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克尔，林敏雅 日期：2014-08-18 16:51:06
《写给我的生活的信》是关于职场过劳、职业枯竭现象的探讨。作者米丽娅姆?梅克尔（MiriamMeckel）曾是德国最年轻的教授，美丽聪明，事业有成。她曾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并且作为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权威媒体人，以完美及专业的公众形象穿梭在学院、媒体及企业之间。她的生活可以用“多线程”来形容，每天的工作无休无止，以至于要把家当成换洗衣物的地方，要用提高工作量来克服工作超载带来的不良后果，终于，身体在精神之前发出警告，她不得不入院治疗。诊断结果是：Burnout（字面意思是“烧坏，燃料耗尽”，也指“职业枯竭”，由过度工作引起的身心疲劳、筋疲力尽、过劳）。 她如同一列失控的列车，终于燃料耗尽。
在山间的疗养机构，她终于可以回归自己，探寻生活的真谛。她回顾了自己的工作、家人、朋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伴随着对医院疗程、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的阐述。把一切梳理清楚之后，她提起笔，给自己的生活写了一封信，请求生活的归来。
在这本书中，梅克尔用诚恳真挚的文字，将唯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知晓的痛楚、感悟明晰剖白，冀望能够点醒读者，让读者重新审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不要被工作侵吞掉全部的生活。
本书出版以来，在德国排行榜上停留达24周之久，并且引起了各大电视节目及报章杂志探讨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失衡后的“过劳”“工作倦怠”现象。
作者简介：
米丽娅姆·梅克尔MiriamMeckel
1967年生，大学时于德国明斯特攻读出版传播学、汉学、政治学与法律，曾到台北进修，以关于欧洲媒体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是德国当代极为知名的女性公众人物，主持过许多媒体、新闻、政论节目，曾任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政府发言人，之后为欧洲、国际事务暨媒体秘书长。1999年，32岁的她成为德国最年轻的教授，为企业提供咨询，为国会建言。自2005年起，担任瑞士圣加伦大学媒体与沟通管理研究所教授。发表众多与媒体主题相关的论文。
著有《无法达到之幸福：远离沟通陷阱》(DasGlückderUnerreichbarkeit:WegeausderKommunikationsfalle)、《NEXT：回忆一个没有我们的未来》（NEXT:ErinnerungenaneineZukunftohneuns）。
林敏雅
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德国特里尔（Trier）大学心理系深造，并于萨兰（Saarland）大学修习艺术史，目前旅居荷兰并从事翻译工作。因翻译《写给我的生活的信》，荣获欧洲翻译者协会针对当代德语文学翻译者的奖励。
米丽娅姆·梅克尔MiriamMeckel
1967年生，大学时于德国明斯特攻读出版传播学、汉学、政治学与法律，曾到台北进修，以关于欧洲媒体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是德国当代极为知名的女性公众人物，主持过许多媒体、新闻、政论节目，曾任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政府发言人，之后为欧洲、国际事务暨媒体秘书长。1999年，32岁的她成为德国最年轻的教授，为企业提供咨询，为国会建言。自2005年起，担任瑞士圣加伦大学媒体与沟通管理研究所教授。发表众多与媒体主题相关的论文。
著有《无法达到之幸福：远离沟通陷阱》(DasGlückderUnerreichbarkeit:WegeausderKommunikationsfalle)、《NEXT：回忆一个没有我们的未来》（NEXT:ErinnerungenaneineZukunftohneuns）。林敏雅
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德国特里尔（Trier）大学心理系深造，并于萨兰（Saarland）大学修习艺术史，目前旅居荷兰并从事翻译工作。因翻译《写给我的生活的信》，荣获欧洲翻译者协会针对当代德语文学翻译者的奖励。
目录：
向着我的一扇窗
腾出内在的空间
感官之惑
生活失去界限
山间夜未眠
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
饮食节制
要写多少文章才会受喜爱
他人的生活
心中的岛屿
我们必须能够看见
“容易保养”的人
一个人的“操作系统”与真实的生活
内在的领悟
谁是我的朋友向着我的一扇窗
腾出内在的空间
感官之惑
生活失去界限
山间夜未眠
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
饮食节制
要写多少文章才会受喜爱
他人的生活
心中的岛屿
我们必须能够看见
“容易保养”的人
一个人的“操作系统”与真实的生活
内在的领悟
谁是我的朋友
纹（文）理
亲爱的生活 腾出内在的空间
几个月以来，对于一件正在做的事，我只能集中注意力几分钟。在阅读的时候，我会突然察觉到我在想其他的问题，虽然我的目光仍然在书上随字行前进。有时我还知道刚读过的段落的大意，但是大部分时候并非如此。于是我必须回头再读一遍，而且很可能又是同样的情况。在阅读当中，我常常会中途跳起来，因为忽然想到一些和文章内容不相干的事，但是又和其他我正在忙的主题有关。我知道自己会忘记它们，必须立刻记下来。就这样，阅读又中断了，之后得回头阅读，好重新找到脉络。偶尔在这时候我又分心了。
于是阅读就成了冗长混乱、缓慢前进的过程，随着文章结构一路充满小小的反馈回路。对于真正复杂的文章，譬如因为职业的关系必须经常阅读的学术论文，我就得非常费力才能至少在某些段落保持专注。阅读让我精疲力竭，很快就感到饿了。然而没多久，或者往厨房走到一半时想起其他的事，我就又忘了要吃东西。
在我听演讲或别人较长的阐述说明时，也同样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我的思绪游走，前后跳跃，预先设想了演讲者的用意所在，从这一刻开始我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主题中断。于是我拿起黑莓手机，搜索日程本中必须完成的事，或者拿起黑色“鼹鼠皮（Moleskin）”笔记本，记下所有想到的还有我认为重要的事。就这样，如果对于正在进行的计划我有了新的点子，有时我也迅速写下简短的文字，稍后可以整合到要写的书里，或者为待解决的问题画分析图，寻找答案。
如果真想不出其他的，我就一一写下待办事项。这样一张列表能减轻我的负担，它让我感觉自己正在“完成任务”，纵使只是记下来，稍后仍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完成。这些列表也让我把飘动的思绪引导到笔记本上，一旦记下必须解决的事，便不至于忘记。这样我的脑子就可以放开它们并腾出许多空间，我才能不受干扰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譬如正在前面演讲的人身上。
在非常紧凑的时刻，我的注意力不集中也会显现在视觉上。我会看见一堆东西，却无法让其中一样在知觉中凸显出来。如果我勉强尝试，所有的东西仿佛不可分离地一同朝我而来。我在脑子里把整个图像放大，但是仍旧一团模糊。对此，一直以来我只有含糊的感觉和体验，直到我坐在诊疗室里，医生要我对一堆长形的木块编组排列，我才清楚意识到这种现象。每一块木块代表我的一部分认同，我竖起那些木块，东移西挪，我必须考虑它们的优先级，必要时再加以修正。
我看着一组木块，试着把焦点放在其中的一块上，我办不到。我一集中焦点，所有的木块仿佛都冲向我，而且是一整组模糊地迎面而来。一旦我放轻松，它们又退回去了，同样是一整组。也许我应该高兴可以有这样的结论：我发展出整体性的认同，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全部属于同一个整体。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自己也清楚优先级确实存在。我甚至知道我想要逼退或完全摆脱其中某些部分，但是我办不到，我的内在之眼不断变焦，看到的却总是整张图像。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我全身发热并感觉轻微晕眩。所有的细节隐没在整体当中，我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也没有力气从整体中解析出个别的部分。
生活失去界限
15年来我环游世界各地，工作、演讲、写作、谋事、出任代表，一直到非就医不可的地步。我对自己对环境都没有划出界线，周遭环境对我过多的要求犹如水蛭将宿主的血吸干。我是真的乐在其中，我喜欢旅行，喜欢和学生在一起，我热心推动新的事物，乐于发掘新的点子。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我无法找到介于“太多”与“太少”之间的“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现在我突然停摆了，确确实实停摆了，两个星期，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足不出户，只是不停地睡。稍微恢复之后，我很想回到在瑞士的家，回自己的房子，坐在自己的沙发上。我搭火车从柏林回圣加仑，车程十小时。以前我绝对不会想要坐火车，但是我现在不能也不想搭飞机，开车至少要八小时，以当下的状况，我不相信自己办得到，我太容易疲倦了。
现在回想，我已经记不清当初是怎么上火车的了。那十小时的记忆不见了，我只知道必须在慕尼黑换车，从柏林出发的高速列车（ICE）当然又误点了，当时我害怕必须在慕尼黑等下一班开往圣加仑的火车，害怕自己必须拖着两个装满六星期衣物的皮箱换月台。唯一还有的记忆就是：我害怕换火车。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清并接受了事实。我忽视了很多征兆，很多情况下我明显感觉自己不再得心应手，但还是高估了自己，而把身上最后的可能性榨干了。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一天我会停下来，尤其在生病以及精疲力竭的状态中我更不愿相信。
这是个艰难的过程，之所以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就我们社会的许多层面而言，生病都被视为“不正常”、不受欢迎、不被接受的，我在社会化及成长过程中可能也学会了这样的态度：生了病就要赶快好起来，才能过正常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疾病，有的人避而不谈病痛或疾病的特殊情况，因而变得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张口，也许根本也不愿说，因为一旦命名称呼，就意味着接纳，给了一个名字，让它成为自己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这过程很复杂，等于向环境挑战，它预设了接受偏离常规的东西，通常这是非常耗费力气的。
入院之后，我读了尤丽?策（JuliZeh）的未来幻想小说《犯罪事实》（CorpusDelicti），我在书中的一个段落停住了。尤丽?策描写了一个未来的保健专制体制，书中的社会受到“方法”的统治，一切任其安排。“方法”计划完全排除疾病，因此要求个人主动为此目标努力，同时接受监视控制。健康是公民的首要义务，“方法”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有一定的运动量，并上交饮食和睡眠报告。“方法”不仅要求而且控制，如果照我几个月前的状况，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下我堪称模范公民（除了必须隐藏我无力抵抗上好红酒的弱点之外）。我很“正常”。“理智上来说，有什么理由反对把健康视为正常的同义字？零故障、完美无瑕、健全运作，没有比这个更适合作为典范了。”——这真是科幻小说？
哲学家彼得?斯罗特迪耶克（PeterSloterdijk）在他700多页的《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DumusstdeinLeben?ndern）里分析了“理论式的命令句”：“随时随地你都应该表现杰出，好让后人在描述你事业成功的故事时，将它当作世人的典范模式！”我不愿再成为模式，我也不是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我只希望部分的生活恢复正常，然而恢复的速度非常缓慢，有时十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我能挺住就算有成绩了。
摘自：一个人的“操作系统”与真实的生活
当我坐在窗前的狭窄木板上思索着这些事时，内心几乎升起一丝愤怒，并不是因为世界像我描述的那样运作，而是我在生自己的气，因为我也总是遵循这世界的期望来运作。也许是想成为它的一分子，自己心甘情愿如此。因为这样的适应力，我们多多少少自愿回到泰勒主义的时代，今天的泰勒主义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不再像从前那般嘈杂脏乱，但是我大可以这么论证，一些今天开始视作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让我想起了19世纪。
当时有芝加哥屠宰场的“拆解式生产线”（disassemblylines），那是提高生产力的完美形式。它的基础是先将整个生产过程完全分解，然后再让每一个步骤精益求精。亨利?福特（HenryFord）将此模式应用到制造汽车的流水线上，其他许多行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合理化步骤来提升生产力。当时工业革命的支流在经济各领域有了突破，于是全都以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依据，他的理论是将工厂视为机器，工厂里的工人就是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将人视为非人的机器的一部分，那么个人便会在结构中消失融解。通常这对以此整体结构工作赚钱的人来说，的确有很大的好处。若从理论上来观察分析组织及其结构也有诸多优点，因为这些组织，譬如一家企业、一所大学或一家投资银行，就算换了在里面工作的员工、教授、从业人员也要能够生存下去才行。因此，如果不是观察个别的完整的人，而是分开观察人的特性和其在组织中的行动作为，在理论和实务上也是有其意义的。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便认为，组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人以上的活动或力量的体系”，换句话说，他认为建立组织的基础不是人，而是服务、行动、交涉或影响力。……