地势不利之地,切断其给养路线。在将捻军驱赶进毗邻的几个省份后,李鸿章通常会责成地方政府镇压捻军,否则需进行赔款。
  不过,在上奏的公文中,李鸿章大肆渲染了征战之辛劳与敌军之强大,并着重提到了财政的短缺。也正因如此,李鸿章被中国学者们奉为楷模,他不堪的军事指挥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远超同时代人的政治素养与战略远见,让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人的领导下,军队绝非列强的对手。因此,他大胆地在军校启用了外国教官,在要塞、兵工厂和造船厂启用了外国专家,公然与保守观念为敌。
  诚然,作为海陆军的管理者,李鸿章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便在这里。虽然同僚们仍是昏庸而盲目的,但李鸿章已做出了表率。依托于外国人的帮助,李鸿章开始英勇无畏地展开计划。
  1870年,在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从曾国藩手中接过战斗力较强的汉族部队时,李鸿章本可以吃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本而无所作为。不过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的交往,让欧洲的兵法在他脑海生根。南京兵工厂的建立,也让他收获了许多经验。
  从那以后,李鸿章便开始依照西方模式,开始重组总督标兵,并开始了北洋水师的建立。每每提及自己的政策,他会向朝廷解释,之所以雇佣外国顾问并引进西方设备,是为了让中国在外强侵略时组织起有效防御。既然日本已经借此加强了国防力量,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的目标切实可行,其理由也有据可依。弹指之间,二十五年的时光悄然逝去,他付诸心血的事业不仅没能取得成效,反而趋于非法化。原因就在于,贪污腐败给海陆两军的宏图伟业蒙上了阴影,李鸿章最终落个声名狼藉的下场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李鸿章于1870年至1894年间的诸多重组及改革措施,我们无需再次论述。从表面来看,这些措施都成效颇丰。在琅威理上校的领导下,北洋水师(包括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及不少辅助战舰)已经初具规模,开始向强大水师的目标迈进。
  在冯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可信赖的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旅顺口、大连湾及威海卫的海军要塞完成了建立与装配,看上去仿佛固若金汤。人们当时的普遍看法时,李鸿章以西洋方法训练的军队,与任何一支列强军队相比都不落下风。
  但事实是,虽然北洋水师表面上无比强大,只有那些窥探到其内在的人才明白,在权宜之计与故弄玄虚之下,这支舰队实则不堪一击。以罗伯特赫德爵士与德璀琳先生为例,由于对军事一无所知,那些平易近人而又乐观向上的顾问被李鸿章的表面工程蒙住了双眼。不过,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专家们,特别是李鸿章手下的那批人,都清楚地知道:这项关乎李鸿章的名誉与中国的安危的浩大工程,已烂到了骨头里。
  我们不妨先将目光投向海军:北洋水师的建立,标志着20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886年,军舰的数量刷新历史,部队的运转效率也于1890年达到巅峰。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造访日本,并给岛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那之后,日本也开始为海军建造大量舰船。中国海员(以山东人和浙江人为主)的干练与遵纪,早已在民众中有口皆碑。李鸿章对沿海海防三年一次的视察中,最让人们称道的魔鬼鱼最后一次(1893年)。
  当时,李鸿章的丰功伟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四处龙旗招展,枪炮鸣礼,欢迎着总督的检阅。无论是在要塞与军校,或是在铁路与码头,他的战船与枪炮都被擦得油光锃亮。这一切,都给以宾客身份前来参观的同僚奉天巡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欢喜不已的,还有太后慈禧。不久之后,李鸿章就被赐予了三眼花翎,这也是汉族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李鸿章对于水师的“强大”丝毫不加掩饰,而且动用了不少“自己人”,致使媒体上下对此表达了一致的认同。
  就在李总督如日中天之时,阴云已于地平线上悄悄聚拢,给他光明的前途留下了阴影。在离开成功的手工艺展览会后,李鸿章陷入了无边的赞誉与感激,这让人们不得不感叹,这位老官僚有多么自欺欺人。
  对于伪造出的辉煌,李鸿章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同呢?李鸿章的爪牙,遍布甲板、办公室之类。而这些人,无一不是奸诈贪婪之徒,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出卖着国家的前程,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在三名福建舰长的阴谋下,琅威理少校及其下属英国教官被迫辞职。诸如此类导致军队腐化的阴谋,有多少是李鸿章亲身参与的?而这些被默许的阴谋,有多少是因为他精力衰退所致?
  在对事实进行乐观了解后,我们的结论是:这一毁灭性的灾难,应由李鸿章负主要责任。哪怕外国顾问的能力过人,李鸿章也不愿将权力交由他们掌管。也正因如此,在得知琅威理坚持要与丁提督共同掌管舰队后,李鸿章便在协议的签订中略施小计。
  直到丁提督临时缺席,琅威理才意识到,自己的职位(与戈登一样)不过是个空衔。作为阴谋的三个策划者之一,刘总兵意图将琅威理拉下马。于是,在他提出了接管整个舰队后,立即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摆脱了洋人的束缚后,三位舰长(林泰曾、刘步蟾与方伯谦一一均为福建人)开始将海军作为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其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在各供给部门脱离了严格的监管后,便迅速地走向了腐败。参加战争的最终目标,被领导者们抛在了脑后。
  有趣的是,他们一方面凭借着李鸿章的和解外交来维持时局的稳定,一方面又从“虚构”的强大水师背后瓜分着利益。四年的时间,足以让北洋水师彻底腐朽。对于这一点,日本人早有预判。
  作为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朋友,广东人林文庆曾于1900年所著文章(注3)中指出,琅威理的辞职,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中方所有计划最终宣告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外国专家与本国昏庸军官间的摩擦,学生与军官们过低的薪水,腐败的裙带关系及错误的策略,都导致了中国采取的西方海陆军体制的最终失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国人的包庇与隐瞒,林文庆并没有将官员的虚伪列入失败的原因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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