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广芹口述 日期：2015-01-28 13:08:01
刘绍棠（1936-1997），北京通州儒林村人，中国著名作家，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代表作品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京门脸子》、《敬柳亭说书》、《蒲柳人家》、《蛾眉》、《黄花闺女池塘》等。他写的短文《师恩难忘》被人教版六年级下册语文书和苏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书选入。刘绍棠和杨广芹，一个是大乱还乡的著名作家，一个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少女，在“文革”时期的非常岁月，在他们共同的家乡——大运河畔儒林村，发生了他们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邂逅。从最初的交往到第一封信的开始，她成了他心灵上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命运因此连接在一起：他因为她的保护在村上从未被冲击，她因为不批判他而不能推荐上大学；他要主宰她的思想，不让她走农村姑娘的老路；她成了他创作的原动力，活进了他的作品里；他们憧憬做精神上的夫妻，却又止步于兄妹情谊……
刘绍棠和杨广芹，非常时期的一段非常情感故事。
作者简介：
口述者 杨广芹，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通州儒林村，与“运河之子”刘绍棠同乡。一九八〇年嫁入南姚园村，居住至今。一直是农民。
记录者 沱沱，原名王慧勤，浙江天台人。现居北京。中国少年作家班导师，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教育研究与推介，并致力于社会田野调查。著有小说《虚构的村庄》、散文集《山坡书》、童话剧《98点》等。
目录：
引?子他希望我做的事情
共同的生身之地
我爷爷的运河故事
第二章最初的交往
大乱还乡的“右派”
菜园外低头轻语
我家的常客
一个藏了我俩名字的字
慌张中的知己之约
让运河水飘走我们的紧张心情
在信中，他无话不说
我是他劳动的榜样
不许我早早嫁人
“你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
我们在心灵上越来越接近引?子他希望我做的事情第一章我们的儒林村
共同的生身之地
我爷爷的运河故事
第二章最初的交往
大乱还乡的“右派”
菜园外低头轻语
我家的常客
一个藏了我俩名字的字第三章从第一封信开始
慌张中的知己之约
让运河水飘走我们的紧张心情
在信中，他无话不说
我是他劳动的榜样
不许我早早嫁人第四章桅顶一九七一
“你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
我们在心灵上越来越接近
他要主宰我的思想
一对相依为命的亲人第五章团支书和精神补充剂
特别的生日祝词
活进他的小说里
要有上进心第六章命运和他连在一起
看着我的照片写作
不批他上不了大学
对我喋喋不休的警告第七章两棵草的故事
大胆的誓约
因为他还是上不了大学
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他悲伤的梦
这份比别人更亲密的情义第八章希望与失望
长效磺胺事件
永别大学梦
“你是我的热土”
他的又一个悲伤的梦
在冬天里讲着春天的故事
“希望你跟我走”第九章风雨一九七六
为了他的才华
大地震
刻骨铭心的一次车祸
第一次讨论无果的将来
我最感动的一份礼物第十章我是春草娘
我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吗？
令我母亲震怒的提亲
亲爱的春草娘呀
他在我面前哭了
“我等你”第十一章再见了，儒林
没有书信的一九七八
我们都爱丁香花
在儒林村的最后一面
在信中纸上读他
我在腊月嫁人了第十二章我在南姚园的家
他的创作“堡垒户”
以我为原型的小说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第十三章终难圆的梦
最后一次来看我
他的病与梦
我这半生的第一封回信
我答应他的唯一一件事附?录?村里人说（二○一二年九月）
后?记《心安是归处》是本纪实作品，很难从中找寻到煽情的情节或对话，但恰是如此，文中所传递的情感既真实又深沉，在短短不过百余字的“引子”中，作家晚年留给少女的一封信，被少女当成了“遗嘱”，而口述这本著作，成为了一种心愿的实现。这有些“往事成云烟”的味道，这本书记录的，也仿佛不是历史，而只是一段情绪，一个曾经发生而注定被遗忘的故事。——韩浩月著名评论人他希望我做的事情
我现在做的是刘绍棠生前希望我做的事情。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写信给我说：
广芹：
我在儒林村的生活，你了解很多，希望你写一写，刊登出来。
一九九七年三月，刘绍棠去世，这也可以说是他给我的遗嘱。
第一章
我们的儒林村
共同的生身之地
流水光阴，恍如一梦，我这梦只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它长长久久地萦绕着我这半生。
我一九五一年生于儒林村，我出生那年刘绍棠十五岁，他的文名早已传出了儒林村。他是村民们眼中的天才和英雄，是了不起的大作家。“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他避乱还乡，我已读初中二年级。我与刘绍棠这两个儒林村的人在那样的乱世、在政治运动中竟有了命运的相交点。
儒林村的历史与风俗，我大多数都是听刘绍棠与我最亲的爷爷讲的。儒林村，很多人一听这个村名，都问我当年你们村是不是出读书子弟、秀才的门第，我说不是。我们村，外地逃荒来的，逃难来的，都是穷人，没有文化。我们村东口五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村叫沙古堆，我觉得这个村名倒挺符合我们村。当年运河修堤坝，我们村因为没有钱，只能被圈在坝外，之后每年七八月份，运河水来，就只有被淹的份，我们只能下劳力，把自家院子的地填高，也就是所谓的水涨屋高。水来水退留下许多沙土，所以我们村是运河边上水冲出来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小岛。听我爷爷说，儒林是当年逃荒来的一个小伙子的名字，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用他的名字纪念他。也有说我们村原来是清朝一个旗人的公子哥的跑马地。他让一些兵丁在此放牧养马。后来这些兵丁都在这里立了门户，成了村落，刚开始叫做儒家林，取那个公子哥的名字，后来在五十年代政府正式改为儒林村。村名是很有文化气息的，后来出了一个文化名人，就是作家刘绍棠。在刘绍棠的许多散文里，他也是这样介绍我们的同一个出生地——儒林村。
我爷爷的运河故事
我小时候就听爷爷讲故事。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是我父亲的叔叔，但因为他没有子女，我父亲待他如亲生父亲，尽到赡养的义务。他从小患眼疾，家里穷，看不起病，双目失明。虽然看不见，但聪明，很勤劳，手也特别巧，他每天都要到河边滩地去割草，割完了草，就跳到河边去摸鱼。每次都摸回一网兜的鱼。不要奇怪瞎子能摸鱼。爷爷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识水性，他知道鱼窝在哪儿，所以他一摸一个准，比明眼人还要摸得多。我爷爷身体非常硬朗，身板高大，就像电影里的大侠一样，大嗓门，光着脚。整个夏天，从不穿鞋。不怕扎。天气好，只要不刮风下雨下雪，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将吃过饭的爷爷送到运河滩上，爷爷不认得路，却认得运河边上的草、运河滩上的鱼。村里人说，我是爷爷的眼睛，爷爷不同别人说话，却同我说话。每次我们手拉手走在运河滩路上，他都要给我讲故事，晚上的时候，我从运河滩上把爷爷领回家，吃完饭，爷爷就坐在炕上讲故事，爷爷讲的故事，有义和团的，有更古的古代的，大多数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的故事，大侠很威风，把坏蛋打得落花流水。
我是运河边上长大的，却不识水性，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是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太多，我是老二，整天干活。我们村子里，爹妈最疼家里最大的与最小的孩子。为什么呀，是因为最大的孩子是爸妈的第一个孩子，稀罕，就最疼他了，接下来两个三个的，爸妈就厌烦了，要吃的要穿的管不了那么多。最小的孩子也最宠，叫老来子，是因为上年纪生的，又是心尖上的肉了。所以我姐姐最懒最娇了，当时有部电影叫《马兰花》，我姐姐就像是大兰，我就是小兰。我爱干活，我不怕累。
夏天的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下河游泳玩水，我妈就让我专门看着弟弟们，只看见他们闹得欢，却不能自己跳进水凉快凉快。我爷爷怕我和弟弟玩水太疯狂，就讲一些水的故事来吓唬吓唬我们。我记得爷爷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都是不要下水，其中有一个叫做《豆腐郎》，说的是运河边一个小伙子开豆腐作坊，小伙子每天到河边去挑水，运河的水以前特别干净，做出来的豆腐特别好吃。有一次他一根扁担肩挑两只水桶到运河打水，他刚放下两只桶，水马上就满了，他赶紧用扁担去勾水桶，但是钩子却往河的中央漂，本来这扁担钩子铁做的，是往下沉的，怎么漂起来呢？他又去勾一下，钩子又往水中漂，他的身体就跟着往里倾斜，这个时候小伙子就看见了水中一个漂亮的姑娘，小伙子被迷住了，跟着这姑娘下水成了亲，后来小伙子想家了，姑娘也不让他回家，小伙子就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看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爷爷说你们小孩子不要在水里玩，要是水里的人把你们都拉走了，你们就回不了家了。我的弟弟们都没有被吓住，照样玩水，一个夏天除了吃饭睡觉，一整天都泡在水里。只有我听话，不下水，却是在岸上提心吊胆的，眼盯着弟弟们的行动，不敢松懈，怕出事。每年，我们运河人家的孩子随着水漂走，或者有人顺着河水漂到我们儒林村，成了我们村子的人，所以我们村的人都有很多故事，不同的故事，就如一个个传奇！
爷爷还经常跟我说：做人要善，好人才有好报。我们运河边多的是水，但是好心眼的人，就是掉进水里也不会死，你不会游泳，也沉不下去。我们村还真有一个小男孩到运河玩水，脚一打滑就突然到了水中心，沉下去，眼看着就不见他的人影，突然又见到在岸边冒上头来，自己慢慢地爬到岸上。很多人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会游泳，他说不会，他说他也觉得奇怪，感觉有什么东西托着自己似的，把他给推到岸上来了。我觉得运河很奇怪，爷爷看不见身边的事物，但能知道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道理。这就是文学吧！
后来我知道，刘绍棠也是写运河的故事，因此觉得他是像爷爷一样的人物，就自然地对他敬仰崇拜起来。
第二章
最初的交往
大乱还乡的“右派”
我记得刘绍棠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回儒林村的，我当时正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刚刚开始，到处是血雨腥风。因为经常搞运动，学校里不常上课，要搞大批判，写大字报。我从小不喜欢暴力运动，也不喜欢打打杀杀，不喜欢打别人批判别人，所以回村参加劳动。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回村时第一天出工，因为正式上工，跟群众见面，村长就领着他来到田头，跟社员介绍几句，说：刘绍棠回村里参加劳动，请广大群众监督。村长说完了，刘绍棠跟大伙儿鞠一躬，也没言语，就下田开始和大伙儿一起干活了。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心里就一激灵，这人怎么这么熟，这么亲切？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穿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戴一个大草帽，脚上穿的是黑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高高大大，干干净净的，一看就像是知识分子。后来，每一年秋收割麦子，他的脖子上总是挂一条毛巾，一副干部下乡的样子。
我妈妈是个童养媳，她的公公就是刘绍棠祖父的长工。公公婆婆对我妈妈不是很好，整天让她干活，任意打骂，只有比她小七岁的刘绍棠从不欺负她，当她的小跟班，打柴，挑水，堤里、运河滩说笑玩耍，十分开心。所以没有少爷丫头的主仆关系，有着姐弟情深的特殊感情。在刘绍棠的许多小说里，都有我妈妈的形象与影子。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刘绍棠“大乱还乡”，我妈妈还是非常照顾他。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整天上村子里抓人，刘绍棠有一个本家侄子，也在敢死队，负责给刘绍棠通风报信。刘绍棠听到风声就跑到我们家后门跳过篱笆墙，躲进我二弟的房间，心惊胆战地挨到半夜，听到村子街巷都没有声音了，才又跳出后门篱笆墙，回家睡觉。那时候，刘绍棠犹如惊弓之鸟。
形势紧张的时候，村干部安排他到河滩里捡粪，不跟村里人在田里干活，为什么呢？因为在村附近干活，公社的造翻派、红卫兵、敢死队，就能很方便地揪住他，批斗他。这种批斗可不能有第一次，如果开了一个头，那么这伙人批斗就上瘾了，要是闲着没事，就会想，去把刘绍棠揪出来斗斗。你觉得好笑滑稽？那时候的敢死队，就是这样把人往死里斗。敢死队是什么人？是学校里的学生，是学生的自发组织。以前受老师家长的管制太严了，所以现在一解放了，就自由发泄压抑的心理了。
他白天也不敢独自在村里，因为有学校的革命小将、城里的敢死队点名抓他，批斗他这个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幸亏村里人有心为他开脱，派他上运河滩捡粪放牛，敢死队到儒林村大叫大嚷抓他，乡亲们就说，上运河滩捡粪去了。运河多大，多宽阔啊！村里人说，找不到，去得远了去了。你想这么大的运河滩，到哪里去找人！敢死队没法找刘绍棠，只好走人。时间一长，也就没有批斗他的念头了。所以，他在乡亲们的照顾下，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劫难。
那几年是“文革”刚刚开始，运动特别多。敢死队来，革委会来，造翻派也来。一个接着一个，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作为全国有名的刘绍棠，过的是什么日子，可想而知，他还能在人前大着嗓门放炮吗？搁谁谁也不敢！
我当时还小，只有十五岁，所以没有跟他接触。而且这中间两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去上学，“复课闹革命”。上北大“串联”，去公社搞活动，并不是经常在村里参加劳动。一九六七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北大“串联”，等着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北大住了一个礼拜，我当时梳着长辫子，因为要革命，就把辫子绞了。刘绍棠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去共青团中央当了专职作家，新时期国家培养的五年计划的作家代表。所以后来我们熟悉以后，他常开我的玩笑，说我是他的师妹，因为我们都在北大串过一回门，有一定的渊源。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他都会写上师兄师妹之间的故事，显得亲切许多。刘绍棠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想当年我进学校批的是胡适，而后来，批的却是我刘绍棠。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说历史是长眼睛的。
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离开学校，正式参加村里劳动。第一次劳动是去建榆林庄大闸，就是在我们村边修了一条河，与运河相通，有闸门就可以控制水流灌溉，有利于村里的农田水利。
我和村里的劳力在工地上挖渠道，他就在堤坝边上捡粪。挖渠道的很多人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捡粪，都有些笑话他的做派。我看他跟在我们收工队伍的后头，他推的粪车从来都是空的。干活他可不是一把手。
刘绍棠在儒林村劳动的时候，他妻子常给他送一点日常用品。我好像没见过她。但是她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她，说她也是不怎么说话，逢人只是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她都是骑自行车过来的，从北京城里到通县乡下，大概要有60公里，按照现在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以前的人就是吃苦耐劳，也是为了省点钱。送的是吃的、穿的，也有冬天生炉子的劈柴。劈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白布口袋里，驮自行车后座上，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边说话，一边摸口袋，验证一下是不是馒头。
刘绍棠在村里干一些轻松的零活，捡粪、放牛、摘墒、平渠、修道。平时能见面，但是遇到了不说话。在工地上，也有人找他聊天，因为他比较有名，十岁之前是在儒林村长大的，乡里乡亲，是知根知底的。刘绍棠的爷爷好说大话，好助人，也好听书，会说书，虽然认不得多少字，但好斯文，穿起了长衫，说话咬文嚼字。他的祖母是个贫家的女儿，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她的大哥到关外，贩卖鸦片，发了大财，成为运河滩的大地主，就想到小妹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便拨出一百亩地，租给他们家，地租比一般的佃户少，于是他们就雇起了长工。所以，他的父亲就有条件上私塾，后来又到布店当学徒，基本上是个城里人。刘绍棠的母亲非常能干，长得也很好看，听我母亲说，她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见儒林村的媳妇超过她的，刘绍棠长得就像她母亲，眉清目秀。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地低落，谁也不去搭理。干活是远远地落在后面，收工也是远远地落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