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拉德威尔，季丽娜 日期：2015-11-05 11:53:53
本年度*值得期待的作品，《异类》Outliers连续20多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中文版的上市，得到了张瑞敏、李开复、唐骏、潘石屹、徐小平、叶茂中、徐静蕾、陆川、曾子墨、胡一虎、冯唐等知名人士的一致推荐。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士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那么本书会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不！因为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忽视了成功不能缺失的两个环节：机遇和文化传承。
世上没有不想成为人上人的人，成为卓绝群伦的社会人士是创业者的梦想，别人的成功经历是成功者了解世界的一面镜子，在工作中事有所成是企业员工的追求，然而，要成为卓越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审视自己，还需要认识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被FastCompany杂志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的怪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轶闻趣事的天才”（《华尔街杂志》语），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分析了天才生长的机遇和文化传承这两个原因，他会带你走进每位成功人士生长的环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文化、他们的种族文化、他们的教育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纹理清晰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英文版异类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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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在《异类》一书中，美国的怪才格拉德威尔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
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不信，你可以查查英格兰两大前锋欧文和鲁尼的生日）；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
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
为什么对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统计结果会这样一致“意外”？这是因为：
英超球员注册时间是9月。在同龄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
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长，是因为他们正赶上企业重组的法律诉讼出现革新的时候，而他们移民到美国的祖辈们的经历又让他们出色地掌握了抓住机遇的能力。
因此，那些奇才异类，他们之所以神奇，得感谢机遇的眷顾。不过，除了机遇之外，他们的成功还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中国人的数学之所以比西方人的数学成绩优秀，得意于中国人根植水稻的勤劳精神和汉字读音的简洁明了。韩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高的飞机失事率，也是因为韩国上下级之间过于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的，韩国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机长的助手发现险情时，无法第一时间向上级明确地汇报。
如果不听听性格比较张扬的格拉德威尔怎么说，你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还那么原始。正如格拉德威尔在另外一个例子所说的，如果没有机遇和环境的熏陶，即便是世界上智商达到195的人（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也只能做一份年收入6000美元的保安工作。
因此，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
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被《快公司》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曾是《华盛顿邮报》商务科学专栏作家，目前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2005年，他更是创造书市神话，两部作品TippingPoint（《引爆点》）和Blink
目录：
序罗赛托之谜
第一部分机遇
第一章马太效应
第二章10，000小时的标准
第三章天才的烦恼（第一部分）
第四章天才的烦恼（第二部分）
第五章乔·弗洛姆的三节课
第二部分传承
第六章哈兰，肯塔基州
第七章造成飞机失事的民族理论
第八章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第九章玛丽塔的契约
后记一个关于牙买加人的故事张瑞敏、李开复、唐骏、潘石屹、徐小平、叶茂中、徐静蕾、陆川、曾子墨、胡一虎、冯唐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一致推荐中国读者阅读。格拉德威尔以精彩的笔墨，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关于成功的等式：才智＋社会环境＋机遇＋勤奋＝成功。而我们过去常忽略的，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罗赛托之谜
那里的人们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纪才死去。确实如此。
Out·li·er：离群值，异值，局外人，与众不同之人；名词
1.离开主体或者相关本体的东西；
2.一个在数值上能与其他样本显著区别开的可观察到的统计量。
1
地处亚平宁山麓的罗赛托属于意大利福贾省，位于罗马东南方，距离罗马一百多公里。这个保存着中世纪风格的小城，环绕着一个面积很大的中心广场。正对着广场的，是马切斯宫，这是当时的大地主萨吉斯家族的宫殿。穿过一道拱门，便进入了卡米尼教堂——为卡米尼圣母而建。沿着山坡狭长台阶的两侧，是一排排两层的盖着红瓦的石头房屋。
几个世纪以来，罗赛托这些“意大利老乡”不是在周围山上的采石场上工作，就是在山谷的梯田里种植。每天早上步行四五英里到山下，傍晚，经过一天的跋涉之后又原路返回山上。他们的生活是艰辛的。小城的居民大字不识，生活贫苦，经济条件的改善，似乎遥遥无期。直到19世纪末，大洋彼岸的另一大陆进入罗赛托人的视野，才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1882年1月，11位来自罗赛托的意大利人——10个成年男子和1个男孩——扬帆航向美国纽约。初到美国，他们在曼哈顿意大利城桑树街一家酒馆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随后，他们便向西部地区挺进，甚至来到宾夕法尼亚的班戈城以西90英里之外的采石场寻找工作。随后几年，又有15个来自罗赛托的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其中一部分也在班戈城以西的采石场落脚，加入先前到达同胞的行列。这些移民回到罗赛托之后，又点燃了当地人来到新世界的希望，很快，一群一群的罗赛托人收拾好行囊，奔向宾夕法尼亚，形成移民的大潮。仅在1894年，就有1200个罗赛托人申请来到美国，把世代生活的村庄，留在身后。
一些罗赛托人开始在一个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购买土地，这个地方通过一条只能通过四轮马车的街道和班戈城相连。他们沿着山坡狭窄的街道修建了一排又一排两层红瓦的石头房屋。他们修建了一个教堂，命名为卡米尼教堂，并把这条主街道命名为加里波第大道，加里波第是统一意大利的英雄。起初，他们把这个小城称为“新意大利”，但很快又改称罗赛托，因为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罗赛托这个村庄，这样称呼才名副其实。
1896年，一位年轻富有活力的牧师接管了卡米尼教堂，他就是帕斯夸里·德·尼斯科神父。德·尼斯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设置了不少节日。他鼓励本地居民清扫街道，在自家面积宽敞的后院种植洋葱、豆类、瓜果、马铃薯和果树，他提供种子。他们在这个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罗赛托人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养猪以及种植葡萄树，自己酿制葡萄酒。接着，他们又建造了学校、公园、女修道院和一块墓地。在加里波第大街两旁，开始出现小商店、面包房、旅店、酒吧。随后又涌现了十二家以上的制衣厂，从事服装贸易。紧邻班戈城的是较大的威尔士城和英格兰城，紧接着是有名的德国城，这意味着——在那个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的关系弄得比较僵的年代——住在罗赛托的只能是罗赛托人。在20世纪刚开始的几十年里，如果你在宾夕法尼亚罗赛托城的街道上漫步，你听到人们所说的只有意大利语，不仅如此，这里的人们所说的语言，是意大利福贾南部罗赛托城的地地道道的方言。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只是意大利罗赛托的一个缩影，是一个不为周围社会所知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因为一位名叫斯图尔特·沃尔夫（StewartWolf）的人，罗赛托也许依旧不为外人所知。
斯图尔特·沃尔夫是一名医生，任职于俄克拉何马大学医学院，主要研究胃的消化功能。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度过一个夏天，这里距离罗赛托很近——即便如此，他对罗赛托也鲜有耳闻，因为罗赛托的居民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便是邻近的城镇居民都对罗赛托知之甚少。“有一个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当地的社会医疗机构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沃尔夫在多年之后的访谈中说道，“演讲结束之后，当地的一名医生请我喝啤酒。喝酒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从事医疗行业已经有17年了。我医治过很多病人，但我发现，从罗赛托过来的病人，很少有65岁以下的人有心脏病。’”
沃尔夫觉得很惊讶。在20世纪50年代，预防和治疗心脏病的降胆固醇药物和侵入性治疗方法都还没有出现，心脏病成为美国人生命的一大威胁。在65岁以下的死亡者中，心脏病是致死的首要因素。一般来说，作为医生，是不可能不会见到心脏病死亡病例的。
沃尔夫决定展开调查。他得到了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同事和他的一些学生的支持。他们收集了罗赛托死亡居民的死亡证明，尽最大努力收集死者生前的资料，他们分析了死者的医疗记录，探询了死者的用药记录和家族历史。“我们非常忙。”沃尔夫说，“我们打算作个初步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从1961年开始。当时小城的市长对我说，‘我所有的姐妹都可以给你做帮手。’他有四个姐妹。他说，‘你可以住在参议厅里。’我说，‘如果这样，你又到哪里召开参议会？’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把会议往后顺延一下。’他的那几个姐妹为我们提供午餐。我们搭了一个很小的棚子，可以在里面提取血液，做心电图。我们在这待了四个星期。随后，我们和这里的一些比较有威望的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让我们整个夏天都住在学校里面，我们邀请了所有罗赛托的居民进行了测试。”
结果令人惊讶。事实上，年龄在55岁以下的罗赛托居民没有一位死于心脏病或者有心脏病的迹象。65岁以上的人当中，罗赛托居民因为心脏病死亡的概率，还不到全美国心脏病死亡率的一半。实际上，在30~35岁的罗赛托居民中，各种原因致死的死亡率，也远低于原先的预期。
沃尔夫的朋友约翰·布鲁恩，是同样来自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帮助沃尔夫，参与了这项调查。“我雇了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和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让他们去采访当地的民众。在罗赛托，我们一家一家地拜访，和21岁以上的每一个人交谈，”布鲁恩回忆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一说起这次发现，布鲁恩的语调中依旧透露出惊奇不已的感情。“那里没有自杀者，没有酒鬼，也没有吸毒的瘾君子，很少见到犯罪行为。那里任何人都不曾有什么福利。我们以为这里会有一些胃溃疡患者，结果没有发现一例。那里的人们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纪才死去。确实如此。”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沃尔夫发现的罗赛托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与日常经历的地方与众不同的所在，一般的规则在这里不再适用。罗赛托的居民属于异类。
2
沃尔夫首先想到的，是罗赛托人可能有着从“旧世界”沿袭过来的特别的饮食规律，这就使得他们比其他美国人的身体更健康，但他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喜欢用猪油做饭，而不是像过去在意大利一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通常，意大利比萨是加了食盐、油，或者加上一点土豆、凤尾鱼、洋葱的薄薄的面饼，但在宾夕法尼亚，比萨却是加了香肠、意大利香肠、意大利腊肠、火腿和鸡蛋的生面包。意大利脆饼和意大利特拉利咸饼干一般都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准备的，但在罗赛托，这里的居民一年到头都吃这些。当沃尔夫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罗赛托人的饮食习惯时，发现几乎有41％的食物都属于容易使人发胖的食物。在这个小城，你很少看到有人一大早就出去练瑜伽或者是小跑6英里。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人抽烟也很凶，而且很多人在和肥胖病作抗争。
如果饮食和身体锻炼不能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吗？罗赛托人是来自意大利同一地区的“血统纯正”的群体，沃尔夫于是想到，是不是他们拥有抵抗疾病的独特能力。因此，他开始搜寻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那些罗赛托人，看他们是否像宾夕法尼亚的同胞一样，也拥有非常棒的健康状况。但结果并非如此。
接着，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罗赛托人生活的这块区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得生活在宾夕法尼亚这块丘陵地区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健康？紧邻罗赛托的两个城镇是班戈城和拿撒勒，班戈城位于山脚下，而几英里之外，就是拿撒勒。它们的规模都和罗赛托不相上下，这里生活着的同样是辛勤劳作的来自欧洲的移民。沃尔夫把两个城镇的医疗记录梳理了一遍，发现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当中，因为心脏病造成的死亡率，班戈城和拿撒勒都高于罗赛托三倍。这种解释宣告失败。
最终，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不是饮食，不是锻炼，也不是基因或者方位。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就在罗赛托自身。当布鲁恩和沃尔夫漫步在这个小城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他们看到罗赛托人喜欢互相串门，经常可以看到罗赛托人在大街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或者邀上好友在自家的后院聚餐。他们发现，在这个城镇的社会结构中，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看到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众多家庭和家庭的祖孙三代，长辈在这里受到家人特别的尊重。在卡米尼教堂，他们看到教堂是如何使得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那么融洽平和。在这个不到两千人的小城，他们发现的独立的市民团体就有22个。他们了解到，在这里的社团，人人平等，社团鼓励那些富有的人士，抛开他们成功的浮华一面，去帮助那些非成功人士克服生活中的挫折。
为了让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植根于宾夕法尼亚东部的这块丘陵，罗赛托人发展出了一个强大的、能够自我保护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于遭受现代社会的冲击。罗赛托人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山丘上建设的这片小天地。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罗赛托的时候，看到祖孙三代一起用餐，看到很多面包师；在大街上，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则坐在门廊上聊天；白天，穿着工装的妇女们在磨坊里忙碌，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忙碌着，”布鲁恩回忆说，“这真是奇妙极了。”
你可以想象，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把他们的发现，首次向医学界披露的时候，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在讨论会上，他们没有像同行那样，引用一长串的数据和复杂的图表，去分析基因类型或者生理学机能，相反，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人们在大街上唠家常以及祖孙三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种种神秘而又奇妙的益处。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长寿的原因在于一个人自身——也就是说，取决于个人的基因。一个人是否长寿也取决于个人的行为习惯——我们的饮食、锻炼、我们的医疗条件。没有人想过健康还和社团这个概念相关。
沃尔夫和布鲁恩试图说服相关医疗机构，使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健康和心脏病预防的相关问题：他们必须让那些人明白，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行为决策方面孤立地看待其健康问题，必将误入歧途。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体。他们必须明白，他或者她秉承的习惯，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自于其家庭生活的城镇。他们应该对那些能够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周围人群的价值观心存敬意。
就像沃尔夫帮助我们理解健康的根源一样，在《异类》中，我们也将一同理解什么是成功的根源。第一章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新约·马太福音25：29》
1
2007年5月一个和煦的春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
温哥华，两支曲棍球劲旅梅迪辛哈特猛虎队与温哥华巨人队在这里争夺本届曲棍球纪念杯赛的冠军。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联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少年曲棍球联赛之一，而猛虎和巨人又是其中的两支劲旅。未来的体育明星就从这里诞生——这些球员都只有十七八岁，从学会走路开始，他们便学会了滑冰、控制曲棍球圆盘、射门。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这场比赛。温哥华街头巷尾的路灯灯柱上，处处挂满了纪念杯赛的宣传横幅，门票早已一售而空。球场的冰面上铺着鲜艳的红地毯，球赛的报幕员兴高采烈地向观众介绍观看比赛的达人显贵：首先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省长戈登·坎贝尔，接着，在铺天盖地的掌声中出场的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曲棍球球星高迪·赫威——“曲棍球先生！”报幕员扯高嗓门介绍着高迪·赫威，“女士们先生们，曲棍球先生！”
接下来的60分钟，两支球队奉献了一场攻击性十足的精彩比赛。第二局刚开局，温哥华巨人队的马里奥·布林奇内克射门，球反弹入网，巨人队取得领先。第二局快结束的时候，猛虎队获得扭转战局的机会，得分高手达伦·赫威快速挥杆打门，敲开了巨人队守门员泰森·塞克斯史密斯把守的大门。比赛进行到第三刻钟，温哥华巨人队进行反击，并且打进了决定比赛胜负的进球——那一刻，猛虎队的守门员失望透顶——而温哥华巨人队则第三次获得了冠军。
比赛一结束，得胜的一方和他们的父母便欢呼着走进更衣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也紧随其后。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雪茄的烟味、香槟的酒味以及曲棍球鞋的汗味。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手工书写的横幅：“勇于拼搏”。巨人队的主教练唐·海耶斯站在房子中央，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我为这些小伙子自豪，”他说，“只要在更衣室看看，你就会知道没有谁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比赛。”
加拿大的曲棍球汇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加拿大，很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小孩，便已经处于曲棍球“入门级”的水准。此后，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级别的赛事。每个级别的比赛都会对运动员进行详细的审查评估，优秀者即可获得晋升下一级别比赛的机会。超过15岁的运动员可以参加青少年联赛，青少年联赛又分成了四个级别。社区联赛（houseleagues）主要是娱乐性质的比赛；青少年B级联赛是由加拿大乡下一些小球队参加的比赛；青少年A级联赛比B级联赛高一级，而甲A联赛是这个金字塔式联赛的最高一层。如果你能在甲A联赛中冲击纪念杯赛，那意味着你站在了最高一层的制高点。
这是很多体育运动培育未来之星的重要方式。欧洲和南美培养足球运动员以及奥运会挑选运动员都是这种模式。事实上，传统音乐体制音乐人才的选拔，世界芭蕾人才的挑选，培养科学家和知识群体的教育体制，他们的人才培育方法也如出一辙。为了发现最优秀的人才，在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撒下大网，竭尽所能地发现他们培养他们。
你自己也许无法“买通”通往曲棍球甲A联赛的道路，但你的父母能做到，你的祖父能做到，或者你的家族能做到。即使你生活在加拿大最北边省份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买通”这条道路。假如你具备曲棍球运动的潜质，散布各地的曲棍球球探就肯定能发现你；假如你有志于投身这项运动，这种联赛模式也一定会回报你。球员的成功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对球员的相关评价自然就相当重要，但对球员的评价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成绩和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成绩和其他无关的依据。
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这是一本谈论那些与众不同之人的书，这些与众不同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的成就超越了常人。在每章的前面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形形色色的天才：商业大亨、摇滚歌星和计算机黑客；我们将向你揭开著名律师成功的秘诀，如何从糟糕的飞行员中甄别出佼佼者，并且向你解释为什么亚洲人在数学方面能取得卓越的成绩。然后进一步审视我们身边的那些卓越者——他们娴熟的技术、过人的才干和充沛的干劲是怎么来的？——我最终得出的结论简单明了：我们以前对成功的理解常陷入误区。
我们过去对成功者的关注都是些什么？我们总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个性，他们的才智如何，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或者他们是否拥有某种天赋。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顶尖高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禀赋。
每年都会出版很多亿万富翁、企业家、摇滚歌星等社会名人的自传。自传里面主人翁的故事彼此相似：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诞生了我们的英雄，他磨炼自己的美德，发挥自己的天赋，他不断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圣经》里面的约瑟夫，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最后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埃及法老不可或缺的臂膀，权力显赫一时。在19世纪的作家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的著名小说里，一名出生于纽约贫民区的年轻小伙子，凭借自己的勇气获得了巨额财富。杰布·布什，其祖父是华尔街大银行家、美国参议员，父亲是美国总统老布什，兄弟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但在谈到这些身份对他经商的影响时，杰布·布什却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时候，杰布·布什一再声称自己是“白手起家者”。当我们考量成功时，总有一本尺子植根于我们内心，这把尺子一味强调成功人士的个人努力，但很少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昂起你们的头！”多年以前，罗伯特·温思罗普在为美国独立的大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向听众们说：“仔细看看一个人是怎样白手起家的：他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他人资助；在不向所有人开放的早期教育中，他没有任何的优势——而现在，教育向你们所有人敞开怀抱；在他早期的雇员生活中，他几乎就是生活在商行中的仆人。但是，在世的时候，他能够在众王①面前站立；死后，他的名字被世人永远牢记。”
我希望你读过《异类》之后能够明白，这种解释个人成功的观点并不准确。人们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拥有一定的禀赋和资助。能在众王面前站立的人，好像完全凭借他自己的能力，事实上，总有潜在的优势、非凡的机遇和文化传统令他们获益，使得他们更努力地学习或者工作，使得他们的世界与众不同。我们成长的年代和成长的地域各异，我们生长的文化氛围和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对我们取得成就的影响难以想象。仅仅问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够的，换言之，我们只有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才能真正揭示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获得成功，而有的人却成功了。
生物学家经常讲生物体的“环境适应学”：森林里长得最高的一棵橡树，之所以能够长得最高，不仅仅因为长成这棵橡树的种子最坚硬；还因为没有别的树木遮蔽它的阳光，因为树木周围的土壤肥沃而深厚；当这棵树还是幼苗的时候，没有野兔咬啃它的树皮，也没有伐木工人在这棵树木还没长成参天大树之时来砍伐。我们知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来自一粒坚硬的种子，但我们是否知道照耀他们的阳光，知道他们植根的土壤，知道他们能够幸运地躲避野兔或者伐木工人的遭遇？这不是一本专注于一棵大树的书籍，这是一本放眼整片森林的书籍——曲棍球运动是这本书的绝好的起点，因为要了解一个运动员为什么能够站在曲棍球世界的顶峰，的的确确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复杂的事。其实，这种分析完全可以说是陌生的。
3
下面是2007年梅迪辛哈特猛虎队注册球员的名单。仔细瞧瞧，看看你能否发现其中的一些奇怪的特点。
号码
姓名
位置
左手/
右手 身高（英尺） 体重（磅） 出生日期
出生地9
布伦南·博施
中场
右
5’8
173
1988.2.14
萨斯喀彻温省马腾斯维尔市
11
斯科特·文斯登
中场
右
6’1
188
1988.1.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岸市
12
科尔顿·格兰特
左边锋
左
5’9
177
1989.3.20
亚尔伯达省斯登德特市
号码
姓名
位置
左手/
右手 身高（英尺） 体重（磅） 出生日期
出生地14
达伦·赫威
左边锋
左
6’0
182
1987.1.21
曼尼托巴省St.安德鲁斯市
15
德里克·多萨特
右边锋
左
5’11
178
1986.12.20
萨斯喀彻温省金德斯利市
16
戴纳·托德
中场
右
5’10
173
1987.1.10
亚尔伯达省红鹿市
17
泰勒·斯维斯腾
右边锋
右
5’11
185
1988.1.15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9
马特·劳伦
中场
右
6’0
186
1988.3.2
曼尼托巴省尼帕瓦市
20
凯文·安德萨特
左边锋
左
6’0
178
1987.4.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1
杰瑞德·绍尔
右边锋
右
5’10
196
1987.9.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2
泰勒·恩尼斯
中场
左
5’9
160
1989.10.6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23
乔丹·斯克马特
中场
右
6’0
183
1990.4.1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秘申市
25
杰克布·罗蒙
右边锋
右
5’8
166
1987.1.27
斯洛文尼亚哈恩斯诺维奇
28
布雷顿·卡梅伦
中场
右
5’11
168
1989.1.26
亚尔伯达省迪兹博利市
36 克里斯·史蒂文森
左边锋 左 5’10 197 1986.8.2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市
3
果登·鲍尔温
后卫
左
6’5
205
1987.3.1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湖市
号码
姓名
位置
左手/
右手 身高（英尺） 体重（磅） 出生日期
出生地4
大卫·肖勒马克
后卫
左
6’1
195
1987.3.7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5
特雷弗·格拉斯
后卫
左
6’0
190
1988.1.22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0
克雷斯·拉塞尔
后卫
左
5’10
177
1987.3.2
亚尔伯达省卡罗琳市
18
米切尔·绍尔
后卫
右
6’3
205
1987.8.7
美国明尼苏达州斯达特市
24 马克·伊舍伍德 后卫 右 6’0 183 1989.1.3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伯茨福市
27
肖纳·布朗
后卫
左
6’1
198
1989.2.20
亚尔伯达省石原市
29
乔丹·邦德法德
后卫
右
6’3
230
1988.2.9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
31
赖安·霍法德
守门员
左
5’11
166
1989.6.29
萨斯喀彻温省拉诺市
33
马特·科特赖
守门员
右
6’2
189
1986.4.27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看到了吗？但愿你不会觉得诧异，因为多年以来都没人注意到曲棍球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位名叫罗杰·巴恩斯利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注意到这种与年龄相关的现象。
有一次，巴恩斯利在南亚尔伯达省观看莱斯布里奇野马队的曲棍球比赛，这是一支甲A联赛的球队，与温哥华巨人队、梅迪辛哈特猛虎队处于同一级别。他的妻子保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同观看了这场比赛。就像你观看比赛那样，他的妻子浏览完出场球员的名单，准备开始观看这场比赛。
“罗杰，”她说，“你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罗杰肯定地回答说：“他们的年龄都在16岁到20岁之间，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60年代后期出生的。”
“不，不，”保拉继续问，“他们是什么月份出生的？”
“我起初认为她疯了，”巴恩斯利回忆说，“但我还是再仔细看了一遍，她的发现令我大吃一惊。大部分球员都出生在1月、2月和3月，无论出自哪种原因，这都令人难以置信。”
回家之后的那个晚上，巴恩斯利尽可能地收集了许多职业曲棍球运动员的出生日期，结果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于是，巴恩斯利、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位同事对安大略青少年曲棍球联赛的所有球员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还是如此：1月份出生的球员在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远远超过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呢？2月份。第三位的呢？3月份。巴恩斯利发现，在安大略曲棍球联赛中，1月份出生的球员人数几乎是年末12月份出生球员人数的5.5倍。巴恩斯利又调查了著名球队中所有11岁和13岁的球员——这些球员将来是巡回赛的中坚力量，结果依旧如此。他又调查了曲棍球国家队，结果仍旧毫不例外。越是调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发现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一项铁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曲棍球运动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越者中的卓越者——无论何时，你都能够发现，1月至3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40％，4月至6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10％。
“我从事心理学研究许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明显的例子，”巴恩斯利说，“你用不着去作统计分析，瞧一下就知道。”
回顾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例子，你是否发现，25名球员中，有17名球员出生在1月份、2月份、3月份或者是4月份。
以下是纪念杯赛决赛前面两个进球的现场解说，只不过这次，我用球员的生日代替了球员的名字。结果，这段解说的内容听起来不再像是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冠军争夺战，反倒像是一群有着星座符号，出生在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时段的青少年，进行的一场陌生的体育宗教典礼活动。
“3月11”开始逼近猛虎球网的一侧，把球传给队友“1月4”，后者把球传给“1月22”，“1月22”回传给“3月12”，“3月12”冷静地把球射向猛虎守门员“4月27”。“4月27”封堵了这次打门，但球回弹到了温哥华队“3月6”附近。“3月6”打门！虽然梅迪辛哈特的后卫“2月9”和“2月14”俯身救球，但已经回天乏力，“1月10”懊丧无比。“3月6”破门得分了！！！
现在，让我们欣赏下一个入球。
梅迪辛哈特开始反击。猛虎队的主要得分手“1月21”带球从右路下底，他停下来转身调整，躲避温哥华防守队员“2月15”的回防。“1月21”凭借娴熟的技术，把球传给队友“12月20”，“12月20”反手传球，球轻松过掉对方防守球员“5月17”，传给了“1月21”，“12月20”向对方的“5月17”耸耸肩——哦！过得这么漂亮，真是抱歉！“1月21”得球后顺势打门！温哥华的后卫“3月12”俯身救球，但已经无能为力，丢球后的温哥华守门员“3月19”面无表情。“1月21”破门得分！！！他高举双手庆贺，他的队友“5月2”高兴得跳到了他的背上。
4
事实上，一年中的前三个月并没什么特别的魔力，这种现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1月1日，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必须是在1月1日之前满了9岁，才可以进入9岁以上曲棍球联赛。也就是说，一个在1月2日就已经10岁的男孩，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男孩，却只能被暂时晾在球场一边——这个年龄正是发育的青春期，12个月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
这就是加拿大，这个地球上曲棍球运动最为狂热的国度——教练从那些小有名气的球队为曲棍球巡回赛挑选球员——队员年龄都在9岁至10岁之间挑选，当然，他们最希望从那些具备年龄优势的球员当中发现天才球员。
一个球员如果能有幸进入曲棍球巡回赛，他将获得什么？他会拥有优秀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一个赛季50到75次的出场机会，而不是像“社区联赛”一样，一个赛季只有20次的出场机会，他的比赛时间增加了两到三倍。起初，他的优势或许并不明显，但只要他是一块好料子，通过良好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练习，他就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优秀者。当他13岁或者14岁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被选进加拿大曲棍球联赛，从这里，他将走进更为顶尖的联赛。
巴恩斯利认为，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三个环节，无一例外地存在马太效应。假如你从球员年龄很小的时候便确定谁优秀谁较差，假如你要从“平庸者”当中挑选出“佼佼者”，假如你要为“佼佼者”的训练开小灶，那么，你最终会把机会留给一小部分球员，这些球员的出生日期最为接近法定注册时间。
但在美国，橄榄球和篮球运动都不存在这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两类运动不存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的问题，结果，很多年幼的小孩，虽然体质上处于弱势，但依旧和那些比他或者她更为成熟年长的人同场竞技。但棒球运动却存在这类问题。在美国，非学校棒球联赛的法定注册时间是7月31日，结果联赛中，8月份出生的球员远远多于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数字令人惊讶：在2005年美国棒球联赛中，有505名球员出生在8月份，7月份出生的球员只有313人）。
欧洲足球的组织模式和曲棍球、棒球的模式非常相似——球员的出生日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在英国足球联赛，球员注册的法定时间是9月1日，在前几年的英超联赛中，有288名球员出生在9月份至11月份，仅仅136名球员出生在6月份至8月份。国际足联规定的球员注册时间，一贯是8月1日，在一届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有135名球员在8月1日之后的三个月出生，仅仅22名球员出生在5月份、6月份和7月份，现在，国际足联青少年锦标赛的注册时间调整成了1月1日。让我们看看2007年夺得世青赛冠军的捷克斯洛伐克世青队的出场球员名单。
下面是一份似曾相识的名单：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杰科夫·马赛尔 1988.1.01 中场
2 鲁德克·弗雷季奇 1987.1.03 守门员
3 彼得·乔丹 1987.1.05 中场
4 杰克布·多纳里克 1988.1.12 后卫
5 杰克布·马瑞斯 1987.1.26 中场
6 米切尔·赫德 1987.1.27 后卫
7 马雷克·斯特雷斯蒂克 1987.2.01 中场
8 杰雷·瓦雷塔 1988.2.14 中场
9 简·西门内克 1987.2.20 后卫
10 托马斯·奥克雷斯特克 1987.2.21 中场
11 雷特克·彼得 1987.2.21 守门员
12 奥德里奇·马祖奇 1987.2.24 后卫
13 奥德里奇·库得拉 1989.3.15 中场
14 马瑞克·苏奇 1987.3.26 后卫
15 马丁·芬尼 1988.3.29 中场
16 卢布斯·卡兰达 1987.4.16 中场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7 托马斯·皮考特 1989.5.26 中场
18 卢卡斯·库邦 1987.6.22 后卫
19 托马斯·西拉 1987.6.24 后卫
20 托马斯·弗雷斯特克 1987.8.18 守门员
21 托马斯·米科拉 1988.9.26 中场在国家队的集训中，捷克队的教练组或许可以劝告夏季中期之后出生的每一位球员，他们完全可以收拾行李回家，没必要留在国家队。
曲棍球和足球毕竟只是一项运动，参与的人数不多。但在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域，这种偏见依旧顽固地存在着，例如教育领域。一年之中，比入学月份晚一些出生的同一入学年龄的儿童，他们的家长常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领回家：理由是，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他很难和比他早几个月出生的孩子相处。但是大部分儿童家长想当然地以为，不管自己年龄偏小的孩子起初处于怎样不利的地位，这种劣势最终都会在幼儿园被改变过来，但这仅是一相情愿。这将又是一个曲棍球怪圈。一个学年中早期出生的儿童比晚期出生儿童的这点优势，始终都会存在。从这时始，这些孩子就被贴上了杰出者、非杰出者，他们或得到鼓励或受到冷遇，这种不同的待遇将长时间存在。
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凯利·贝达德和伊丽莎白·杜伊——曾对参与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的简称，每四年对全球青少年进行一次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试）的青少年的出生月份和其测试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她们发现，在四年级的学生中，同一年龄出生最早的孩子比出生最晚的孩子，成绩高出4到12分。杜伊认为这种差别“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两个智商相等的四年级小孩，他们在入学注册的时候，虽然年龄相同，但因为出生月份存在差异，如果出生较早的小孩能够获得80分的测试成绩，那么比他出生晚的小孩测试的成绩就可能只是68分。这种成绩上的差距决定了谁能够赢得接受更好教育的资格，谁将被淘汰。
“这就好像是体育运动，”杜伊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依据个人能力被划分了类别，例如谁拥有阅读的天赋，谁拥有数学特长。所以，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当他在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老师观察他的能力时，他的老师常常会被其年龄优势蒙蔽。教师们常常会把年龄较大的学生划到优等生里面，这些优等生能学到更多知识；第二年，优等生的地位保证了他们的成绩更为优秀；再过一年，同样的优势可能保证他们进入拔尖学生的行列。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唯有丹麦没有这类现象。他们的政策规定，不能对10岁之前的孩子进行优等生或者普通生的划分。”换言之，丹麦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消除掉孩子的年龄差别之后，才进行选拔。
随后，杜伊和贝达德又对大学生进行了统计分析，她们的发现如何？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中——这里拥有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每个年级同一年龄但出生相对较晚的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到11.6%。最初年龄带来的差异到此时依旧没有消除掉，还在继续发挥影响。成千上万在起点就处于劣势的学生步入大学的时候显示了他们的差异，而处于中间层次的学生却不存在这类现象。①
“说起来真好笑，”杜伊说，“我们随意决定的注册时间，竟然造成了这样深远的影响，真不可思议，但没人注意到这些。”
5
让我们再反思一下曲棍球运动中出生日期与成功之间的关系。
曲棍球的事例告诉我们，那种认为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种想法实在太单纯了。没错，那些拥有一定职业水准的曲棍球运动员当然比你我都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但他们也是一出生就走了大运，他们一开始就有机遇惠顾。这种机遇不是挣来的，不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机遇在他们的成功历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是说，成功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变得更为成功。税收越减免，富人获利越大；教育越优越，受到的鼓励越多，优秀的学生越优秀。9岁和10岁的孩子越是年龄偏大，越是拥有最好的教练、最科学的培养。套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成功是“累积效应”的结果。职业的曲棍球运动员在起点上，只是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稍微好一些。在起点上的这一点区别使得之后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后，这种刀锋效应又引起区别的进一步扩大——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让一位曲棍球运动员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起初只不过比他人稍强一点罢了。
年龄相关性造成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我们力图挑选最卓越者的体制并不是很有效。我们尽早设立明星联队以及天才培训计划的初衷，是建立最好的体制，避免天才从我们眼皮底下流失。但我们再看看捷克共和国足球队的名单，便会发现这里没有7月、10月、11月或者12月出生的球员，只有两名球员分别出生在8月和9月。下半年出生的球员寥寥无几，不是被人们视而不见，就是游离在球场之外。捷克运动人口中的一半天才已经被浪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你喜欢运动，但很不幸，你出生在下半年，那么，你会怎么办？你当然不会选择足球。这种运动的出牌方式不适合你，所以你应该选择另外一项捷克人喜欢的运动——曲棍球。但是且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几分原因）！这是2007年排在世界第五位的捷克青少年曲棍球队名单。
号码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戴维·凯文顿 1988.1.03 中场
2 吉瑞·苏奇 1988.1.03 后卫
3 迈克尔·科拉基 1987.1.12 后卫
号码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4 吉克布·沃基塔 1987.2.08 后卫
5 吉克布·金得 1987.2.10 后卫
6 迈克尔·弗洛林克 1989.2.17 中场
7 马丁·汉赞 1987.2.20 中场
8 托马斯·斯沃伯达 1987.2.24 中场
9 吉克布·塞尼 1987.3.05 中场
10 托马斯·昆德卡 1987.3.10 后卫
11 加洛斯勒夫·波顿 1987.3.26 后卫
12 H·O·波兹维尔 1987.4.22 后卫
13 丹尼尔·里科斯 1987.5.25 中场
14 大卫·库切季达 1987.6.12 中场
15 沃勒得米尔·绍伯卡 1987.7.02 中场
16 吉克布·科沃 1988.7.19 守门员
17 鲁卡斯·沃切 1987.7.20 中场
18 吉克布·沃伦奇克 1989.8.15 中场
19 托马斯·玻斯比斯尔 1987.8.25 中场
20 奥得里金·佩维里奇 1987.8.31 守门员
21 托马斯·科纳 1987.11.29 中场
22 米切尔·雷彼克 1988.12.31 中场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出生在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人来说，他同样可以放弃曲棍球运动。
我们列举了这么多关于成功的事例，你从中看出一些门道了吗？由于我们过于把成功放在个人身上，使得其他人丧失了出人头地的机遇。我们制定的很多规则阻碍了一些人可能获得的成就，我们早早就断定某些人难成大器。我们对那些成功者心存敬畏；对那些失败者却不屑一顾：我们大部分人因此变得逆来顺受。我们在判断谁能成大事谁不行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我们能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我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社会。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会发现法定注册时间对起步者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依据球员出生的月份，把曲棍球联赛分成两组或者三组，让球员分到合适的组，然后再从各组挑选优秀球员组建明星联队。如果那些在年底出生的捷克和加拿大球员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么，能够入选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的球员人数就会增加一倍。
学校同样能够这样做。中小学可以让1月、2月、3月和4月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夏季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秋季出生的学生组成另外一个班。这样能够让处于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共同学习共同竞争。这种方法看起来比较复杂，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实际上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增加额外的资金成本，并且能为那些在教育体制下常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过错——搭建一个发展的平台。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管理评价机制——不仅仅局限于运动领域，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只要是与此相关的领域都能这样做。但我们却无动于衷，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总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仅与其个人的禀赋有关，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围世界以及我们所谓的社会订立的规则，则与成功毫不相干。
6
在纪念杯赛决赛之前，高迪·温斯登——他的儿子斯科特是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队员——站在冰球场的一侧，谈论他的儿子。他戴着梅迪辛哈特队的棒球帽，穿着梅迪辛哈特队的黑色T恤。“当他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温斯登回忆说，“他和他的弟弟即便出去散步，手里也拿着曲棍球杆挥来挥去，他们能在厨房地板上从早到晚地玩曲棍球。斯科特对曲棍球一直都非常着迷，在未成年人的曲棍球比赛中，他一直担任球队主力。当他初出茅庐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顶级球队踢球了。”温斯登的情绪显得有些紧张激动：他的儿子即将面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不管是怎样的结局，他都需要拼尽全力。我为他感到骄傲。”
激情、天分、勤奋，所有这些都是获得最大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没有说及，那就是温斯登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的儿子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过同龄人的？“你不知道，在同龄人当中，他处于老大的位置，他身体特别棒，在很小的时候，他便掌握了得分的诀窍。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球队的队长……”
同龄人中的老大？是的，斯科特的生日是1月4日，1月1日之后的这三天对希望成为优秀曲棍球运动员的人来说，是绝对合适的出生时间。他是幸运者之一，假如，那时候的曲棍球体制制定者一时兴起，把加拿大曲棍球注册时间推迟到年底，那么，他就可能只是一个坐在看台上欣赏纪念杯赛的球迷，而不是站在冰球场上的球员了。 第三章
天才的烦恼（I）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
1
2008年度的美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以一敌百》（1Vs.100），在第五次节目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兰根（ChristopherLangan）。
和其他很多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样，《以一敌百》也利用“谁想成为百万富豪”这个念头吊起观众胃口，提升收视率。节目的规则是组织100个普通人，扮演所谓的“挑战者”（Mob），这些“挑战者”每星期都要和一位特殊的嘉宾挑战智力，获胜者即可获得百万美元的奖金。受邀请嘉宾的智力足以应对100个普通人的挑战——按照这个标准，在所有的嘉宾中很难再找到比克里斯托弗·兰根更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了。
“今晚，我们的挑战者依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电视里面响起了主持人的旁白，“有请克里斯·兰根，美国最聪明的人。”出现在摄像机镜头里的，是一个健壮结实、肌肉发达的50多岁的男子。“普通人的智商是100，”主持人的旁白在继续着，“爱因斯坦的是150，克里斯的达到了195。现在，他满脑子都装满了宇宙万物的各种理论。他的特大号的脑壳真的能够绰绰有余地应对这些挑战者，获取百万美钞？《以一敌百》马上就会揭晓答案。”
在疯狂的掌声中，兰根大步走上舞台。
“你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特别高的智商就能在《以一敌百》中取胜，是吗？”主持人鲍勃·萨吉特问他，表情怪异地看着这位全美国最聪明的人，就像是在看实验室的一件标本。
“事实上我认为会存在层层困难，”兰根回答道，他的声音深沉而稳健，“如果你拥有高的智商，似乎就只应该思考深奥的问题，必须回避繁务琐事。但是现在我见到了他们，”他的目光转向那些挑战者，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个问题滑稽可笑，“不过，我想我能表现得很好。”
过去10来年中，克里斯·兰根莫名其妙地变得名声大噪。他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成为他们眼中的天才和非同寻常的名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他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杂志里面。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还把兰根载入自己的电影。
一个名为《20/20》的电视节目聘请了一位神经心理学专家给兰根做了一个智商（IQ）测试，兰根的IQ得分被精确地制成图表——他的智商太高了，因此不得不精确测量。还有一次，兰根接受一个特别的IQ测试，这个测试不同于普通人的IQ测试，是专门为那些聪明人量身定制的。除了一个问题以外，他答对了其他所有问题。①他6个月大的时候就学会了讲话；3岁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听着收音机播音员大声朗读一些有趣的文章，他跟着朗读，直到自己也能读这些文章；5岁的时候，他便向祖父质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他记得当时听到的回答令自己非常失望。
上学之后，他对语文之类的课程漫不经心，根本就没有怎么学过，但是他只需要在老师到来之前的两三分钟草草浏览一遍课本，测试就能拿到高分。少年时期，他成了一个农场工人，他开始广泛涉猎物理学理论知识。16岁那年，他开始阅读伯特兰·罗素的作品以及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深奥难懂的《数学原理》。“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中，他得到了很高的分数，即便在考试的时候，他打了一会儿瞌睡。”
“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数学，”他的兄弟马克说到兰根高中时候的夏季日常安排，“然后，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法语，接着是俄语。最后他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每一天，他都这样坚持。”
克里斯的另外一个兄弟杰夫说道：“你知道，当克里斯托弗十四五岁的时候，他画什么东西都轻而易举，画出来就像照片一样惟妙惟肖。在他15岁的时候，他在吉他上弹出的乐曲，可以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演奏相媲美。他真是太强了！克里斯托弗有一半时间都不在学校，他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露一下面就行，考试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只用两天时间就能掌握一个学期的内容，兼顾他需要兼顾的任何学科，然后又重新做之前他一直在做的事。对我们来说，要是能够这样轻松就搞定，那真是该狂欢一番。”①
在《以一敌百》的节目中，兰根表现得泰然自若，信心十足。他说话的语调低沉，一双小眼睛熠熠发亮。他说话从不拖泥带水，已经说过的句子从不再重复，他不假思索就能找到合适的措辞。事实上，他从来不说“嗯”、“啊”这些调节语速的叹词：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萨吉特抛向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轻松应对，仿佛这只是小事一桩。当他获得的奖金达到250000美元的时候，他似乎开始衡量是否应该退出挑战，现在，如果坚持下去就存在失去所有奖金的风险，这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他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愿意就此打住，”他说道，坚定地摇了摇萨吉特的手，停了下来——我们也许会想，就如很多天才那样，他总是见好就收。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年轻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Terman）遇到了一个名叫亨利·考埃尔的非同寻常的男孩。考埃尔在混杂的贫民区长大，由于和同年龄的孩子相处经常弄出事端，所以他7岁之后一直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长期在斯坦福学校附近的一所单课室学校当看门人。但是，在这段日子里，考埃尔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偷偷地在学校钢琴上演奏，他演奏得非常棒。
而测试智商是特曼的专长：50年后，世界上有数百万人进行的标准IQ测试——斯坦福－比奈测试——就是他发明的，因此，特曼决定测试一下考埃尔的智商。特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孩子肯定是聪明的。结果证明考埃尔不仅聪明，还可以说是天才：他的IQ达到了140，这是接近天才的水准。特曼被自己的发现弄得神魂颠倒。他想，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的“真金白银”没有被发现呢？
他开始搜寻其他天才。他发现了一个才17个月大就认识字母表的女孩子，和另一个4岁就开始读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女孩。他还发现了一个被法学院扫地出门的年轻人，因为法学院的教授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是不可能凭借记忆脱口说出法律意见书上冗长的条文的，除非是弄虚作假。
从1921年开始，特曼把研究天才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联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特曼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加利福尼亚的小学进行研究。学校的老师首先从班级挑选出最聪明的一些学生，然后对这些学生进行智力测试，测试成绩排在前面10％的学生进入第二轮的智力测试，这一轮测试成绩达到130以上的学生接着进行第三轮测试。最后，特曼根据最终测试的结果挑选出最聪明最厉害的学生。当所有测试结束时，特曼已经得到了250000名中小学学生的测试结果，其中有1470名学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间。这些年轻的天才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样本，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他们也因为成为“特曼人”（termites）而被人们牢记。
从这以后，特曼的整个生活都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关注着这些天才：跟踪他们，测试他们的智商，评估和统计测试结果，记录他们受教育的经历、婚姻、病例、心理健康表，以及每一次的提拔或者跳槽，这些都要忠实地记录下来。特曼还为他们书写求职推荐信和研究生入学申请的推荐信，他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咨询。所有这些都记录在他书写的《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StudiesofGenius）这本厚厚的红皮书中。
“对个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智商更重要，或许只有他的道德除外。”特曼曾这样说过，对那些高智商的人，特曼相信他们“能成为领袖，能够促进科学、艺术、政体、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期待。”随着研究的样本逐渐长大，特曼也及时更新他们的进展，记录他们杰出的成就。“这几乎不大可能，”特曼飘飘然地写道，他开始关注进入中学的样本，“如果报纸上报道的比赛或者活动，只要有加利福尼亚的那些男孩或者女孩参加，在获奖者的名单中，就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或者才几个我那些天才们的名字。”他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特别具有艺术天赋的天才书写的文学作品，让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与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结果这些文学评论家没发现多大的区别。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特曼说，这是一个能够成就“英雄业绩”的群体。特曼相信他的“特曼人”是专为未来美国的精英群体量身打造的。
现在，特曼的许多观点依旧左右着我们对成功的判断。学校存在很多专为“天才”设计的科目，名牌大学经常要求考生进行智力测试（就像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一样）。出于同样的观念，Google或者微软这样的高端技术公司也会对应聘者的认知能力认真地进行测试：他们深信IQ值较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潜力。（著名的例子是微软，他们要求应聘者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从而确定其是否聪明，该类问题包括这样的杰作：“为什么检修孔的盖子都是圆的？”如果你的回答不准确，那你就不够聪明，你无法胜任微软的工作。①）
假如我具有某种魔力，能让你的IQ提升30个点，那么你一定会不胜感激——对吗？可以预见，这能帮助你在社会上走得更远。我们一听到有一个像克里斯·兰根这样的人，我们的本能反应就会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特曼遇见亨利·考埃尔的本能反应一样。他们让我们敬畏，这些天才拥有睿智的头脑，我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拥有睿智的头脑更好的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
迄今为止，我们在《异类》一书中看到那些成就非凡业绩的奇才异类，他们更多的是依靠机遇，而不是个人的天赋。在这一章，我希望从那些更为纯粹、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凡之人——那些天才们的角度，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原因。多年以来，一旦我们希望了解高智商的意义时，常常受着特曼这类人的观念的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特曼犯了一个错误。事实证明他对那些“特曼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假如他遇到了年轻的克里斯·兰根——一个能在工作期间阅读《数学原理》的16岁少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特曼不了解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成功的真正秘诀在哪里，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犯这个错误。
3
“瑞文推理能力测验”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智力测试。这种测试不需要任何语言技能，也不需要掌握已知的任何知识，它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智能。标准的瑞文测试包括48项，越是后面的测试项目，难度越大，你的IQ得分取决于你回答对了多少测试项目。
下面，便是一个典型的瑞文测试题：
知道答案了吗？我想你给出的答案已经八九不离十了，正确的答案是C。现在，让我们试试这个，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题目。
正确答案是A。但必须承认，我是找不到这个正确答案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克里斯·兰根的答案几乎全都正确。我们说某某人像兰根那样非常有才气，指的就是他们具有解答最后这道题这样的本事。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都试图解答一个问题，这就是那些能够在瑞文这样的智力测试中获得高分的人，他们怎样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些处在分值底端的人们——他们的IQ不满70——通常认为智商有缺陷。普通人的智商是100：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分值，可能要上大学的想法永远都只是做白日梦。并且，如果你要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顺利毕业，你的IQ可能就得达到115以上。一般情况下，你的分值越高，你受的教育就越多，你挣的钱也越多，并且——不管你是否相信——你的寿命也会越长。
但是成功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的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①
“IQ为170的人比IQ为70的人思维更加敏捷，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心理学专家利亚姆·哈德森写道，“相近智商之间的对比——比如说，IQ在100到130之间的对比，结果也是这样。但是在两个具有很高智商的人之间对比，这个规律似乎就失效了……一个IQ为130的资历丰富的科学家和IQ为180的人一样，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哈德森看来，一个人的IQ就如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一样。一个身高为5.6英尺的人在现实中能否拥有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机会？没有。你至少需要有6英尺或者是6.1英尺的身高，才会考虑去打职业篮球赛。并且，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6.2英尺当然比6.1英尺有利，6.3英尺当然又比6.2英尺有利，但是只要超过了一定身高，身高优势就不再明显。一个6.8英尺个头的篮球运动员并不见得就比低他2英寸的球员厉害（迈克尔·乔丹，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的身高也只是6.6英尺）。篮球运动员只要达到一定身高就够了——一个人的智商也是这样，智商的作用同样有一定限度。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以一敌百》中曾说到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而兰根的智商是195。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出30％还多，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兰根比爱因斯坦更聪明30％，这种想法很可笑。我们只能说他们都能深入思考像物理学这样特别有难度的事情，这说明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够聪明的。
我认为智商的作用具有一定限度，这似乎和我们的直觉相冲突。我们常认为，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必定拥有很高的IQ分值，他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学入学考试得到高分；他们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他们在中学就有着闪亮的研究纪录，以至于被国家的顶尖高校挖走。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下边的列表，这是近年来（自2007年开始）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25位美国人毕业的大学名单：
安提亚克学院
布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华盛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凯斯技术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
汉密尔顿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
迪堡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圣母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耶鲁大学
肯塔基州联合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得克萨斯大学
圣十字学院
阿默斯顿学院
盖茨堡学院
亨特学院
没有人会认为，以上高校挑选的都是美国中学里最为优秀的学生。以上高校有耶鲁，有哥伦比亚，有麻省理工，但也有迪堡，有圣十字，有盖茨堡。这就是所谓好学校的列表。
同样的，下边是近年来摘得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25个美国人毕业的高校：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斯坦福大学
俄亥俄州代顿大学
佛罗里达洛林斯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格林内尔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麦吉尔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
赖斯大学
霍普学院
杨百翰大学
多伦多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哈佛大学
伯里亚学院
奥斯本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哈佛大学
当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你的聪明才智最少应该能够保证自己进入圣母大学或者伊利诺伊大学这个层次的高校。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捷径。①
这种观点是不是比较偏激？假如你十几岁的女儿发现自己必须在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之间做出选择，你会希望她进入哪所大学？我想你会选择哈佛，因为哈佛是“好”学校。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中，只有分数处于前面10%或者15%的学生才可能进入哈佛。
但如果按照我们已知的智力方面的知识，像分出跑步运动员的名次一样，对高校进行排名，却是毫无意义的。从IQ的绝对分值来看，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也许没哈佛大学的学生聪明，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聪明的，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也可以和哈佛的毕业生一样将来获得诺贝尔奖。
近来，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呼吁名牌高校放弃他们复杂的入学测试程序，只要让那些达到高校入学标准的学生像抽奖中彩票一样随机选择高校就可以了。“可以把学生分成两个群体，”史瓦兹说，“够格的和不够格的。够格的人可以被接纳，不够格的人就要拒之门外。”虽然史瓦兹也承认他的想法在现实当中无法被人们接受，但他说的绝对是正确的。正如哈德森写的那样（记得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曾对英国顶尖的男生寄宿学校进行了调查）：“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①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正产生比较严重影响的例子。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这项计划主要针对来自弱势群体的报考者提供赞助，正如美国很多顶尖教育机构做的那样。密歇根秋季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大约10%的学生属于少数族裔，假如法学院不放松对这群学生的要求——不降低他们入学标准考试的录取分数以及大学毕业的评分，而是和其他学生一样——那么这群学生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以下。而且，如果你将法学院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评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白色人种的学生表现更好。这并不奇怪：那些大学毕业评分和测试成绩比其他人优秀的学生，自然会选择同样是较高等级的法学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赞助性行动计划褒贬不一的原因。事实上，对密歇根大学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指控已经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关注：让那些比同类人逊色的人一起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看来有不公平竞争之嫌。
但是，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曾计划对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的毕业去向作近距离的调查：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进展？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满意？对社会和团体有什么贡献？他们赢得过什么荣誉？他们寻找一切现实生活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寻找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我知道的我们那些少数族裔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干得很不错，”密歇根该项计划负责人之一的理查德·兰柏说，“我们原来预计，调查人数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会不如白人学生做得好，尽管他们很多人应该还是成功的。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像白人学生一样好，没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的差异。”
兰柏所说的也是法学院必须正视的唯一选拔法则——那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如何——少数族裔学生并非不够资格。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即便密歇根大学这些少数族裔学生在学习资历上不如白人学生优秀，但是法学院培养的学生质量却足够高，他们的智商依旧超过了进入大学所要求的标准，他们足够聪明。如果整个房间的法学院学生都足够聪明，那么知道他们的测试结果就毫无必要。
4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种标准划分的观点。如果说智商只和某一方面相关，那么我们先把它搁置一旁，进入到其他方面——一些和智商毫不相关的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关注。就如前面说到的篮球运动一样：如果你够高，那么我们开始关注你的速度、球场上的感觉和灵敏度、控球技术以及投篮技巧。
那么，所谓的“其他方面”指的又是什么？好吧，如果要知道你的智商，我会让你看看另外一种测试。
看到以下的物体，请写下你能想到的它们的不同用途：
1.砖块
2.毛毯
这种方法叫做发散测试，和瑞文测验相反，它让你选出和正确答案相类似的所有可能性答案。它需要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发散。很显然，这样的发散测试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测试者希望知道的是你回答的数量和答案的个人特点，该项测试并不是测量分析能力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它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发散测试和收敛测试一样，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你不信，就暂时停下手里的一切，现在就开始试试砖块与毛毯的测试吧。
例如，下边就是“物体用途”测试的一个答案，这是利亚姆·哈德森从一位名为普尔的学生那里收集到的，这名学生是英国一所顶级中学的学生：
（砖块）可用来砸窗越货；砌房子；用在俄式轮盘赌里面，如果你想赌得舒服过瘾（第十步在轮盘上放一块砖，转动几下然后甩出去——没有谁能逃脱）；鸭绒被的每个角都系上一块砖头，使得被子铺开在床上；砸断空的可口可乐瓶。
（毛毯）可当床用；在密林里面铺开偷情；做帐篷用；点燃的烟火可传递信号；小船、手推车或者是雪橇的篷；毛巾替代品；近视的人作为射击练习的靶子用；可以用它接住从着火的大楼里面跳出来的人。
从上面很难找到普尔的答案，也不大清楚他的具体思路。他像是在恶作剧，有点反叛，他的答案也带点色情。他的思路从暴力跳跃到性再到从着火的大楼跳下的人们，再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怎样把羽绒被铺在床上。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再给他10分钟，他能够找出另外的20种用途出来。①
现在，为了便于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哈德森告诉我们说佛罗伦斯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天才，拥有很高的智商。
（砖块）用于建造物体，做投掷物用。
（毛毯）保暖，隔离空气灭火；绑在树上睡觉（类似于吊床）；做临时担架。
佛罗伦斯具有想象力？他只不过是对砖块和毛毯的普遍特征、功用进行了分类。佛罗伦斯的思路看起来还比不上普尔那样敏捷和富有创造力。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普尔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佛罗伦斯的智商有多高，这两个男孩的智商都超过了中学生的必要标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普尔的思路能够从暴力想象跳跃到性到人们从建筑物跳下来，其中没有一环缺失，而佛罗伦斯做不到。现在，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有才气，谁更可能成就一番伟业，谁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诺贝尔获奖者既可以来自圣十字大学，也可以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大学不会依据这种“砖的用途”来测试成绩，从而挑选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密歇根法学院里接受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没有分别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的道理，能否成为一个成功律师，显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释清楚的。它需要普尔那样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像比尔·乔伊那样刻苦，需要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雄心勃勃——密歇根少数族裔学生在收敛性测试里面较低的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无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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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特曼的错误。他过于执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特曼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长大之后成了书籍、学术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几个人成了政府官员，两个人成了高级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成为地方法院法官，两个人任职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有一个成为该州政绩优秀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看起来他们收入颇丰——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平庸无奇，很多人的事业令人惊讶地草草收场，就连特曼都没有精力考虑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在他费尽心血挑选的天才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他的试验团队曾经对两名小学生进行过智力测试，他们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但他们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全面批评了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特曼只是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随机挑选出来——正如挑选“特曼人”那样——并且根据智商进行划分，最后的结果必定像他辛苦挑选出的团队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样告终。“这样做并不能扩展一个人想象的空间和天赋的潜质，”索罗金认为，“这样是把一个‘天才团体’整合成了一个‘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换言之，正像我在本章开始的部分告诉你的一样，我们并不能从克里斯·兰根过人的智商里去真正理解他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是的，他是一个百里难挑一的人，他在16岁的时候就能通读《数学原理》；是的，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但这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想了解他在世上如何发迹，就必须进一步走进他的生活。
第八章
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地域广阔、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进入中国南部工业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被浓雾笼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形成了一道道长龙，整个区域电网四通八达。道路两边密布着制造相机、计算机、手表、雨伞和T恤衫的工厂，不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芒果、甘蔗、番木瓜和菠萝的农业种植园也高密度地聚集在此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天空非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宽阔；而两个世纪之前，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古时代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见。
珠江水从上游流经广州城区需要两个小时。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岭山脉蜿蜒下来的山峰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其中，零零落落的农民们土色砖瓦房散布在各个地方。小镇的露天集市上，竹篮里装满了鸡和鸭，地上放着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着一块块切好的猪肉，烟草和大米成堆地放在地上。冬天，稻田干枯，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放着去年的收成。在早春播种过后，潮湿的微风吹过，稻田就会神奇般地变绿。一旦到了丰收的季节，稻子很快就转为成熟，稻穗在稻田摇曳，看起来犹如黄色的海洋。
在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继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稻田的播种技术。时间飞逝，回溯历史，亚洲的农民们都同样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农业变迁。
稻田不同于麦田的“直接耕种”，稻田需要“开垦”，不仅仅需要清除树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头，还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开垦过的梯田、改良后的沼泽以及河流经过的平原上。稻谷种植需要灌溉，所以稻田必须修田埂，稻田周围需要修建水渠。这样在灌溉时，水渠里的水流经田埂上开凿的缺口，直接流进需要灌溉的每寸土地。
另外，稻田的土质层内需要有硬土层，否则水就会全部渗透到地下。但问题在于，稻种根本无法在硬土层上播种，因此在硬土层上还需要有一层厚度适中且柔软的黏土，黏土的作用在于保证种子始终处在湿度适宜的最佳状况。稻子还需要不间断地施肥，这又是另一种艺术。在过去，农民通常使用粪便和一种由豆壳饼、纤维植物燃烧后与河中淤泥形成的混合肥料来为稻田施肥。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施肥过量或者选择错误的时节进行施肥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一旦到了种植季节，中国的农民就需要在一百多种稻种之中选出适合今年种植的稻种。因为每种稻种在收益上都会有轻微的不同，所以农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种在产量上的差异和成长速度上的快慢以及遭遇干旱时的长势或在贫瘠土地上的长势。一个农民可能会同时播种十二种甚至更多种类的稻子，来平衡季节以及气候将给稻田收成带来的影响，以降低播种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农夫或农妇（实际上，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在参与，因为种植稻谷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将根据不同的品种选择特定的种床来培植稻种。经过几个星期的培植之后，稻种将被转移到田地里，每垄地间隔6英寸，然后辛苦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手工除草的工作必须一直持续，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养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种子就会因缺少养料而死掉。有些时候有些稻穗还需要用竹刷梳理，以便驱赶害虫。除此之外，农民们还需要不断检测稻田的水位是否合适，以确保夏季里的水温不会太高。当稻田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经常找亲戚朋友来帮忙收割，同时进行第二次播种，为此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为主，一般白米粥配上莴苣、小咸鱼和笋丝；午餐就是喝过多的粥而已；晚饭则是米饭加菜。大米通常都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当地，大米是衡量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标准，它揭示了人们每天的工作强度。“民以食为天，”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孔卡洛·桑托斯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2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然后背过脸去，用20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几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memoryloop）是2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我们在2秒钟内所说的话或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2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7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
这个例子选自斯塔尼斯拉斯·德阿纳的《数感》（TheNumberSense）一书，在书中，德阿纳解释道：
中国的数字非常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举个例子来说，“4”的读音是“si”，而“7”的读音是“qi”），他们对应于英语中的“four”和“seven”，“seven”听起来似乎还要长，这些数字的发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语和汉语语言长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在记忆上的时间差距。语言被区分成很多种，如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讲话者的记忆能力通常同他输出数字时所需时间长短有因果关联。在这个领域里，最佳记忆力的奖项要颁发给讲粤语的中国人。语言上的优势使得香港人获得了超群的记忆能力，他们甚至可以用1秒钟记住10个数字。
这也同样表明，在数字符号体系方面，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把“14、16、17、18、19”说成“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因此，大家会认为我们会把“11、12、13、15”说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fiveteen”，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命名，而是采用不同的数字符号，我们把“11、12、13、15”分别称为“eleven、twelve、thirteen、fifteen”。同样，我们把“40”和“60”称为“forty”和“sixty”，他们听上去与跟他们相关的数字（“4”和“6”）很像。我们把“50”和“30”还有“20”称为“fifty”、“thirty”还有“twenty”，这听起来很像“5”（“five”）、“3”（“three”）和“2”（“two”），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两位数，比如“20”以上的数字，我们将十位数放在个位数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对于10以上的数字，我们采取相反的数字输出方式，个位数在前，而十位数在后，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逻辑顺序的数字符号体系，英语的数字体系没有规律可言，如“11”就是“11”，“12”就是“12”，“24”就是“24”，并且以此类推。
这种数字长短上的差异使得亚洲孩子学习数字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孩子。4岁的中国孩子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孩子则只能数到15，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即使到了5岁也不能数到50。换句话说，在许多基础数学技能方面，5岁的美国孩子已经落后于同龄的亚洲孩子一年。
亚洲孩子凭借其数字体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一些基础运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个讲英语的7岁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她就必须先把单词转换成数字（37＋22）。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做出这道数学题：2＋7＝9，30＋20＝50，再相加等于59。同样，要求一名亚洲孩子计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前，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将单词转换成数字：答案就是59。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西北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卡恩·弗森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便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他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①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②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礼节是造成韩国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实现21世纪的社会大业推波助澜。正如我们在以上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为权力距离指数上的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三维度或者两个维度，而是四个维度上的差别。我们不能理解，还有多少社会历史传统会对21世纪的科研任务有所影响。是不是在一种以粮食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你的数学能力就一定会很好？稻田是否会对课堂上的成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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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水稻，你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面积。水稻的面积小到让人意想不到，如果你不是亲自站在田里，你不会想到一亩地也就是酒店里一间房间的大小，只有一公顷的十五分之一。一名亚洲的农民一般也就能耕种2～3亩地，如果有一块450英亩的土地，在中国，这需要村子里的1500人去耕种。但是如果在美国中西部，这只是一家农民耕种的面积。按照这样的比例，通常，中国一个农民家庭中的五六口人就依靠着两个酒店房间大小的土地来谋生。
农业的差别非常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农业是属于“机械化作业”。在西方，如果一个农民想变得更有效率并且能够增加产量，他就必须要引进更多精密的农业设备，如打谷机、稻草打捆机、混合收割机、拖拉机，这样他就可以用机械操作代替更多的人力，从而开发更多的土地并且增加耕种面积。因为农业机械化使得他付出同样的劳作，却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日本和中国，农民没有余钱去购买设备，并且情况也不允许他们开发更多的土地。因此耕种水稻的农民只有依靠他们的智慧去提高他们的产量，如更加有效地管理时间，作出更好的抉择。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库·贝瑞曾经指出，稻田农业是种“技术作业”：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要更加辛勤地除草、谨慎地施肥、多花心思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调整合适的土层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回溯一下历史，毫无疑问，耕种稻田的农民总是比耕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更辛苦。
或许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每位生活在非现代化社会的人的工作都十分辛苦。显而易见，这是个误解。举个例子，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捕猎者的后代，通常很多捕猎者都聚集在一起，过着十分悠闲的生活。一群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灌木丛中的土著人，至今还保持着这种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依靠水果、浆果、植物根茎以及一种特殊的坚果和大量散落在地上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他们从不耕种，但现在的耕种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准备、播种、除草、丰收、储藏。他们也不圈养家禽，原始人里的男性偶尔进行打猎也只是为了运动。通常来说，土著人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不会超过12～19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用在跳舞、消遣及走亲访友上。那么他们每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000个小时。（当土著人被问及为什么他们不种植农作物时，他们会用不解的神情反问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坚果，为什么我们还要种植？”）
或者想想生活在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的200多天里，农夫和农妇们或许都在田里干活，从日出到日落。这样每年都会工作1200多个小时，在收获和春季播种的季节，每天工作的时间会更久。在冬天，工作量会减少。在名叫《发现法兰西》（TheDiscoveryofFrance）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罗伯写道，法国乡下农民的生活除了偶尔穿插一些工作外，有大把无聊的闲暇时间，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更是如此。
“本书和另一份（关于法国乡村生活的）报道描述了人们99%的社会活动。”他写道，“书中大部分记录的都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地区，通常在早春或晚秋时节。”如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明年春天的3、4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在法国其他气候很温和的地区，尽管冬天的气温很少低于零度，但冬眠的情形同样存在。罗伯继续写道：
很长一段时期，佛兰德斯地区都十分荒凉，1844年，一名官员在一份针对涅夫勒省的报告中，揭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勃艮第地区的农民在丰收的季节到来后就把葡萄树根埋起：“在修理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们主动削弱自己的动力。”
人类的冬眠是基于身体与经济上的考虑，避免身体上的消耗带来的饥饿感，从而降低新陈代谢……人们每天混沌度日，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后，阿尔萨斯和加来地区的官员声称，酿酒的工人和农夫，在进入冬季后就“不再工作”，“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相反，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农民，是不会在冬天里睡觉的。从11月到来年的2月，农民们大多会做些副业，如扎竹篮，做竹帽，而且还会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里干活。不仅如此，还会做豆腐、做大酱、捕蛇（蛇的味道很鲜美）、捉昆虫。到了立春时节（意味着春天快到了），农民日出晚归的务农生活又开始了。相对于那些机械化务农的农民，他们需要付出10倍到20倍的辛劳。据统计，每一名种植水稻的农民的年工作量有3000多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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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时代，珠三角地区农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每年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居然有3000多个小时，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烈日当头下弯着腰在地里播种、除草。
而农民们唯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只有努力工作，这同在纽约做服装生意的犹太移民一样。这非常重要。首先，对于耕田的农民来说，付出与回报是显而易见的。你在稻田地里付出的越多，收成也就越多。第二，农活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不会只是简单在春季播种，然后就可以在秋季里收获，他们需要有效率地去经营运作，比如说需要整合人力，选择不同的稻种以保证一年的收成。同时管理复杂的灌溉系统，做好协调准备工作，使得第一次收割和第二次的播种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农民是有自主权的，在欧洲的农民只能从他们所属的贵族那里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而且他们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中国和日本的体制有所不同。西欧的体制不适合稻田农业文化，种地是件很复杂的事，体制无法强迫或威逼农民每日很早起床去田里干活。在14世纪到15世纪，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地主同租户的关系已不具有所属关系，地主只收取固定的土地出租费用，其他的事情全部都由农民自主决定。
“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