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纳德·拉格梅德 日期：2014-12-07 13:18:06
她的家族 名人辈出，祖父林长民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外交家；叔公林觉民以一篇《与妻书》留名中国文学史；姑妈林徽因更有“一代才女”之称，是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建筑家、建筑史学家。而当被问及从何处来时，她却说自己的家乡在美国阿森斯。她的建筑 遍布美国，耶鲁大学的“妇女桌”、田纳西州克林顿区的儿童保护基金会礼堂、纽约的非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学的亚太美国人中心……还在耶鲁大学读大三时，她就赢得了越战纪念碑的设计竞赛。她的艺术 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最高嘉奖，2010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亲自为她颁奖。她是此次获奖者中唯一的亚裔。她 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华裔女性建筑师、艺术家——林璎。
作者简介：
作者：
唐纳德·拉格梅德（DonaldLangmead），博士。曾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州南澳大学兼职教授，拥有建筑史博硕学位和城市规划的本科学位。唐纳德博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共出版了11本著作，如IconsofAmericanArchitecture:FromtheAlamototheWorldTradeCenter、TheArtistsofDeStijl:AGuidetotheLiterature、FrankLloydWright:ABio-Bibliography，并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译者：
作者： 唐纳德·拉格梅德（Donald Langmead），博士。曾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州南澳大学兼职教授，拥有建筑史博硕学位和城市规划的本科学位。唐纳德博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共出版了11本著作，如Icons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Alamo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The Artists of De Stijl: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Frank Lloyd Wright: A Bio-Bibliography，并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译者： 赵曈，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阶段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民族聚居地建筑“地区性”与“民族性”的关联性研究》等工作。毕业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医疗、教育、文化类建筑设计及相关研究工作。
目录：
1“君自何方来？”华人血脉
2建筑的传统林徽因和梁思成
3挥泪别故土林璎的父母
4“此间人皆善”俄亥俄州阿森斯
5身处局外，向内张望童年和青春
6无心插柳柳成荫耶鲁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7用土豆泥设计越战纪念碑竞赛
8灾难的一年修建越战纪念碑
9积累与恶化华盛顿持续的冲突
10纽约纽黑文新的开始
11展翅高飞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
12忙乱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
13新的千年
14时间线林璎大事年表
15延伸阅读1 “君自何方来？”华人血脉2 建筑的传统 林徽因和梁思成3 挥泪别故土 林璎的父母4 “此间人皆善” 俄亥俄州阿森斯5 身处局外，向内张望 童年和青春6 无心插柳柳成荫 耶鲁大学的一名本科生7 用土豆泥设计 越战纪念碑竞赛8 灾难的一年 修建越战纪念碑9 积累与恶化 华盛顿持续的冲突10 纽约纽黑文 新的开始11 展翅高飞 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12 忙乱的十年 20世纪90年代13 新的千年14 时间线 林璎大事年表15 延伸阅读07 用土豆泥设计 越战纪念碑竞赛1980年秋天，林璎决定研究“人是如何通过建筑形式来处理自身死亡的问题”——她如是说。根据她的回忆，由一个小组的学生发起的高级研讨会长达一个学期。不过安德勒斯伯尔（Andrus Burr），是准备并讲授这门课的教授——小组内的其他人证实了伯尔的这种说法——伯尔说他认为这将是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所以他开设了一门名为“丧葬建筑”的选修课。他对此的兴趣有很多原因：首先，与多功能的建筑相比，相对简单而直接的纪念建筑适合初学设计的人；其次，由于他父亲最近刚刚去世，伯尔正在思考纪念建筑的本质；再次，他曾经拜访过英国战争公墓委员会（British War Graves Commission）在法国的一战盟军公墓。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筹备课程之际，他获悉了越战老兵纪念碑的国际竞赛的消息。 一个学生回忆说，伯尔“全心投入”这个题材，在课上花费了许多精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死亡学这门相对新生的学科产生了兴趣——这是一门“正规研究死亡和濒死以及应对二者的心理机制”的学科，由此可见学生们对于伯尔这个不同寻常主题的接受程度。由于最近出版的若干专著，这个专门学科得到了推进，特别是出生于瑞士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那些著作，在她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论死亡与濒临死亡》（1969）之后，1981年前又出版了十余本著作。同期，在美国出现了十多本相关的学术性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段，18所学院和大学授予库伯勒罗斯以荣誉博士学位，其学说的学术魅力可见一斑。所以伯尔的研讨课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小组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接受过有关建筑学 “建造能力”的实用性的训练，他们只学习了一些浅显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的内容。所以，课程遵循了当时在众多美国高校流行的布杂设计课的模式；即通过草图（草图设计）和评图机制来加强教学；林璎还提到“charette”这个词，这是一个根据法国巴黎美院的学生的绘图习惯杜撰而来的一个词，他们清早上学的路上尾随大货车，在车子的后挡板上完成图纸。不过还是接下来再说设计课的事情吧。课程的核心是三个主要的设计任务，要求学生们绘制“图像日记”，记录他们的每一个草图“意象”和其他影响设计的因素。伯尔也准备了一系列的讲座。在最早的一次会议中，那时学生们还都坐在他家公寓的地板上，伯尔让学生们为“崇高性”下一个定义并且通过图纸将其形象化。他们还研究18世纪以牛顿纪念碑闻名于世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艾蒂安路易布雷（tienne-Louis Boullée）设计的那些巨大的、根本不可能建造的设计作品。在其他情况下，伯尔谈到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濒临死亡的态度，这和现代社会中对死亡的拒绝态度形成对比；利用墓地作为消遣之所；还有（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建筑在保存记忆中所充当的角色。课程还有一个任务是设计一个火葬场。伯尔回忆说林璎并不是班上表现最好的学生，甚至都不是第二好的，但是他记得她是个开心的，“无忧无虑、并不严肃拘谨的孩子”，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一个“尽管不是非常勤奋，但是聪明活泼，而且画画很好的学生”。他认为她的第一个设计——一个小型乡下墓地的大门，位于距纽黑文市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作品毫无想象力，完成得不是很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可以挖掘的信息了。可以通过这么一个事实推测她对待此事的态度（也许是处于对他的评价的不满吧），除了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之外，她甚至不记得这件事，之后提起过“一个墓地的小天使还是什么的”。 第二个设计题目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纪念馆。林璎设计了一个混凝土的通道用以表现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几年之后，她将其形容为“一个坟冢模样的地下建筑，我有意为之，想要创造一种无望的和沮丧的心理体验”，并补充说道，伯尔“相当生气”地说如果他有个兄弟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他是绝对不会去参观她设计的这座纪念馆的。她“感到很困惑，因为他并没有理解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具有强大的毁灭性以至于没有人能去参观任何一个纪念馆了，而恰恰相反，（她的）设计是一种战前的评论”。 伯尔承认他被激怒了，并非仅仅是生气而已，因为他看到林璎对于批评总是一副抵触的态度，还说她总会诉诸于（就像开始的学生会做的那样）一句“我是有意做成那样的”来为提交的图纸中的草图中不细致、表达不充分的设计理念来正名。 学期最后一个设计任务要求每个学生为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Vietnam Veterans Fund Memorial ，VVFM）组织的竞赛准备一份参赛方案，竞赛于1980年10月在华盛顿特区宣布。从1965年到1975年，总计有50万名年轻的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作战。其中三分之一是被征召入伍者。在将近30万名受伤者当中，有75000人落下了终身残疾，超过58000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在12到13个月的服役期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战争中——绝大多数军人被调回美国，回国后他们面对的是蔑视与敌意，因为国民们对于战争这个问题意见有分歧。他们所遇到的最好的情况是遭到漠视。正如一个退伍老兵写道：对于我们为国家所履行的义务的承认——且不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坍塌在路边；在许多人的眼中，那些响应国家的召唤的人是社会的弃儿。许多退伍老兵………羞于承认他们曾经参军服役。当一些人质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与我们之前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值得敬重，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们一样地英勇。………我们还知道，在一个被战争的政治主张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国家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承认只能来源于我们自己。 修建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源自前陆军下士简斯科普格斯（Jan C. Scruggs）的想法，他于1969到1970年间在越南服役，是美国第199轻步兵旅（the 199th Light Infantry Brigade）中的步兵。由于身受九处炮伤，他接受住院治疗并被授予英勇勋章。回国之后，他获得了心理咨询的资质——相关研究促使他在1976年向联邦政府提议，为退伍军人建立心理咨询中心并为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们修建一座国家性的纪念堂。但是，由于没有政治和财务背景，他孤零零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回应。1979年3月，他看了一部名为《猎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电影，这重新唤起了他修建一个纪念碑的想法。他写到，“我想建一个刻着所有人名字的纪念碑。……国民们看到这些名字然后会想起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他们去了越南并且永远被埋葬在了那里。” 把两件道义上的事情清晰地分开——那些服兵役的个人和美国的海外政策——他相信这样一个圣地将有助于治愈在战争中受创的民族灵魂。如果设计是不带政治色彩的，而且纪念碑的建设费用是由私人捐赠而不是由政府支付，那么，这将会表现出对服役人员极大的感恩之情。1979年4月，斯科普格斯在一个40人的退伍军人聚会上提出了他的想法，想要召集人们组织一个“越战退伍军人之周”。他们就此达成了一致，认为改善福利待遇比建立一个纪念碑更为紧迫。会议结束的时候，华盛顿的律师罗伯特道比克（Robert Doubek），一个前空军军官，向斯科普格斯提建议说纪念碑的事情可以通过一个非营利性的免税的公司来运作。所得的捐款还可以享受抵税政策。10天之后，斯科普格斯聘请了道比克， 4月27日，他们一起成立了越战纪念基金会, 斯科普格斯担任董事长，道比克任秘书。斯科普格斯的个人积蓄提供了种子基金，他在游说政客未果的情况下就自行开始了筹划。尽管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在其纪念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它的计划，但筹款还是缓慢的；到4月4日为止，只收到了1440.5美元。当结果公之于众之后，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触动了另一个退伍军人约翰惠勒（John Wheeler），他又吸收了更多的退伍军人——四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参加到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基金顾问委员会中来。8月，斯科普格斯说服了查尔斯马赛厄斯（Charles Mathias）议员，一位马里兰州的共和党人，赞助立法以确保纪念碑的公共用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公共关系专家和一个募捐者很快加入了委员会中。成员中没有人有学习设计的背景；所有的人都简单而热切地期望建一个合适的纪念碑，而不是创作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无论那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惠勒提议建一个“引人沉思和冥想的”景观公园，唤起对退伍军人和失踪人员的服役、牺牲和勇气的记忆，而且逝去的人们不会强调战争或是隐含的海外政策。11月，马赛厄斯的法案特批将国家广场西侧尽头的宪法花园作为设计纪念碑的建设用地；众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John Paul Hammerschmidt）也向众议院提出了并行的法案。有些参议员故意妨碍议案的通过，但是1980年7月1日，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签署了马赛厄斯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纪念碑的设计取决于美术委员会（Commission of Fine Arts ，CFA）、全国资本计划编制委员会（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Commission ，NCPC)和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认可。在建设开始之前，手边必须有足够的资金确保它的完成。全国范围的资金募捐活动的具体细节不是本书所讨论的内容；简而言之，退伍军人团体、慈善基金会、民间机构、各大公司、工会和27 500余人最终一共捐赠了8 400 000美元。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基金热切地希望保证得到最好的设计方案，他们起初想自己做这件事情（所幸的是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被放弃了）；其他可选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建筑师或是在受邀的设计师中组织一个有合约的竞赛。据斯科普格斯所讲，最终决定要组织一个不受资格和经验的限制，向所有成年美国人开放的竞赛，这样的决定主要是由于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来自艺术家和设计者提出的大量问题；基金会对于艺术、建筑和设计的知识的匮乏以及需要一个 “既适合国家性纪念碑的重要性又要适合它的修建目的” 的筛选过程。1980年7月，基金会聘请了华盛顿的一位设计竞赛的专家，建筑师保罗D施普赖雷根（Paul D. Spreiregen）作为专业顾问。他做了一个为期11个月、共分为4个阶段的计划。计划定在7月一直到1980年的9月；10月，在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美国建筑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的支持下，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开始征集设计方案。参赛的准备工作在1981年1月初就已经开始，3月31日是截止日期。这之后，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收集并展示提交的设计方案，选出优胜者，并宣布结果——一切都在1981年5月进行。一等奖会有20 000美元的现金再加上受委托参与设计的实现过程。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参赛作品会分别获得10 000美元和5000美元的奖金；多达15个“荣誉提名”奖的获奖者会获得1000美元奖金。来自于个人和设计团队索取竞赛任务书的请求超过了5000份，每份要收20美元的参赛费。伯尔的研讨课程是如何发现了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的项目，并将其作为设计课程练习，这个过程还不是很清楚。林璎肯定地说是一个学生看到了竞赛的“布告”（bulletin）[另外一次她则说是“海报”（poster）]。她补充道：“我们觉得，‘多棒的主意啊！我们要用这个作为我们的最后一个设计。’”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伯尔坚持说当他在为课程做计划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竞赛。时间点尤为重要：秋季学期的课程从1980年9月初开始。尽管时代杂志在2月底就报道组织纪念碑设计竞赛的计划，但是直到7月才开始讨论竞赛，直到10月官方才开始启动。伯尔很有可能为这个专题研讨班做了一系列的准备，而这个纪念碑竞赛只不过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其中不乏他与学生们之间的协商。林璎的设计演变的过程——无疑设计是逐步形成的——由于频繁的转述和对事件充满浪漫的描绘变得有点令人费解。由征集时间来判断，这个竞赛不可能是专题研讨班的主要课程任务。还须说明的是，尽管他们已经大学四年级了，林璎和她的同学们当时还是在建筑的浅水池里蹒跚学步的孩子。她将自己的方案总结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练习：“于是我以我认为的对待这门课程的正确解决方式去做设计。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当你在建筑学院做事的时候，你是为了自己在做。” 要了解学科体系的架构，我们要回溯到当时盛行的布杂艺术设计。美国的很多学校都很好地将古代法国的教学模式引入20世纪，设定出理论上的设计问题，完全无视功能性、场地限制、预算情况、建造技术甚至是物理学的原则。美学就是一切。无所不在的“学生气的做法”克服了实际建造的挑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组员们，在“什么信息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设计，没有人想到要去获取一份设计任务书的副本。伯尔写信索要了一份任务书，但是有些耽搁，直到“设计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任务书才到。官方正式发布文件的时间是11月24日。林璎在得知设计严格要求包括所有逝者的名字，在此之后，她回忆道：“考虑我都有些什么想法，我想如何……对战争保持诚实的态度，我要怎样诚实地对待那些名字还有……承认那些损失。我在考虑越南战争的纪念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她决定“将所有的东西放到一边”然后去纪念碑的基地去看看。感恩节假期从阿森斯的父母那儿回来之后，她在华盛顿与从纽黑文驱车300英里到达那里的三个同班同学会合。林璎宣称当她在那个凉爽的11月的一天在宪法公园拍照的时候，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就“一下子闪现在她的脑海中”。我仅仅是想象纪念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一些人在玩飞盘。那是一个美丽的公园。我不想毁掉一个富有生气的公园。你要利用景观。你不能与之对抗。你要将景观融入进来。……但当看到场地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我想要一种水平向的东西将你引入进来，让你觉得在公园里面有一种安全感，而同时又让你想起逝者。于是我就想象着将地面切开。 还在塞布鲁克的餐厅时，她曾经用土豆泥雕塑出她的第一个设计模型。根据她在《边界线》（Boundaries）一书中的描述，“它看上去太简单，太微小了” 。无论是否虚构，这个故事攫住了后来的作家们的想象力，而那个土豆用了所有装饰和风干的方法被保留了下来。艺术史学家迈克尔J路易斯（Michael J. Lewis）指出，林璎的设计“并非像她所暗示的那样展现出来时就完全考虑成熟了，在过程中和终期汇报都照例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客座专家的批评，在此过程中她作品经历了相当大的改变” 。他补充说道：“这并不是诋毁她重要的成就，而仅仅想说明，就像众多的艺术家一样，她也不愿意将被淘汰的草图拿出来展示。” 所有的学生设计都要接受伯尔所谓的“终期考评”。任何熟悉建筑学院的人都理解那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方案的完成程度差不多，都要公正地接受其他组的评图，作者也会进行有力的申辩。当然，伯尔也会给出他的评语，还有建筑师卡尔普希（Carl Pucci）和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en）——两位从纽约请来的建筑评论家。林璎知道“你唯一能为你的作品所做的就是最终的设计阐述，你诱导客座建筑师们来批评你的作品，然后你站出来开始阐释理念” 。在最终提交的方案里，她吸收了在设计讨论过程中的许多建议。其中包括将墙面做成一定的角度以及将两翼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大约30年之后，伯尔回忆道：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并不成熟，（但是它是）到当时为止林璎最好的作品。……在创造一个缓坡坡向两面挡土墙勾勒出来的V形洼地的过程中，（她）展示了一排大尺度的多米诺骨牌。普希的回应直接而切中要害：“把那东西拿出去，仅仅留下那两面墙，然后一件微型的雕塑就诞生了。” 林璎对于作品修改的回忆则有所不同。她在《疆界》一书中写道，她“摆弄着加进一些大型的厚板，看上去引向纪念碑，但是它们根本不匹配。形象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加上任何东西都会分散注意力” 。显然，那些层层跌落的厚板是关于政治多米诺理论幼稚的建筑双关语——即如果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倒向了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其他的国家也会这样做。无论如何，据伯尔所讲，“她最后提交的图纸（我记得）是黑白的草图。”这个作业他给了她一个“A”。 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